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证伪主义对传统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的批判——从演绎、归纳到证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归纳论文,方法论文,试论论文,主义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 （2001）01—0037—05
自20世纪以来，科学始终以一种崭新的、突飞猛进的姿态向前发展着，并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向前进。一方面，新的自然科学理论一旦形成，很快就会通过一系列的技术革命推广、应用到工业领域，转变成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从而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全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原子核物理学的发展、国际互联网的形成和生命科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克隆技术”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创立，则直接导致了哲学领域内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就来源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关于这一点，波普尔明确表示：“爱因斯坦对我思想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我甚至可以说，我所做的工作主要就是使暗含在爱因斯坦工作中的某些论点明确化。”[1]因此， 正是相对论的出现，最终导致了波普尔用证伪主义方法对旧的科学方法论的批判和替代。事实上，无论从科学方法论的范围来看，还是放到认识论的大范围去研究，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提出都是一次重大的进步。
在西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进程中，波普尔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正是他对传统的科学方法论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以一种全新的、发展的、运动的观念取代了旧的、静止的、传统的唯理主义的演绎方法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方法论，构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波普尔的工作使得20世纪科学方法论取得了一次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波普尔认为：“古典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者其实是大同小异，并且都是错误的。虽然我自己勉强算得上既是经验主义者又是理性主义者，我仍然认为，他们是错误的……虽然观察和理性各有其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并不像他们的古典的倡导者所描述的那样。尤其是，我将试图表明，无论观察还是理性都不能说成是知识的源泉，……。”[2]
同本世纪大多数哲学家们不一样，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研究是从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入手的，他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序言中明确指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一直是，也仍然是知识的增长问题，而研究知识的增长，最好莫过于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3 ]随着对科学认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波普尔很快以科学知识的增长为出发点，在对旧的方法论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独特的、全新的科学方法论——证伪主义的方法论。
一 演绎逻辑批判
最早运用演绎逻辑的古典唯理论的哲学家，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学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德。而近代对演绎逻辑的推崇则是从笛卡尔对弗朗西斯·培根的古典归纳法的批判开始的。正如波普尔所指出的那样：“从欧几里德的柏拉图式宇宙论到牛顿的宇宙论，再到波斯科维奇、麦克斯韦尔、爱因斯坦、玻尔、薛定锷和狄拉克的宇宙系统，这个理想一直统治着欧洲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为，科学活动的最终任务和目标就在于构造一个合理化的演绎系统。”[4]
古典的唯理论者并不重视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他们演绎方法非常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式”，他们的理论核心是：“正确的推理从真的前提出发必然导致真的结论。”[5]然而，如果仔细分析， 这种“三段式”的演绎逻辑有三个十分致命的缺陷：首先，前题和结论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其次，唯理论者也无法证明所谓“正确的推理”自身的正确性。更为严重的是：唯理论者事实上根本无法证明他们的“真的前提”为“真”。
