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主体的审美化生存
——兼论福柯美学化的伦理思想
冯昊青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 面对现代理性破灭与权力渗透之下的主体危机，福柯借助于古希腊的生存美学思想和文艺复兴的人文理念，发掘出一条关于主体的审美化生存进路，试图以此来摆脱“大他者”的束缚，重新绽出生命的可能性。生存美学通过“极限体验”解构在宰制中沉沦的主体，运用建基于节制的生存策略推进身体的审美化，最终完成审美主体的重建。福柯对自由主体的执着追求，亦使以“关怀自身”为箴言的生存美学成为了美学化的伦理学。
关键词： 福柯；生存美学；美学化的伦理思想
一、生存美学的思想渊薮
福柯“生存美学”的概念源于对古希腊伦理学的考察，这种注重德性修行的道德观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当时的爱琴海诸城邦物质生活条件相对富裕，上层人士开始关怀自己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平衡与协调，并在日常生活中思考生存本身，从而将这种生活方式视为一种需要锻炼和实践的自我技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皆曾讨论过生存美学，并将“关怀自身”作为实现这项人生技术的路径。值得注意的是，关怀自身虽然建构在德尔斐神谕 “认识你自己”的基础之上，但是福柯认为，该神谕并非简单地要求人们充分认识自身，亦非在单纯讨论道德的形式。在当时的希腊，“关怀自身”和“认识自身”是同等重要的，“伦理”与“知识”以“技术”为名，显现在同一主体之上。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古希腊时期的生存美学关联的是权力主体而非生命主体，其目的也是通过“关怀自身”培养成年男性，以此服务于城邦的发展，“是男人的道德……女人只是以对象的名义出现，或者至多是伴侣而已”[1](P120)。但是，生存美学在当时的确被城邦管理者们广泛接受并身体力行，成为了追求精神幸福和生活幸福的进路。同时古希腊生存美学并没有提出关于生活的典范要求，而是注重通过不同的途径，力求达至堪称典范的生活，这亦是对主体实践性的高度颂扬和肯定。
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随着马其顿和罗马的相继征服，希腊哲学家们转向了对个人德性和幸福诉求的关注。今天看来，希腊化哲学晚期的伦理学转向为生存美学的主体概念做了新的注脚。例如，伊壁鸠鲁学派主张对自身的关怀应是最重要的事情，人想要获得永恒持久的快乐，只能通过哲学才能实现；斯多葛学派则将关怀自身视作与病症周而复始的斗争，只有通过关怀自身使自己“转向自身”，通过“书写，回忆，考验”等自我技术“返回自身”，才能使自身达至完善(斯多葛学派将“转向自身”表述为“epistrephein prohearton”，意为人们应该将视线从客观环境转移到决定自身之所是的精神因素上来)。犬儒主义蔑视一切无关自身本质的外在，并主张予以撇弃，从而将自身置于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位置。然则，不论是古希腊时期还是罗马化时期，生存美学对于自身的关怀要求一直都是个体寻求健康人生的实践指南。不同之处在于，古希腊时期实践关怀自身的主体多为贵族，其目的是更好地管理和统治城邦，而罗马化时期的关怀自身则适用于所有人的整个人生。由此，关怀自身亦成为人们必须终身训练和实践的生活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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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93年，罗马统治者为了巩固庞大疆域中多民族的统治，将基督教定为国教。遵循“禁欲主义”的基督教试图建构一种新的主体，然而其实现途径却并未跳出关怀自身的范围。福柯对此曾评价道：“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否弃自身，使人得以达到另一种生活、光明、真理和拯救的关键阶段。然而不否弃自身是无法拯救自己的。”[2](P265)个体通过“思想检查”和“反省忏悔”达到对自身的否弃，“思想检查”是让人时刻警惕是否有外物或诱惑使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反省忏悔”则是要求人们定期反省自己(如果有的话)的罪过，并对上帝忏悔，自知自觉的撇弃欲望对自身的影响，以此达至精神上的崇高境界。
对比古希腊关怀自身的内涵，我们不难发现，古希腊人除了需要理解“关怀自身”思想，还要在生活中自觉自律地实践生存美学，获得灵肉之均衡和人生之幸福，促成主体向自身的转向，从而使自我成为自身的主人。反观基督教倡导的否弃自身，其内涵是在教规的约束和监督之下，主体被强迫转向自身，这种转向更像一种强制性的突变。他律性的否弃自身取代了自律性的关怀自身之后，主动的道德实践却诡谲地蜕变为一种被动的道德枷锁，最终生产出丧失个体性的信徒，以及教权庇护下充满伪善和丑陋的“千面人”。因此在福柯看来，基督教牧师权力的发明以及人们对于真理的偏执追求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所在。牧师权力否认个体能够自觉自律地关怀和看护自我，强迫个体将自我托付给上帝的代理人，并由后者代为行使管理的权力。这样一来，看护自我的目的亦由“对自身的关怀”转向了“发现自我的真理”，这也是现代权力机制和无处不在之权力游戏的滥觞。因此福柯认为，只有未经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古希腊道德实践思想，才能将主体从权力的藩篱中解放出来。
