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回顾本世纪学术发展的历程，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无疑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将使我们更好地看清脚下要走的道路，把握未来前进的方向。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进行回顾，其中带有核心性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把20世纪中国史学推向新阶段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把20世纪中国史学推向更高发展的崭新阶段，放在素称发达的中国史学演进长河中来考察，这也标志着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时期。
20世纪中国史学，可大致勾勒为：1、本世纪初期， 是“新史学”思潮涌起的时期。2、“五四”前后至三四十年代， 是新史学发展阶段，也是新考证学（实证史学）取得建树阶段。3、从1929 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阶段，李大钊宣传唯物史观是其前导。此与上述新考证史学获得建树在时间上交叉，形成双线前进。4、解放后至六七十年代， 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并经受严峻考验阶段。5、新时期以来， 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探索阶段。
从解放后，直至今天，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居于主导地位，奠基时期几位杰出的开拓者，在解放以后继续取得优秀成果，他们的成就至今仍然有很大影响。所以，从郭沫若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应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来考察。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史学把20世纪史学推向更高发展阶段”，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论在通史、断代史、各种专门史和史学理论领域，贡献出数量极其可观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著述的规模，开拓研究领域之宽广，论述之深度，都是远超前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五老”，在解放前已有名作，建国后又做出更大建树。
（二）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材（大体应有四代），创办了众多的史学刊物，成为繁荣学术的园地。不同时期培养出来的，有不同特点（如“开拓的一代”，“继承的一代”，“探索的一代”）；而许多有成就的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的共同特点是，思想活跃，视野开阔。50年代末以后出现的“左”的错误，和“文革”对历史科学的摧残，反而促使史学工作者冷静思考许多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更深刻了。
（三）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认识更科学，并达到更高的层次。自从本世纪初倡导“新史学”之后，新史家在理论和方法方面，都比旧史家先进得多。从梁启超到“二陈”（陈寅恪、陈垣），他们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都有创新，推动了20世纪史学的发展，而且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珍视。如，梁启超批判“君史”，批评旧史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只会因袭，不会创造；主张新史学应该探求人类社会进化的公理公例，即规律性；晚年又一再论述新史家应抛弃孤立对待史实、史料的旧法，而应重视联系的考察。王国维出色地运用“二重证据法”，以古代文献与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相对证，丰富了古史研究中的可信资料，扩大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陈寅恪治史的特色是既能细致入微地考辨史实，又能作综合分析，因小见大，探求带规律性的东西。陈垣发展了传统史学讲类例的方法，在文献学上做了总结性的工作。他写有多部宗教史的名著，跳出以往宗教史研究专重教义传承、演变的局限，把宗教史与文化史、社会史结合起来，揭示出有关民族间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弘扬民族正气、激发爱国主义等项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优良方法，同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达到了新的高度。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内容丰富，自老一辈史家以来，到今天成绩优异的学者对之灵活运用，非几句话所能概括。起码说，以下诸项都是重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基本进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有反作用；在阶级社会纷纭复杂的事实中，要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指导线索，同时要坚持历史主义；承认英雄人物的作用，同时认为人民大众的意志最终决定历史的根本方向；推动和影响社会进程的诸项原因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以及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各种因素构成了“合力”；研究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共性，更要研究各自的特殊性，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评价历史人物，不是根据他的口头宣言，而是根据其社会实践，衡量历史人物的功绩，是根据他比前人提供了什么新东西；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反对割断历史联系、孤立地看问题；详细占有材料，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掌握由具体→抽象→再回到具有多样规定性的、内涵丰富的具体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提出的重要原理，以往史学家只能是片断地提出，相互地认识到，而马克思主义却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一整套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当然把中国史学推向崭新的发展阶段，高出于以往史学一个历史时代。在“左”的观点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曲折，对此应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史学工作者不熟练，运用失当，这是可以通过学术实践，通过讨论逐步提高的。另一种则是别有用心者恶意的歪曲、破坏，这种人本身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不能把他人造成的混乱和谬误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帐上。马克思主义重理论，又重史料。马克思是革命导师，而他首先是科学巨匠。与一些专重材料的学者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重材料，又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我们至今可能还做得不够，但总的方向一定是越来越好。
