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尴尬与应有行为_政治论文

转型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尴尬与应有行为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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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计划到市场这一转型期,高校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它的尴尬在于,作为一个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阵地,理论上比许多系统都要清晰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之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与急切,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又不能不受着极强的计划的约束,拖着因长期投入不足形成的庞大而又沉重的翅膀,既要按部就班地完成计划,又要在计划的模式下从市场中寻得自身的一席之地,为生存作奋争,为发展苦苦地扑腾。在尴尬的高校中,生存于其中的师生不能不为这些尴尬所制约,而其中最为尴尬的莫过于专职政工人员。

在当前这个转型期,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尴尬处境作一简要的剖析,并从有利于发展的角度提出一些设想,让政工人员及时地从尴尬的境地解脱出来,这无论是对专职政工人员的生存和发展,还是对高校的发展都是不无裨益的。我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尴尬,最大的是生存的尴尬和发展的尴尬。

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作为教师的一部分,它的生存基础极其脆弱。

在我国几千年的教育发展史上,人们对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已有相对固定的认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就是说,我国长期的教育发展史所承认的教师,实际上已经承担了当前高校中专职教师与专职政工人员分担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化,无非是让专职政工人员从教师身上分担部分任务而已。因此,虽然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作为党发挥作用的强劲力量,但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所担负的任务则不是十分明确的。如通常所说的,“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人群群众;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保证党的中心工作和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等,这与教师的根本任务到底有何本质区别,显然还没有确定的说法。假如专职教师在从事具体的教学工作中要认真地完成上述各项任务,那么专职政工人员应该具体做些什么工作,这些工作与教师的工作又有多少质的差别?还有,高校专职政工人员在具体的工作中,有多少是政工“份内”的工作,有多少是本属于管理范围内的工作,或者形象地说,政工人员到底归属于“学生工作部”还是“学生工作处”?现在通行的让政工人员兼上一些政治理论课,这到底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应有之义还是为巩固思想政治营盘而采取的一个无奈之举?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含混,高校专职政工人员是否必须存在一直是一个探索过程中的问题,或者说理论上不曾否定而在实际操作中一直处于游移中的问题。比如说,“又红又专”,实际上强调了专业教师在精通专业的同时,应该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从而承担起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又如“双肩挑”,它的实质就是要求具体从事业务工作的同志同时又承担起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对这些问题作思考,就不能不使人们认为,高校专职政工人员的生存基础是十分脆弱的。有人在论证高校专职政工人员存在的必要性时,往往用大量的数据说明工作的不可替代性,但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同志尖锐地认识到,其与说这些是专职政工人员所取得的成绩,还不如说是专职政工人员取得了专职教师和管理人员本应取得而因有了专职政工人员后自动放弃的成绩!有人曾说,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但他们没有专门的队伍而依托于教师,收效仍然相当显著。

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作为独立的专职队伍,它的发展受到市场的严峻挑战。

市场经济这只无形之手,其最大的魔力是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高校虽然还没有全面地进入市场领域,但在市场经济的宏观环境之下,高校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也必将受到市场经济这一无形之手的调控,尽管调控的速度和范围等可能比已经全然进入市场的领域要小一些、慢一点,但起码要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强大的冲击。在短时间内,人们可能还不敢说,专职政工队伍是一支可有可无的队伍,但专职政工人员在具体工作中业已暴露出来的种种短弊,实际上已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处于被动的地位。

1.客观上,理论的高调要求和实际工作中的“侏儒化”措施使本应光辉的形象黯淡无光;工作对象思想的复杂化和要求的高层次化,使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风光失之殆尽。