兴起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为这种解放提供了可能。文艺复兴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在经历了中世纪的压抑之后，个体的精神和肉体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自我”在脱离宗教的看护后，又开始通过理性谋求“转向自身”。当然，较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所主张的“认识你自己”的意涵俨已产生了变化。古希腊时期的生存美学鼓励主体通过实践达至真理，强调主体在现实场域中的实践。知识作为工具理性，通过行为主体发挥其作用。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主体意涵偏向于一种知识性主体，强调追求真理为其首要价值。由此，知识脱离了经验和现实的范畴，通往真理之路成为了一条为知识而知识的道路。
可以预见到的是，在这条无休止的道路上，知识不断的深化、革新、系统，垄断着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地位，并侵入主体的生活场域。古希腊时期所强调的主体的实践性被人们所忽视，对真理的追求取代了对神的侍奉，成为了宰制主体的新主人。伴随着主体愈加偏向知识的立场，当知识试图对主体进行标准化的塑造和规训之时，亦代表着知识权力对主体呲出了獠牙，鲜活的生命已经被普遍理性遮蔽和掩盖。
4.耶稣遇难时和遇难后，他的母亲玛丽亚也对耶稣毫不理解，有抬不起头来的羞愧；夏瑜生前的革命活动，也得不到他的母亲夏四奶奶的理解，夏瑜死后，甚至在坟场上，夏四奶奶看见旁人，“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
为了反击普遍虚弱化的人，尼采主张在酒神的艺术与创造中突破束缚，在精神的亢奋之中得到主体感情和欲望的彻底解放。感性在挣脱了理性的约束后，迎来了彻底的释放，获得无限的快乐。另一方面，在运用谱系学分析了道德和真理的历史后，尼采将真理斥为某些人的利益和特殊意志的表现，是用以宰制人的工具。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只能是奴隶的、虚假的道德。于是他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向世人告知了上帝的死讯，认为人们应该主动承担看护自身的职责，使主体在实践中实现自身。道德和真理不过是对生命的注脚，自然且充沛的生命才是个人价值的源泉。
制定具体的急救护理流程以及风险管理体系，规范护理流程，对护理人员实行相应的急救流程以风险管理培训，落实具体的防范措施；院前接诊治疗要采取常规方式，接诊前要对患者的病情评估以及预先性的处理。首先将胸痛患者划分高危型胸痛和非高危型胸痛。患者资料需要在5分钟内获取，同时保障资料的准确性，对患者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对于辅助检查，除了心电图检查以外，还需要对患者实行其他相应的检查，例如血常规、血生化、血气分析、心肌坏死标志物、D-二聚体以及胸部X线、血管CT、心超等检查，必要时行胸腹部CT增强或磁共振增强检查。
福柯继承并超越了尼采的谱系学。福柯运用谱系学分析历史事件的起源，揭示出历史和身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在运用谱系学对始于古希腊的历史进行研究之后，福柯发现身份不过是历史施加于主体之上的枷锁。身体在与历史的碰撞之中，亦沦为肉体，成了知识、权力和道德的游戏场和宰制对象。如果说福柯在前期主要致力于揭露权力和知识对个人的压迫和宰制，那么1982年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授“主体解释学”时提出的生存美学，则可视作是福柯从权力本身及其运作方式、知识的规训和塑造作用转向了对主体问题的研究。在《性经验史》中，福柯指明了在权力和知识夹缝之中的突围方向，摆脱了前期关于“知识—权力”的思维范式，寻求一种游离于权力之外的生存方式。《性经验史》力图“追寻这些荒谬的禁止的根源”，解释“在个体行为中人与自我的关系”，回答“建构一个怎样的主体”。借助于古希腊的生存美学思想和文艺复兴的人文理念，他终究发掘出了一条关于主体的审美化生存进路。立足于现代的语境，福柯希望借助生活中自觉贯彻的审美活动，重拾早已被人遗忘的自我关怀，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打造为艺术品。通过这种建基于实践性主体之上的生存美学，主体才能摆脱上帝的他律道德和普遍理性的桎梏，通过游戏化的审美途径，重新绽出生命的无数可能。
二、唤醒主体的箴言：“关怀自身”
