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1]2014年在《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与执政党的变革》文中研究说明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其实就是一个追求自主性及自主性不断增加的过程。自主性概念既可以用来表示一种状态,也可以用来表示一个过程。一方面,自主性是描述个体摆脱外部强迫而达到自我管理和自我作主的状态。另一方面,自主性是主体不断突破外部环境的束缚,实现自己充分发展的过程。随着个人自主性的不断增加,社会的自主性也在不断成长。社会自主性可以理解为社会各类主体追求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实现的自主发展与自主治理状态。可以从叁个层面来判断一个社会的自主性状况:第一个层面是指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是否具有较为充分的自主选择权;第二个层面是指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组织是否具有较大的自主性;第叁个层面是指各种社会主体是否能够参与和介入公共事务,是否能够实现自主治理。中国社会的自主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变革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改革开放解除了束缚社会自主性成长的阻碍因素,推动了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但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并没有脱离政党—国家体制的场景。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政党—国家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整个体制的核心并没有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社会领导者的角色没有变。面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执政党进行了调适性的变革。具体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表现在叁个层面:首先,在社会成员层面。人们从单位体制中脱离出来,获得自主发展的机会,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独立主体。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社会流动频繁,阶层分化急剧。民众的权利意识生成,个人主义兴起,思想观念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其次,在社会组织层面。社会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类型日益繁多。各种草根组织纷纷出现,成为活跃在社会底层的重要主体。同时,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程度也在提高,这一点即使在官办社会组织身上也表现出来。最后,在社会参与层面。民众以权利为出发点,以利益为目标,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参与到公共活动中。人们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公共政策提出意见,从而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此外,网络参与的兴起和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社会自主性成长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执政党进行了广泛的变革。首先,党转变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使自己能够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应对社会的发展变化。其次,党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和民众的呼声,承认和肯定社会领域的新发展。包括不断促进公民权利的发展,大力建设民生政治,引导社会参与。执政党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变革措施以引导人们自主性的发展,在推动社会自主性成长的同时将之纳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内。最后,党并不只是被动地应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而是主动地规划社会的发展,确立社会发展的目标。执政党加强社会的整合,着力推进基层党建,努力使政党减少官僚化色彩,回归社会之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在人们思想观念多元化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组织上整合分散的、多样化的民众,而且在思想观念上努力建构共识,以凝聚起全社会成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认识。同时,面对着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执政党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推动法律法规的建设,建立双重管理模式,从而构建起一套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在具体的监管活动中,党政部门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自主性的成长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随着社会组织实力的增强,社会组织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对此,执政党已经认识到社会组织所具有功能和作用,而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而推动了管理体制的创新实践。总的来看,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与执政党的管理和规划都是现代国家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没有社会自主性,社会不仅缺乏活力,而且不可能形成现代公民和现代社会。没有执政党的干预、管理和规划,则社会自主性自身的缺陷不能克服,社会的稳定与共识也很难达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实现两者的平衡。
张淑珍[2]2016年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叁章和第四章。第叁,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叁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叁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叁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叁,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叁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叁,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叁,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叁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李建平[3]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为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进入到了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发挥"制度红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逻辑进行了考察,第二部分解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第叁部分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系构建,第四部分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及优势,第五部分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路径。本文主要阐述了以下基本观点: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有着自身的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列宁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是其形成的理论逻辑;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向的失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历史积淀、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当今时代世界的发展大势、当代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是其形成的现实逻辑,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着历史必然性。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从社会形态的宏观层面、基本制度的中观层面和体制机制的微观层面加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等多个层次的展开,又体现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五位一体"布局,各个层次与各领域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第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构建是一个从基本制度的确立到具体制度的形成及完善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样文化发展的基本文化制度,以文化产权制度、文化管理制度、文化传播制度、文化开放制度、文化权益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具体文化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社会管理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维护群众权益制度、公共安全管理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生态文明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保护制度以及生态文明制度的运行机制等。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鲜明的特征和优势,其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与"中国特色"制度形态的统一,基本特征体现为人民性、科学性、民族性和开放性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有着一定的比较优势,而独特优势体现在具有较高的活力、较强的韧力和合理的张力上,这些优势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整体涌现性"。第五,新形势下,应坚定制度自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是要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统一起来、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创新。二是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社会主义方向、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和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下,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叁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加强与其它国家制度文明成果的互动,进一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开放。四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法治环境建设、思想道德体系建设等,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环境。