例如：在唯理论者心目中，欧几里德几何学的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严密的逻辑推理就是判定科学真理的重要方法。因为欧氏几何学是建立在一系列“不证自明”的公理之上的；由于这些公理本身是“不证自明”的、是“真”的；即：前提为“真”。所以依据这些“真”的前提——“不证自明的公理”经过正确的推理，演绎出来的全部欧氏几何学的公理体系也当然都是“真”的。然而，非欧几何学的出现却表明了这种推理逻辑的不确定性。当我们改变了欧氏几何学的第五公设——即“平行公设”的时候，仍然可以演绎出一整套几何学公理体系来。当曲率〈0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空间——罗巴切夫斯基空间， 从而可以推出一套与欧几里德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几何学体系——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同样，当曲率〉0时， 我们可以得到另一个新的空间——黎曼空间，从而又可以推出另一套全新的几何学体系——黎曼几何学。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尽管我们推翻了欧氏几何学著名的第五公设—“平行公设”，推翻了“前提真”但是在新的罗巴切夫斯基空间或黎曼空间里，仍然可以推理出完整的几何学体系。也就是说，即使经过正确的推理，前题和结论之间也可能并不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
然而唯理论者“正确的推理”也是靠不住的。他们根本无法证明他们所使用的“正确的推理”的正确性。对此，波普尔批判说：“根据定义，一条逻辑学家的推理规则，当且仅当我们的前提是真的，遵从这规则能保证我们得出真的结论时，它才是好的或‘正确的’推理规则。”[6]也就是说，得出的结论就是对推理规则的检验，而推理规则自身的正确性则根本无法证明，使用这个推理规则的合理性就更加无从谈起了。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波普尔的进一步批判：“我们认为这种逻辑上真的命题所以是真的，不是因为它描述了一切可能事实的变化情况，而只是因为它并不冒由任何事实证伪的危险；不排斥任何可能的事实，因此它根本不对任何事实有所断定。”[7]
更为有趣的是，唯理论者的“前提真”本身就存在着极为严重问题。“前提真”事实上更是无法证明的，例如，我们生活的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弯曲的三维空间，而欧几里德的“平行公设”只能在平直空间成立；因此，他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同样，现代的唯理论者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根本无法确定他们的理论前题为“真”。科学常识表明：不仅欧几里德的“平行公设”不是先验的，而且连我们每天看到的“太阳东升西落”这个最普通的自然现象都不是先验的，按照哥白尼的日心说，应该是：“地球向东方滚落”才对，因为现在连小孩子都知道事实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连“太阳的东升西落”这样一个“千真万确”的自然现象都是上帝对我们的欺骗——都不是不证自明的。那么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呢？没有，根本就没有！当然，这样一来也就使得几乎所有的唯理论的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己掘好的唯心主义的陷坑，通过以下的规则：理论前提是“不证自明的——天赋的——神的——上帝的启示”回到上帝那儿去了。因此，正如波普尔批判和嘲笑的那样：“神赐真理性学说认为，我们的理智直觉不会欺骗我们，因为上帝是真诚的，不会欺骗我们；换句话说，它认为，我们的理智是知识的源泉，因为上帝是知识的源泉。”[8]
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发展，演绎逻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科学的冷遇，于是，这种把理论前提最终归结于上帝的、唯理论的先验论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在本世纪初，伴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唯理论所依据的“前提真，结论必真”的演绎逻辑的方法也就重新让位给了归纳逻辑。这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为什么重新对英国实验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倍感兴趣的原因。
二 归纳逻辑批判
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素、石里克、卡尔纳普、莱辛巴赫等人，他们之中大多是相当有成就的哲学家。尽管归纳逻辑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同唯理论者一样，并不十分重视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观察与陈述（或者与理论假说）之间的关系。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科学主要来自于经验事实。科学是以我们的感官为基础的，是以我们所看到、听到、嗅到、触到的物理实体为基础的，是通过严格的实验、观察所证明了的知识。逻辑实证主义者本来对科学方法论并不感兴趣，只不过由于理论建构的需要，他们无法回避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而已。他们之所以研究归纳方法——归纳逻辑，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核心就是建立在归纳逻辑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认为科学知识的主体是由观察所提供的可靠的（真的）证据通过归纳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归纳逻辑就成了他们的理论核心，成了他们的理论赖以维持下去的唯一途径。这一点莱辛巴赫讲得最为透彻，他说：“这个原理决定着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除去这个原理就意味着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理论和诗人幻想的、随意的作品区别开来。”[9]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归纳逻辑当作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最后的分界线。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正如莱辛巴赫所说的那样：“归纳原理是被整个科学无保留地接受的，在日常生活里也没有人会真的怀疑这个原理。”[10]
