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请外教与近代中国音乐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教论文,音乐教育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3)03-0092-05
目前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学校聘请外国教员的问题很少关注，对学校音乐教育聘请外教补充师资不足问题更缺乏探讨，而事实上，“聘请外教”现象在近代学校音乐教育中是一种客观存在。透过这一现象观察当时的学校音乐教育状况，分析外教对学校音乐教育的促进和影响，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历程与趋势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一、音乐教育师资匮乏的困境
清末新式学堂教育开始后，由于社会需求的强劲推动，学校教育快速发展与师资力量不足的矛盾成为阻碍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在音乐教育方面，由于传统教育中没有音乐教育的位置，不仅中国音乐发展缓慢滞后，也造成了近代音乐教育师资匮乏的局面。
在近代中国，外国教会开办的教会学校是最早开始音乐教育的机构，然而在20世纪早期，不仅中国的新式学堂缺少教师，当时教会学校的师资缺乏问题也同样存在。如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该校1915年创办，办学初期由于没有合适的钢琴教师，学校无法兑现对已付学费的钢琴班学生的开课承诺。1917年聘请来自奥伯林大学的利蒂亚·布朗小姐为音乐教师，“受聘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教学工作：每周上44节课，5个小时的音乐理论课，此外还得指挥合唱团”[1](P37)。像南京这样的城市音乐人才尚且如此欠缺，其他各地音乐教师缺乏的情况就可想而知。
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经过政府的政策推动以及社会各界的努力推进，民国各层次学校教育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各类师范学校的开设、专科师资培训力度的加大，音乐师资缺乏的情况有了一定缓解。但是，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师资不足问题依然如故，音乐课程在各地普遍开设仍然十分困难。
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明确指出了中国缺少师资的状况，并提出各级学堂聘请外国教员问题：“学堂必须有师。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省城之普通学堂，犹可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府中学堂，安能聘许多之外国教员乎？”面对因师资缺乏不得不聘请外国传教士任教问题，《癸卯学制》规定了应当注意的自我保护措施：“此时开办学堂，教员乏人，初办之师范学堂，及普通中学以上，势不能不聘西师。如聘西师系教士出身，须于合同内订明，凡教授科学，不得借此宣讲涉及宗教之语，违者应即辞退。”[2](P532～551)既存在对传教士传授异教的担忧，又不得不聘请其到学校任教，这实在是国家的悲哀与历史的无奈。
面对这种局面，一些有条件的学校开始聘请曾留学海外接受过西洋音乐教育的归国人员担任音乐课教师，如1912年浙江第一师范、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先后聘请留日归国的李叔同到学校担任教职[3](P265～267)。此后，除教会学校毕业生成为音乐教师的来源之外，聘请外籍教师开设唱歌课也成为填补师资不足的主要渠道。在开埠较早的烟台、福州等地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多请有外籍教师任课教学。
音乐教学的师资不足问题也使得不少音乐教师承担了更多的教学工作，不少大都市里的音乐教师，经常往来于多个学校授课。如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的几位音乐教师萧友梅、杨仲子、刘天华等，同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等多所学校任教。一些外籍教师也是如此，如钢琴教师嘉祉是一位俄籍德国人，就曾在北京的多所学校任教，还在社会上以教授琴艺为生。在这种情况下，聘请有音乐才艺的外籍教师到校任教，成为众多学校补充音乐师资、开展音乐教学的重要途径，许多学校也因此才具备了开设音乐课程的条件。
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出于鼓舞民众斗志，振奋民族精神的需要，民国政府大力提倡对学校学生加强音乐教育，这也使各地学校再度出现音乐教师紧缺的状况。在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之间，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李抱枕组织了一次中小学音乐教育情况调查，之后收到1081所学校的答卷[3](P37～38)，结果表明：学生对音乐的兴趣非常浓厚，但普遍存在教师缺乏，师资素质低下，教学设备差的现象，因而音乐教育无法得到正常发展[4]。