郎朗[4]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七大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进行了具体概括,党的十八大又予以完善,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四中、五中全会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伟大成就、外溢性影响等,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人们寻求从不同的角度和视域来解读与阐释,探究中国道路成功的密码、政治自信、未来走向;也有的则有意贬损,唱衰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不时响在耳边。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开创出了人类史上大国兴盛的一种崭新模式。本论文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创新性作为一个系统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深入探究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发展脉络、基本要素、独特优势、创新性、伟大成就、现实境遇及基本经验和世界意义,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正能量,为崛起的中国强力发声,为中国走向提供政策参考,为实现话语自信寻找中国理念、中国价值。这对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坚定中国自信,提升中国自觉,增强前进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论文主体部分由六章组成:第一章,深入分析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逻辑:历史渊源、逻辑起点、现实依据、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初步探索与开辟、逐步拓展、整体推进。第二章,深入解读和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具体形态以及基本架构。第叁章,深入分析比对"苏联模式"、西方道路模式、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模式、"拉美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区别,科学掲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蕴含的基本因素与优势。第四章,较为深入地分析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道路的方向把握上、制度设计与安排上、发展的战略重点、制度保障与动力上、发展的任务设定与目标选择上、发展的总体布局与总体战略上、现代化模式选择上、理论指导上等方面的创新性,以彰显中国特色。第五章,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入剖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境遇及其一些急需解决问题。第六章,全面总结和解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经验和世界意义。
田瑞华[5]2017年在《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管理创新是构建和谐、有序、平安中国的核心主题之一。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特别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以及农业社会向工业、信息化社会的过渡,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关系以及社会价值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后对"福利国家"的反思和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给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体系、制度、机制、理念以及方式也带来了警醒和反思,引发了理论界对社会管理及其创新这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因此,全面、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社会管理的战略发展历程,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探究制约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文化、体制、制度、机制、理念与能力等方面的因素,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指导,提出创新中国社会管理之策,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全面系统地整理和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管理思想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管理思想,并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为指导,对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历程以及中国党和政府社会管理的战略探索进行了历史回顾;同时,对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实践成效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在此基础上,结合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变化、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转型引发的挑战,以及社会管理本身存在的难题,结合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内蒙古等地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对策和建议。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格局经历了政府"一元"社会管控(1949—1978年)、"政府—市场"社会管理(1978—2002年)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协同合作的社会治理(2002年至今)叁个阶段。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社会管理的战略,相应地也经历了社会管理战略初见端倪、形成以及提升并最终确立社会治理战略叁个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指导下,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实践成效显着,并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一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正在逐渐向系统化发展;二是社会管理机制建设正在逐渐向全面化发展;叁是社会管理制度日趋法治化和精细化。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及其挑战,充分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体制机制、政策法规以及管理主体能力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及其方法,在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路径方面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引领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理念创新,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领地位,树立"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管理价值取向和"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形成社会管理与民生并重、法治等理念。二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元社会管理格局。叁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内部改革,健全社会规范体系。四是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全过程的运行机制。为此,针对不同类型矛盾分类完善矛盾调处机制;创新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中加强源头治理·,创新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中强化动态管理;创新应急管理机制中化解矛盾。五是创新社会管理策略,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要健全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强化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加强网络空间社会管理;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通过创新社会协同体系促进社会自我管理。六是创新管理评价方法,大力提升社会管理者的能力。不仅要提倡民生优先,还要做好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吸纳民众,推进多元主体管理;奖惩并重,引导社会管理者行为。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中国化,当代中国社会管理逐步走向社会治理,这是实践与理论的飞跃,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期盼的美好、稳定、和谐、平安的社会秩序。
