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政治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11-0052-07
早在1939年，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中就认识到政治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于1943年提出了早期的比较详细的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开始重视对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产生了很多成果。本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治的经济周期模型进行考察。
一、政治的经济周期模型的产生和发展
（一）诺德豪斯模型
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于1975年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的经济周期模型，该模型把政治的经济周期归因于机会主义者在选举前的操纵，因此该模型属于机会主义模型。
模型如下：
其中，g(u,π)是静态的投票函数，μ是投票人的记忆衰退率，θ是选举期的长度。
投票函数有两个重要特性：一是μ像贴现率，不过是向后看的；二是隐含的补贴效果(implicit weighting outcomes)只延伸一个选举期的长度，因此被称为“短视”的。与早期的经济状况相比，近期的经济状况对投票人的投票行为影响更大。
对执政党而言，政治上最有利的方案是能在(1)(2)式的约束下最大化(3)的方案。
诺德豪斯的结论是：失业率在整个大选期间一定是下降的。[1]典型的政治的经济周期如下：在大选之后，当选者会提高失业率以降低通货膨胀。当大选来临时，失业率将降低，直到选举前夜。
在现任期的末期，政府领导人会根据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利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在大选期间，由于选举前的经济扩张政策，通货膨胀率会上升，大选之后，政府领导人会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会随之下降。在下一个选举周期里，同样的行为会再次出现。
（二）党派模型
希布斯(Douglas Hibbs)和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分别提出党派模型和理性党派模型。
1.党派模型。
希布斯对二战后12个西欧国家和美国的经济政策与其结果的模型进行了检验。他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数据说明在左翼政党执政时，会出现低失业和高通货膨胀，而在中右翼政党执政时，则会出现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希布斯用战后英美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认为失业率在民主党和工党执政时会下降，在共和党和保守党执政时会上升。希布斯得出的一般结论是“政府追求与其经济利益和不同阶层核心政治选民的主观偏好相符合的宏观经济政策”。[2]这里只介绍希布斯对美国数据（1948年1季度到1972年4季度）所做的时间序列分析。
希布斯使用了“介入分析”图表(intervention analysis scheme)的方法。介入模型的一般形式是：
方程(11)表明了这样一个命题：预期在共和党执政时，失业水平会逐渐上升，在民主党执政时，会围绕均衡值β(1-δ)波动，调整到新均衡的速率取决于δ。假设新政府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同时实施，因此
有一个时期（一个季度）的时滞。
从美国失业模型中，希布斯得出的估计的失业百分比和实际的失业百分比基本吻合，[2]其中的误差也没有表现出系统性问题。
希布斯模型的估计值给了以下假说以强有力的支持：民主党执政似乎会降低美国的失业水平，而共和党执政会提高美国的失业水平。在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对失业率的动态时间路径描述中可以看到，民主党执政时，执政对失业影响的百分比是下降的，而共和党执政时，执政对失业影响的百分比是上升的。在32个季度之后，估计的执政影响是1.18，执政对失业影响的党际间差别大约是2.36%。
2.理性党派模型。
假定经济由不含资本的标准供给函数来描述：
经济中有两个政党D和R。两党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尽管二者都认为高于一定水平的通货膨胀是“坏”的，但是，政党D对失业的成本更敏感一些。因此，政党D比政党R更有动机去创造没有被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以提高产出。第二，两党对最优通货膨胀水平有分歧。政党D相信更高的政府支出（如用于提高福利的支出），愿意用货币形式为此筹资，这暗示政党D的最优通货膨胀率高于政党R。
政党D和R的目标用成本函数来表示，形式如下：
c是政党D的最优通货膨胀率，不论这个通货膨胀率是否被预期到。假设政党R认为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政党R的最优通货膨胀水平为零。
假设政策制定者能够直接控制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选举每N年举行一次，N外生给定。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在选举后立即选择其政策