从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的整体来看，20世纪以后的中国音乐教育开始受到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的重视，音乐教育不仅得到新知识群体的关注，也是青年学生获取精神食粮的需求。但新兴音乐的教育与音乐文化的普及缺乏师资的情况严重，迫切需要具有一定近代音乐理论与技艺的音乐教师作事业发展的补充，包括各种器乐技艺人才、声乐技能人才和音乐理论人才。音乐教师的缺乏严重影响民国音乐教育前行的步伐，因此，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合格的师资力量成为教育管理机构面临的主要任务，而利用外教来解决紧迫的师资问题，则成为各个学校无奈但又必要的选择。
二、外籍音乐教师在华任职状况
随着各地学校对音乐师资补充的需要，外籍教师参与中国音乐教育活动不断增多，其任职内容主要为授课教学和指导学生音乐实践活动。
1.外籍教师早期任职以教会学校为主。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势力向国内各地渗透，西方教会在中国建立的教会学校不仅数量多，而且发展很快。教会学校按照西方教学方式对中国学生开课施教，不仅开设有各种西方文化知识课程，而且普遍开设有唱歌课。据史料记载，在20世纪之前出现的一些教会学校中，如1842年香港的马礼逊学堂、1845年宁波的崇信义塾、1860年上海的清心书院女校、1872年山东登州的蒙养学堂、1880年上海的圣芳济书院、1881年的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同年上海的中西书院、1890年北京的汇文书院等，它们在创办初期，就开设有音乐课程[5](P1～7)。进入20世纪之后，这样的教会学校进一步增多，如1904年上海的启明学校、1909年天津的中西女学等。
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多和音乐教育的发展，一些教会学校开设了艺术科或者琴科，如1898年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就开设有琴课，圣玛丽亚女子中学1903年也增设了琴科[5](P11、20)；中西女塾的音乐课就以琴科为主。据该校第二任校长薛正回忆，选琴科的学生比较多，占学生的三分之一以上，教材选取的都是西方古今音乐家的作品[6](P104)。在教会学校中，艺术科类的教学是按照西方国家音乐教育的方式来组织，如1910年由天主教徒创办于北京的音乐传习所，以基本乐理、和声、唱歌、器乐为主课，所用的乐理教科书都是外文教本[5](P14-34)。
1925年，位于烟台的私立真光女子中学增设高中部，学生增加到130名，学生中有一半以上选修钢琴课，由Susan F.Eames和毓璜顶医院狄医生的夫人Grace Dilleyd担任钢琴课教师[7](P103-105)。该校以钢琴和英文教学最为优长，不少毕业生由此进入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继续深造，学校培养的音乐人才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5](P55)。
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以训练和组织学生参加宗教音乐活动为中心。基督教教会注重教堂礼仪，有庄重肃穆的宗教仪式，唱诗歌赞美圣主是惯常的礼仪，因此在教会学校教习学生歌唱，并组织唱诗班是必要的教学活动。教会学校学生接受唱歌训练非常普遍，有些学校的唱诗班还在教师的指导下排练合唱歌曲，参加学校举办的合唱节。如福州教会学校从1902年起，每年举办一度合唱节。1902年4月的第一届合唱节活动时，本能容纳两千人的教堂被观众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对教会学校学生的合唱效果也极为满意[8](P423)。1919年的合唱节有16所学校参加，最大的合唱队达到150人之众。在合唱节上，还特别组织了由132位教会大学男生和女子预科学校学生组成的唱诗班，演出的曲目包括由英国作曲家约翰·蒙德(John Henry Maunder，1858-1920)作曲的难度很高的《赞主之歌——耶路撒冷》[8](P424)。这些音乐教学活动和取得的成绩，与外籍音乐教师的指导和培训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外，北京的清华学校虽然不是教会学校，但作为留学美洲预备学校，其与西方教育联系密切，因而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的音乐素质教育。据1918年在校读书的学生回忆，当时“清华自中等科一年级，至高等科一年级……都规定每周有一点钟音乐”，学校不仅请“外国音乐家来校奏技”，还聘请外国教师任教，“清华所请的音乐教授，沙女士Miss Searp西女士Miss Selee阿女士Miss Olive海门先生Hymans等，都是用很重的薪金聘来的”[9]。从这些记载中，我们能够得知该校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