兰旸[6]2016年在《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阶级社会以来,如何治理国家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治理与人类社会的产生以及国家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治理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征。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人类社会不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的治理方式必将遭遇危机,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国家治理应该何去何从,各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是否存在共性?良好的治理结构应该是何种构成?中国国家治理的结构又应该如何建构?对此问题的答案既要在人类共同文明中探寻答案,也要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寻找基因,更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依据中国的现实国情探寻合理的治理结构,最终要以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为目标和落脚点。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悠远流长,曾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中国的历史是未间断的历史,这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的治理结构的基础,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保证了国家的平稳发展,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历史基因。这虽然为新中国以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但其中也存在不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封建文化残余,如“官本位”思想等也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为新中国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如何治理国家,但是巴黎公社的实践,较早的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奠定了实践的基础。在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中,列宁和斯大林对苏联国家建设的实践以及苏联模式的形成,都显现着对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探索。近代中国自身的发展历程,为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形成提供了最直接的范式和经验。陕甘宁边区政权为新中国治理结构提供了最早的雏形,新中国也依据当时国内外的背景,形成了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政权形式,有力地巩固了新中国的政权,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然而人类社会发展始终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亦是如此。建国初期的中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国家治理结构的设置是处于一元化的状态,市场和社会高度重合于政府之中,这一方面适应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另一方面也桎梏了中国社会的活力,甚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曲折。虽然经历了风波与险阻,但是1978年的十一届叁中全会,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新的开端,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段时期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中国社会也在经历着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这些转型也决定了中国现在的发展是动态平衡发展。新中国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统治、管理逐渐走向治理的过程,其发展路径也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现实写照。本文研究的国家治理结构也正是沿着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脉络,立足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现实发展而进行的分析与构建。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社会的活力不断增强,人民的创造性和物质精神需求也不断增加,中国也在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历史周期律”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桎梏中国发展的枷锁。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表现为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完全,政府权力边界不够清晰,社会组织发育不够健全。这既因为传统文化中有不利于现代国家治理的思想制约,也因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的公民素质尚待提高,以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既要提高治理的科学水平,更重要的是要优化国家治理的结构,尤其是构建新型的权力结构。这需要不断将治理结构进行升级,协同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党与这叁者的关系,以及党与人民的关系,使其能够形成有机的统一体,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和根本,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构成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其中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法治是规范权力边界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民主是促进治理结构平衡运转的必然要求,促进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目标和归宿。共同的价值依循是必不可少的,核心价值观则是形成凝聚力及向心力的关键。因此,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形成稳定的叁角形构造,民主、法治和核心价值观将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主体结构相互连接,形成动态稳定且平衡发展的治理结构。
彭波[7]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66年的历史,我们大致能够以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为中间点,将新中国迄今为止66年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叁十年加以研究。如何对待这两个叁十年之间的关系,不仅决定着对新中国66年的整体评价,而且还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回顾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的66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持续探索的66年。在这66年中,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曾强调,这条道路是实现中国梦必须依赖的道路,它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伟大实践中走出,也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习近平的话表明,这条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它的探索、开辟与拓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不容割裂。两个叁十年虽然在具体的方针、政策上存在较大差别,但其本质都是为了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前叁十年的实践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制度、物质基础,提供了正反两方面宝贵的历史经验,可以说这叁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最终开辟出这条现代化道路并不断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基本理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实现了对前叁十年的坚持、改革和发展,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将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融入这一道路的总体布局,使其成功地由“两手抓”逐渐提升至“五位一体”。本文基于正王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叁十年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新中国成立至今66年的发展历程中去厘清中国共产党探索、开辟并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脉络,总结这66年的丰富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增强道路自信。全文共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概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第二章厘清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叁十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并对这叁十年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终开辟所奠定了制度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以及所提供的正王反两方面经验展开论述。第叁章则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论述中国共产党开创并全面拓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最后,通过厘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得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叁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开辟与拓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程,不能刻意割裂,更不能相互否定。