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在共产主义运动进程中独特的重要作用,因此理论上和人们观念上习惯于从保证共产主义进程的角度来衡量和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对他们提出了政治、思想、道德、知识、心理、能力等等方面极高的要求。但是,高校固有的性质和崇尚,很难使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有普遍的高度认识,也即很难形成一种普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氛围,思想政治工作只能是一种保证教学、科研等主体工作的辅助性工作。既然是辅助性的工作,在许多人看来就是一种“低级的工作”。既然是“低级的工作”,当然也就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投身于其中。受制于这“侏儒”观念,一些学校在队伍建设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了“侏儒”意识。选留毕业生、引进人才,学校考虑最多的是上述六项条件中政治、思想、道德、能力等在目前还只能以主观评价为主的内容,而对其中知识、心理因素则考虑不多。因此,在一些高校,把解决夫妻分居引进的非专业人才、因政策性需要安置的人员乃至教学、科研系列中的富余人员都充实到思想政治工作行列。在具体培养中,送外进修已算重要举措,安排出国则是寥若星辰。至于好多学校所采取的优惠倾斜政策,充其量不过是润叶不湿根的安慰之举。更何况,这种“以赏募勇”的办法,本身就意味着思想政治工作生命力的孱弱。至于有的学校规定,思想政治工作者在从事本专业工作若干年后可以转向,更是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中气不足。这一做法阐释的理论上不便直接表达的潜台词是,思想政治工作是项科学性不强或不很强的工作,人人可得而为之。要求从业人员象献身其它科学那样献身于此项工作是没有“人情味”的(正面的说法为“在稳定政工作队伍中富有人情味的做法是,允许他们在工作若干年之后随其所愿进行分流”)。使用上,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很难有专职教师那样有“三年学徒,四年半作”的幸运,一上轨便似穿上了“红舞鞋”,在那可大可小不很稳定的舞台上不停地跳跃。总之,在“侏儒”观念的影响下,这支队伍的总体水平已显“侏儒”之态,而生长发育于“侏儒”心态的环境中,则使已显“侏儒”之态的“侏儒们”更加“侏儒化”。

但是,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要求没有侏儒化,时代对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没有侏儒化,相反,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是思想政治工作氛围还是思想工作对象都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随着系统观念广泛为人接受,人们更多的是从系统的角度来考察、审视思想政治人员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工作水平,直线的单一的工作既不能得到对象的认可也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反而会影响自身在对象心目的地位;再如,由于精神生产的世界性,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观念自然会在对象身上表现出来。在此情形之下,如果我们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对西方工业文明背景下的科学理性精神,以检讨理性为核心的20世纪的文化精神和中国农业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传统等没有足够的了解,那么,势必在对象中出现的这一“热”那一“潮”面前显得窘迫而手足无措;又如,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深入发展,思想政治人员的权威意识的失落已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如果思想工作者欲在人格上影响对象,道德上引导对象,知识上丰富对象,首先就要取得对象的信任。然而,没有共同语言的相互关系是不可能培育出信任之花的,隔膜和不信任只能使我们的良苦用心付诸东流。一个既充满典雅之气又洋溢着现代新潮之风,既深沉又活泼,既精通传统知识又通晓大众文化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方有可能在众多对象心目中赢得权威。还有,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又给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带来了许许多多全新的内容,诸如,如何确立在市场下的价值目标,处理好市场与非市场的关系;如何评判对象中出现的个体意识觉醒和个人权力意志的增强以及世俗化、功利化倾向等;更还有,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对对象所从事的专业有起码的了解,否则,对象中缘专业而产生的系列思想问题我们就很难与之沟通。如此等等的要求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在这样一种要求面前,全力以赴的研究和接受系统教育还有诸多难以适应之处,更何况以“侏儒”的身躯在“侏儒”氛围中拼力托着巨人之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在此种强烈的反差面前,有几人会有一呼而百应的风光?