2.外籍教师是专业音乐教育的骨干力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1920年代之后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加快了发展的进程，随着各地专业学校和音乐专科的逐步开办，国内各类西洋器乐人才的缺乏和师资缺乏问题显得异常突出，因此聘请专业音乐教师补充不足又成为这一时期的紧迫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虽然中国自身的音乐教师逐年增多，教授器乐的师资力量得到了一些补充，但学校音乐教育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大，办学规模逐步扩大，西洋器乐师资仍然缺口很大。专业音乐学校的成立、科系扩展带来的声乐、音乐理论等课程的开设与规模扩大，也非常需要具备高水平的专业教师。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学校出现了不仅聘请外籍教师开课讲学，而且还有一些担任系主任职务的现象，外教们成为音乐教学的骨干力量。下列事例反映出一些学校外籍教师的任教授课情况。
1919年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成立，以培养中小学艺术师资为宗旨。该校系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人自筹资金兴办，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私立艺术师范学校。该校在学制上初期仿行日本，之后又效法德国，开设的课程有普通乐理、和声学、作曲、声乐、钢琴、小提琴、国乐(琵琶、二胡)等。由于学校发展势头较好，中国教员满足不了学生的需要，因而学校还聘有部分外籍教师，如白俄汤斯基(Tansky)、伺立勤为钢琴教师，还有日本籍教师蛯子正纯教授提琴课和指挥课等[10](P230)。
1922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成立，到1925年全所已有各类学生50名左右。1923年传习所创立了管弦乐队，有些乐队队员兼任教师，如俄国钢琴师犹太人嘉祉，既是乐队的钢琴师，又担任着学校的钢琴教职[11]。与此同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校，也聘请嘉祉任兼职教师教钢琴课[12]。
1927年北京爱美社音乐学校成立。此校为柯政和与刘天华等人组织的“爱美乐社”附设的音乐学校，学校设钢琴、唱歌、大提琴和理论等科，聘请在京的知名中外音乐家任教，并经常举办音乐会[13](P174)。
1928年天津市音乐体操传习所成立。该所是天津市教育界设立的以培训在职音乐、体操教师为职责的教育机构，开设有钢琴、小提琴、风琴、歌唱等多门音乐课，聘请白俄籍教师尼娜任钢琴课教师[5](P74)。
1928年，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首席小提琴师富华(A.Foa)受聘国立音乐院，担任小提琴教授，1929年受聘上海音专小提琴组主任一职。同年受聘的还有俄籍钢琴家鲍里斯·查哈罗夫，担任音专钢琴组主任一职[14]。
1929年燕京大学设立音乐学系，钢琴教学先后由美籍教师苏路德和范天祥负责[5](P78)。
1930年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成立。这是当时华中几省中培养音乐人才的唯一高等学府，音乐名师荟萃，聘有外籍教师承担不同的课程，如白俄教师萧绮好特教授钢琴课，西维沙教大提琴课，波兰教师罗平茂教授声乐课。另外该校还聘请了贺绿汀、教授音乐理论的廖天伦等优秀中国教师教授和声学[5](P79)。
1932年，成都华西协和东西文学院增设音乐系(时称美术系)，钢琴教师多为外籍教师，如加拿大籍钢琴家汪德光曾为主任，钢琴教师有卓伟夫人、费尔朴夫人、孟克明夫人、布里士夫人等。另外，英国牛津大学音乐系歌唱家安德胜夫人曾任该系主任，胡祖贻夫人任钢琴风琴及和声学教师[5](P85，P342～343)。
3.在华外籍音乐教师的数量变化。聘请外籍教师作为对中国音乐教育师资不足的补充，在不同时期数量是发生变化的，这主要同吸纳外教的学校需求情况有关，特别是其中的教会学校和专业音乐学校，其发展变化对聘请外教数量的影响最大。教会学校及学生的增多，相应需要更多的音乐教师来补充；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和进步，需要补充更多的教师来支持。但是目前对此方面的历史资料，尚未见学界有人归类整理，我们因此也仅能从零星、散乱的材料中作部分分析，目前要准确做出外籍音乐教师的数量统计还存在困难，或许这也是外籍教师问题缺乏探讨的原因之一。下面根据已有史料所述不同时期教会学校及学生数量的发展变化，对外籍教师的情况做大概分析。
从表中可见，当时在各地的各类教会学校及其学生数量并不算多。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下，这些数量不多的教会学校却一般都开设音乐教学活动，这在长期忽视音乐教育的中国社会上，应该被视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最先启动的领域。教会学校从国外或带来或引来教学人员，他们构成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外教群体。