要想探寻福柯关于审美主体的论述，我们需要关注其后期著作——《性经验史》。福柯认为希腊时期的自我技术主要集中在性领域，希腊人对于性和快感的关注，与其对生存美学和道德关注紧密结合。“希腊人将享受快感的方式视为伦理问题。”在当时，性不会受到法律和成见的约束，如何取悦身体是所有人关心的伦理问题。在当时轻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性受到了伦理领域的关注，并作为生存美学的重要内容被加以实践。希腊社会对性的伦理关注亦不是因为性意味着放纵和堕落，而是因为它正如日常饮食一般，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希腊人秉持节制的原则，在生活中对身体进行主动的关切，在贯彻自我技术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管理。而关于性的道德问题，无非就是自我如何对其进行管理罢了。对性反思和管理的伦理学就是主体主动管理自身的伦理学，亦即通过生存的审美艺术进行自我关照的生存美学。
(三)建构自身。福柯在生存美学之下旨在构建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审美主体，并借此在现代社会重建具有风格化和美学价值的生活风格。既然彼时被他者所定义的身体已被解构，在通过节制下的生存策略完成自我对自身的充分认识之后，生存美学的任务就是如何在主体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新主体，即福柯所说的一个“审美化的主体”。讨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因此在建构这个审美主体之前，我们首先要对福柯所谓的“审美”做一番必要的考察。
首先，被权力决定的知识和规范规定着社会的应然界限，以此禁止所有可能发生的越界行为，并强迫越界者接受规范化教育。这种教育以“标准人”为模版，使主体意识到自身异于标准，从而自愿接受符合社会标准的改造。对于拒不接受改造的“异类”，权力会对其进行排斥和隔离。例如，疯人院就是“国家权力与社会主流意志驱除异己的阴谋与精神科医生试图创立职业权威的野心相互勾结，……并将疯人院变成了控制疯人身体的演练场。”[3]其次，运用知识和道德对主体进行规训，促逼其行为和思想符合社会的需求。权力通过严密的档案制度对共同体内的成员进行监控，使权力的触角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被权力决定的话语教导着人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伴随着“善恶”“好坏”“对错”评价体系的建成，权力对主体的宰制将越来越合法化。最后，权力抹去自身的痕迹，使宰制下的主体自觉趋向权力倡导的标准，其结果就是个体“自以为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主体化，实现了个人的自由，但到头来却使自身沦为被统治者耍弄的‘顺民’”[4](P142)。因此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已然沦为权力的驯化手段。道德的存在不再是对于卓越的追求，而只是促使主体改正和压抑自身的“不正当”行为，从根本上涤汰主体觉察并反抗权力宰制的可能性。
渗透在方方面面的权力保障着社会的稳定，维持着社会的秩序，但有序的代价却是现代人在不知不觉间蜕变为符号和机器，成为了普遍意义上虚弱的人。对此，福柯曾说：“人是一个近期的发明。而且他或许正在接近其终结。如果说以前那些知识格局既然会出现也必然会消失，……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人将会像海边沙滩上画的一副面孔一样被抹掉。”[5](P386-387)这也是福柯关于“人死了”最为经典的文本表述。确实，酷似“全景敞视建筑”的社会俨然化身为一座巨大的监狱，“微观权力学”和“经济政治学”渗透在共同体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主体将毫无自由和隐私可言。
近代以来，福柯并不是第一个提出通过“审美”解决人类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康德便已主张审美是判断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结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桥梁，并详细讨论了道德与审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道德范畴内，美不应该缺席，善和美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审美的对象只涉及形式，而道德的对象则是形式与实际兼而有之。关于审美内容，康德更倾向于假设审美活动的对象是普遍的，共通的，同时必须是符合道德的。可见在康德的理解中，审美活动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以借鉴的范式，并与道德要求紧密联系。但在尼采看来，审美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追求，酒神狄奥尼索斯可以冲破一切尺度和约束，使个人在审美游戏对旧秩序的创造和毁灭之中体味生命意志的勃勃生机。在尼采哲学中，艺术代替道德和宗教，成为新的尺度和标准，更成为了个体安顿自身的精神支柱。福柯虽然自称“尼采式哲学家”，但其“审美主体”并非完全赞同尼采的美学理论。福柯所欲建构的审美化主体并非美学理论中形而上的主体，而是一种在生活之中的美学，即个体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的美学化。