但是，卡尔.波普尔却对归纳原理提出了责难。在波普尔看来，归纳逻辑同唯理论者的演绎逻辑一样也是不能成立的。
尽管归纳原理被整个科学界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下来，然而，归纳原理本身却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弱点。首先，归纳原理主要是对通过观察得到的一系列的经验事实进行“归纳”，然后得出一个一般的陈述；也就是说，要从“单称陈述”（个别经验事实）过渡到“全称陈述”（理论假说）。这样一来，我们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就远不如唯理论者幸运了。因为演绎逻辑尽管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毕竟还有一点理论上的“自洽性”：“正确的推理从真的前提出发必然导致真的结论”虽然是错误的，但是总算能够“自圆其说”吧！而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却连这一点也作不到，因为任何观察陈述都是单称陈述，都是一个有限数；而理论假说却是一个全称陈述，这个全称陈述是对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的“总体归纳”，永远是一个无穷大（∞）。两者之间的比值，即：有限数／无穷大（N／∞），任何稍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其结果只能是零。也就是说，无论构成确证观察的经验事实数目增加到多大，只要存在一个与理论假说不相符的事实，这个理论立即就被推翻了。因此，归纳原理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波普尔严厉的批判：“从逻辑的观点来看，我们从单称陈述（无论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来，显然是不能得到证明的，因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任何结论，结果可能总是假的。不管我们已经看到多少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11]事实确是如此，只要存在一只黑天鹅，这个全称陈述就不能成立了。这样，逻辑实证主义者试图使用归纳方法从“单称陈述”过渡到“全称陈述”，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也就是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想当然地从“单称陈述”过渡到“全称陈述”，因此，归纳逻辑也根本没“资格”作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最后的分界线。
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念，理论本身是观察得到的结果通过归纳论证后所得到的知识；因此，观察必然是先于理论的。然而科学史上的无数事例却表明，任何科学理论都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之上，相反，观察本身却总是深受理论的影响。也就是说，不仅理论有时是先于观察的，而且观察也常常依赖于理论。尤其是科学史上一些最重要理论的形成时期更是如此。对此波普尔认为：“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对于科学家来说，规定他的着眼点的，则是他的理论兴趣、特定的研究问题、他的猜想和预期以及他作为一种背景即参照系、‘期望水平’来接受的那些理论。”[12]
例如：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就是理论先于观察的一个典型事例。哥白尼“日心说”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关于世界的理性与和谐的观念的启示，他认为托勒密的“地心说”太复杂了，不符合古希腊哲学家们提出的“世界是和谐与完美”的理性主义观念。他在天体运行论中写道：“我对传统数学在研究各个天体运动中的可疑之处思索了很长时间以后，对于哲学家们不能对上帝为我们造出的美好而有秩序的宇宙结构提出正确的解释而感到气愤。”[13]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他才提出了著名的“日心体系”。哥白尼认为：“太阳坐在皇帝的宝座上，管理着周围的恒星家庭，……我们发现在这样有秩序的安排下，宇宙有一种奇妙的对称，轨道的大小与运动都有一定的和谐关系。这样的情形是用别的方法所达不到的。”[14]但是，这并不是哥白尼的观测结果，由于哥白尼的“日心体系”中行星运行的轨道采用的是正圆而不是椭圆，用他的理论计算出来的行星轨道远不如托勒密的“地心说”精确。因此“日心说”只不过是他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理性、和谐的观念影响之下形成的理论体系而已。有趣的是，尽管哥白尼根据“日心说”体系已经认识到应该能观察到“恒星视差”——即地球绕太阳运动所引起的恒星之间位置的相对变化。但是由于当时观测技术的落后，直到1543年哥白尼去世时仍然没有观察到。这正是《天体运行论》一直到哥白尼弥留之际才得以出版的真正原因。哥白尼并不是因为害怕宗教势力的迫害，当时的教皇克莱门七世非常欣赏他在“日心说”中提出的新观念和新理论，认为他的书应该全文发表出来。事实上《天体运行论》一书正是在哥白尼的好友——教皇克莱门七世的怂恿之下才终于出版的。哥白尼始终没有观察到能证明和检验日心说理论正确性的“恒星视差”。他去世一百多年以后，意大利天文学家多米尼柯·卡西尼最终观察到了“恒星视差”。在这里，日心说理论领先于观察结果竟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
牛顿经典力学理论的实验验证也是如此。牛顿1687年发表了著名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确立了经典力学理论。但是这个理论的实验验证却在半个世纪以后才得以实现。哈雷根据牛顿的理论计算出了慧星（哈雷慧星）的运行轨道，但是，直到1758年——牛顿死后七十年，当哈雷慧星按照哈雷的预言如期地出现在天幕上时，牛顿的理论才第一次得到了观察的证实。至于海王星的发现，则更是依赖牛顿经典力学理论取得的成果，1846年，德国天文学家哥尔雷观察到了海王星。他是在法国天文学家勒维烈按照牛顿的理论计算出来的轨道上找到这颗行星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拿着一张地图去欧洲旅行要找到法国的凡尔赛宫一样，它早就在地图上标好了，还能找不到吗？在这个事例中，理论事先就决定了实验观察的对象和结果。