各章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首先,简要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轨迹,阐明这条道路并非一朝一夕开创而出,而是经历了长时期的艰辛探索而来,且是一条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道路。其次,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论述这条道路的根本保证、基本内容以及阶段性发展目标。再次,厘清此道路的基本特征,强调这一道路是一条具有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最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对比,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与扬弃,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借鉴与超越,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路径。第二章主要论述改革开放前叁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苏为鉴”,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首先论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并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此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其次论述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带领党中央尝试摆脱苏联模式桎梏,迈出了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步,并在经济、政治、文化叁大领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最后论述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对这条道路的探索最终走入误区并遭受严重挫折。但这些曲折的经历,最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实现拨乱反正,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可以说,后叁十年是前叁十年发展的历史必然,没有前叁十年的探索,也就没有后叁十年的伟大成果。第叁章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方面出发,论述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并全面拓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在厘清这一历程中阐述这一道路的总体布局是如何由“两手抓”逐渐提升为“五位一体”的,并在这一过程中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果的坚持、改革、发展之处,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辟与发展是一个长达60多年、接续奋斗的历程。第四章主要基于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出发,首先明确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道路的探索包括改革开放前叁十年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这叁十年的探索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终开辟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宝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此不能否定。其次明确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并不断发展的历史。这条道路也实现了对前叁十年的坚持、改革、发展。最后强调要用历史、实践、辩证的观点来正确看待两个历史时期,明确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辟和发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过程,不能割裂对待,更不能相互否定,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会走进老路或者邪路,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道路的坚持和不断拓展,奋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窦红莉[8]2012年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变化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法宝之一,是党执政兴国,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因经济体制改革而导致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理论,其实践活动在推进改革开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调节社会阶层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将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研究,放置于社会阶层变化的社会学视域之下,正是基于统一战线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内在逻辑关联上。本文试图通过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与统一战线发展的内在联系与规律,对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作出客观的历史考察,探索其理论创新的思想渊源及社会背景,把握其规律性、科学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对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升华其理论体系。本论文由导论和六章正文共七部分组成。导论部分。围绕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与主要观点述评,研究的主要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手段,以及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和预期成果等方面展开论述。通过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从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不足；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不多；多学科交叉研究鲜见等；本研究正是从问题出发,以多学科角度,紧紧抓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与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发展的两条主线。深入系统地探索二者的关联性、规律性、科学性,进而丰富统一战线理论的科学内涵。第一章“社会阶层”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溯源。本章着重论述了社会阶层理论的提出及其基本概念,西方社会阶层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社会阶层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统一战线理论是研究不同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之间力量配置的一门科学,统一战线的联盟性本质,决定了不同时期社会阶层结构状态不同,则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不同。因而,研究“社会阶层”与“党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渊源,是研究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是我们分析社会阶层状态,探讨阶级、阶层发展变化的基本理论指南,但同时也应吸收和借鉴西方阶级阶层理论中的有益部分,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阶层理论,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阶层构成,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基于建立在对中国社会不同时期阶级、阶层状况的深刻分析与准确把握。第二章近现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发展创新的历史考察。本章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的阶级阶层状况分析出发,分析了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及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二者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中得出：社会阶级阶层变化是决定统一战线的基础,统一战线的对象随着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而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推动统一战线发展等结论。第叁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本章立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关系的变革、收入分配政策及方式的调整,政策性影响因素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状况,在研究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分化、分流同时,特别分析了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状态及其政治参与特征,预示其对统一战线内部将产生的重大影响。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对党的统一战线的挑战。本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复杂化,农民阶级的快速分化,新的社会阶层的不断壮大,给党的统一战线提出了扩大统一战线对象、范围,创新工作机制、方法,转变思维模式,统战工作社会化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着统一战线理论实践的发展。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也使统一战线的着力点必然地落在新生而充满活力的新的社会阶层身上。第五章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主要内容。本章着重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并从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内容与载体、新的社会阶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路径与机制等实践层面,系统归纳总结了因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统一战线格局与阵容的变革而产生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发展的创新成果。