基于节制的生存策略为身体在摆脱他者宰制之后的归属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即在挣脱既定规则的约束之后，唯有通过节制，实践主体才能在生活场域和现实人生中认识自身，建构自身，实现对自身的照看。在认识到审美化是建构身体的正确进路之后，如何通过审美化身体实现主体的审美化生存就成为了下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福柯号召主体逾越既定的界限，在逾越行为中打破“知识—权力”对自身的规训。他批判权力的运行模式及其对人的宰制，并进行一种“尼采式的探索”，将对权力的反抗实践于自身。福柯希望借助对权力边界的逾越挣脱权力的束缚，他借助于各种“极限体验”，从而对生命原初的边界进行探索，以达至未曾达到过的逾越，例如与“死亡”相伴的极致愉悦。他曾说：“有一次，我被撞倒在路上……我感觉我自己似乎正在死亡……所有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最美的回忆。”[4](P67)“成为自身”的追求使福柯在边缘地带尝试着各种“危险游戏”，为了达至逾越，他也不排斥借助于一些非正常手段，例如毒品。一方面，在他看来，只有逾越了社会的正常规则和理性认知，才能进入了“标准人”不曾涉足的边缘地带，只有在与危险的华尔兹中，才能体味生命的本质，接近本真的体验。而这种极致的快乐在寻常生活中是无法获得的。福柯认为只有面对绝对的死亡，个体才有可能突破日常的蒙昧，因而极致的快乐往往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福柯对于生命本真的探寻建基于其独特的身体观念之上，比起理性所宣扬的知识性主体，福柯更关注当下的现实主体。身体就是面向自身的面相，梦幻、酒醉与非理性都是身体冒险的场域。只有在这个场域中，身体才有可能涤汰理性的痕迹，摆脱那个充斥着规范性和道德要求的世界。最后，通过逾越行为解开权力与理性的束缚后，主体该如何重构自身？福柯的回答是通过哲学与艺术。他认为哲学和艺术都是自我改造的技术，其中哲学表现为一种本真的生活方式，艺术则可以在灵感与偶然性的迸发间摧毁权力的稳定结构，从而使主体绽开为具有个性的创造性主体。
福柯这种独特的身体观念并非没有遭到过讽刺与反对，许多反对者认为逾越行为容易沦为虚无主义，“以逾越为手段创建新的人生”亦会成为人们纵欲与享乐的借口。但是，福柯的“尼采式探索” 显然不同于庸俗的享乐主义。福柯的目的始终在于将这种逾越行为当作通向愉悦、关怀自身的钥匙。质言之，只有以逾越为前提，关怀自身才能得以可能。他希望用自己的牺牲与体验，为现代人的生活探索出一条权力之外的可能性道路。在经历危险的生命体验之后，挖掘死亡的内涵，认识生命的实质，用性连接二者，完成对生命哲学的身体诠释。
该类研究将体育社会组织视为“社会间分层”的一部分，重视社会组织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互构问题。该类分析假设正是由于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导致某一方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压倒另一方或者几方的现象，从而推导出“依附式发展”、“分类控制”、“非协作约束与策略性应对”等分析框架。
(二)节制自身。在经历了危险的逾越行为后，福柯解构了一切他者强加的束缚。随后在回归自我的过程中，他遵循了一种与前期言行截然不同的、反思的和节制的生存风格。他将“关怀自身”运用于生活之中，自觉地进行反思和节制，从而实现了基于节制的关怀自身策略。这种转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迪迪埃·埃里蓬感叹此时的福柯似乎已经消化了古希腊的智慧，并将其融入了自己的文笔之中。诚然，若仅止步于认为关怀自身就是一种主体通过实践放纵自身、听之任之的层面，生存美学无疑容易倒向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或是庸俗的快乐主义。但关怀自身中的逾越显然有着更加深层的含义。
首先，使关怀自身成为一项自我技术是主体实行节制策略的目的。在福柯看来，个体对于愉悦的追求无可厚非。但须知，每个人的身体就像一件件遮蔽于潜在中亟待被开发的艺术品。每个个体都是互异的，因此身体对于愉悦的追求亦有差异。因此福柯的生存美学排斥关于关怀自身的各种或先验、或普遍的原则，而是要求主体在具体的伦理场域中采取因人而异的策略和行为。此时，“节制”成为了为“关怀自身”而选择行动策略的一项前提条件。为此，福柯返回到古希腊时期的生存美学，从中考察并抽离出两个节制原则。首要的就是个体要“在自己的行动中采取介于冷漠与过激之间的‘适度立场’(le juste milieu)，而且适度的享受快感。”[1](P149)其目的就是避免不正常的纵欲行为，达至“满而不溢”的状态。由此，基于节制的生存策略成为主体为追求自身关怀所进行的自我技术的训练。在福柯看来，关怀自身这项自我技术将一直处于完成中的状态，最终的结果是自我对身体的完全掌握。福柯希望在摧毁了知识—权力的宰制之后，指向生命本身的身体将通过对主体的审美塑造行为，绕开权力所厘定的生存范围，革新原有的生命张力，并在生活化的场域中以审美化生存为目标，进行终身实践。
