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调研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调研报告论文,农民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民教育是关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相关理论的概述：人力资本理论、新增长理论、工业化与劳动力转移
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其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长期的农村经济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长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已经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物质资本，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是靠教育和培训。教育可以产生“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
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的新增长理论由罗默和卢卡斯创立，罗默认为知识具有“溢出效应”（外部性），并可区分为两类：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的知识。专业化的知识可以产生内部经济，给个别厂商带来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又形成个别厂商用于开发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一般知识可以产生外部经济，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规模经济。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交织作用，不仅使单一产品或企业报酬递增，而且使要素投入和整个经济产生了报酬递增。卢卡斯是以人力资本的外部经济来建模的，他的模型说明了作为增长发动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由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报酬递增所决定的。
关于工业化的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中心主题，一度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似乎走上了穷途末路，但其关于工业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W·A·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在现象上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的经济现实，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一核心问题。他假定发展中国家经济是由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构成的。一个是传统的仅能维持生存的农业部门，另一个是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他认为，由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存在着向城市流动的自然倾向，从而工业部门的扩张可以不断获得来自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M·塞尔昆分析了101个国家1950—1970年间的历史数据资料， 揭示了部门的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勾画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转变的“标准型式”。他们运用有关结构的数据变化说明了一个基本规律，通常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低时，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分布重心向制造业、服务业转移，人口也从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
（二）教育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的实证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致力于乡村建设的人士就明确指出，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开启民智，要务是把广大农民从蒙昧混沌的世界中解放出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先贤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身到乡村教育之中，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上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政府在农村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农民受教育程度得到显著提高。计划经济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重要的是教育农民”，利用国家资源使得农民对教育的可获得性空前增加，甚至建立起几乎覆盖全体成年农民的四级农科网。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教育受到了一些新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使得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拉大，但在总体上，农村教育仍在不断进步，农村教育的条件（教学设施和师资水平）有了明显改善，农民接受教育的渠道也日趋多元化。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共识已经在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形成，即农村发展主要不是依靠庞大的人口，而是要把庞大的人口资源转化成人力资本，教育是实现这种转化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手段。
迄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了教育在中国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讲，教育的作用在于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即实现“人的现代化”。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肩负着培育新型农民和促进农民就业转移的双重任务，同时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肩负着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任务。
近年国内不少专家从实证的角度研究分析了农村教育对农民在本地从事农业及收益的影响，包括农民的市场意识、农业科技应用和结构调整情况等，以及农村教育对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找到工作的机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包括本地非农就业及外出打工就业两个方面。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增加农村的教育投入，使得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在全部农业劳动者中的比重提高1％，那么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可提高2％；如果文盲的比重降低1％，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可增加1.2％。对2000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20多个县的22000多户农民观察调研的数据汇总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高的群体也是收入高的群体，说明了农户收入水平与文化程度以及职业技术培训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另有不少学者研究了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影响，认为当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比外出机会增加更倾向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教育程度对促进劳动力进入本地非农产业和促进外出的作用都是显著的。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倾向于农村本地非农就业，其次才是外出就业，最后是本地务农。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教育程度影响迁移收益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提高找到工作的概率。最近的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增加一年，农民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增加1.5％～3.2％。
二、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现状有喜有忧
