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贸易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谈论文,中国论文,东南亚国家论文,国际贸易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052(2001)03-0013-03
东南亚国家自亚洲四小龙之后纷纷走上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国际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在推动各国经济增长、提高人均国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90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到了GDP的80%以上，GDP的外贸依存度日益提高，8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东南亚各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然而1997-1998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极其猛烈的方式打断了东南亚各国的良好发展势头，并且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体系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显示出东南亚各国在经济体系的结构与制度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进而引起人们对所谓“东亚模式”的反思和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引起人们对经济发展中如何确定一国所应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大讨论。西方有些学者，特别是一些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在东亚地区中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看作是完全对立的竞争者，特别是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相同，即主要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出口结构和出口产品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因此认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出口贸易上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更有甚者，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源追述为中国在1994年进行的较大幅度的人民币贬值，由此中国成为先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Bahlla,1998)，从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东南亚各国出口条件恶化，经常收支出现大量赤字、外汇负债攀生，造成市场投资者的信心动摇，市场预期发生“突然性崩溃”(Asian Development Bank,1998,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于是大量国内资金外逃，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同时我国政府在此次危机当中出于对整个东亚及世界利益负责的态度，一再宣称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等政策，从表面看似乎也正好从政策面证实了这一假说。然而若仔细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出口结构、生产份额的变迁以及出口贸易增长等方面，就会发现两者实际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进而若考虑到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实际影响作用和功能，我们就会清楚看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国际贸易当中，不仅不是根本对立的竞争者，而且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同阶伙伴。按照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结构及制度改革的平行产业当中，（Carolan和Talati,1998;Diwan and Hoekman,1999），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于各国进一步的经济结构与制度的调整及技术创新，而不在于单纯外汇汇率、利率等名义变量的高速变动。
一、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种范式
理论界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认识上存在着两种范式。第一种范式就是所谓的“雁行模式”，此范式将日本作为整个地区发展中的雁头，处于技术开发和产业出口者的核心地位；亚洲四小龙为雁翅，中国与东盟四国为雁尾，作为技术与产业的进口者，产业的梯次转移由日本逐渐向四小龙进行，然后是中国和东盟四国。在过去20年发展过程中，最能体现这一范式观点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别梯次转移，先是在六、七十年代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移，80年代开始向中国及东盟四国转移，到90年代整个产业的梯次转移就宣告结束（王林生，1998;Carolan和T-alati,1998;Diwan and Hoekman,1999）。
另一种范式是“贸易竞争模式”，即认为由于中国和东亚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相似的国际分工、出口结构和贸易国别分布，所以东亚地区中任何一个国家为刺激出口而实行货币贬值，就将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形成负面影响，对该国货币形成较大的贬值压力，从而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其他国家也不得不加入货币贬值行列，以防止其在国际市场中的出口份额不会因为别的国家出口份额的扩大而减少，如此就会形成一浪接一浪的货币贬值竞赛，最终会损害到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关系
如果上述第二个范式成立，即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关系是“贸易竞争型”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两个必然结论：(1)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增加会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份额的减少；(2)人民币1994年的大幅度贬值使得中国的出口急剧增加，出口份额迅速增长。以下我们就对这两个问题进行验证和讨论。
1、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关系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出口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集中在服装、轻纺、鞋类及日用产品上。东亚各国的贸易国别分布也较为类似，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是东亚各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之一。因此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对美国贸易出口份额中的结构与比重可以反映出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以下“出口”除非特别说明都是指对美国出口）。与上述第一个结论相反，在过去的10年中，服装、鞋类和日用产品出口方面，中国出口的增加并不是建立在东南亚各国出口份额减少的基础上。相反，而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出口的总体增长是建立在亚洲四小龙国家对美国出口减少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正是反映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亚洲四小龙向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区域转移，这和六、七十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日本逐渐向亚洲四小龙转移是基本类似的。东亚国家的这种关系恰恰是第一种范式，即“雁行模式”所体现出的主要是一种相互学习与合作的伙伴关系。