2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推动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教会学校的发展也出现更快的局面。到1911年，教会在华学校已有3145所，学生达102 583人[16](P47)。到1921年，教会学校达到13 023所，学生有336 734人[17]。同期，教会在中国开办的高等学校也在不断扩展。到1920年，教会大学已经有26所[18](P254)。在教会学校中，大量的音乐教学和宗教音乐活动对音乐教师有很大的需求，担任音乐教师和兼任音乐课程的传教士多来自国外。笔者曾查到此期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外教任职的有关数据，如1915年至1926年间，外籍教师在全校教师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60%以上，其中1923年外籍教师所占比例更高达93%[1](P43)。尽管这一数据不能代表当时所有学校的情况，但仍反映出一些学校已有了一定数量的外教。
由上可知，外籍教师在中国从事音乐教学活动的事例已有很多。外籍音乐教师最早集中出现于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中小学校中，继而扩至各地的非教会学校，又在各地专业音乐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少人成为所在学校音乐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在推动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三、对外籍教师参与中国音乐教育的评价
外籍教师在近代音乐教育中的有效补充与合理利用，相当于我们借助了外力推动近代音乐在中国的发展，这必然促进了近代西方音乐文化向中国的传入。此时异质音乐文化的到来，虽然对中国传统音乐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也给中国长期封闭的文化空间输入了新鲜空气，给发展缓慢的中国音乐教育以触动和推进，使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早期发展获得了新的生机。
1.补充了教师队伍的不足，解决了音乐教育启动中的师资难题。中国音乐教育的师资难题一为数量缺，二为质量差。各地有条件的学校注重聘用外籍教师承担音乐课程教学，使师资状况得到了初步的改善。在不少城市开办的新式学校中，由于外教对师资队伍的补充，音乐教学才得以开设。如时任学部侍郎的严修，1902年在天津自家私宅创办了严氏女塾，1905年发展为严氏女学，在办学之初就聘请了日本籍教习大野铃子等二人教授音乐、钢琴课。钢琴、风琴从日本购进，授课以教弹琴为主，无论初小还是高小学生，均开设音乐课程[5](P12～22)。有些学校中国教师对部分音乐课程尚无力承担，补充了外籍教师，才使音乐教学课程得以齐全。尤其是对各类西洋器乐的演奏与教学，中国教师基础薄弱，也主要依靠聘用外教才得以开课，使中国学生对演奏技艺逐步掌握和提高。
2.运用先进教育方式，培养了中国的音乐人才。外籍教师进入中国的学校中传艺授课，将西方音乐艺术传授给师生，对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有着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学生们接受外籍教师的授课与训练，这使他们直接受到近代先进音乐思想的熏染，直接接受近代音乐理论指导，直接采用新的学习方法提高音乐技艺，因而一批音乐专业的师生得到了较为规范的培训，我国音乐艺术领域开始有了初步掌握近代西洋音乐艺术的人才队伍。前述严氏女学培养的毕业生，后来大多成为京津地区蒙养院及小学校的师资力量。即使是学习中国民族音乐的教师和学生，也从外籍教师对西方艺术的教学中，吸取了有益的教学方法或学习方法，这些营养成分连同音乐技艺一起收获，使得教学水平或学习成绩得到了较大提高。
由于受益于外教的学业传授，音乐艺术得到发展，之后在音乐教学或艺术表演领域取得优秀成绩的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如福建协和大学的青年学生李嘉禄，就是在中国专业音乐学校学习，受外籍教师传授而成长进步的典型一例。李嘉禄在大学就读期间，得到了来自美国的青年钢琴教师A.福禄的精心指导。毕业于美国奥伯林音乐学院的A.福禄到协和大学执教，期间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他的精湛技艺与表现使得当时的在读学生李嘉禄为之着迷并拜其为师。外籍教师在中国学校任教薪酬很高，若请他们上小课，指导费用同样不低。李嘉禄喜爱钢琴艺术，但又窘于家庭经济条件差，每月要支付20美元的学费是很大的难题。A.福禄知此情况后，向李嘉禄表示：“你不必付我学费了，给你上课，是一种愉快，是一种享受。”[19](P32)李嘉禄因此得以免费跟随福禄老师上课，他珍惜这样的条件，坚持苦练琴艺，演奏水平不断提高。毕业时，他将钢琴技艺与生物学毕业论文相结合，对钢琴艺术做出创新挖掘，具有新颖的艺术特色，后来留在协和大学工作，成为福禄老师的教学助手。半年之后，李嘉禄又成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钢琴教师，其后五年中“举办80多场钢琴独奏音乐会，足迹遍及福建和江西两省，大量介绍了肖邦、莱斯特、德彪西及穆索尔斯基的作品”[19](P33)，成为一个优秀的钢琴演奏师和钢琴教师。