第六章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发展的经验与价值。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实践告诉我们：科学分析社会阶层结构状况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确保统一战线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巩固以“同盟者为本”是统一战线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筑牢党的执政基础的坚实保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坚持正确方向,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民主建设是促进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加速器；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保持统战工作的发展活力。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发展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的创新,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了和谐社会构建。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不仅是推进党的中心工作的坚强保障,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力量,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其实践与理论创新的路径,也为未来统一战线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及方法指南。
罗志佳[9]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多民族共同居住、共同奋斗的聚集之地,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重要部分。新疆因其在民族、宗教、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复杂多变因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关注的重点地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实行有效治理,新疆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增长、政治变革、文化发展、社会建设、生态平衡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新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新疆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21世纪以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潮流再次兴起,成为全球化时代以及现代化社会中一个新的生长要素,同时也引起社会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而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多元文化交融地带的新疆,多元文化既是新疆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显现出多种文明、多种思想、多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撕裂与板结,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冲击,成为建设新疆、发展新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本文力图从新疆多元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出发,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历史进程和特点,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基本经验,探讨进一步完善文化治理的路向和途径。本文以建构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文化治理整体结构为指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释:绪论。主要对本论文研究的缘起、选题和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等一些问题进行了梳理,为论文整体框架的设计提供整体思路和研究策略,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文化治理进行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的整体建构。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疆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文化治理思想分析了文化作为一种实践生活方式、一种生产力、一种意识形态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中西方传统文化在德治、人本及法治等方面都达到了一致。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疆借鉴了新疆历代王朝文化治理经验、民国时期新疆文化治理经验以及国外文化治理经验。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存在封建主义落后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个性、泛突厥主义文化等挑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文化探索和实践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化治理的某些因素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初步探索分别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提供了政党条件、制度条件、理论条件和实践条件。第叁章,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主要可以分为几个时段:新疆和平解放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自治区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等。中国共产党应对不同的时代要求和具体问题提出了具有新疆特色的文化治理理论、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文化治理实践。此阶段文化治理理念上还没有体现出足够的文化自觉,社会中残余封建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疆群众的生活,历史上错误的文化政策使社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挫折,但马克思主义文化已经作为先进文化全面领导了新疆各项事业。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文化治理借鉴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文化治疆理论趋于完整、清晰、明朗,文化治疆实践趋于丰富、具体、可操作,符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探索的基本规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担当和文化使命,彰显了党中央对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殷切关怀。此阶段文化治理经历了恢复期、发展期以及深化期,文化治理理念走向自觉、文化治理主体越来越多元、文化治理手段逐渐丰富化,同时由于时代变化,文化治理局面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矛盾更加凸显、治理难度逐渐提高。第五章,新疆以文化治理为重点的地区发展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本文以发展领域为横向主线,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文化治理成就并分析和彰显了文化治理的现实功能。建国以来的文化治理主要在建设全局、文化建设、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民族宗教事业五个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与新疆文化领域中的五大矛盾相对应。但新疆文化治理中存在的由于历史问题和时代形势引发的多元文化冲突及矛盾也不容忽视,这成为新时期党文化治疆的严峻挑战。第六章,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基本经验与路径创新。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以来得到了诸多宝贵经验,文化治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使新疆从文化资源大区转变为文化发展大区进而迈向文化强区的历史新起点上,机遇与挑战并存,以文化治理的主体、对象及手段来分析党对文化治理的新思考,最后达到新疆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将是新时期新疆文化治理的思考方向。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新疆文化治理方向。
徐稳[10]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研究》文中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自从2011年11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以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体目标中上升到国家战略构建的层次。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无论中外,抑或古今,能够成为世界强国的历来都是文化强国,而能够成为文化强国又无不与执政党的文化能力关系密切,历史经验及教训已经证明执政党能否引领先进文化决定一个国家执政党的成败。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评估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现状、探索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增强的路径,意义尤显重大。本论文的目标在于通过探索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内涵构成、形成背景、历史过程、现状审视及战略地位,形成关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能力研究的系统认识,以便为中国国家战略选择和国内政策提供参考。