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女儿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李雯铮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武汉430072）
【摘 要】 中国农村居民深受“多子多福”与“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本文从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角度出发，试图回应生育女儿是否降低农村居民幸福感这一现实问题。文章采用的数据是2015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5）数据，模型分别为Order probit模型与OLS模型，研究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几点：第一，生育女儿具有“幸福效应”，生育女儿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提高约8个百分点；第二，女儿数量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女儿数量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提高约5个百分点；第三，生育女儿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生育女儿对母亲、老年人与中高教育群体的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文章的政策意涵是，当今全面“二孩”的政策实施背景下，理应摒弃传统的“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观念，做到理性生育，提高其幸福水平。
【关键词】 生育女儿 农村居民 幸福感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居民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理论热点与现实关注焦点，至今方兴未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作为衡量我国民生建设的重要指标。
教师要利用好微课这一教学模式，充分做好课前准备，让学生喜欢看，从视频中得到启发，这样才是微课教学的真正目标，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目前，无论是经济学、心理学还是政治学与社会学，诸多学科从不同的视角与理论范式切入，以个体间的变异性为出发点，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1-5]。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成果在揭开幸福之谜、推动幸福感研究走向多元化与全面化功不可没。其中，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诸多因素中，生育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事实上，作为人类繁衍的唯一方式，生育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人们普遍认为生育子女是获取幸福的重要方式[6]。
Impacts of cloud-radiative forcing on tropical cyclone intensification and structure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影响着农村居民。一方面，在老人体弱多病时，孩子越多，能够孝敬自己的人就越多，老年生活越有保障。另一方面，“养儿防老”意味着“养老送终”似乎总是和儿子紧密联系，与女儿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儿子才是养老送终最可靠和最关键的“资源”[7]。此外，在传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男性劳动力比女性更具优势。然而，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主要依赖劳动力的不断投入增加产量，农村家庭更倾向于增加男性劳动力[8]。因此，农村这种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决定了家庭网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传统家庭网络的稳定、繁衍与昌盛均与男性成员密切相关，进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观念的经济社会根源[9]。更进一步，“母凭子贵”在中国的家庭中尤为显著，即母亲的家庭地位随着生育男孩而提高。据此推论，生育男孩带给父母的幸福感可能比女孩更多。
上述可知，子女与赡养父母密不可分，并未实证分析子女性别与父母幸福感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质性分析。但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并不容易发生质变，即使女儿能够提供给父母经济支持、精神慰藉与生活照料，父母仍可能依然认为生育儿子带来的幸福感更高。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即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及独生子女与纯女户家庭大量出现，子女性别对于父母福利与幸福感的影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本文正是基于当今农村生育现状与赡养模式变迁的背景下，实证分析女儿带给父母幸福感如何，以期为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与丰富幸福感的有关研究提供启示意义。
通过图3中的“温度-电容”曲线可以看出，当降温速度较大时因为数据点较少的缘故，曲线的部分特征无法有效地表现出来，对于精确检测来说，要尽量保证各特征点的存在；而降温速度较小时能够对电容变化过程中的细微特征进行保留，因此，需要在不同的降温速度条件中选择最优条件。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农村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人口转型、新农村建设、生育政策转变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结构多样化、代际关系发生改变，导致的结果是“子”的含义由“儿子”向“儿女”转变。部分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据。譬如，殷俊等研究发现核心家庭内部相对经济地位和权力结构发生有利于女性的调整，使女儿更好的赡养和孝敬父母[10]。许琪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农村呈现出“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赡养模式。这些文献发现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女儿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得到大幅提高[11]。
式中TE1,TE2,表示任务t1,t2,的结束时间，存在并行任务时依式(24)以整体任务替代，并按式(30)处理。
