目前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重点及其相关政策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前我国论文,宏观调控论文,相关政策论文,目标论文,重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宏观调控目标分析
一般而论，宏观调控目标大致可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一般性、综合性的指标或最终目标，主要是四个，即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另一类是具体性、行业性的指标，包括产业比例指标、投资效益指标、收入指标、消费率指标等。这里不对具体性指标和国际收支平衡指标作分析，只集中阐述综合性的前三个指标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高增长与大幅度周期波动并行的局面。就周期性而言，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周期：
1978-1984年为第一周期。峰值为1978年和1984年，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分别为11.7%和15.2%；谷底为1981年，当年GDP增长率为5.2%；周期波动长度为7年，并呈"V"字型起伏。
1985-1987年为第二周期。峰值为1985年和1987年，当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3.5%和11.6%；谷底为1986年，当年GDP增长率为8.8%；周期波动长度很短，只有3年。
1988-1992年为第三周期。峰值为1988年和1992年，当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1.3%和14.2%；谷底为1990年，当年GDP增长率为3.8%；周期波动长度为5年。并呈"V"字型起伏。
1993年以后为第四周期。现在这一周期只有下滑的半周期，即从1993-1999年经济增长率始终处于下降状态，峰值为1993年的13.5%，谷底现在尚未见到。这个下滑的半周期持续时间较长，现已有7年。
根据上述周期性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1.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过大。年经济增长率的最高值为15.2%，最低值为3.8%，两者相差4倍。
2.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常常呈"V"字型，下降速度快，提升速度也快，且波动时间较短。
3.总体增长水平很高。根据外经贸部公布的资料，1979-1997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居世界第一位。而同期指标发达国家为2.5%，发展中国家为5%，亚洲国家为7.3%，拉丁美洲国家为2.9%，非洲国家为2.2%，它们与我国的差距十分明显。
面对我国高经济增长与大幅度周期性波动的情况，必须深入研究三个基本问题：第一，经济增长大幅度周期波动好不好？第二，经济增长速度是否越高越好？第三，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何种水平为宜？
一般而论，在经济理论及实践中，人们所见的都是反经济周期波动的学说。即使有的学说认为经济周期波动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也主张要采取措施使经济波动微波化。之所以如此，关键是经济大起大落背离了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规律。至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在现实经济增长理论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负增长或零增长理论。其基本观点是为保护全球资源环境和减少资源的浪费，发达国家的年经济增长应维持在现有水平或负值水平上，否则地球将难以承受高消费的压力。二是缓慢增长理论。其基本观点是，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高、资源耗费多、通货膨胀压力大、人口增长缓慢，所以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2%就可以了，这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满足新增人口的消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是高速增长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年经济增长率可达到3%以上，发展中国家年经济增长率可达到或超过5%，其目的是不断开发资源，尽快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这种理论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之所以能超过发达国家，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低，搞粗放式经济增长有潜力、有市场。
在我国，现在却有人把高经济增长理解为年GDP增长率超过8%或10%，只要达不到就算经济衰退，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还有的人主张我国经济增长率必须超过10%，才能解决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农民收入低、城镇下岗职工多的问题。甚至还有人想出让人民币每年升值2%的办法，以实现用美元表示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超过10%，这种主张也是有害的。客观地讲，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确实不宜定得太高，长期稳定在6%-7%就很好了，不应人为地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基本道理是：(1)回顾历史我国经济增长之所以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周期波动，在经济建设中之所以会出现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片面追求高速度。(2)我国人均资源水平低，现实生产能力已有相当大的部分过剩，市场又疲软，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高谷低运行状态，若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人为强调高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代价高，而且很难办到。(3)目前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的根本动力是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这是结构性的推动因素，而不是单纯的数量扩张和投资冲动。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高质量、高效益，我国必然要经历较长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也不宜太高。
