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图书馆学研究的世界化与个性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化与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知识经济作为现代国家经济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已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行业人士的普遍关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学研究向何处去？从图书馆学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关键在于自觉反思图书馆学研究方式，调整图书馆学研究思路，强化图书馆学研究者的世界意识和个性意识，以真正符合图书馆学精神的方式来研究和发展图书馆学。
1 图书馆学研究世界化的必然性
图书馆学研究的世界化，是图书馆学本性的内在要求。图书馆学本身是由理论、方法、历史和技术构成的一个学科体系，实际上也是一个学科系统。图书馆学系统不是静态系统，而是一个动态系统，其发展具有动态相关性的特点。图书馆学系统的动态相关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图书馆学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矛盾。二是图书馆学体系与外部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和人员交流。三是图书馆学体系与相关学科体系（如文献学体系、档案学体系、情报学体系、信息资源管理学体系等）之间的竞争关系。学科体系之间的竞争，既可使优质的、力量强的学科体系壮大和发展，也可导致劣质的、力量弱的学科体系削弱和解体。因此，在发展图书馆学原体系或设计图书馆学新体系时，必须正确估计图书馆学体系具有的竞争能力，以对策论为依据，制定图书馆学体系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四是国与国（地区）之间图书馆学体系的碰撞与学术交流，这种碰撞与交流是图书馆学系统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图书馆学研究的世界化，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世界经济，要求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评价方式、情感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性重大变革。显然，这也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世界化发展提出了积极的和紧迫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2 图书馆学研究世界化的内涵
图书馆学研究的世界化，直观地看，是个空间地域概念，区别于“局域的图书馆学研究”或“图书馆学研究的局域化”，要求我们超越狭隘和区域隔离与分割；而就其本质来说，则是一种境界、视野和胸怀，要求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真正贯彻一种人类境界、全球视野和世界胸怀。
图书馆学研究的世界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图书馆学胸怀的拓展。由自我中心化的狭隘眼界转向一种真正广阔博大的世界胸怀，要求我们从图书馆的多样化发展和图书馆学思维的个性化展开来看待当今世界五彩纷呈的图书馆学流派，由简单的否定和粗暴的拒斥转向一种真正科学的批判和建设性的探索，众采各家之所长，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分析、新的综合、新的创造。
图书馆学研究的世界化，也要求图书馆学视野的转换，由局域的狭小的研究范围转向全球图书馆范围，真正面向当代大科学、大技术、大信息、大文献和大图书馆，面向当代图书馆人所共同面临和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和发展问题，如数字图书馆的理论与方法、图书馆网络的经营管理、图书馆的法律环境、标准化问题、图书馆服务新模式、图书馆的国际合作、特色图书馆研究等[1]。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学不应当关注个别的、局部的和民族性问题（如图书馆产业化、图书馆有偿服务、一馆两业、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主题标引的理论与方法、数字图书馆与汉字字符集的关系等富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应把它们纳入到总体的、全局的、人类图书馆的大范围和大发展过程之中来加以研究和考察，在对图书馆进程的总体性把握和图书馆历史的世界性洞察中，做出符合时代特点的图书馆学分析和图书馆学概括。
图书馆学研究的世界化，还要求研究规范的转换与更新，在范畴体系和形式系统方面与世界图坛通约、接轨和对话。规范的通约是学术对话所必不可少的中介性条件。长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与国外图书馆学之间在概念范畴体系方面的差异和隔离，既妨碍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国化进程，也妨碍了它的世界化进程。譬如，1983年，国内有学者将19世纪以来的西方图书馆学领域所出现的各种思想与思潮归纳为实用派图书馆学与理念派图书馆学两大流派，这种理论归纳至今仍为国内学界所乐道。事实上，西方图书馆学领域并不存在实用派图书馆学或理念派图书馆学这样的流派。因为实用派和理念派只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两种倾向，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必需的两个阶段[2]。 两大流派的划分既抹煞了西方图书馆学发展的多样化特征，也影响了我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的正确认识，自然也不利于中国图书馆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的通约、接轨和交流。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认识偏差？我们认为，除了研究者的认识能力外，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中西图书馆学在概念范畴体系方面的差异。
3 图书馆学研究个性化的必然性