（四）用可信的、科学的历史知识教育群众，自觉地发挥历史教育对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历史学是严肃的学术，它又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未来走向息息相关。这是历史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古代优秀史家就是这样认识和实行的。司马迁撰《史记》，做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撰《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来作为“资治”的依据。之所以要总结、清算过去，是为了把握现在，认识未来，发挥史学的社会功用。有的学者喜欢搞纯学术，不赞成史学可以致用，也不妨保持这种认识，这些研究者只要在纯学术领域即专门考证上做出成绩，他们同样应当受到尊重。但另一方面，又应承认历史学既然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必然要对社会存在产生作用。史学工作既然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也应该为社会尽到责任。所以，赞成“发挥社会功用”更有道理，更应当受到尊重，问题在于要拿可信的、科学的历史知识教育群众。故此，发挥历史教育对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也应是衡量历史学进步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起“新史学”和新考证学派，无疑是大大向前推进。关于此项，我们可以举出非常显著的以下三方面事实：
1、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名著发挥了教育人民、 鼓舞人民的巨大作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在“风雨如磐，鸡鸣不已”的年代，帮助许多进步青年认清中国革命前途，坚定对未来的信心。而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许多青年读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而奔赴延安。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长期被用作大学教材，教育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且长期受到社会各界重视，1995年仍荣获全国高校社科著作评奖历史类的重奖（特别奖）。
2、中国是一个由五十多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国， 历史学在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激发爱国主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许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都很重视以可信的史实，阐述中国自古代以来，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更加统一。阐述全国各民族如何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历史上各民族之间联系的加强，为何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发掘历史上民族之间联系加强、和好相处的有积极意义的史实。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至秦汉建立了封建统一国家，形成了汉族这一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并不断加强与周边民族的联系。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但全国范围内民族的融合和联系得到加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盛大的唐朝。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造成了生产破坏，但同时也促进了广大边疆地区封建化的进程。自秦汉至元，中国历史总趋势是更加统一，国家统一是长久的，分裂割据是短暂的。元朝以后，再没有出现公开割据。清朝建立，满族对汉族有压迫、歧视，但康、雍、乾三朝对蒙古、新疆、西藏广大边区的民族政策却取得了成功，最后奠定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特别是在近代以来，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各民族互相支持，大大密切了民族间的联系。这些都写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编著的书中，对加强今天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产生了很好的教育、促进作用。
3、马克思主义史家自觉地批判继承祖国几千年的史学遗产， 吸收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作为思想资料和历史编撰的借鉴，加以改造，创造出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内涵的新的历史著作，使具有多种风格的历史书籍受到读者喜爱。
二、马克思主义史著的科学性
与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密切相联系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著作有没有科学性？所谓“战时史学”的提法有没有道理？这些问题都应予以明确回答。这里以范文澜为例，因为范老被称作“战时史学”的典型代表。
范文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1940年至1941年在延安著成《中国通史简编》，56万字。建国后修订出版了第一、二、三编（分四册出版），共约110万字。他又于1943至45年离开延安时， 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约30万字。以后对此书多次进行修订，至1955年已出版修订第9版。