3.传播西方音乐文化，促进艺术交流。外籍教师在授课和组织各类音乐活动中，将西方的音乐文化带给了中国的广大师生。而在此之前，国人对西方近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这也是中国传统音乐在封建社会后期陷入缓慢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外籍教师从事音乐教学，不仅带来了西方音乐教材、音乐作品、各种西洋乐器，还同时带来了西方音乐艺术理论、西方艺术的教授方式、表演技艺和各种艺术表现形式，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与更新，同时对于学校音乐教育方式、音乐艺术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的影响。
外籍音乐教师对近代西乐的传授开阔了师生们的文化视野。在外教的讲解与传授下，师生们得以在新的文化艺术理念的引导下，从新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音乐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世界著名音乐家和他们的经典音乐作品，更使学生们受到艺术美的熏陶，得到心灵的洗礼。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巴赫、德彪西、李斯特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中，对生命的讴歌、对生活的热爱、对大自然的赞美、对奋斗与创造的称颂，引领和激发着学生们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不少外籍音乐教师还以举办个人音乐独奏会和指导学生举办音乐演奏会的方式，一方面促进教学成绩的提高，一方面展示音乐艺术的魅力，推进音乐艺术活动的开展。这些做法使参演的学生得到了实践性的训练和锻炼，也使前往观看的学生们在欣赏艺术表演的同时，感受到艺术家的个人艺术修养以及音乐会会场那种艺术氛围中优雅、礼貌、安静、有序的文明场风熏陶，使更多的师生领略到与传统中国戏院完全不同的演出风格与艺术感觉。
4.参与中国社会实践，与中国师生结下了深厚友情。许多外籍教师来到中国应聘任教后，不仅对这里的风土人情有了理解和喜爱，也与学校的师生们结下了深厚的情意，其中不少外籍教师在其国内还是知名的艺术家。如俄国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他于1934年开始新一轮的世界周游演出活动，当年来到中国，为中国音乐文化所吸引，并接受上海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的聘请担任该校的名誉教授。任职期间，齐尔品不仅给学生们教授钢琴技艺和作曲方法，还鼓励学生们积极进取，并主动将学生们的中国乐曲作品向海外宣传[20](P19)。刘雪庵是齐尔品非常欣赏的一位学生，他创作的《中国组曲》及其他短曲作品，得到齐尔品很高的评价，称作品“表现出明显的中国风味”，刘雪庵是一位“极有前途的作曲家”[21]。受其鼓励，刘雪庵的自信心与创作热情非常高涨，也由此与齐尔品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36年10月28日，齐尔品在北平教育文化记者主办的为赈济黄河水灾的“赈灾音乐会”上演出三首曲子，其中之一为《敬献与中华》，以表现他对中华民族以及中国音乐的敬重。
在艰难困苦的八年抗战期间，仍有一些外籍音乐教师在中国各地教学，他们与中国学生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表现出了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斗争的同情与支持，不仅加深了师生之间的友好感情，也增强了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团结和友谊。1940年，曾在维也纳等多所大学任教的钢琴教师马古士来到位于吉山的福建音专时，正值中国抗战的艰难时期。该校师生赴福州及闽南地区做抗战宣传巡回演出，马古士与师生一起密切合作、不畏辛劳，并以饱满的热情演奏《新中国在成长》及西洋名曲，以琴声表达对中国民众抗日战争的热情支持，感动了不少师生[20](P45，P76)。
综上所述，虽然利用外教开展音乐教育是近代社会条件下的一种无奈选择，但它产生了许多积极效应。一大批外籍教师到各地学校任教授课，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早期学校音乐教育师资紧缺的难题，还带来全新的教育理念、教学理论、教学方法，以及先进的音乐技艺，提高了音乐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增进了学生的音乐文化素养，传播了西方音乐文化和近代文明，既给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以强劲的推动力，也给沉闷已久的中国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历史现象启示我们：音乐文化交流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走文化强国之路，应兼容并蓄，吸纳一切优秀文化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