农民的知识和素质状况，决定着其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效率，也对其就业转移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既是常理，也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农村人口中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中占65.4％的水平。
从我国农村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同发达国家比较来看，1975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为11.7年，大体相当于高中毕业程度；荷兰农民大部分是高级中等专业农校毕业水平，而且每年还有将近20％的从业农民进入各类职业教育学校，接受专业性的继续教育；德国的农业劳动力中有54％受过至少3年的职业培训。 而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与城市相差3年），56％是小学文化程度以下，其余40％多初中、高中毕业生也很少有机会经过岗前培训以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农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4.5％， 但农村劳动力仍占社会总劳动力的50％。中国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已经不低，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劳动生产率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过去我们时常以“世界耕地的7％（调整后是10％）养活世界人口的21％”而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了世界上7％的非农民，这就从最基础层次上制约了农民增收以及包括农民地位提高在内的农村社会的整体进步，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必然慢于整个社会收入的增长。
统计分析显示，1998—2002年期间，农民收入增长了386元，年均增加77元，其中有65元是工资性收入，占84％。目前，非农就业收入已经占到农民收入的近一半，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农民收入1／3。可以说，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已成为近年来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过去2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贡献占其中的21％，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亦很重要。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领域将越来越窄，转移就业难度将越来越大。加快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事实上，目前我国农村和农民中存在着对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巨大而迫切的需求。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对于缓解和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现有基础和问题
从国家层面看，对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工作是越来越重视的。从1984年至1997年，农林中专学校数由406所增加到420所，在校生由10.24万人增加到51.6 万人，农村职业高中由4217所发展到4900所，在校生由89.51万人增加到219.47 万人。截止到1997年，共为社会输送了700多万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和近190万名初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业、科技、教育相结合，在全国65％以上的县、市推行“三教统筹”，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打下了相当基础。
近几年，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全国职业教育会议等进一步强调了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作为具体措施，政府还主导和举办了一批相应的教育培训工程，如“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为了实施这一工程，2004年农业部等六部委推出了“阳光计划”）和“农业远程培训工程”、“星火科技培训专项行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等；从地方层面看，也纷纷加大了这项工作的力度。所以，总体上讲，中国农村的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对建立健全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促进农业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加上改革深化阶段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导致目前我国农村的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还远落后于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数不到1／10，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 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数不到1／5。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等职业教育的萎缩，使农村职业教育的形势发生了逆转。1996年到2000年，全国农村地区职业高中招生数由29万人下降到21万人，在校生数由67万人下降到55万人。全国中等专业学校中农业学校的招生数由1996年的15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4.7万人，大批农林中专和农村职业高中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全国农民成人学校在校学生数也由1990年的2234.9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473.5万人，10年下降了78.8％。当年轰轰烈烈的农科教相结合运动在多数省、区现在也趋于沉寂，机构撤了或者并了，经费砍了或者减了，项目免了或者少了。
这些情况说明，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远远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这种局面下，我们以遂宁为重点所见证的四川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巨大需求、工作和新经验成绩相当引人注目。
（二）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
从我们在四川的调研结果看，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在促进农民就业、提高收入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003年，该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和输出达到1370万人，其中跨省输出660万人，共实现工资性收入474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1.4倍，综合劳务开发已经初见成效。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规模，与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工作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农村职业教育已成为该省农民增加收入的最主要措施之一。
经多年发展，四川省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已树立良好声誉，创出市场品牌。“川妹子”家政服务品牌已经正式注册，京、沪、浙等地企业与该省达成10万名保姆培训输送协议。“川建工”、“川厨师”、“川保安”等“川军”品牌也在推向全国。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已在该省上下蔚为风气。他们顺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内在规律，探索出“龙头企业带动加基地县培训选送”的产业化模式，把过去零散、随机、无序的自发流动变成了有组织、成规模、按“订单”、成建制的输出，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富民效应，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
我们实地访问的许多职业院校，已进入“订单培训”的良性循环，毕业生供不应求。许多职业院校毕业生的“订单”兑现率为100％，就业率为100％，就业稳定率为96％以上。因其职业教育和培训走的是“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之路，毕业生就业市场广阔，已扩展到50多个行业，有些专业的毕业生全部进入属于“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
