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后冷战世界发展趋势实现跨世纪国家综合安全——江泽民新安全观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冷战论文,跨世纪论文,国家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顺应冷战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在邓小平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审视国家安全问题，提出了“摈弃冷战思维，树立新安全观”的思想，为我们在世纪之交抓住机遇，迎接来自安全方面的各种严峻挑战，继续维护并创造跨世纪的对我有利的安全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一、站在时代高度审视国家安全问题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自二战后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可逆转，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快，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关系中的经济科技因素明显上升。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发展的内外环境不仅与60、70年代相比发生了本质变化，而且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比也有很大不同，中国跨世纪的国家安全不仅有别于冷战时代，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新旧交替的阶段。江泽民同志正是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在坚持邓小平国家安全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不失时机地明确提出了“新的安全观”。
江泽民同志作为一个当代政治家和战略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21世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他充满深情地说：“逝者已矣，来者可追。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21世纪，这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必须认真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果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没有安全感、经济艰难的世界，我们就向世界人民交不了帐。作为新旧世纪之交的领导人，历史注定我们要承担这样的责任。”（注：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11月21日。）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继承和丰富邓小平外交思想，对国际问题，他多次强调，观察形势，要登高望远，从大处和大局着眼，不仅看到眼前，还要看到21世纪。1997年3月26日， 江泽民在会见美国副总统戈尔时曾引用了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讲的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战略家，观察形势，处理问题，必须跳出狭隘的眼界，摈弃冷战思维，必须有对世界全局和人类未来负责的精神。考察国家安全问题更不能例外。
时代问题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管全局、管长远的，对一个国家总体安全形势具有直接、长期的影响。邓小平是在两极格局行将瓦解的历史转折关头，纵观世界，统揽全局，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一新的战略判断的。江泽民在坚持这一判断的基础上，面对冷战后世界的新形势，进一步审视国家安全问题，强调了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点：
首先，江泽民认为，“走向缓和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世界和平机遇继续扩大。”（注：江泽民：《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人民日报》，1994年9月4日。）世界大战在相当长时期内打不起来，人类总体和平以及我国的安全环境比冷战时期更有保障，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立足于时代主题已发生变化的这一客观现实，适时地转变传统安全观；其次，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领土、民族、宗教、资源等因素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出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得到改变，发展中国家仍有亿万人民处于贫困状态。”（注：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5日。）这说明，冷战后的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仍然面临严重的威胁，绝不能盲目乐观。第三，根据形势的变化，江泽民更加重视发展战略，他指出：“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系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注：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4年11月16日。）从而把经济安全问题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江泽民十分关注世界格局多极化加速发展以及经济科技因素上升给世界战略形势带来的双重影响。他认为，多极化趋势正在进一步发展，经济科技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以及争取我国安全环境都是十分有利的，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造成了新的矛盾，导致新的动荡、冲突甚至战争。所以必须从两重性上来认识冷战后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对我国来说，这种复杂性突出表现在：世界大战可能避免，我直接面临的现实军事威胁减弱，但潜在的威胁和周边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外部世界对我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但各种政治、经济的挑战日益增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不良因素越来越成为新时期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军事实力仍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但非军事的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也更为经常和有效。江泽民同志正是充分估计了我国跨世纪国家安全面临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提出了“新安全观”概念，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外延，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安全观。
二、倡导摈弃冷战思维，确立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所谓“安全”，一般指社会行为主体没有或很少受到威胁的生存环境。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着重关注两大焦点，一是如何应对外来的战争威胁和军事入侵；二是怎样防止来自外部的政治干预、压力和颠覆。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冷战后世界发展新趋势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时代烙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确立新安全观。
1997年4月23日，江泽民在俄罗斯杜马发表的演讲中， 向全世界阐明了我国关于维护国际安全的基本主张，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一切分歧和争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注：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的演讲》，《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这些主张全面、系统、 科学地提出了新安全观的基本原则。这种新安全观既继承了邓小平理论，又根据新的形势有所发展；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又与西方的安全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二，具有涵盖领域广、内容多的“综合安全”特征。
从政治安全的角度看，江泽民多次指出，国家主权和统一不容侵犯，国家内政不容干涉，在国际舞台上，不允许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更不允许超级大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颐指气使，推行强权政治，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价值观，“要使弱国真正感到安全，小国真正享有平等，穷国逐渐走向富裕，富国继续向前发展，……”（注：江泽民：《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人民日报》，1994年9月4日。）由此构成了以主权安全为核心的新政治安全观。
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江泽民认为，各国应在经济领域加强互利合作，国家的经济利益不容损害，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矛盾、贸易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决不允许以经济和贸易制裁对他国实施报复，更不允许以其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注：江泽民：《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人民日报》，1994年9月4日。）1997年下半年以来，江泽民十分关注亚洲一些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给我国带来的影响，在讲话中多次呼吁人们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能力，要求有关部门加强研究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由此构成了促进经济平稳发展、防止金融风险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安全观。
从科技安全的角度看，江泽民主张将科学技术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更加安全地利用科技成果，避免其沦为涂炭人类的工具；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不应将科技转让作为谋求特殊利益的手段，更不能以此对他国施加压力；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的应用，首先应以维护人类的安全为宗旨，而决不应以谋求军事优势为目的的。由此构成了以和平利用科技为目的的新科技安全观。
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江泽民认为，军事力量负有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维护统一的神圣使命，必须加强我军的质量建设、改革军事体制；各国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应是防御性的，应立足于防止冲突和战争，着眼于预防危机发生、控制冲突升级、维护和平与稳定。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的军事干涉行为。他特别强调，在新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并主张在军事领域开展必要的合作，增加信任，维护共同安全。由此构成了以和平、合作为中心的新军事安全观。
江泽民同志还提出了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新的安全思想，并主张通过国际合作来应付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挑战。（注：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5日。）
第三，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问题，是新安全观的核心。