，政党D当选的概率为P，政党R当选的概率为1-P。
投票人的偏好分布是不确定的，因此对于既定的预期到的政策来说，选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在相机决策体制下，考虑到公众目前和未来的行动和自己的未来行动，政策制定者最小化其成本。若t是选举年，民意测验在t-1年举行。一旦民意测验开始，t年的工资合同就签署了。
第二，产出增长对零的偏离幅度与两党观点的差距正相关。两党最优通货膨胀率越不同（c和0），两党产生政策上的出乎意料的动机越不同（b和0），产出增长对零的偏离就越大。模型表明，政治体系两极分化越严重，经济波动就越大。
第三，P越低，由政党D决定的产出增长就越高，由政党R决定的衰退就越小。事实上，对当选政党将要实施的政策的预期越少，政策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就越强烈。
第四，政党D执政时，通货膨胀总是高于政党R执政时。原因有二：政党D的最优通货膨胀率更高一些，政党D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创造政策上的出乎意料。因此对政党D而言，时间一致性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其最优通货膨胀率。
（三）理性机会主义模型
罗格夫(Kenneth Rogoff)和希伯特(Anne Sibert)提出了理性机会主义模型，这个模型关注的是预算问题，而不是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替代关系。
假定每隔一期，有个人主义倾向的投票人会在政党D和R之间进行选择，投票人会根据每个政党在管理公共物品的生产方面是否能胜任提出自己的看法。政党的能力表示如下：
G=ε+τ+Δ
(19)
其中，G是一定水平的政府服务，ε是政府能力，τ是未扭曲的总额人头税，Δ是扭曲的铸币税。
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反对党没有可靠的途径来显示其政策的有效性。
投票人有时间上可分离的间接效用函数，这个函数取决于人头税和铸币税以及执政党非金钱方面的、与管理能力无关的具体的冲击η。t时期的社会福利函数是：
其中，
是常数，表示外生的不可储存的产出；W表示从使用铸币税中产生的扭曲，当Δ=0时，这些扭曲最小。从(19)和(20)中可以看出，不考虑能力ε，对政府而言，完全依靠人头税τ，并把铸币税设定为零总是有社会效率的。当其他变量相等时，投票人偏爱ε高的政党。
能力是随机的，每个政党的执政能力冲击都是连续相关的，因此对政党j
在t期，如果投票人从政党R在t+1和t+2期执政获得的预期效用大于从政党D在同期执政所获得的预期效用，投票人就会投政党R的票。如果：
其中，S是一组奇数期（选举期），t是（可能的）无限时间，x是政党关于当选的价值。
执政党亦会关注社会福利。
二、对政治的经济周期模型的检验与评价
（一）对诺德豪斯模型的评价
诺德豪斯就政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正式的”模型，把政治和经济联系了起来。[3]传统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是一个理性和全能的社会规划者，其任务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现实情况却无法支持这种说法。诺德豪斯模型表明政府是经济中的一个内生变量，政府中的决策者不是独立于政策之外的，他们本身是与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因此应将政府行为视为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变量。
在诺德豪斯模型中，投票人会投票给在选举前能使经济繁荣的领导人，而且，投票人会一直按照这个原则来投票，而不论在领导人任期的其他时间内经济状况是如何糟糕。这个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投票人作为一个经济人，在经历过一个诺德豪斯模型周期以后，他将不会再把选票投给一个机会主义的政策制定者，因为投票人知道选举前的低通胀低失业的经济状况是不会长久的，选举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高通胀高失业。政策制定者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能再次当选。诺德豪斯模型认为总统能直接控制货币政策，这与很多国家中央银行具有独立性的事实不符。
转移支付和其他财政政策手段在选举前的操纵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财政政策在诺德豪斯模型中并没有被提及。有时候针对某一个集团的财政政策在选举前是会起到很大作用的，这个集团的人数可能不多但是他们对选举的影响力却是很大的。
阿莱西纳等对诺德豪斯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果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选举之前总的经济状况尤其是每一资本产出或收入增长率，对投票有重要影响”。
第二，“在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总的经济活动在选举之前并没有显著增长”。
第三，“在不少OECD国家，诺德豪斯模型所预计的选举后通货膨胀率会升高都得到了验证。而在美国，阿莱西纳、罗比尼(Nouriel Roubini)和科亨(Daniel Cohen)否定了1947-1994年选举后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的说法。但是在选举后，通货膨胀确实有变化。在1979年之前，选举后的通货膨胀升高是有证据支持的，而1979年之后这种证据就不存在了”。