四川的经验表明，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对于提高农民的就业转移率和劳动报酬，都具有显著作用。经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在就业门路、就业率、就业稳定性和工资水平等方面，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和提高。经全省调查，没经过职业教育培训的输出转移劳动力年人均工资性收入3300元左右，通过职业教育培训后输出转移的劳动力年人均收入可达到4800元左右，提高将近50％。
在我们重点调查的遂宁市，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效果更为明显，已经形成了劳动力资源管理、职业技能培训、开发就业、跟踪服务等一条龙的产业化运行机制，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劳务经济。该市目前有各类职业技术教育院校、职业培训机构56所。在校生总数达40520人，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结构比较合理，初中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公办和民办相结合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主要体现在：
1.各类职业成人学校和培训机构发展势头良好
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设立的社会培训机构达到48所，每年招生培训人数近万人。射洪县就业培训中心常年培训新生劳动力达到1200多人，培训下岗失业人员1000多人次，指导乡镇培训农村劳动力达到50000人次。
2.民办职业教育方兴未艾
近5年，遂宁累计投入职业技术培训的民间资本达到8500万元以上， 兴办民办职业培训机构61所，民办职业学校在校生达到19400人，占全市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的43％。该市民进中专学校是全省第一所民办省部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经过近10年的发展，固定资产达到5000万元以上，学校职工110余人，在校生3000人以上，已为社会培养了5000余名初中级技术人才。职业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3.中等职业学校成就显著
该市有国家级重点职业中学1所，省级重点职中3所，省基本农校1所， 在校学生规模1000人以上的中职、中专学校达到8所。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射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是教育部、财政部确定的全国重点建设的50所职业中学之一，学校设有电工、焊工、管工、钢筋工、缝纫工、家政服务等16个工种，在校生达5000人，近三年已培养各类专业人才3890名，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仅2003年，该职中的毕业生就为射洪县挣回1.6亿元劳务收入。
4.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初具规模
该市的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是四川省重点发展和举办的综合性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学院生源覆盖西部9个省份，已经培养了8万多名高中级职业技术人才。该学院所设的汽车制造与维修、机械制造、信息技术等专业在全国独具特色，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目前该院有教职工800多人，在籍学生18000多人，已经成为四川和整个西部地区技术培训的重要基地。
该市多年来一直非常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对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重要意义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在调研中经常能看到类似“读完初中去打工，进城求职难成功；一技在身闯世界，就业挣钱路路通”、“学会当技工，进城路路通”、“一专多能市场化，胸有成竹闯天下”、“以求知为前提，以就业为基础，以脱贫为目的”、“一切为了农民子女成才，一切为了农村家庭致富”等标语，形象地展示了当地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价值取向的正确认识。该市在政策和资金上对职业教育给予大力扶持，近年来全市财政投入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资金累计超过了3500万元。
遂宁市的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2003年，全市完成劳务培训9.7万人，其中，3.9万人获得了岗位证书，3.1万人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当年转移劳动力67万人（其中，境外2354人），实现劳务收入38亿元。遂宁的经验说明，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门必修课。
（三）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迫切需要解决四个关键问题
1.提升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战略地位，改变职教和培训对农村发展推动力不足的现状
多年以来，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法制保障和管理力度较小，地方政府“重普轻职”倾向严重，农村职教和培训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农村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经费紧缺，办学条件差。在中国的教育投入体系中，基础教育不如高等教育；在基础教育中，农村不如城市；在农村教育中，职业教育又不如基础教育。例如，列入高教领域某些“工程”的一所院校就可获得3～8亿元的国家投入，而由农业部等六部委举办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阳光工程”覆盖全国农村，资金却只有2.5亿，反映出与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协调发展整体战略需求的明显错位。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在整个教育资源分配中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提升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在国民发展大局和国民教育大局中的战略地位。
2.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变与经济发展要求不适应的现状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政府一包到底的僵化的体制管理模式，还没得到根本改变。其一，职教和培训机构基本上是国有、官办。以南充市为例，四川省石油财经校、省蚕丝校、川北医学院附属卫校属省管，南充卫校属市卫生局管，南充财贸校属市财办管。其二，条块分割，现有职能类同的农村职业教育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劳动技能培训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站分属不同部门，各自为阵、封闭运行。其三，主管部门对学校统得过多过死，学校自主权较少，市场运转不灵，主动性不够。其四，职教缺乏自身活力，一些企业或行业由于自身经济不景气，无力投资和管理所办职业教育。一些政府部门所属的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由于在人员、管理等方面有诸多问题，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抓住机遇求发展，仅靠争取一些财政支持勉强度日，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危机。一些学校由于招生不足，教育资源大量闲置，一些生源好的学校又缺乏必要的教学生产实习基地和基础设施，农业优质品种的开发、试验、示范和推广等教学活动难以开展，教室里讲养猪、黑板上搞操作的现象比比皆是。
3.采取综合措施，改变农村职教发展面临的困难局面
从总体看，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工作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学校数量少，所占比重小，城乡分布极不合理；二是办学条件较差，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三是收费标准偏高，超出了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四是生均成本较高，负债经营普遍（四川农村现有的民办职校中，目前已开始盈利的学校极少，80％以上的学校都还处于亏损状态）；五是在体制和政策环境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有待得到更好的政策环境支持。在《民办教育促进法》、《职业教育法》等有利的法律环境和政府扶持民营经济的政策环境下，目前已出现多元化办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可喜势头。多元化投资、企业化管理、产业化经营、市场化办学趋势初现，并见到了较好效果。这对下一步应采取的综合措施（如土地使用、人事管理、职称评定、社会名分和政府系统的奖励等等）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4.加强农民培训的推动力度，改变重学历轻技能的偏向