江泽民在党的15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此后，他又在多种场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经济安全”包括国内经济安全和国际经济安全两个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中的军事分量相对下降，经济科技因素的重要性日趋上升。在资本国际化和跨国经营加速发展，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推动下，经济安全问题被提到了各国的议事日程上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这一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给我国敲响了警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江泽民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经济安全工作，切实维护好国家的经济安全。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对外开放并不是对立的，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我国不应该也不可能置身于其外，但一定要树立风险意识，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注：江泽民：《在接见使节会议代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8月29日。）
第四，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提出了普遍安全的原则。
近年来，国家安全越来越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表现为，一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的影响，一些源自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不安全因素”会不时地渗透或波及到国内；二是一国的发展与稳定也对国际环境产生影响；三是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已不再是过去那种“零和关系”（即一方所失必为另方所得）。因而国家的外部安全问题不再纯属一国事务或由一国的政策所能解决。安全因素多样化、安全利益多方化、安全关系多边化、安全问题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的一种趋势。江泽民指出：“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需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世界也需要中国。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的稳定与繁荣。”（注：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5日。）而“要和平，要发展，就必须维护世界各国的普遍安全，就必须按照民主、平等、公正、合理的原则处理国际事务。”（注：江泽民：《在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时的谈话》，《新华月报》，1998 年第7期，第9页。 ）这就深刻揭示了冷战后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阐明了我国的稳定与繁荣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存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而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与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只有确立起普遍安全的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对我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
三、综合手段共用，多种措施并举，谋求跨世纪的国家安全
在江泽民的新安全观中，探索维护跨世纪国家安全的新途径是其重要内容。江泽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着事实求是的精神，全面、客观地分析我国的安全环境，认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告诫我们，既要充分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清醒地看到不利的因素，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勇敢地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
他认为，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对我国的安全环境构成挑战；我国周边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国际敌对势力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发展和强大，千方百计阻挠台湾问题的解决；国内外敌对分子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分裂中国的活动依然存在；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我国还处于相当落后的地位；对外开放中的经济风险加大；我们自身存在着“不少矛盾和困难”。这些问题都程度不同地损害我国的国家安全，说明我国世纪之交的国家安全面临的问题之广、形势之复杂、任务之艰巨。过去那种仅仅通过军事实力或采用某一种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江泽民提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变化。”[！]（注：江泽民：《同参加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科技界委员和民主党派委员座谈》，《人民日报》，1998年3月5日。）必须积极探索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思路和新办法。概括地说，这种新思路就是：综合手段共用，多种措施并举，发挥整体合力，实现总体安全。
第一，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科技的发展，知识的创新，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注：江泽民：《考察北京大学时的谈话》，《人民日报》， 1998年4月30日。）“我们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认真对待新技术革命给我们的挑战和机遇，顺应潮流，乘势而上，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把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搞得更好。”江泽民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更不可能缩短差距。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则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竞争。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也是富于创新精神的民族，现在我们更要十分重视创新。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注：江泽民：《同参加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科技界委员和民主党派委员座谈》，《人民日报》，1998年3月5日。）
第二，继承并发展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把外交斗争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
在两极格局终结、冷战结束后的大转折时期，外交谋略在维护我国综合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江泽民坚定地执行邓小平外交战略，灵活运用外交斗争的有力武器，运筹帷握，深谋远虑，提出了“以两手对两手”的外交方针，以接触对接触，以斗争对遏制，既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又策略灵活，善于斗争，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同西方大国打交道的谋略水平。江泽民还在多种场合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有理有力的驳斥，揭露了西方一些人别有用心的蛊惑宣传，澄清了周边一些国家的疑虑，维护了中国的和平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发展的外部压力。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江泽民提出要“冷静观察，从容应对”，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既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声望，又保持了国内经济的良性发展势头，避免了如果贬值可能带来的经济上的严重后果，使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内发展环境都得到切实的保障。这些都充分体现出我们党第三代领导核心高超的外交斗争艺术，证明了正确的外交政策和高超的谋略水平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
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基本保证和坚强后盾作用。
冷战后军事因素在各国安全中的比重，比之冷战时期下降了，这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际形势继续趋向缓和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全球性军事对抗因素减弱和经济安全因素上升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事因素在国家实力和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重要了。
江泽民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就新时期军事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索。他认为，90年代以来，我军建设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意义重大的3个新变化，即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 世界新的军事变革的兴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江泽民最为关注两大问题，一是我军能否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二是能否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此，他强调要坚持邓小平关于“军队建设一定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的思想；强调在“军事因素依然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要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主张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要“两头兼顾、协调发展”，“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和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大力推进我军的质量建设。”（注：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军队高中级干部理论学习读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958页。 ）“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充分发挥好军队在国家安全中的基本保证和坚强后盾作用，并就搞好军队自身建设和质量建军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体指示。
第四，努力争取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探索合作安全的新模式。
所谓“合作安全”是冷战结束后各国都在探索的一种新的国际安全关系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平谈判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合作安全并不是靠牺牲本国的安全利益来委屈求全，也不是把本国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更不是为维护本国安全利益不惜损害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它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互相尊重、相互信任，通过经济交往、政治谈判、军事对话等和平方式求得共同安全。江泽民在许多场合深刻论述了合作安全的意义，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积极推动合作安全关系的建立。在江泽民领导和主持下，通过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中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两国边境东段国界勘界工作业已完成；1997年中、俄、哈、吉、塔五国签署了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和增加信任措施的协定，被国际舆论称作是“合作安全的典范”，“充分体现出不同于冷战思维的一种新的安全观，对于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与信任、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开辟了新的途径。（注：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的演讲》，《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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