本世纪初，自然科学的两大支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更是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逻辑完全相反。如果说狭义相对论的建立还同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有某种联系的话（其实这个实验只是推翻了牛顿绝对时空观的理论框架，却没有构成相对论建立的条件，至少爱因斯坦是这样认识的），那么广义相对论的建立却连这么一个有可能被称为“实验观察”的依据都没有。科学家们后来所进行的关于广义相对论的三项实验验证，即：“水星进日点的进动”、“光谱的引力红移”和“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偏转”不仅都是爱因斯坦根据广义相对论原理提出来的，而且都是在爱因斯坦1915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观测和实验。至于量子力学的建立，尽管最初起源于黑体辐射的研究，但这个实验结果除了使经典物理学陷入困境——陷入“紫外灾难”以外，并没有“确证”任何东西。导致量子力学建立的是普朗克的“能量子”假说的提出，而这个假说同实验观察并没有多大关系，它只不过是普朗克使用数学上的“内插法”对“维恩辐射定律”和“瑞利——金斯辐射定律”进行修改后所得到的一个数学结果而已。我并不想在这里归纳出来一个模式：理论总是先于观察，（因为我认为归纳法太不可靠了。）但是，以上这些事实却足以说明：观察并不总是先于理论，而理论却常常对观察产生重要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根本无法说明他们使用归纳原理的依据是什么。这是逻辑实证主义又一个致命的弱点。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理论假说是通过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得出来的。那么怎样才能证明“使用归纳方法是合理的”呢？按照逻辑经验主义者的方法，这个证明本身也只能通过“归纳”才能得到。但是，这样一来就必然导致非常可笑的循环论证。对于这一点，波普尔的批判也是相当有力的：“归纳原理本身也必定是一个全称陈述，因此如果我们试图认为它的真理性来自经验，那么，导致归纳原理引进的同样一些问题就再一次产生了。为了证明这个原理，我们应该应用归纳推理，而为了证明这些归纳推理，我们就应该假定一个更高级的归纳原理，如此等等。这样想把归纳原理建立于经验之上的企图就破产了。因为这必定导致无限的倒退。”[15]
逻辑实证主义者确实远不如唯理论者幸运，唯理论者还能退到“上帝”那里，而逻辑实证主义最终连“上帝”都帮不了忙，他们根本无路可退。
三 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
波普尔在科学方法论上的贡献不仅仅是他对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强有力的批判，而是他从对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批判出发，提出了他的新的科学方法论——证伪主义的方法论。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等科学哲学著作的核心部分就是他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既不取决于演绎逻辑，也不依赖于归纳法，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观念完全相反，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不再是：理论被事实所证实。恰恰相反，变成了理论被事实所证伪。即：一个真正的科学理论应该是可证伪的。用波普尔的话说就是：“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16]在波普尔看来，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必定是一个能够对世界提出非常广泛的说明的理论，因此，它出错的可能性相当高，也就是说，它具有高度的可证伪性。这种高度可证伪性还要求理论本身的陈述应该是清晰、明确的。因为理论的陈述越是清晰、明确，这个理论的可证伪度就越高。波普尔认为：“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显然满足可证伪性的标准。即使我们当时的测量仪器不允许我们十分有把握地对检验的结果下断语，但是驳倒这种理论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占星术经受不住这种检验。占星术士……把自己的解释和预言都讲得相当含糊，以致任何有可能驳倒他们理论的事情，他们都能解释得通。为了逃避证伪，他们破坏了自己理论的可检验性。”[17]在波普尔看来，占星术、占卜学之所以不是科学，关键并不在于他们的理论陈述与经验事实不符，而在于他们的理论陈述没有可检验性（或没有可反驳性或没有可证伪性）。
在对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批判基础上，波普尔提出了他的关于科学发现的模式。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来源于问题的，而问题则总是同对世界或宇宙的某些方面的解释相联系着。科学家提出的、可证伪的理论假说就是对问题的解答，并让这类解答——理论假说接受经验事实的批判和检验。如果被证伪，则即被淘汰；如果未被证伪则再接受更广泛、更严格的批判和检验，直到最终被证伪。于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科学家再次提出更新的理论假设，按着前面的顺序重新接受批判和检验。由于这个检验过程将无限地继续下去，所以，一个理论无论它经受了多么严格的批判和检验，也不能说它是“真的”，而只能说它比其它理论更优越。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现的逻辑，只不过是一个如下的循环过程：“猜想（提出假说）——反驳（批判与检验）——被证伪——再猜想”的逻辑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演绎逻辑过程，但是，这个新的科学检验方法既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逻辑，也不是简单地回归到旧的唯理论的演绎逻辑。而是一个包含着新的革命因素和更合理的内容的科学方法论。这种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科学本身是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过程，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永远没有止境。因此，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无法永远被证明为真，也正因为如此，科学知识的发展才永远没有最终极的顶点。