二、文献综述
本文的文献综述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我们分析了生育可能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的影响以及其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其次，我们分析了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非生育因素，为下文所使用的控制变量提供理论依据。
西方学者首先关注到了生育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且主要聚焦于孩子数量与子女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一方面，早期的诸多研究证实了孩子数量与父母幸福感之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换言之，父母主观上可能并不承认孩子会带来不幸福感，但实际检验结果却发现孩子数量起到了负向效应[12]。究其原因在于养育孩子会带来经济压力，同时需要夫妻投入很大的时间与精力，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与家庭分工，进而影响和谐的夫妻关系，降低了主观幸福感[13-14]。但部分研究证伪了此观点，他们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有孩子比没有孩子更幸福，生育更多的孩子带来的幸福感更强[15]。更为具体的，王钦池研究发现，父母幸福感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而降低，只有适量的子女数能够提高父母的主观幸福感，但过多的子女反而降低了父母的主观幸福感[16]。
另一方面，孩子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也存在诸多争议。Morga认为儿子可以使父亲参与更多的家庭生活，提高了家庭的和谐关系[17]；而Abbott和Brody发现女儿才是“家中宝”，女儿可以帮助父母做更多的家务，家庭交流也更为频繁，从而提高父母的幸福感[18]；此外，Yamaguchi和Ferguson认为，儿女双全才是夫妻两个人最理想的孩子结构，有儿有女的父母幸福感最强[19]。Mizell和Steelman却得出了更为有意思的结论，其发现儿子对父母婚姻幸福感的积极效应更为显著，而女儿没有该效应；同时儿女双全将降低母亲的婚姻幸福感，而儿子数量与母亲幸福感呈现显著正相关[20]。国内仅数篇文献关注到子女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譬如，李婷和范文婷研究发现生育儿子会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略微正向但不显著的幸福效应[21]；陆方文等研究指出，不同时期子女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不同，在中小学阶段，父母幸福感不受子女性别的影响，而当子女成家立业阶段，女儿带来的幸福感远远高于儿子[22]。本文的研究方法跟陆方文等相识，但是本文更深入的探讨了生育女儿对受“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更深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试图弥补在这个领域上的文献空白。
1.主观幸福感。个体幸福感指标来自于对问题A36“整体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回答。为了让数据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调整了原始数据，用1到5分别表示“很不幸福”到“很幸福”，数值越高表示越幸福。其中，回答“比较幸福”的人数最多，占比约60%；其次是“非常幸福”，占比约17%；“一般”的占比约15%；“非常不幸福”与“不幸福”的占比分别约为7%与1%。
具体而言，微观层面主要包括个体特征与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宏观层面主要包括经济增长与公共服务等变量，此不一一赘述，仅作简要梳理。具体而言，Hamermesh等研究发现居民幸福感与个体特征（如性格类型、外貌特征等）密不可分[23]。
其他变量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从个体特征变量上看，相比于母亲，父亲的幸福感更低，原因可能是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所面临的生活压力更大。年龄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年龄越大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越高。相比于没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更高，原因可能是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是信仰者的心理寄托与安慰，能够提高其幸福感。受教育年限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我们认为受教育程度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组成部分，不但可以提高其收入水平，而且能够改善其家庭生活状况，进而提高其幸福感。相比于身体不健康的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状况一般与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更高，这点不难理解，身体健康状况越好，意味着其精神与心理健康也相对较好。与在家从事农业的农村居民相比，外出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幸福感更低，可能的原因是外出从事非农工作意味着“背井离乡”，甚至不能跟家人团聚，影响了其幸福感。
本文首先分析女儿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中，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发现女儿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换言之，生育女儿非但没有降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反而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考虑到农村居民幸福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模型2中添加了农村居民个体特征变量，发现女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即生育女儿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模型3中在模型2的基础上，添加了农村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发现女儿依然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符号为正，可见生育女儿确实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部分学者从宏观层面考证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如刘军强等[3]、李路路等[5]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胡洪曙和鲁元平研究发现中国社会性支出（如公共卫生支出、社会福利支出等）提高了居民幸福感，然而社会项支出并不能影响居民幸福感[25]。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建构