4.内部监督。内部监督是内部控制的保证手段，是公司对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发现内部控制缺陷，提出改进措施并监督整改情况的过程。主要包括对建立并执行内部控制的整体情况进行持续性日常监督，对内部控制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进行专项监督，以及提交相应的检查评价报告、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等。企业内部监督的内容，应包括内部监督架构、内部监督分类及内部控制评价两个方面。企业应参考公司内部监督架构和内部监督分类并结合自身情况，建立本企业的内部监督架构及分类，明确各层级职责。根据本企业的架构及分类，建设内部控制评价和测试机制，健全本企业的内部控制监督机制。
其次，实践主体在生活场域中的交互活动是节制策略得以展现的途径。生存美学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它是福柯在历经危险的逾越体验后，转而直面自身的生命技术。这种对于身体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这位法国哲学家对自己前半生经历的反思，即承认欲望和节制之间存在着矛盾。面对矛盾，福柯通过节制将身体平衡于一种积极和谐的状态之中，从而达至真正的自由。那么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关怀自身的节制要求中寻找答案。节制不但旨在通过养生提高主体的生命长度，更是要让生命成为有用和幸福的东西。在此过程中，主体通过实践涤汰了旧时遭到贬低的肉体。另一方面，这种修炼方式又随时随地地实现于生活场域之中。面对主体间的交往，节制自身要求主体通过对于自身的训练，关心自我的言行，从而使自我对自身负责，并自觉对其进行管理。从这个角度看，节制对实践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对自身、对他者、对世界的态度上秉持关怀自身的立场，对自我的言行进行管理。结合以上论述，生存美学语境下自由的本质就显而易见了：关怀自身要求的自由是一种关系，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在节制中形成的主动和被动关系中成为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边缘地带，由此在给予他人的过程中发现自我。
从上述流程中可以看出，渣锁斗阀关闭时起到隔离上下游高、低压系统的作用，而开启时则串联了上下游等压系统。XV-0218和XV-0219设置在冲洗水罐与渣锁斗之间的管线上，定时依次开启冲洗渣锁斗，防止渣锁斗堵塞。
最后，自身发掘个性化审美形式是节制策略的深层内涵。在与他者的交互之中，主体的节制策略使交互过程成为了可能，进而可以基于交往行为的不同决策，制定适合自身的个性化生存策略。纵观历史，人们曾将自身相继托付给了道德、理性、上帝、欲望，在对自身的托管中试图寻求关照自我的最好路径，换来的却是他者对于身体不同程度的宰制。二十世纪的科技发展没有带来人的解放，现代人的身体却被日益符号化，成为大众审美监督下自我改造的产物，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产品，或被行为主体以自由之名行纵欲之实，身体在满足无止境的外在欲望间疲于奔命，受自由之刑。让·鲍德里亚就认为在现代大众媒体宣传下，身体早已不属于个人，不再存有任何美感。伴随着身体在屏幕、报纸和包装纸上日益成为他者消遣、消费和娱乐的对象，身体本身带有的多元化的美感，个性化的审美和差异化的愿景都荡然无存。“这种文化为了无限地逃避它自己的影子而选择埋葬了自己，选择埋葬了它的诱惑和人工物，仿佛早就把它们献祭给了另一个世界。”[6](P115)节制策略则将曾经缺位的身体又夺取回来。诚如福柯所说：“我力图重建的是：自我实践的形成与发展，目的是为了把自己构造成自己生活之美的生产者。”[7](P141)之所以说基于节制的生存策略彻底撇弃了他者对身体的宰制，自我完全认识并了解了自身，是因为节制策略下的自我排斥了他者的干扰，其对于身体的关照完全基于身体的需求，体现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执行着“以身体为目的”的生存策略，而其终点就是对于美的追寻。身体的审美化展现为主体在实践中对身体的自觉塑造，这是一种区别于“模仿”他者的“创造”自身。只有实践主体在寻求“什么是值得一过的生活”的答案中通过审美化“创造”实现了对身体的重塑之时，我们才能说曾经参照外在对象自行改造的身体向内翻转并指向了生命本身。
面对基督教的压迫，启蒙思想家们立足于“我思故我在”，希望通过理性夺回对身体的管理权。然而结果却是理性愈加发展，主体愈加被宰制。这不禁让人思考，我们缘何对真理如此痴迷？我们曾崇尚并颂扬普遍理性，换来的却是两次世界大战和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难怪海德格尔曾无奈地感叹：这就是此在的天命，只有上帝才能拯救。究其根本，或许是因为知识追求之“真”无法必然达至伦理之“善”，撇弃关怀自身的知识主体势必沦为“知识—权力”系统中的一部分。