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思想来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主要来源于20世纪科学革命对他的启发。但是，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波普尔不仅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而且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取得重大发展的时代。任何一个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精髓的人都可以从波普尔那里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对他的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恰恰是恩格斯在上一个世纪所提出的辩证法思想在科学历史范围内的应用。
早在上一个世纪的中叶，恩格斯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人类对真理的认识只不过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过程。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对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18]由于恩格斯当时忙于其他更重要问题的研究，因此在科学认识论上只提出了这样一个宏观的、但包含着深刻思想的理论框架，而没有进行更细的专门研究。波普尔早在青年时代就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证正是这种辩证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这一点连波普尔自己也意识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主张，不应当把科学解释成最终的、既定的知识总体，或‘永恒真理’的总体。而应当解释成某种发展着的、前进着的东西。科学家并不是知之甚多的人，而是决心不放弃探求真理的人。科学系统发展着，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辩证地发展着。”[19]波普尔不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实际上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到许多观点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印记，波普尔自己也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在有些地方同情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之一是他们坚持认为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是紧迫的，哲学家应当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应当满足于解释世界，而且还应当促进它的改变。”[20]
许多科学哲学家们在批判波普尔的时候都指责他把科学史“变成了一个尸体累累的战场”，然而这正是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要推论：“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21]这也正是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理论精华之所在。按照辩证逻辑，所有现存的科学真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必然会被新的、更加优越的理论所取代，尽管被取代的并不一定都会成为“尸体”，就如同欧氏几何学在平直空间、牛顿的经典力学在低速领域仍然适用一样，在一定的范围内它们仍然是有效的。但是，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却不会因此而感情用事，更不会因此而得出相反的结论，重新回到旧的理论上去。
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曾经攻击：“马克思的不断进步的、反教条主义的科学观从来没有由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应用于他们自己的活动领域之中。”[22]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具有科学的自我批判精神的，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所指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没有多大关系，或者只不过是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凡是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之核心的理论家，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 科学发现模式的多样性
同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一样，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也存在一定问题，因此，从它一“出世”就受到了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反驳。