解放初，范文澜严格检查《中国通史简编》原著存在的缺点：一，唯物史观运用得还不熟练，对汉武、唐宗有贡献的一面写得不够。二，“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观点。”如借三国时孙、刘联合抗曹类比抗日统一战线，借写孙权来批评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范文澜治学特点是不爱讲自己的成就，常爱作严格的自我批评，因而上述讲的两项缺点给人们的印象极深。实际上，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成就是主要的。1.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演进提出系统的看法。将起于西周、迄于鸦片战争的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奠定了此后范文澜关于古史分期学说的基本格局。2.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二者的结合，做到比较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各个时代的特点。如战国养士制度，魏晋门阀制度，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明清以后对外关系的逆转、西方势力的东来、“海禁”政策造成的被动局面等，都有深入的分析和生动的叙述。范文澜的书写于延安窑洞，而其理论方向和学术品位，则标志着史学新时代的到来，以其新颖的观点、系统的内容、生动的文字而大受欢迎。故历史学家戴逸在1993年纪念范文澜诞生100 周年学术座谈会上讲话中评价说：“它集中了当时许多革命者的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观点新颖，气势磅礴。使人发聩振聋，耳目一新。”
《中国近代史》（上册）更是一部名著，被誉为“造端宏大，材料新颖”。范文澜连续多年认真地做修订工作，还请了近代史研究所几位同志及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的同志帮助审订、修改。其史料采自大量官私文献，包括许多以往很少被征引的文集、笔记，还有许多外文材料。书中论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都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中考察，有开阔的视野。如范文澜引用来论证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这一论点的史料，就有：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言论，英国外相及外交部副大臣的演说，奥京报纸评论，赫德的著作，印度总督的言论，法国议员的演说等。故《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建立在详细占有材料基础上、体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结合的成功之作。它深刻、丰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肯地评价了各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阶段，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一系列深刻的论断，至今影响着近代史研究。
本书揭示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深刻地阐述人民大众和进步人物爱国反帝和反封建斗争推动着近代社会前进，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统治集团的卖国腐败则是近代中国灾难的根源。近代史的起点是鸦片战争，对这场“空前未有的大变局”如何认识，足以反映出对整个近代史进程的总特点、对近代社会基本矛盾的看法。在鸦片战争时期，著名思想家、抵抗派人物魏源的史著与侵略者和投降派的所谓“著作”，就存在鲜明的不同。魏源所撰《海国图志》总论部分《筹海篇》，及《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明确指出战争的引起是英国进行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继又破坏中国禁烟运动，魏源伸张正义，表彰沿海军民及林则徐等抵抗派人物的抗英斗争，揭露侵略者的罪行，谴责穆彰阿、琦善等投降派人物的媚敌行为。而英国侵略军海军军官宾汉于1942年出版《英军在华作战记》一书，却胡说引起战争的原因是“大英帝国从愚昧而骄傲的中国官员受到无数的侮辱”，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固执和狡诈，所以要加以打击。本世纪30年代，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竟为侵略者开脱，称引起战争的原因是中国“禁烟”。“英国对于我们妄自尊大和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帐”。将这场战争侵略和反侵略的性质，歪曲为“东西对打”，又说，“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称赞琦善替代林则徐主持外交，“论审势，论知己知彼的工夫，琦善无疑远在时人之上”。污蔑林则徐主张抵抗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口上讲的和心里想的并不一致，“把自己的名誉看得重，把国家的事情看得轻”，林则徐讲“民心可用”，不过是“士大夫传统的高调和空谈”。这种著作当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占据了大学讲台。
由此可见，在当时，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对中国近代史如何认识，直接影响到走什么路的大问题。而打开范著，则有一系列新鲜、醒目的标题跃入眼帘：“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腐烂的王朝”、“烟毒泛滥于中国”、“统治阶级对鸦片的态度——抵抗、妥协、投降三大派”、“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这些标题下，范老叙述，1838年，英国鸦片走私已高达四万零二百箱，走私给英印当局带来大量收入，“它不惜用武力来阻止中国自救的行动”。所以中国的禁烟和抵抗，完全是正义的；英国侵略者却是派出舰队，到几万里以外进行野蛮的侵略战争！范文澜赞颂林则徐六月三日开始在虎门烧烟的行动：“这一伟大行动，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性，一洗多少年来被贪污卑劣的官吏所给予中国的耻辱。‘六月三日’，是中国人值得纪念的一日。”书中怒斥琦善：到广州后，“一切反前任所为”。“作为道光帝代表的琦善，实际上是义律的代表。”范文澜的这些论断，经受了几十年岁月的考验，因为它们不仅征验于当时大量确凿的史实，而且反映了自鸦片战争时期至晚清社会的公论，可谓秉公严正，褒贬分明，史德高尚。下列史料就是最好的证据。《满洲稗史》称琦善“性畏葸，善谄媚”，极其准确地刻划出其本性，并将之列入“奴才小史”一目中。《清史稿》也谴责琦善：“去备媚敌，致贬之由”。而近年来有的论著中，竟然宣扬琦善是当时最能了解外国情形、在外交上最有眼光的人物，岂非对历史开了绝大的玩笑！
范著《中国近代史》（上册）担负着让广大读者了解和掌握真实的近代史知识的任务，使人们懂得要救国，就必须继续把近代以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坚决进行下去，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除此以外别无出路。书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复杂过程，尤其是对戊戌变法中各派力量的作用、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等，都有精到的论断。范文澜还特别强调：维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发动和舆论宣传，形成了冲破“满清严禁士人干政的堤防”的潮流，戊戌运动是“资产阶级要求民权的运动”，它的成就，不仅在于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更在于它在政治上，“冲破了满清禁例，争得某种程度出版结社的民主权利”。正是由于上述精到深入的分析，以后在1958年范文澜发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的讲演，才进而提出“戊戌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一发人深省的伟论。这些都有力地证明范著《中国近代史》深刻地、中肯地反映了近代史的进程，证明范文澜具有卓越的史识。如果要说“学术经典”，范著《中国近代史》就是成功的一部！范著出版以来，近代史研究更加深入，恰恰说明是在范文澜著作的基础上更加向前推进，说明范文澜奠定的基本格局具有指导意义。