(一)逾越自身。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曾描述了1757年达米安因谋刺法国国王而遭到肢解的惨烈场景。彼时，由于权力直接作用在个体的血肉之上，主体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总是伴随着血腥的镇压和杀戮。但进入近现代社会，权力对于主体的宰制不再直接诉诸于血肉。社会规范代替了暴力，作为客体的知识成为权力宰制主体的新途径。在福柯看来，这种宰制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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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出发，面向此在”是后现代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福柯对被权力所束缚的现代人的关怀立场。关于生存美学，福柯做过如下解释：“……我们称之为‘各种生存的艺术’。由此，我们必须理解那些审慎的和自愿的实践，人们通过它们不仅确定了各种行为的规则，而且还试图自我改变，改变自己独特的存在，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和反映某些风格标准的作品。”[1](P112)可见在生存美学中，对于自身的关怀是其核心诉求。关怀自身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首先，主体通过“钻入对象”的方式投入极限体验，汲取完满的快乐，并在此过程中突破权力的禁锢与知识的规训，逾越他者对自身的宰制，重获鲜活的生命；其次，在突破了权力的宰制之后，身体得到了“满而不溢”的取悦，此时主体将结合逾越与节制来消解现代主体性范式，并运用自我技艺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身，从而应对现代主体性模式存在的种种问题；最后，主体返回自身，使鲜活的生命本身自行绽放，运用自我技艺“自由的艺术和生活”，新生的主体在哲学的引导下通过权力的褶皱寻找另一种新的可能，在“自我创造”的路径上探寻出独属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种审美主体的艺术化生活带来的是主体在面对具体伦理情景时的自觉选择，亦是尊重主体自由意志的体现。因为这种“生活艺术”“让他的生活成为一种技艺的对象，让他的生活因此成为一种十足的作品……这必然意味着使用它的人的自由和选择。”[2](P440)同时，艺术化的生活就意味着审美主体将有别于单一的模仿，主体关于身体的实践活动都是一种创造。主体有权利，更有义务使身体绽放出无限的可能性。这种主体似乎与波德莱尔笔下的“花花公子”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即把自己的身躯面容，言谈举止，生活风格都变成一种艺术典范的人。波德莱尔认为现代人正是这种在生活中设法创造自己的人，但是福柯却清醒地指出这种花花公子只存在于艺术家的笔下，不具有现实性。那么既然不存在先验的、普遍的、可以被模仿的主体，现实中的审美主体应该如何建构呢？福柯并不打算给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可以直接模仿的范式，毕竟生存美学在每个人的实践中表现各异。他希望借助古希腊时期的自我技术和生存美学，提出一条对抗现实的、个性化的解决路径，即不同的个体通过终身实践，秉持节制下的生存审美化策略，用个性化、多样化、风格化的生存来挣脱、疏远和对抗他者的宰制。这种艺术化的生存方式“允许个体以自己的方式、或通过他人的帮助，对身体、心灵、思想、行为、生存方式施加影响。以改变自己，达到某种快乐、纯洁、智慧、美好、不朽的状态。”[8](P225)
总而言之，相较于康德和尼采，福柯的审美化生存谈论的并非是具体的艺术审美和创作，而是如何将生命塑造为艺术品。在他看来，对于身体开发的过程就是不断通过实践，选择符合身体养生的，满足身体快感的形式，从而在不断塑造与革新身体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主体不同的身体愉悦。这个过程被福柯描述为一种关于身体的生存策略。实践主体选择各异的策略，从而将自身对象化，成为一种区别于他者的独特存在。主体将领悟到与世界的相处与联系，并通过塑造身体的方式加以实现，从而使身体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革新。
三、作为生活技艺的审美化生存
从早期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进行的非理性、反人本主义研究，到后期重返古希腊，通过生存美学寻求对人的关切；从前期对主体的瓦解，到后期对主体的重建。福柯的前期与后期思想看似截然不同，但实际上他的思想始终漫步于解决“现代人能否建构是其所是的主体”以及“如何建构这样一个主体”的道路上。而“生存美学”也并非开始于《主体解释学》，若回溯文本，福柯对于“建构是其所是主体”的批判和尝试贯穿于他的理论研究和人生实践。