论文内容主要包括六个组成部分：第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内涵及构成；第二,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战略地位；第叁,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提升的机遇与挑战；第四,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存在问题的成因与分析；第五,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经验；第六,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提升的路径选择。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内涵与构成的探索和研究是围绕着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定义而展开的。试图厘清叁个问题：第一,引领不同于建设。“建设”的含义有叁层：一是建立、设置；二是陈设布置；叁是创建新事业或增加新设施。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建设”是指充实一种新精神。“引领”最基本的含义有两层：一是引导；二是领导。从这些意义上来看,引领的内涵远比建设的内涵丰富。第二,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远比建设先进文化能力结构复杂、内容丰富,中国共产党建设先进文化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结构的一部分。第叁,具体来讲,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主要包括选择能力、创新能力、决策能力、传播能力、安全防御能力及文化领导权建设能力。有关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战略地位的研究是依据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战略、文化软实力战略、文化强国战略叁个层面上站开的。本文认为,第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是其执政能力的“软核”；第二,提升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战略选择；第叁,增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实现的支点。有关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提升的机遇与挑战研究是围绕全球化背景和社会条件两个层面展开的。本文认为：第一,通过探索全球化趋势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挑战,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做出回应和对策选择,从而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第二,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形成的现实条件的分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提升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借鉴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中的经验的必然结果；关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现状评估是依据“五力”而不是“六力”而展开的。原本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能力包括选择能力、创新能力、决策能力、传播能力、安全防御能力及文化领导权建设能力等六个方面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一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并一直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有很强的先进文化选择能力可见一斑,所以本文不打算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选择能力现状做重复的考量,而是从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现状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需要提升的结论。关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历史过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是围绕着对中国引领先进文化过程的梳理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引领先进文化的经验教训的分析两个方面展开的。本文认为：第一,通过对中国引领先进文化过程的梳理,更加清晰认识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是在一定的历史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经验的分析、研究和借鉴,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提升的历史依据。关于增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路径选择的研究与关于关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现状评估是对应的,也是围绕着“五力”而展开的。本文认为,根据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现状分析,我们应当从五个方面以打造和提升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第一,围绕着叁个方面解决中国文化原创能力匮乏问题：一是开掘中国文化主体的创造意志和能力,增强中国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自信；二是改革僵化的文化体制和机制,鼓励创造、容纳多元的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叁是净化社会环境,让原创力成为一种公共意识。第二,从叁个方面提升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的决策能力：一是在文化决策过程中要注重文化政策的整体性；二是提高预测能力和前瞻性能力,增强文化政策的及时性；叁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的能力。第叁,从四个方面入手以增强中国共产党文化传播力：一是提升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缩小和西方传媒传播力的差距；二是更新文化传播理念,改革文化传播体制以建立有效、合理的传播机制；叁是研究文化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模式、手段和方法；四是研究受众特点,根据受众选择传播内容。第四,从四个方面入手提升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安全防御能力：一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防御能力；二是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安全防御能力；叁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全防御能力；四是增强中国话语权安全防御能力。第五,从四个方面入手提高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能力：一是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二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叁是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四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除了导论外、结语外,有七章构成,其主旨的内在逻辑和框架如下：第一章,分析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内涵及构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章,分析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研究的重要的现实意义；第叁章,探索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形成的机遇与挑战,这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研究的现实维度；第四章,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现状进行评估,以期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能力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第五章,考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形成的历史过程,借鉴中国、苏联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经验教训,可以清晰认识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历史过程和条件；第六章,选择合适的路径以增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这是本文的落脚点。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与执政党的变革[D]. 周健. 南京大学. 2014
[2]. 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 张淑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D]. 李建平.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创新研究[D]. 郎朗.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5].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研究[D]. 田瑞华. 内蒙古大学. 2017
[6]. 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研究[D]. 兰旸.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7].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程研究[D]. 彭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8].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变化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创新研究[D]. 窦红莉.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9].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罗志佳.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10]. 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研究[D]. 徐稳. 山东大学. 2012
标签：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论文; 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社会组织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