（二）币值稳定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1997年我国年年受通货膨胀的困扰，其中1988-1989年和1993-1995年，我国年通货膨胀率曾分别为18.8%、18%、14.7%、21.4%和17.1%，超过了两位数，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这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破坏作用。对此，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曾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坚决治理通货膨胀。但是自1997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业绩以后，通货紧缩的新情况、新问题又逐步显现。1998-1999年我国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为-0.8%和-1.4%。截止到2000年1月，我国消费物价指数已连续21个月出现负增长。面对这种新情况，许多人产生了重新启动通货膨胀政策的念头，甚至有人主张实行6%-8%的中度通货膨胀政策，这种观点是十分有害的。
众所周知，我国实行不兑现纸币制度，没有自动紧缩货币的实物或贵金属保证，很容易实现货币供给的扩张或松动，引发通货膨胀，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人为过度抑制货币供给，引发通货紧缩的情况，则仅仅是不兑现纸币制度下的一种特殊现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现存的通货紧缩现象是很容易治理的，不可能像通货膨胀那样长期存在。况且我国这9年的货币供给量并没有收缩，而是持续超GDP增长的。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还可以考查下列情况：(1)目前导致我国消费物价指数负增长的主要商品有三类，即农产品、交通和通讯产品以及耐用家电消费品。这些商品降价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即过去定价过高。有人曾作过测算，90年代以来我国物价总水平上涨95%-100%，而近两年降价的总幅度仅在5%左右，所以对现实轻度通货紧缩的负面效应不应估计过高。(2)我国人均消费水平很低，1999年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只有1677元，城镇居民家庭每人全年消费支出也只有4616元。此外，按国内标准，我国现有4000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按国际标准则有2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这些人的消费潜力更大。因而通货紧缩现象不可能在我国持续。(3)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不断扩大，到2000年2月底已达6万亿元。对此，有人认为我国通货紧缩现象源于居民追求储蓄而不消费，所以应大幅度降息放储蓄，甚至不惜采取零利率政策。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储蓄会转化为信贷投资，投资中的40%又会转化为居民的消费，这是常识，根本不存在“钱到银行死”的情况，况且银行经营证券业务也要有储蓄的支撑。其次，储蓄额虽然增大，但储蓄年增长率却持续下降。1996年储蓄增长率为29.9%，1998年就降到15.4%，1999年则更进一步下降至11.6%。这说明居民储蓄倾向相对大幅度下降。最后，降息会遇到“流动性陷阱”的问题，其作用有限。(4)我国现实消费物价水平已出现上升趋势。2000年2月消费物价水平比上年同月上涨0.7%，预计全年可上涨1%左右。
（三）充分就业分析
充分就业一般是用失业率指标来衡量的。若年失业率为4%-5%即可认为实现了充分就业。在国外，失业率的统计是包括农村劳动力的。但在我国现行的失业率统计中，即不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也不包括城镇企业内部下岗、待业和富余的劳动力。所以我国现行统计公布的失业率被称为城镇登记失业率。1997-199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皆为3.1%，总失业人数为570多万人。这个统计口径显然是太小了，而且长年变动幅度不大。倘若加上城镇企业内部下岗、待业职工人数，则我国城镇失业率将会达到9%左右；倘若再加上城镇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则我国的失业率将会达到30%左右。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可容忍的年失业率为6%以内，超过12%则为不可容忍的恶性失业率。由此看来，我国城镇失业率已超过了可容忍的界线，而城乡失业率则超过了恶性失业率的界线。尤其是考虑到有专家估计在2000-2005年我国将进入新一轮就业高峰期，那时每年需要就业的新劳动力将会达到2000万人。所以，现在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国都会面临解决就业问题的巨大压力。不过，我国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有一个传统的做法，即政府只管城镇劳动力就业，不管农村劳动力就业。1998年我国就业总人数为7亿人，其中城镇为2亿人，只占29%的比重。相对而言，政府解决就业的职责和范围就小多了。相应地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就非常庞大，难以为实现城镇建设所容纳。1998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3.5亿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为50%；这个比例虽然比1978年的70.5%下降了近21个百分点，但其比例和总量仍然过大。为此，现在还不能指望政府完全放弃传统的做法，但政府也有责任通过加速城镇化发展的长期战略来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