图书馆学研究的世界化不是要取消图书馆学研究的个性，而是要强化其个性，并且使之提升到世界级的个性水平。图书馆学向世界图书馆学的转变不是消解了而是强化和突出了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广泛而深刻的世界性联系是以日益鲜明和突出的个性为基础和条件的。只有具备了别人所不具备的个性特征，才能获得吸引和影响他人的势能，并创造出与之建立起对象性关系的可能性。个性所及的范围越广、层次越高，则交往的范围就越大、影响力越强。图书馆学个性化的水平与世界化的水平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正比递进关系。例如，由于受文化背景和民族感情的影响，阮冈纳赞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印度文化的神秘色彩”，他本人被当作“20世纪印度图书馆学的代名词。”[3]然而， 正是这种个性化的民族特色使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理论更富有魅力，其《图书馆学五定律》和《冒号分类法》等著作的渗透力和辐射力经久不衰，“20世纪图书馆学的巨人”这一地位至今没有动摇过。阮冈纳赞不愧为世界级的图书馆学大师，他留给后世的思想遗产将永远是图书馆学宝库中的无价之宝。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个性化的经济体系。市场独宠具有个性特色与功能的产品。图书馆学研究也是这样。图书馆学研究追求普遍性的、无限的图书馆真谛。但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图书馆真谛的真正追求及其积极成果必须也必然是高度个性化的。只有真正具有个性的图书馆学才能对图书馆实践发生影响并在图书馆学思维进程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从进化论的高度来看，人类理性的进化是以“特化——泛化”的方式来展开的。在某些方面优先取得突破并使其逐渐泛化，提高整个系统的水平，带动整体机能的发展。图书馆学发展也是如此。每一时代的图书馆学者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回答“图书馆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建构起自己个性化的图书馆学观，并进而运用这种图书馆学观去观察、解释图书馆世界，建构起自己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创造出个性化的图书馆学。世界图书馆学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阮冈纳赞、巴特勒、谢拉、兰卡斯特、丘巴梁等人可谓致力于图书馆学个性化实践的光辉典范。因此，不同图书馆学家之间的个性差异和不同时期图书馆学家之间的时代性差异，图书馆学研究中产生的各种“流”、各种“派”、各种“家”，对于图书馆学的繁荣和进步，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各种图书馆学流派、学说和观点都以一种“片面的深刻”而从正面或反面以自己的方式推进着人类图书馆学思维的发展。一部图书馆学史，就是无数个性化的图书馆学产生、发展和更迭的历史。而当代图坛中各种流派突起、学说纷呈、观点交织的纷繁局面，不仅反映着世界图书馆的多样化发展，尤其标示着当代图书馆学研究高度个性化的时代性特点。
然而在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个性化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效的提倡和切实的保障。不少人满足于并停留在解释、论证、阐发，忽视了探索、求新、创造[4]，结果是百篇一律，百人一辞， 庞大壮观的图书馆学队伍进行着大量的低层次的重复性劳动，既缺少深层次分化，又罕见高层次综合，耗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财物，却少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例如，截止目前，我国图书馆学论著获国家级综合奖三大奖项的尚为零；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的仅有一项（武汉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曹之的《中国古籍版本学》）；我国至今还没有产生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世界级图书馆学大师[5]。 这种状况既妨碍了图书馆学的发展，也损害了图书馆学的形象和声誉，也耽误了不少有才华的人才。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但从造就出一批在当今世界图书馆学之林中有影响、有地位的世界级图书馆学大师，取得在当今世界图坛上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发言权的角度来看，无疑还有极大的差距。可以说，没有世界级水平上的个性化研究，就不可能真正打入国际图书馆学论坛，也不可能产生具有世界性和时代性影响的图书馆学家。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提倡、开展和保护个性化的图书馆学研究作为繁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促进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战略性措施郑重地提出来。
4 图书馆学研究个性化的内涵
图书馆学研究的个性化，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求新、发展和创造确立为图书馆学研究中始终不渝的基本目标。图书馆学不应跟在实践的后面唠唠叨叨，而应不断地发现新的图书馆学问题，做出新的图书馆学概括，提出新的图书馆学预见，领先于实践，并以自己的方式指导实践。因此，是否提供新信息、新解释、新理论、新方法、应成为检验图书馆学者学术成就的试金石。
图书馆学研究的个性化，在当前就是要自觉促使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过去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之所以缺少个性，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大家都停留在一般的概念推演层面或经验总结层面，既少有深入到分支学科和实践层面，建立各种具体的分支专题，也缺少上升到元图书馆学层面的高度概括。图书馆学研究以把握“馆员——信息资源——用户”相互关系的历史发展及时代特点为主旨。根据主体——客体相关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关性在内容、性质、层次、范围和程度上都是现实的、具体的，各有其特殊的实现方式、过程、方法和规律，可以也有必要分类别、分层次、分向度地对它们加以具体研究，从而产生出若干具体的深层次的分支图书馆学学科（如信息资源体系形成学、信息资源体系维护学、信息资源体系发展学、信息资源体系开发学、信息资源体系过程管理学等[6]）。 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与概括，建构起新的图书馆学体系，达到对“馆员——信息资源——用户”相互关系的科学把握。
图书馆学研究的个性化，需要创建并完善必要的社会激励和保障机制。我们认为，正像社会可以通过专利制度来激励和保护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一样，对于图书馆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社会也应有相应的措施来加以激励和保护。在图书馆学学术活动中应切实贯彻“双百方针”，应通过课题设置、经费资助、成果评估、学术奖惩等有效手段引导科研力量的投向，支持探索、创新，通过舆论导向和具体政策营造切实有利于个性化研究的社会氛围。
图书馆学研究的个性化，最基础、最重要的还是强化图书馆学者从事个性化图书馆学研究的自觉性和实际能力。图书馆学者是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发展的主体力量。他们的科学意识和能力水平作为一种主体性条件，决定着图书馆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水平。个性化的图书馆学研究要求图书馆学者相对独立地从事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从而对其科学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进一步更新知识，拓宽视野、调整思路、转换方法，尤其是强化他们的批判意识、自主意识、学派意识和创造意识等。毫无疑问，在世纪转换之后，下功夫培养和造就出一批具有世界级个性的图书馆学家，既是中国图书馆学真正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世界化、个性化发展的最积极成果。
收稿日期：1999—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