此外，1994年人民币贬值并不是造成中国出口份额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中国出口份额的急剧扩大时期是在1994年贬值之前，在贬值之后，中国出口增长的速度实际上有所降低，呈现出较为温和的稳定增长趋势。在1989年中国出口贸易额占到美国进口市场份额的1/4，到1993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份额已占到1/3。在此期间，东盟四国对美国出口的份额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在增长速度上稍低于中国。与此相应，亚洲四小龙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份额逐年递减，从1989年的60%降低到1999年44%。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东亚的这3组国家中，中国和东盟四国等后起国家与亚洲四小龙国家之间进行竞争(Milesi Ferreti,1997)，在1989-1999年间，韩国在OECD国家中的出口贸易份额，由于受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激烈竞争，而大幅度减少。但这种贸易竞争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竞争的程度也比较温和。从总体上看，中国与东盟四国在对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增加，导致亚洲四小龙在该类产品出口份额上的减少，但若考虑到各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变化，这种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就不那么明显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服装、鞋类和日用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上。这3类产业的贸易出口比例从1989年的36%增加到1999年的62%，其中快速增长的时期主要集中在1989年到1993年。同时期中，东盟四国的上述3类行业的出口贸易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和中国类似，其前期的出口增长要快于后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各国的出口份额基本保持不变。中国与东盟四国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出口结构完全不同，服装、鞋类和日用产品制造业的出口额占到了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70%左右，而东盟四国半导体及电子产品的出口比例略低于亚洲四小龙而高于中国，即两者各占40%左右。从出口结构看，中国更多的和意大利以及葡萄牙相类似，而和东南亚各国相去甚远，从对美国出口贸易的结构看，中国也不应该成为东南亚各国出口贸易的竞争对手（Diwan和Hoekman,1999）。
除美国市场之外，东亚各国在日本市场和欧洲市场的出口情况也基本和美国类似，无论从各国出口增长速度、所占市场份额，还是从出口贸易结构来看，中国都不成为东南亚国家的主要竞争对手(Fernald and Loungni,1999)。从经验数据分析看，在1989-1998年间，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东南亚国家存在替代效应，但正如贸易结构和市场份额的变化所反映的，这种替代效应是很微弱的。1993年之后，这种竞争程度就进一步降低，这是因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主要替代了亚洲四小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上的份额，但这方面主要反映出“雁行模式”下，产业的地区转移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结构调整。
2、国际贸易、金融危机与汇率选择
若按照“贸易竞争范式”，中国与东亚国家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存在着激烈的出口贸易竞争，于是由于1994年中国外汇制度改革，人民币名义贬值率达到40%，造成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减缓，从而导致了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么就可以说在这场以货币贬值为形式的金融危机当中，中国就成为实际上的第一个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然而这种将人民币贬值作为引发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的论断缺乏必要的理论逻辑，完全掩盖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事实真相，而作为金融危机恶果之一的货币贬值却被当作引发金融危机的起始原因，颠倒了事情本来的因果关系。
1994年中国进行外汇制度的重大改革，将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相统一，使人民币汇率更真实地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这是中国高度僵化的外汇管制制度向有调节的固定汇率制迈出的第一步，是中国外汇制度开始弹性化的标志。但考虑到我国在此之前为了刺激出口贸易，实际的对外贸易交割中都是按照比较低的汇率进行的，再考虑到1993-1994年间中国高达23%的通货膨胀率，因此进一步降低汇率也是完全符合外汇市场的实际需要，这样一来，中国真实利率的贬值率只有10%左右(East Asian Econoimic Perpectives,1999)，这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微乎其微。
那么有必要讨论在影响东亚国际贸易的众多因素中，汇率因素究竟占有多大的权重。根据西方一些学者的实证分析，影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因素主要不是汇率，而是贸易伙伴国的真实收入。
实际上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并不单纯只是汇率和收入，其中“出口的惯性”和相关的制度及结构变革，也是很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出口惯性是指由于进入新市场时存在着收集信息、熟悉目标国的文化习惯以及相应的产品研发和设计等方面的障碍，国际贸易的变动对汇率及相对价格的变化不十分明显。因此，国际贸易就不可能在没有正交易费用的真空中存在，国际贸易决定就不可能象传统贸易理论那样，单纯凭借资源禀赋优势，或者比较优势而确定。由于存在着正的交易费用，使得比较成本的劣势方，只要其能有效地控制和减少交易费用，就会有可能比比较成本优势方更有效地进入市场，并迅速扩大市场份额（袁志田，2000）。其次，改革外贸制度及结构同样也会有效地促进出口贸易的增加。中国在90年代初大规模改革外贸制度，允许外贸企业外汇额度提成、出口退税制以及取消政府强制性进出口计划，赋予外贸企业较大的自主权，着手建立较完善的进出口信贷制度，以及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措施极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对外出口贸易，同时进口贸易也有了同步的良性发展。
三、结论
通过上述对两种范式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上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对立竞争关系。相反，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程度上体现了“雁行模式”的范式逻辑，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引进方面存在着较为类似的经济行为。
国际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决定因素有各种各样，包括汇率、贸易伙伴国的收入、基于交易费用的出口市场惯性、相关外贸制度及结构的调整、资源禀赋及比较成本优势等，对于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应考虑到各国实际情况，不能单纯地套用哪一种理论。就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出口贸易的决定因素中，贸易伙伴国的收入和外贸制度及结构调整占有很大影响比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所谓基于出口竞争的货币贬值竞争赛，这非但不会解决该地区的实际的经济发展问题，相反只会恶化各国经贸关系，最后使各国共同受损，不利于东亚地区长久稳定与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现状决定了各国应该相互为鉴，共同学习，积极建立地区贸易及货币协调机制，建立新的东亚地区经贸关系，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这是保证未来东亚地区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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