二、宏观调控重点的正确定位
我国政府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据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把宏观调控重点放在了供求总量平衡上，即一方面全面扩大供给，另一方面抑制需求，治理通货膨胀。在这种调控重点中，之所以要全面扩大供给，原因是当时我国经济面临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之所以要抑制需求，尤其是要压缩投资需求，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政府支持下的投资扩张，易于引发投资膨胀与物价上涨的连锁反应。
经过“六五”、“七五”、“八五”计划年均GDP分别增长10.7%、7.9%和12%之后，从1996年开始，我国经济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国有企业开工不足，亏损严重。据统计，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为37.7%，净亏损310亿元，这在当时是我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亏损记录。针对这种新情况，政府试图从供给角度对原有的宏观调控重点作一些调整，提出1997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这表明宏观调控的重点开始转向优化结构。
但是，1997年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收效不大，于是政府在1998年本着“稳中求进”的思路相继采取了一系列以扩大需求为主的政策措施。包括降低存贷款利率，鼓励城镇居民购买公有住房，增发1000亿元建设债券，提高出口退税税率等。这些措施的出台，标志着宏观调控的重点已明确转移到刺激需求方面，而且是重中之重。1999年政府又根据出口大幅度下降的实际情况，更进一步明确了扩大需求的实质内容是内需，即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以表明政府在刺激需求方面的主要政策导向。
综上分析，人们就不难发现，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虽然涉及优化结构与刺激需求的两个方面，但实际上刺激需求又是首要的、主要的方面。这种宏观调控重点的选择，确有一定的缺憾。具体分析如下：
1.当前我国某些产业、行业和产品的供给已经显现出全面供给过剩的危机，如煤炭、纺织、机械、家电、粮棉种植、烟草等行业的产品就是如此。解决这种危机一般不宜采取压价或扩大投资的办法，而只能采取优化结构和压缩供给的办法。
2.由于受供给结构的影响，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也具有很强的结构性和需求弹性。如居民现实消费倾向集中于高档食品、医疗保健品、住房、家用汽车、通讯器材、电子计算机、有价证券、文化娱乐、旅游、教育和社区服务等方面。对此，如果需求调控政策能够满足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和需求弹性的变化，那么这种政策才会有效。但当前我国实施的需求调控政策，却缺乏对消费结构和需求弹性的刺激力度。
3.在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的现实条件下，过快推出涉及消费热点的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措施，试图刺激居民在这些领域的消费需求，使之能够发挥“乘数”效应的做法，实际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这种试图让政府财政少出钱的需求政策，与居民要求政府多花钱以增加供给的愿望相悖，结果导致居民即期消费更加小心谨慎，消费总体水平进一步萎缩。
4.在现实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投资额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例已大为降低，而银行和企业作为自主投资主体，受投资效益的制约，一般不会再盲目投资，也不会轻易跟着政府投资的“感觉走”，从而使政府单纯追加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银行“惜贷”、企业“惜投”的问题。
5.目前我国居民个人的直接投资渠道很少，绝大部分收入节余只能转化为银行储蓄，使之难以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主体。据我国金融部门统计，到1999年底，我国居民金融资产达84940亿元，其中储蓄存款9622亿元，占70.2%；债券8984亿元，占10.6%；居民手持现金5717亿元，占6.7%；保险准备金5720亿元，占6.7%；股票及其他股权4900亿元，占5.8%。这说明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居民直接投资很少，严重制约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
6.当前我国城镇失业问题突出，单纯指望刺激需求的政策难以有效解决。主要原因是，当前我国城镇失业问题缘于以产业部门和产品技术结构调整为代表的结构性失业，短期需求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增长，虽然可以带动以建筑业为主的青壮年劳动力就业的增加，但从长期看如果没有新市场、新产业、新岗位的开拓，即没有结构的优化，那么我国城镇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就无法根本解决。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增加就业尤其是城镇下岗职工的就业，只能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及其相关产品。这种观点，对通过发展商业、运输业等来扩大就业有一定的益处，但它决不能用于排斥高科技、高智力、高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以及产业升级、产品换代。美国从80年代开始搞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和金融风险投资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结果导致新就业岗位迅速大量增加，有效解决了失业问题。1998年美国的失业率只有4.5%。相反，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和法国，由于没有抓住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机遇，致使现实失业问题十分突出。1998年德国和法国的失业率分别为9.4%和11.6%。这值得我国很好借鉴。