古希腊伦理学曾将自我视作伦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近现代伦理学更多关注的是处理个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强调个体应该遵守某些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尽管这种伦理诉求是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毕竟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个人幸福的重要基础。但是，这种由善至利的转向不仅不可避免地强迫所有人尊重既定的道德律令和义务，更导致了对自我身体诉求和愉悦需求的漠视。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过渡到实践理性批判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绝对道德律令”意味着在理论中的应然就等同于现实中的实然。人们似乎在这种绝对的道德律令面前别无选择，个体在律令面前宛如永不出错的机械一般。康德之后的哲学出现了转向，西方哲学暂时放下了对世界与真理的追问，开始思考人自身的处境与命运：今天的我们，究竟是谁？对此问题，不同的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解答，福柯则试图以“关怀自身”为志趣的生存美学来予以解答。生存美学提出个体的生存和意志应该高于任何先天的道德规范，个体应该遵循生存美学的指导，在生活中进行伦理实践，而普遍的道德规范都是权力的虚假产物，需要被砸碎。如此，福柯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看待和对待自身，乃至道德的方式。
如果说尼采鼓励着人们突破并挑战自我，在新的尝试中释放生机勃勃的力量，那么福柯就是运用生存美学去探寻生活的新可能。福柯认为道德界限皆来自于历史，这些界限都是个别偶然的，不具备普遍必然性。他认为哲学家要做的不是指导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应该让人们认清社会运作的方式，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哲学智慧自己决断并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因此，回望绝对道德律令，其中不考虑个体主观性的痼疾理应成为被批判的重要因素。理性不应该成为冷冰冰的戒律，理性应该与身体和快乐相结合，成为一项人们追求并自觉遵守的规则。道德理性固然能够给我们指明应然的价值提倡，然而这些提倡只适用于此时此地的道德场域。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对道德的革新并使之更适应于社会发展的活力与热情，否则僵化的道德在阻碍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会将生动的人性异化和窒息。须知，道德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让人更好的生活，获得精神上的善从而达至完满。正如佛兰克纳所说的一样，“社会必须记住：道德为人而设，而不是人为了道德”[9](P243)。
除却道德律令的规范与约束，关怀自身能否唤醒沉沦中的主体？福柯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来，“自我关怀”内蕴有沉思之义。这种沉思行为以自身作为对象，沉思的内容可以是对言行的反思，亦可以是对心灵的管理。从这个层面而言，生存美学是对自身进行关怀的过程，也是将视线从外界转移到自身的过程。质言之，自身成为了自我照看的对象，自我沉思才会具备可能性。
在沉思的基础上，生存美学既涤汰了他者宰制主体的可能性，也避免了主体沉湎于无休止、不必要的欲望之中。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消费社会充斥着各种文化、信仰、符号，且无不打着真理的旗号试图让自己的标准成为社会中普遍的话语体系，从而为其对个体的宰制进行辩护。诚然，自上世纪以来，西方大众媒体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等方式，坚持不懈地推销着一套消费美学，以期打造出具有普遍性的审美观念。这种审美观念不仅会粗暴地抹杀多元审美的可能性，而且会通过一套符合其利益的审美观念，在无形之中垄断审美话语权，从而说服主体放弃个性化的审美尝试，接受既有的审美观念。而生存美学是一种自发自觉的管理，它以自我沉思取代了一切外部标准加诸于自身的指手画脚。主体通过质疑，内省，考量等方式，以期尽可能把握审美对象。自我通过自我管理技术，形成具有个性的审美生存，继而从被框定的话语体系中结束主体的沉沦，实现对自身的把控。
至此，“生存美学”将伦理学的关注点从主客关系重新指向个体内部的关系，即对个性化生存方式的探索。生存美学核心就是“关怀自身”，即“实现自身的自由”。因此生存美学不仅是福柯个人贯彻一生的伦理实践，亦是一种“美学化的伦理学”。摆脱了知识与权力对主体的宰制之后，福柯建构的审美主体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相融合的新身体观念，通过审美活动连结了身体与生活，拨开了笼罩在主体之上的阴霾，将生命本身再次带到了自我面前。正如塞内卡所认为的那样，人要想拥有精彩的生命历程，就必须具备完美的生存风格。福柯将塞内卡口中的生存风格改为了生存方式，以期强调主体面对生活时，应随时保持一种潇洒从容的智慧。的确，生而为人，所追求的不正是能够达至完美生命的生存方式吗？生存美学坚信只有通过终其一生的审美实践，主体才能在这个日益趋同与沉沦的世界中，实现自己对待生活的“适宜态度”。这些真正管理了自身的人们，将“终于对自己感到充分的满足，不需要期待其他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4](P462)。