第四，“许多国家在选举前货币增长率有增加，而在美国，这种选举前的效应在1960-1980年存在，之后就没有了。联邦基金利率中也不存在这种政治周期”。[3]
（二）对党派模型的评价
政党之间存在差别是事实，不同的党派有不同的阶级基础和不同的支持者，党派模型考虑到了这一点，这是其有价值的地方。
这个模型依赖于适应性预期是不对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该模型假设用货币政策来达到党派性的失业和增长目标，这种对政治的经济周期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理性党振模型引起了许多关于潜在推动力的疑问。首先也是最困难的是微观结构，即选举前的名义工资合同的签署在模型中是否有意义。阿莱西纳认为名义工资合同是在非连续时期签订的，这样名义工资的增加就可以反映合同签署期的理性通货膨胀预期，因此，即使经济当事人是理性的，在合同签署期之间发生的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也会对经济有实际的影响。正如罗格夫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因为选举的结果不能完全被预计到，从而选举是波动的一个来源，但是另一方面选举的日期又是确定的。只要把合同的签署推迟到选举后就可以减轻不确定性的影响。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选举不确定性的。理性党派模型认为政治的经济周期的程度取决于选举不确定性的程度，也取决于政党想要的通货膨胀率。选举不确定性的程度和选举后实际经济活动波动的范围确实是相关的。希布斯认为这种预计不符合美国的经验证据。此外，当选举是可预测的事件时，参与谈判的理性人极有可能会对签署合同的时间做出选择，以避免因为选举而产生的不确定性。
罗格夫等人对理性党派模型的实证检验可以归纳如下：
“在美国，经济活动在民主党执政时期的前一个半期里要比共和党执政的同期高很多”，[3]因此存在一个明显的党派效应。
对货币政策或通货膨胀的出乎意料性在推动党派效应的作用上没有共识，观点变化很大。民主党执政前一半任期的平均通货膨胀要比共和党执政时期同期的低，但是通货膨胀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是上升的，而在共和党执政时期是下降的。阿莱西纳等都发现了这一点。因此，美国主要的通货膨胀数据不支持货币性的党派模型。阿莱西纳、罗比尼和科恩于1997年发现1973年之后，民主党执政时期和共和党执政时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每年只有1.8%的差别。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持理性党派理论的经验证据都很不明显。此外也没有发现支持党派效应是通过货币政策起作用的证据。
（三）对理性机会主义模型的评价
罗格夫和希伯特认为，“关于政治的经济周期的文献不少，但是它们的理论基础都是预先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罗格夫和希伯特提出“存在于税收、政府支出和货币增长的选举周期可以由一个均衡的信号显示过程来表示”。[4]
理性机会主义模型认为引起政治的经济周期的是诸如增加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这符合事实。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的效应能很快显现，这对执政党的再次当选是大有好处的。
该模型中的信息结构是可行的，因为“对个人来说，密切监视政府以获取完全的当期的关于政府在花费他所缴纳的税金方面是如何有效率的信息是不值得的”。[4]此外，也没有一个“能够提供免费、完全和无偏的信息的公共观察集团”。[4]正是因为有信息不对称，投票人才无法在选举前及时了解领导人的能力。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领导人就没有信息暂时的优势，也就不会有政治性的周期了。
在财政信号显示模式中，不可否认有一些政治家确实是有能力的。但是能力低的领导人也可以通过模仿来欺骗投票人，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当选。本·伯奈克(Ben Bernanke)指出，人们可能会对两种类型的政策制定者把社会福利看得同样重要的说法产生怀疑，人们该怎样知道某些花费过多的政策制定者确实是在显示能力，而不是在轻视社会福利只看中当选呢？卡尔·沃什(Carl Walsh)同意伯奈克的观点，他认为政治家的信号显示不一定是在显示他的能力，有时候显示的是他的偏好，比如一个候选人的承诺经常被看作是揭示了他最想取悦和吸引的利益集团。确实很多时候选举前的财政支出是给了某些利益集团的。
塔夫特(Edward Tufte)提出在选举前的财政转移有很多例子，这体现在社会保险金和老兵救济金的给付上。有学者发现在1961-1978年间，在美国的老兵救济金的给付上存在政治周期，但是随后这种周期就消失了。[3]同样，阿莱西纳也认为，1961-1985年，相对于GNP的净转移支付存在一个政治周期，但如果将时间向前延伸到1949年，这个周期就消失了。[3]尽管阿莱西纳等人认为，除了转移支付外没有财政周期的证据，但他们还是发现了转移支付方面的机会主义周期。此外，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财政周期。
［收稿日期］200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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