在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中，存在着重视正规学校职业教育，轻视农民技能培训；重视转移劳动力的培训，轻视实施农村实用技术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现象。对区域性主导产业技术、农业大户和农村能人的培训滞后，不能尽快将传统的种养“老手”变成现代的种养“高手”，既影响了新型骨干农民培养，更形成了重学历轻培训的偏向，对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发挥效益和长远发展十分不利。在我们的调研范围内，大多数地方在“让农民不当农民”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甚至投入了一些政府支持性资源；但在“让农民当好农民”方面，政策力度和实际效果都明显不如前者。如前所述，目前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 需要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明显要多于需要转移出去的人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粮食安全、绿色食物的情况下，加强对农民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培训的工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三、关于促进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现状与问题，我们建议：
1.提高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在我国发展和解决“三农”问题中的战略地位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目标是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并最终提高劳动收入。不论农村产业或劳动力转移，两者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都是通过培训提高人力素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包括两个方向：第一，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第二，在第一产业内部，从小农经营单位向产业化链条中转移；或者个人成为农业产业工人，或者农户成为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可以说，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不可能实现城乡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的产业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以亿计，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尚不具备适应转移的知识和技能。这已成为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大障碍。使其具备必需的知识与技能，就是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目的。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迫切需要接受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人口数量之巨，决定了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工作的战略地位。为此建议：
（1）成立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的“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领导小组”， 作为此项工作的领导、协调机构；
（2）把大力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 健全工作机构列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十一五”计划；
（3）提高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资源分配份额。注意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与义务教育协调发展，把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工作列入政府和有关行政机构的考核内容；
（4）下大力气实施“农民培训工程”，用5～10年时间对绝大多数农民进行一次技能培训；
（5）坚持农村“三教统筹”、 “农科教结合”等已经为实践证明正确的改革方向，继续探索新形势下的实现方式；
（6）对中西部地区实施倾斜政策，使落后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有更快的发展。为此，将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纳入西部大开发的总体规划；降低民营资本进入中西部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领域的门槛；对在中西部地区从事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人员，免征个人所得税；面向中、西部农民教育，扩大大学毕业生“西部志愿者”活动。
2.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充分吸收多种社会资源，发展农村职教和培训
我们国家在农村的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方面并非没有投入，建国数十年来，成立了大批的机构，并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网络。在国家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首先必须依靠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充分发挥现有资源渠道的作用；同时，充分做足吸收多种社会资源办教育、办培训的文章。
（1）政府牵头，统筹协调， 将目前分属众多部门职能相同的教育资源有机整合起来，使各自为战的职中、农广校、农技校、进修学校、成人学校、培训基地等功能相同的培训机构形成合力，并逐步实现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规模化、集约化。可以依托现有已形成品牌的国重、省重等学校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和大型基地，做强、做大；
（2）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实现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资源渠道多元化、社会化，使职业学校、国有机构、民办教育机构、公司企业、专业户等各种职业教育资源合理布局、各施其长、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目前尤其要大力鼓励、吸收社会力量投入农村职教和农民培训；
（3）集中财力，采取“政府买服务、买高质量服务”的方式， 打造一种“谁来服务给谁钱，谁服务得好给谁钱”的运行模式，使资金不仅实现投入的作用，而且发挥引导的作用。比如操作上采取“教育券”等形式，受培训者可自由选择培训机构，从而鼓励竞争，提高质量和效益，同时实现民办、公办培训机构的平等待遇。
3.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资金投入力度
在继续保证农村义务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使“明天的农民”有较高素质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对农村职教和农民培训的支持，以尽快提高“今天的农民”的素质。
为了扭转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过于薄弱的局面，亟须增加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财政经费支持。可借鉴义务教育中的“危改”和“义教”工程的做法和经验，设立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专项资金。其用途包括：
（1）启动和实施“农民培训工程”；
（2）培训和吸引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师资；一方面培训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现有师资，另一方面以适当待遇补贴吸引其他合格人员为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服务；
（3）针对解决“三农”问题急需的人才培养和农民培训的任务， 提出培养和培训的“菜单”，政府出资，“花钱买服务”；
（4）改善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办学条件。一是建设职业教育、 技能培训的实践、实习基地；二是应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和手段；三是建设“示范”性的职教和培训机构；
（5）鼓励支持初中毕业生进入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接受专业技能培训， 尽早实现由“初中毕业去打工”到“初中毕业进职中”的转变，然后再进入城乡劳动市场。
4.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为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1）加强《职业教育法》的实施与落实，建议尽早进行一次执法检查；
（2）鉴于现行《职业教育法》对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方面涉及较少， 建议国务院制订《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条例》，为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提供法规依据；
（3）健全和完善岗位资格认证体系与劳动准入制度， 从制度上保证新生劳动力的素质；
（4）坚持和完善“绿色证书”等制度，为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力提供人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