（一）数据来源
本文试图作出一些解释，一方面，“养儿防老”是“重男轻女”观念扎根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重要基础。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及父亲主导的家庭婚姻模式，父母的养老水平受限于子女性别。在此基础上，儿子在家庭养老等方面比女儿更有优势与价值，以此推理，儿子可能给父母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但是，据现代化家庭理论预测，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扩展的亲属关系纽带将被逐渐弱化，原本紧密的家庭形式会变得松散，核心家庭将变成独立的亲属单位，这些变化将导致家庭在保障功能上的衰退。因此，生育女儿可能在承担养老方面给父母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二）变量选取
同时，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为了使关于生育女儿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估计更为准确，我们加入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等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变量，以控制住这些影响幸福感的非生育因素。
田力（1965.06.15-），女，汉族，河南人，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研究方向：超声医学，e-mail：tianli@hactcm.edu.cn。
2.生育女儿。为了能够全面地认识生育女儿的幸福感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两个层次的生育变量，一个是二分变量，一个是连续变量。其中，二分变量表示如果女儿的数量大于等于1，赋值为“1”，否则赋值“0”；而连续变量指所有女儿数量之和。
3.农村居民的个体特征变量。为控制生育女儿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设置农村居民个体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年龄、性别、宗教信仰、受教育状况、政治面貌、健康状况与工作类型。不同性别的农村居民，可能对幸福感的感受不同；年龄与幸福感密切相关，中青年农村居民压力更大，影响其幸福感受；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可能有心理寄托，进而影响其幸福感；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农村居民，无论是物质需求还是生活追求等均可能不同，导致其幸福感不同；在中国的语境下，政治面貌代表了某种社会地位，影响其幸福感；健康不仅对农村居民的工作与收入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农村居民的情绪与主观感受等也有重要影响。
4.农村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农村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本文在计量模型中设置家庭收入状况、社会资本状况、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作为社会经济特征控制变量。家庭收入状况不仅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与生活水平，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等；社会资本状况本文选取了亲友交往的频率进行衡量，社会资本作为除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外的第三大资本，对农村居民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险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均具有规避与防范风险的功能，起到了安全网与稳定器的作用。
（三）模型建构
现有研究幸福感的文献，经常将被访者幸福感的程度进行排序，如将被访者的幸福感分为“1=非常不幸福，2=不幸福，3=一般，4=很幸福，5=非常幸福”。这种主观幸福感指标能够反应被访者的真实偏好，且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同时该幸福感变量的设置，能够观察到每个等级变化的大小，更能够反应被访者的幸福程度。鉴于幸福感是有序的，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来分析生育女儿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定义为非连续变量。构建的回归方程如下：
表1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公式（1）中，
为不可观察的潜变量，χi为可能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一系列变量，ε为扰动项，β是变量的回归系数。yi选择规则为：
5）关注燃油品质的稳定性，对调和方式生产的低硫船用燃油加强质量检验。2018年8月以来，在休斯敦、巴拿马、荷兰、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多个港口陆续出现问题燃油事件，多艘船舶出现燃油淤积以及燃油喷射泵故障，甚至一些船舶出现停航事故。新加坡检验专业机构Maritec的通函显示，受污染的问题燃油含有苯乙烯和苯酚，而且问题燃油都符合ISO 8217-2005行业标准，很难被检测出来。船用低硫燃油的调和原料具有多样性、多产地、多成分的特点。船供油公司需增加相溶性方面的检测，确保供应到船上的燃油符合要求，避免出现质量事故。
公式（2）中：γ1＜γ2＜…＜γ4为待估参数，称为切点。yi为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离散变量，取值范围1～5分别表示农村居民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具体的模型可以表示为：
公式（3）中：yi表示农村居民幸福感，SDi表示农村居民生育女儿变量，χi为可能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一系列变量，α1与α2表示回归系数，α0为常数项，ξi表示扰动项。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有序Probit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模型）进行验证。一方面，使用两种回归模型，更能验证本项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最小二乘法（OLS模型）的回归系数更加直观与便于分析，但无法识别定序变量程度的变化。因此本文对比使用有序Probit模型与OLS模型，分析结果主要采用OLS模型的估计结果[26]。
四、实证分析