2.主观上,长期低层次超负荷的运行,自觉不自觉地远离了自身的根本任务;受制于客观条件但更多的受制于主观因素而形成的现状,使一些在“红菱艳”中大显其形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无暇、无意甚或不愿冷静而又全面地审视自己,进而改变自己。

尽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根本任务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人民群众;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保证党的中心工作和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然而,除了直接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外,这些内容体现在工作中毕竟是细小的具体的,因此,对高校的许多政工人员来说,他们更熟悉的恐怕还是开会、讲话、组织活动、与人谈心等等。再说,许多政工人员还兼有系、部门一定的职务,还有这样那样的事务需要处理,而这些具体琐碎的活动以及这样那样的事务,又足可以将他们的时间、精力消蚀殆尽。但话得说回来,具体琐事的累加不一定就是根本任务的全部,因此,纵然是梦牵魂绕于具体工作也不一定有如愿的效果。遗憾的是,真正能“超然于物外”而安然作“局外观”的人少,在作“局外观”后,悠然地梳理具体工作者更少。好在具体琐事的累加恰好称合时下某此单位的评价体系,故使众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其乐陶陶。因此,作为问题的一个方面是,部分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无意、无暇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冷静的观照、审视,没有勇气直面现实。政工队伍中的年长者,他们在风华正茂之时步入思想政治行列,除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因素之外,确想以此一展抱负,为社会造就一批接班人。但于如今,回头望,虽不敢说当年的选择是错错错,但与同龄的专家、学者比肩,又不能不企慕他们那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洒脱和备受社会尊崇的优越,眼看老之将至,也不能没有“十年科研得高工,十年政工一场空”的长叹;那些占有一官半职,游刃于思想政治领域的中年政工们,他们一方面有着年长者业已领受到的介于得与失之间的喟叹,另一方面则又深深地为自己颇受重视自适自慰。他们有足够的水平和经历去剖析具体工作中的种种矛盾,同时也比一般人更深切地体会到打破旧格局建立新规范的艰难,在自身功过不是象科研人员可以凭籍成果来证明而更多的受制于领导好恶的当儿,他们中的大部分既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挺起腰杆“潇洒走一回”的机会,但在当低头时则低头;那些年轻的政工们,少有年长者当时献身事业的衷肠,也没有中年者的自得自适自慰,在“走对了路,投错了胎”的行当中“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同时,对前途的忧虑也断非一个“愁”字所可了得。他们认为,作为弱小的个体去承担社会的偏重显然过于艰难,与其在受人挤压的氛围中乞求周围的理解、同情、支持,还不如乘年轻气盛,循着自己的意愿,搏他个子丑寅卯。当然,如此简单的概述不能尽括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全部,甚或只是看到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某些现象。但唯其思想政治工作者中有着上述种种阴涩的心态,使得他们一时难以摆脱那份客观赋予、主观求得的尴尬!

但是,思想政治工作者毕竟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部分,而知识分子得以发挥作用的一个起码的条件是宽松、和谐、安定、激励的人际环境。如果政工人员不能从自身的尴尬境地中摆脱出来,精神生产没有较大的自由度;没有协调发展的人际关系,不能做到优势互补,相互切磋,相互激励,相互支持,以至相互合作,有序运行;环境不能不断地激发人们的上进心,激发人们的士气,那么要真正发挥政工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十分困难的。

摆脱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尴尬,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仅就主观而言,我们认为在时下的转型期,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有以下几方面的意识:

一是强烈的提高、丰富、完善自我的意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整合着人际关系;在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背后,折射着社会全部文化层面的价值转换,无论是工具理性层面,还是主体价值层面,都将经历着一种重新的文化整合与构建,对象思想层面的复杂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必然;市场经济开放性、竞争性、创新性、法制性的特点,要求人才有宽广的视野、善于捕捉信息的能力,有果断的决策能力、敢想、敢干、勇于创新,有经济头脑、讲究工作效率,有法制观念、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此情形之下,以“革命歌曲”的内容、形式、方法去阐释当今的“流行歌曲”即是落伍,以自己的“不变(少变)”应时代的“万变”,则是异想天开。只有提高自我,才能跟随时代的发展;只有丰富自我,才能解释时代的发展;只有完善自我,才能超越于时代的发展。止于至善,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但以自我不息的努力,在求真求善求美中跨出一大步则是现实的。关键是思想政治工作者有无此种意识。