通过对上述我国以刺激需求为主的宏观调控重点的缺憾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宏观调控重点定位应当调整。调整的基本方向是突出优化结构的主导和重点地位。
三、与宏观调控目标、重点相配合的若干政策选择
既然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基本导向，都已决定了我国宏观调控重点的主要方面应是优化结构，刺激需求也要以优化结构为基础，那么与宏观调控重点相配合的各种政策，也必须适用于优化结构的需要，并以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
（一）投资政策
1.有效解决投资主体缺位的问题。关键是让居民个人有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企业直接注资。
2.明确投资的倾斜性和支持性。这就是说，政府的投资要集中投向具备有效需求条件的公共性和启动性的领域，使之能对企业和个人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尤其对科研与开发领域、教育文化领域、卫生福利事业、中西部开发区域的投资，国家可通过有关政策性融资机构，对企业和个人投资业务进行担保、降息、贴息、入股、买卖经营权等方面的支持。
3.注重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的问题。当前我国既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和实物资源，也有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这就要求政府不能只关注搞固定资产投资的问题，还必须更加重视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的现实问题。政府在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方面，不仅可以采取向银行注入资本金，出资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实施债转股的办法，而且还可以采取直接向银行投资置换不良资产或直接拍卖银行不良资产的办法。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大量实物资产和资源，政府也可以采取强制进行并购、出卖、转赠等处置措施。
4.强化投资的约束机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坚决压缩全社会对落后产业、夕阳产业、危害生态环境产业以及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产业的投资，同时定期制定不允许再进行投资的产业、行业和产品目录，并依法予以监管落实。(2)加强投资的质量约束和资金约束，防止出现豆腐渣工程和投资无底洞工程。(3)对政府投资项目一般都要允许国内甚至国外的银行、企业和个人参与出资入股，不搞政府独资。
5.鼓励和支持对外投资。据外经贸部的统计，1979—1997年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共有5400家，累计对外投资额只有60.7亿美元；而同期我国累计批准外资企业共计32.5万家，实际利用外资额高达4000多亿美元，两者形成了巨大反差。因此，在现实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国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就应扩大对外投资。要做好这项工作，政府投资和政府贷款必须先行，政府部门还应向国内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大量的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有效信息，并为带动国内企业和个人到国外投资提供尽可能多的有效服务。
（二）财政政策
当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现实财政支出规模过大相联系，从长期看不符合“量入为出”的原则，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也不利于币值稳定；从中短期看，通过支出规模的扩大和支出结构的有效调整，可以起到优化结构和刺激需求的作用。因此，目前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其必然性。
1.有效增加债务收入。目前我国国债收入的规模已经很大，1999年中央财政发债4015亿元，占GDP的比例为4.9%；若再加上其他类型的政策性债券，则其占GDP的比例将高达7%左右。这一比例指标，已超过了国际安全线3%的标准。此外，1998年我国国债支出为1911亿元，占国债收入比例为47.6%，也已接近国际安全线50%的标准；而1999年我国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的余额约为1.5万亿元，占GDP的比例仅为18%，大大低于国际安全线60%的标准。这说明依据国际安全线的标准，我国要增发政府债券包括政策性金融债券，还可以采取当年发债量少、偿还期限长的办法。
2.有效增加税收。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增加财政收入。主要办法是：(1)依法实行费改税，并取消一切不合法的收费。(2)在有效调整税制结构基础上，适当增加或调整有关的税种和税率，包括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社会保障税、证券交易税，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等。(3)加强对个人税收尤其是高收入经商人员的个人税收的征管。同时，对工资性个人税收的起征点要大幅度提高，以利于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刺激最终消费的有效增长。(4)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和偷漏税行为。