（一）女儿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采用生态养殖。通过对大水体投放净水鱼类鲢鱼、鳙鱼，以鱼养水，以水养鱼，净化水库水质。鲢鱼、鳙鱼属于典型的滤食性鱼类，俗称花白鲢，它们通常以鱼鳃等器官作为过滤网，通过水的吸入与吐出滤取小型浮游生物。一条花白鲢每长1kg，可以滤食30～40kg的浮游生物，而它们产生的排泄物经过分解后，又成为浮游生物的美食，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通过相对平衡的生物链控制水库浮游澡类过度繁衍，预防水库富营养化发生。
由于有序Probit模型估计系数不能显示全面的信息，仅能够从显著性与回归系数符号上看出生育女儿是否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及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方向。因此，我们进一步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模型）进行说明，发现OLS的模型回归结果与有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的方向与符号基本一致。以模型6为例，女儿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计算可得，生育女儿可以将农村居民幸福感提高约8.49%。由此可见，生育女儿具有“幸福效应”结果是稳健的、可靠的。
何立华和金江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们基于比较分析的视角，发现经济因素（如收入感知、公平感知、民主感知等）与非经济因素（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年龄、教育、健康等）均影响了居民幸福感，但是经济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小，换言之，非经经济因素决定了居民幸福感[21]。
毋庸讳言，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急速发展，乡村社会的自然生态与人文传统是脆弱的，由此在当下呈现出普遍凋零趋势，但村落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地，村民是绝不可轻忽的文化传承主体，何况乡村社会的良好发展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智慧对于人类未来发展弥足珍贵。村落民俗志书写，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谱系中的重要传统，在当下具有特殊意义。笔者提倡以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促进村落民俗志的书写实践，其意在此。我认为，其中有如下三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从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上看，家庭收入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家庭收入越高，农村居民幸福感越高，原因可能是收入越高，越能改善其家庭状况与家庭地位，进而提高其幸福感。社会资本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这可以归因于社会资本越多，意味着亲朋好友联系越频繁，邻里关系越和谐。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表明社会保险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社会保险作为重要的防范风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居民的“看病难与看病贵”，规避了农村居民“养老风险”，进而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二）女儿数量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上面分析了是否生育女儿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女儿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那么，在此基础上，女儿数量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将出现什么影响呢？对此，文章分析了女儿数量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
和表2的方法相同，文章分别采用有序Probit模型与OLS模型进行检验。其中，模型1与模型4中，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发现女儿数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意味着女儿数量越多，农村居民幸福感越高。在模型2和模型5中加入了个体特征控制变量，发现女儿数量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即女儿数量和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正相关性。模型3和模型6中，将所有控制变量纳入，发现女儿数量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为正，表明女儿数量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以模型6的回归结果为例，女儿数量每增加1个，农村居民幸福感将提高5.08%。其他控制变量与表2的回归结果一致，此不在赘述。
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生育女儿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生育女儿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呢？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2015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简称“CGSS2015”），CGSS2015采用多阶段、分层次的抽样方法，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一共抽取了478个农村村庄与城镇居委会，每个农村村庄与城镇居委会抽取约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抽取约1人，经过统计分析，CGSS2015一共收取有效样本为10968人。根据本项研究的目的与群体，本文使用的CGSS2015排除了全部没有子女的样本及城镇样本，一共选取5002作为研究对象。与同类研究相比，CGSS2015数据更新，且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所有覆盖面更广，也更具有代表性。
2014年9月，笔者参加了全国十四城市体育优质课竞赛，优质课是日常教学的升华，日常教学为优质课的展现奠定了基础，只有打好日常教学的基础，优质课才能完美展示。经历了这次优质课竞赛后，对于今后如何将瑜伽课更好地呈现在日常教学中，如何激活瑜伽课堂氛围，激发更多学生的兴趣爱好，笔者有了更多的反思与改进。