二是明确的背景意识。在此,我们强调背景意识,而不言改革开放意识、竞争意识,主要欲阐明这样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时代的发展引发了许许多多新事物新观念的产生,要求人们去熟悉、适应;同时,时代的发展也必然留下历史的烙印,很多附腐的内容会有形无形地制约时代的前进,要求我们尽力去消除。只有认识这一点,方能明白,我们的对象何以对常规的工作内容是如此的挑剔,而对真正领时代风气之先的东西又是这般的不易领受。也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冷静地调适自己的工作方位、工作内容,客观地评析当前市场经济形势下个体的觉醒和个人权力意志的增强以及世俗化、功利化倾向的出现,在饱受经济冲击的情况下,仍有勇气以市场经济的正面功能去荡涤其负面影响,象先前那样底气十足地去要求学生提高自己的精神价值、文化理论素养、社会责任感。一个没有足够的知识素养和明确的背景意识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往往就是一个仅会发发“时髦牢骚”,空谈“主义”不能解决“问题”的“口头革命家”,也难得有“穷则独善其身”的品性和“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那些在抨击非法致富现象时对暴发户的生活又表现出十二分钦羡的人,是不可能会有洗涤他人灵魂的本领的。第二层意思是,大教育即全时空教育观的形成已是历史的必然,以“思想政治一族”撑起思想政治教育大业这是超越现实的空想。“以道强民,施于民之耳目,以求浃于心,以道扰民”,应当也必然成为全社会的职责。但如此言之,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籍此求得解脱,而是说,思想政治工作者一方面应十分注意运用全社会的精神财富来丰富教育内容,另一方面要调动社会的各种力量来进行教育。以百倍的诚意,把对象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对象鞠躬尽瘁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未必即是此中高手;把对象引入“肥美草原”,“信马由缰”者未必不是一个好“牧手”。“思想政治英雄”造时势的年代不曾有也不会有,而以当前时势去造就大批英才却是我们应力求做到的。

三是全员效益意识。也许,全员效益意识这一概念是笔者的杜撰,但我们确有这样一个表述意向,即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要职责是挖掘每一个对象的潜能并使之充分地发挥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充分发挥其在学生学习、成才中的导向功能、保证功能和激励功能,调动学生学习、成才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坚持正确的学习、成才方向,选择正确的成才的道路,最终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立志献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实际工作中,由于我党从国共合作办黄埔军校的实践中,就充分体会到教育尤其是政治思想教育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一开始就紧紧地跟随政治斗争的方向进行。尔后,虽然渐渐地注重内容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政治运动的方式(内容上的突变性和形式上的间隙性)还是其实施的主要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许多学校变成零星、孤立、彼此没有必然联系的活动的连接,具体工作中又不甚注意对学生信息的开发与利用,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成才的导向大多是空对空的说教,许多浅层次的活动不仅不能引导学生将主要精力投诸学习、成才,反而自觉不自觉地使学生游离学习和成才这一中心任务,致使学生的学习和成才漫无头绪。再者,由于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编制普遍偏紧,而任务又重而又重,对象又极为复杂,因此,我们的工作每每把有限的注意力投诸“两头”,而对层面最大的群体所化精力不多。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社会的竞争和选择是针对每一个成员的,我们工作对象的智力水平也是大体相当的,只不过各人的表现形式不一、发挥的水平参差不齐而已。我们不注意这一点,在工作中有意无意地偏袒一部分人忽视另一部分人(也即在本应公平的教育中有意无意地体现不公平),实际上降低了后一部分人的竞争适应能力(虽然,他们竞争适应能力的降低有其主观原因,思想政治工作也不能保证每一个工作对象的“百年之春”,然思想政治工作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倘若我们有此意识,把更多的精力投诸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上,我们以为是可以造就一批人的。事实上,发现每一个人的潜能,并为他们创造表现才能的机会,这本来就是活跃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最富有效益的工作之一,因为人的潜能一旦被发现并有恰当的表现机会,其发挥即是顺水推舟的事。有人说,教师的无上乐事是造就一批人才,我想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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