首先，波普尔对“理论来源于观察”的批判走得太远了，“理论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依赖于观察”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观察在科学理论构建中的作用。波普尔认为：“科学的进步其实并不是由于在时间进程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感觉经验，也不是由于我们愈来愈善于利用我们的感官。……大胆的观念、未经论证的预想、思辨的想法，这就是我们说明自然界仅有的手段：这就是我们用以抓住自然界的仅有的器官，仅有的工具。”[23]试想，如果我们真像波普尔那样全部否定观察在理论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全部否定弗兰西斯·培根的观察实验方法，同时，也不再利用我们的感官（眼、耳、鼻、舌、身）及感官的延伸（望远镜、显微镜及一切科学仪器）对科学对象进行研究，恐怕整个现代科学也就快全部被“证伪”了，我们也就只好同波普尔一起重新回到柏拉图、回到亚里士多德、回到神话和上帝那儿去了。由于我们对任何一个科学理论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同样离不开实验观察。因此，必须肯定实验观察在科学理论建立中的适当地位，否则必然导致唯心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科学观的一个重要区别。
另外，科学史上的许多事例表明：当理论被事实所“证伪”的时候，应该抛弃的也不一定就是理论，例如：韦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康德——拉普拉斯的“原始星云说”都是在理论假说提出不久就被观察结果所“证伪”了。（前者——“大陆漂移说”没有提出“漂移机制”，而后者——“原始星云说”则无法解释整个太阳系“角动量分布异常”的现象。）然而，科学发展进程却表明，在这里被否定的不是理论，而是观察陈述。因为观察陈述本身也是具有易谬性的。因此，观察既不能绝对地判定某一理论为“真”，同时也不能一劳永逸地判定某一理论为“伪”。因此，如果科学界严格遵守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规则的话，那么现代科学永远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发达，因为许多科学理论还在萌芽状态就会被“证伪”，这样科学的历史就不仅仅是一个“尸体累累”的战场了，连科学本身也再不能前进了。幸而没有多少科学家严格按照波普尔的规则去实践。
更为重要的是，从逻辑规则上讲，证伪主义自身也存在一个理论上自洽的问题。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证伪主义本身是不是科学？是否也接受批判和检验？是否最终也要被证伪呢？如果“证伪主义”不能被证伪，那么证伪主义就不是科学了。如果证伪主义能被证伪，那么我们使用的方法必然还是证伪主义的方法，那么使用证伪主义的方法去“证伪”证伪主义本身，其合理性和依据又是什么呢？这同使用归纳方法证明归纳方法的合理性一样，陷入了有趣的、同时也是十分荒缪的循环论证之中。这一点恐怕卡尔·波普尔自己也很难解释清楚了。
综上所述，从唯理论者到实证论者再到波普尔，从演绎逻辑到归纳逻辑再到证伪主义，几乎所有的科学哲学家们在科学史观上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他们全都认为科学发现是有一个唯一正确的“模式”的，他们对科学方法论的探讨也深受他们的科学史观的影响，都只是强调了科学理论产生的某一个侧面。在科学史上，科学发现（或科学理论的产生）是多样化的，并没有一个“定式”。新的科学发现（或科学理论），有时来源于对前人的科学理论的自治性的探讨（如相对论）；有时来源于对前人的理论的总结和进一步研究（如牛顿的力学）；有时来源于大胆的猜测与观察数据的结合（如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有时又来源于新的生产技术的应用或军事工业的需要（如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质学革命和计算机科学）等等。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科学方法论应该非常重视科学发现的模式的多样性，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不能再用一个单一的、僵化的、不变的模式去“套”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了。这样一来，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也许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科学发现的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将是十分有趣的：一，对现有的科学理论中存在的疑点进行深刻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找到突破口，提出新的科学假说；二，对新的科学假说的理论自治性进行探讨，并提出对科学假说中新理论进行检验和证伪的途径；三，不断地利用先进的实验观察手段对新的科学理论进行检验和证伪，以便把科学的发展推向新的起点。
在21世纪，随着理论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哲学的核心，其影响仍将是十分深远的。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以往的、旧的科学方法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并确立了自己的新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开创了一条通向全新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之路。但是，由于他的哲学研究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更加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科学领域，并早已远远超出了本文作者所能够涉猎的单纯的科学方法论的范畴，故就不在此作进一步的讨论了。
【收稿日期】 200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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