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啃老”现象，许多父母为给儿子成亲，需要给儿子在农村建楼房，甚至在大城市买房，还要支付高额的彩礼；此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性别失衡问题，在婚姻市场上，众多男性的竞争压力正在增大，而当男性无法提供女方想要的住房和足够的彩礼时候，男方将会在婚姻上失去砝码，甚至许多农村传播着“儿子是建设银行，女儿是招商银行”的想法。由此可见，生育男孩的父母会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降低其幸福感。同时，农村劳动力外流不断增加，拉大了父母与子女生活的距离，改变了原有儿子和父母共同居住的模式，降低了儿子的养老能力和养老意愿，表明生育男孩并不能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更进一步，现今的农村女孩子倾向于嫁到经济好的地区和家庭，特别是女孩嫁到城市后会导致农村女孩数量的减少，导致农村男子婚姻成本的继续上升，同时这也改善了女儿在养老方面的能力，侧面证明了生育女儿能提高农村父母的幸福感。
表2 基准回归：女儿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
除此之外，中国已经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特别是伴随市场化进程中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出现越来越多不依靠体力的经济活动，男性的经济价值被削减。与此同时，逐步提高的市场化程度，原本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等相关社群网络的生产和金融活动转移到基于人权和契约的市场和企业上面，女性可以在社会交往中实现自我价值，她们告别了原来单一的家庭生活方式，开始走向社会来进行生产、生活与学习。
事实上，市场化的水平快速上升后，生育女孩给父母带来的幸福感不但会上升，且在未来有可能超过男孩给父母带来的幸福感。一是，在经济学上，子女的生产力及带给父母的经济收益，意味父母潜在的将子女视为“投资品”，随着提高的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传统社会中，家庭的经济功能将被市场越来越多的替代，家庭功能将定于为感情功能，子女会逐步从“投资品”转为“耐用消费品”。考虑到女儿更能在情感上体贴父母，因此女儿作为“耐用消费品”的质量很可能比儿子高[27]。
（三）扩展性分析：不同群体的检验
俗语说“女儿是母亲的小棉袄”。那么，女儿对父母亲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不同。表4报告了生育女儿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模型1和模型2中，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女儿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均在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女儿能够提高父母的幸福感，从回归系数的大小上看，女儿对母亲幸福感的影响更大，有女儿的母亲幸福感提高约9.54%，有女儿的父亲幸福感提高约7.21%。模型3和模型4报告了女儿数量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女儿数量与父母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女儿数量每增加一个，母亲幸福感将提高约5.90%，父亲幸福感将提高约4.11%。由此可见，本项研究验证了“女儿是母亲的小棉袄”这一俗语，原因可能是父母在女儿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一般而言，女儿更可能向母亲倾诉心事，而母亲也更可能向女儿倾诉等。
表3 女儿数量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
表5报告了女儿对不同年龄父母幸福感的影响，我们将父母年龄分为老年人与非老年人。研究结果如下：模型1中，女儿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非老年人（小于等于60岁）父母幸福感，相比于没有女儿的非老年人父母，有女儿的非老年人父母幸福感提高约5.97%；模型2中，女儿在1%的显著性水平正向影响老年人父母幸福感，相比于没有女儿的老年人父母，有女儿的老年人父母幸福感提高约15.9%。模型3和模型4中，发现女儿数量均在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女儿数量能够显著提高非老年人与老年人父母的幸福感，女儿数量每增加1个，幸福感将分别提高约3.16%与6.48%。同时对比回归结果发现，女儿对老年人父母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原因可能是老年人父母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较差，更需要人照料，而女儿往往承担起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重任。
受教育程度不同，可能导致父母的“重男轻女”、“养儿防老”观念及主观幸福感的体验不同。因此，将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小学”、“中学”与“高中及以上”四类，考证了女儿对不同教育程度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模型3和模型4中，女儿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父母幸福感，即女儿对高等受教育程度（中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父母幸福感影响更大，而对低等教育程度的父母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模型6至模型8，女儿数量在统计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女儿数量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上学历父母的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我们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重男轻女与养儿防老的观念越淡薄，也就是说生育男孩并不一定提高其幸福感，生儿养老与生女养老无本质区别；同时，在农村场域，正如上述分析所言，生育女儿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父母的生活压力，进而提高了父母的幸福感。
表4 女儿对父母亲幸福感的影响
表5 女儿对不同年龄父母幸福感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居民深受“多子多福”与“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本文从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角度出发，试图回应生育女儿是否降低农村居民幸福感这一现实问题。本文采用的数据是2015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5）数据，模型分别为Order probit模型与OLS模型，研究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几点：第一，生育女儿具有“幸福效应”，生育女儿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提高约8%；第二，女儿数量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女儿数量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提高约5%；第三，生育女儿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生育女儿对母亲、老年人与中高教育群体的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此外，研究发现居民的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与社会经济特征（如家庭收入、社会保险等）对其幸福感也具有重要影响。