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当年所做的拓荒、创始工作，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和科学态度，我们应当予以充分肯定。范文澜的创始工作固然有缺点，但远不是主要的，而其成就明显是主要的，且是异常宝贵的。不久前，学术界有所谓“战时史学”的提法，认为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当时所写的史书，都是战时政治的附属物，学术价值并不高，当代史学要“走出‘战时历史观点’的束缚和禁锢”。这种观点是否定了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坚持的，并且成功做到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治学方向。
三、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和创新精神，迎接新世纪
正确地审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的道路和它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对于我们展望新世纪史学发展的前景，有着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堪称是波澜壮阔，名家辈出，成果丰硕。自1930年至“文革”以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的时期（自1958年起至“文革”前夕，已受“左”的错误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还是局部的）。而始于世纪之初中西学术交融的推动而引起的实证史学的崛起，是本世纪史学又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本世纪初年（实际上发端于上个世纪末，即上一个“世纪之交”时期），以进化论传播为中心内容，是西方近代学理第一次集中的输入，其直接影响，是梁启超《新史学》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撰成，以此标志着近代史学的正式展开。此后，在五四时期，是西方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更加强劲的输入，因而在这一时期及稍后产生了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著名史学家，他们将西方传入的审查批判史料的方法、实证方法、历史演进法、比较研究（包括比较语言学研究）方法等，与我国原有的乾嘉考证方法、清代今文经学派勇于批评一千多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守旧僵化思想体系的怀疑和进取精神相结合，因而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就启发我们：善于继承前辈学者的优秀成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发展，此乃保持学术之树长青的真谛。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做到自觉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郭沫若充分地尊重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而加以发展，范文澜本来熟悉清儒的经史之学，成为他以后研究通史的基础，翦伯赞、侯外庐也十分重视吸取朴学家的考证成果。因此，从学术关联说，吸取新考证学家的成果，是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从另一方面言之，新考证学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联系的观点分析史实、以“通识”的眼光考辨史料的方法，恰恰与唯物史观的原理能互相沟通；问题在于，前者是朴素的，尚非十分自觉的运用，而后者则是构成体系的，是自觉的运用，因而达到更高的层次，能够更加深刻地发现真理。唯其如此，在建国前后，一批原本具有扎实考证功力、而又具有“通识”眼光的学者，一旦跟随时代前进，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作为指导之后，便为他们的学术注入新的生命，原先的学术专长和识见极大地得到提升和发展，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一代著名学者。如徐中舒、唐长孺、谭其骧等，就是很好的例证。
展望21世纪，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将更加多样。其中，可以设想，有以学习、运用西方史学方法为主者，也有以偏重于史料的收集、整理、诠释者。但以我的浅见，真正有前途、代表发展方向的，应是既十分注重材料的发掘、新材料的利用，又注重理论指导、理论的概括和分析，也即是那些既充分地发挥新考证学家的成功方法，同时更加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并加以创造性运用的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它完全能够容纳新考证学家在观点和方法运用上的新成就，也完全能够容纳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新成就，使自己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绝不是教条，它从大量事实和史料中所提炼出来的原理，并不是要让人机械地照搬、套用；而是要求以这些原理作指导，灵活地运用，并且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加以发挥和检验，修正其不正确的地方。
21世纪的史学，要求研究者更加富有创新意识，采用新视角，提出新课题，运用新方法，发现新材料，在各个领域大力拓展。同时，又应充分注意到，近年来学术界的实践又使许多研究者得出一种共识：创新的目标，必须在正确观点指导下，以扎实的材料和研究功夫为基础才能达到，舍此之外别无他途。创新决不是故意标新立异，随意否定以往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而不顾是否符合基本的史实。研究工作必须详细占有材料，尊重并掌握史实的基本联系，通过分析审慎地得到结论——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任何学术创新的前提。展望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只要我们以“科学创新”为崇高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发扬自郭沫若、范文澜以来几代人的学术业绩，勇于开拓；大力学习外国一切有科学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为我所用；继承和发扬传统史学和新考证学派的优良方法：三者不可偏废，就一定能为中国史学再创辉煌。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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