3.有效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内容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和教育性支出，以减轻居民的后顾之忧和降低居民即期谨慎消费的心理，同时有效地减少行政管理费支出。
（三）金融政策
当前我国应实行适度的或中性的金融政策。也就是说，货币供给总量要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各类金融活动该管的管、该放的放，并以金融创新和深化改革为依托，以求货币总量均衡和结构优化。
1.合理确定货币供给总量指标。1997-1999年，我国现金货币(M[,0])供给增长率分别为14%、10%和20%；狭义货币(M[,1])供给增长率分别为16%、12%和18%；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分别为18%、15%和15%；货币流动性比例(M[,1]/M[,2])分别为38%、37%和38%。由于1997年底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趋向消失，1998年以来轻度通货紧缩的现象又逐步显现，所以从总量上推断，1997年各项货币供给量的指标是较为合理的，而1998年的各项指标就过于偏紧了一些，1999年的现金和狭义货币供给又明显偏松了。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M[,0])(M[,1])和(M[,2])的供给增长率指标应分别以14%、16%和18%为宜。
2.有效实施上下限幅度较大的存贷款浮动利率政策。从1995年5月以来，我国已连续7次降息，存款利率平均下降6.4个百分点，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由10.9%下降为2.25%，两者相差8.65个百分点；贷款利率由10.98%下降为5.85%，两者相差5.13个百分点。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统一存贷款利率政策，偏低的存款利率上不去，偏高的贷款利率下不来，使利率政策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中央银行必须下决心改变现行的统一存贷款利率政策。基本思路是：中央银行制定中性的基准利率，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在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基础上，按上下50%的浮动限度自主制定存贷款利率。这种上下50%浮动限度的存贷款利率政策，有利于实现利率的市场化、自由化，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融资管理水平和竞争力，也有利于满足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体现利率“扶优限劣”的作用。
3.中央银行应认真总结和借鉴国内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有效建立信贷资金管理的保险机制、担保机制、内控机制、监管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等，以确保不再出现较大的贷款风险、支付风险和信誉风险。
4.金融机构必须搞金融创新，努力开拓消费信贷业务和各种中间服务业务；大力开拓金融市场，尤其是为企业和个人直接融资服务的证券市场以及金银和外汇买卖市场。
（四）就业政策
要扩大就业，尤其是扩大城镇国有、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就业，决不能简单地依靠提倡转变就业观念的方式，也不能采取以往“到农村去、到城市最苦最累的地方去”的老办法，更不能采取阻止人才流动和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主要原因是逼迫城镇拉家带口、体力较差的下岗职工自主流动择业和阻止年富力强的民工在城镇自主择业，都会给城乡经济发展带来高成本、低效益的后果，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从现实情况看，要解决好失业问题尤其是城镇企业职工失业的问题，必须有新举措。
1.要处理好减人增效与扩大就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高失业率的条件下，“大材小用”式的用人方式将会盛行，这必然造成更多的在职职工失业，形成失业增加——劳动力成本降低——失业进一步增加——劳动力成本进一步降低的恶性循环。因此，解决就业的首要办法是尽量保证在职人员不失业或少失业。要做到这一点，我国就应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并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等组织的作用，严格监督劳动合同的执行情况，绝不允许轻易解聘职工。
2.加大再就业培训的力度。城镇居民出现结构性失业，说明其以往的劳动技能和素质不能适应新岗位、新职业的要求，必须采取国家出资或企业出资的办法，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就业的培训。这种培训的方式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可以是脱产的，也可以是业余的；可以是有普通高校学历、学位的，也可以是单纯技术性的。
3.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努力增加新就业岗位。主要办法有：缩短工作时间，实现提前退休制度，鼓励夫妻双方一人就业，发展社区服务业，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等。
（五）收入政策
我国传统的部分工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沿用至今。这对刺激消费需求和扩大供给都极为不利。因此，当前我国收入政策的基本取向应当是大力推行各种形式的全额工资制度，并切实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可采取的基本办法：一是由国家财政出资，每两年给公务员提升一次工资，每两年提高一次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支付标准和社会救济标准；二是由国家财政出资，尽快建立经济适用房建设补充基金、社会保障补充基金、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助学基金，以有效增加国家对住宅、社会保障和教育方面的投入。
收稿日期：2000-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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