表6 女儿对不同教育程度父母幸福感的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生儿生女的观念已悄然转变。一方面，男女平等的意识在增长，生儿生女一样的观念逐渐形成。另一方面，人们的养老也并不再依靠儿子，完善的社会保险和收入提高的女儿完全可以提供更好的养老。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老人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寻找自己的生活。所以，人们对生儿生女已没有了之前的期待和要求，他们已经慢慢习惯了把生女儿当成一件可以更幸福的事。这是一种进步。生孩子本来是一种本能，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也是一种文明，是人类社会繁衍生息的基础。一种理想的状态是，生男生女都一样，在政策放开后，生几个孩子看居民自我需要，而非看成“功利”的事情。
本项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一方面，本文发现生育女儿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这可能影响和改变农村居民传统的生育观念，不断消除农村社会中重男轻女与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从而可能更有利于农村居民的理性生育。另一方面，研究发生女儿数量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促进作用，可想而知，当前二胎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的生育权利将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实现，整个社会的主观幸福水平将获得显著提高。此外，本研究也表明单纯的依靠市场手段调节性别不平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婚姻市场的竞争与养老功能的弱化调整性别不平衡问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政府应该采取必要的积极措施解决与调整性别不平衡问题。✿
第四，要进行职业道德方面的宣传，让审计人员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在工作中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受金钱、权利的诱惑，确保按照法律法规和单位的规章制度开展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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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hildbearing Daughters on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Li Wen-zheng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2，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 of China rural residents by"Muti Fu"and"patriarchal"traditional ideas，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trying to respond to give birth to daughters whether to reduce the problem of rural residents’happiness.The data used in this paper is 2015 Chinese comprehensive survey data（CGSS2015）data model，respectively Order probit model and OLS model，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first，to give birth to daughters sense higher than boys in rural residents family happiness，family daughter will be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increased by about 8 percentage points；second the number of rural residents，daughter and well-being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each 1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number of daughter，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increased by about 5 percentage points；third，there is growing daughter on the impact of rural residents'happiness heterogeneity，give birth to daughters of mothers，the elderly and the high education group of rural residents more happiness big.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paper，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two child”policy，should abandon the traditional“patriarchal”，“and”the idea of rational growth，improve the level of happiness.
【Key words】 Daughter；Rural resident；Happiness
【DOI】 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1.010
【收稿日期】 2018-05-14
【中图分类号】 C9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672（2019）01-0093-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840009）。
【作者简介】 李雯铮，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标签：生育女儿论文; 农村居民论文; 幸福感论文;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