福柯所倡导的审美化生存不是至理箴言，但也不是狂人梦呓，它只是一种促使人们反思并获得自由的工具。美不是先验的教条，而是在绵延的时空中趋向于完成的智慧，是主体在生活场域中总结形成的生活方式。它鞭策着沉沦的主体从昏睡中惊醒，撕开既有权力打造的枷锁，重拾着业已生疏的审美技术，闯入一片崭新的天地之中。正如福柯的自白一样：“我的所有作品……是一个小工具盒，……如果人们想打开它们，……作为起子和扳手以使权力系统短路、失灵、中断，那就太好了。”[10](P110)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贺凯杰对本文亦多有贡献，特此感谢。)
我国不属于判例法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像美国司法实践那样以判例形式确立作者享有的立法未否定的利益。然而，我国著作权法又不存在与法国或意大利类似的赋予作者对作品使用行为的全面控制权条款。因此，只有借助于兜底条款的适用来解决这一困境。一方面，兜底条款的设置目的在于弥补作品使用行为列举的不足；另一方面，兜底条款的存在也给法官提供了可适用的法律依据。比如对于那种与有名权利控制的行为本质上具有同质性的被诉行为，且对该行为的控制对作者而言是一项重要的财产利益应给予法律的保护，在这种情形下，法院可适用兜底条款来对此类权益进行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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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aul Rabinow. ed.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M]. New York:The New Press,1997.
[9] [美]弗兰克纳.伦理学[M].关键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10] Clare O’Farrell. ed.Historian or Philosopher[M]. Hampshire:Basingstoke,1989.
Re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Existence of Subject —— On Foucault ’ s Aesthetic Ethics
FENG Hao- qing
( School of Marxism ,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Jinhua 321004, China )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subject crisis caused by the collapse of modern reason and the penetration of power, Foucault, with the help of the aesthetic thought of existence in ancient Greece and the humanistic idea of Renaissance, explored an aesthetic way of existence for the subject, trying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the other” and reemerge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The survival aesthetics deconstructs the main body which has fallen in the domination through the“ extreme experience”, promotes the body' s aestheticization by using the survival strategy based on restraint, and finally complet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esthetic main body.Foucault' s persistent pursuit of the subject of freedom also makes the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which is based on the maxim of“ caring for oneself”, an aesthetic ethics.
Key words: Foucault; existence aesthetics; aesthetic ethics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2X( 2019) 06-0086-08
收稿日期： 2019-09-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核安全命运共同体’视角的核伦理研究”(19BZX108)
作者简介： 冯昊青，男，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昆
标签：福柯论文; 生存美学论文; 美学化的伦理思想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