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奠基篇与新阶段——《共产党宣言》与“南方谈话”的社会主义认识论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认识论论文,新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共产党宣言》和“南方谈话”的认识论意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既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首要问题，又是社会主义实践的首要问题。因此，无论哪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领袖，都对此给予了严重的关注。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恩格斯以其《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布：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取代者，从而第一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个半世纪后，邓小平以其“南方谈话”（以下简称“谈话”）总结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 页（本文以后所引邓小平语录，凡未注明出处者，俱出自“谈话”第370—383页））从而第一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性结合高度，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但它又包含哲学认识论的问题。因为要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要解决“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这个认识论的问题。
《宣言》和“谈话”，都是在历史性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同时，就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历史性的解决，因而，它们既是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文献，又是伟大的哲学文献。
《宣言》不但是一部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文献，而且是一部伟大的哲学文献，这早已是定论。列宁在介绍《宣言》时说过：“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叙述了新的世界观，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使命的理论。”（注：《列宁选集》新版第二卷，第416页） “新的世界观”就是新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主要是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论，尤其是“怎样认识资本主义、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的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指引人们寻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揭示它们的发展规律。直到今天，《宣言》的最大魅力，仍在于它的“新世界观”及其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论意义。
同《宣言》一样，“谈话”不但是一部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文献，而且是一部伟大的哲学文献，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十五大的一个重要论断。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回答这些重大的认识问题（主要是“改革开放姓‘社’姓‘资’，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等），无疑要涉及基本的认识论问题，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本身就是哲学认识论的范畴。
“谈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方面的论述已较充分；同样，“谈话”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开拓与深化。
为了更好地领会《宣言》和“谈话”“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有必要先作两点说明：第一，《宣言》和“谈话”不但明确论述了“怎样认识资本主义”、“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思想，而且，在它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还蕴涵了这方面的重要思想。因此，不但需要直接引证，而且需要提炼这些重要思想，以作为我们立论的主线。第二，在起草《宣言》时，马克思恩格斯刚刚完成了哲学史最伟大的革命。因此，在《宣言》中，他们能够运用这个革命的成果，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认识，从而第一次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描绘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应该将《宣言》之前，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几部重要著作看作《宣言》的上篇，视它们与《宣言》为一个逻辑整体，统一地领会其“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同样，我们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科学概念，表明邓小平同志关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也已趋于成熟。因此，应该将那以后邓小平同志包含有“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谈话看作“谈话”的上篇，视它们与“谈话”为一个逻辑整体，统一地领会其“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
二、 《宣言》是“怎样（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奠基篇
就揭示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与特征而言，《宣言》“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有以下要点。
第一，“从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出发”，去说明历史，去认识资本主义，去认识社会主义。
看待历史、认识社会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水岭。非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从道德原则、从理想境界出发，而马克思主义总是从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出发。《宣言》便是最好的范例。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说：“《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的首要之点）都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一卷，第257 页）我们看到，《宣言》用极精炼而又极优美的散文笔调，科学地概括出了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概括出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特点：“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一卷，第273页）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就这样被清楚地勾画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宣言》根据对近代以来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具体分析，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在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有制关系会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代之以新的所有制关系，才能促使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又定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给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宣言》关于生产关系变革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的思想，对领会《宣言》的一个重要观点——“消灭私有制”，有着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依照《宣言》的“新世界观”来看待“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就应该“从私有财产的经验存在以及私有财产同个人的生产力的联系方面来考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0页）。这样， 必然得出以下结论：“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0页）； “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16页）
上述针对性极强的说明，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主要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能得到科学的解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的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据此，我们可以将《宣言》关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观点，做一个归结——从社会化的生产力所要求的社会形式上，去认识社会主义。
第二，以分析每一历史时代的“社会结构”为主要线索，去说明历史，认识资本主义，认识社会主义。
这是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去说明历史的必然要求。因为，社会基本矛盾必然表现为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特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必然产生特定的“社会结构”。故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后，就必须分析各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由于前社会主义的文明史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宣言》的社会结构分析，也就是阶级分析。这种分析，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阶级本性的揭示，集中在对近代以来阶级斗争的过程、性质、根源、作用，尤其是其历史结果的概括。这些分析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值得重视的是，《宣言》在作阶级分析时，既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争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又没有简单地“感情用事”，将资产阶级看成十恶不赦的恶魔，而是采取客观公正的历史主义态度，对资产阶级的本性与对它的历史作用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开拓了世界市场”，“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一卷，第274—277页）对于无产阶级，《宣言》也不仅仅是同情其受剥削、受奴役的处境，而主要的是展示它的历史本性和远大前途：“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一卷，第282页） 它必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最终战胜资产阶级。
以分析社会的“社会结构”为主要线索去说明历史，“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容易得到科学的说明——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是“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一卷，第283页）
第三，归根到底，《宣言》是以“实践论”为指导，去说明历史、认识资本主义、认识社会主义的。
我们知道，在《宣言》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进行了“清算”，从而发现：“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一卷，第58—60页）从此，他们在认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总是以实践论为指导的。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肯定社会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肯定社会各阶级是最基本的实践主体，所以，以实践论为指导，就合乎逻辑地要“从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出发”，要以分析每一历史时代的“社会结构”为主要线索，去说明历史，去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注重的核心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因为实践本身就是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说实践是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是说“改造世界”是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
改造世界，有自发的改造，有自觉的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尤其注重对世界的自觉改造。因此，《宣言》才不但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基本的纲领，而且还为其制定了具体的革命措施。虽然历史在不断发展，但《宣言》的这个贯穿着“改造世界”的实践论的认识意义却永不会过时——不但要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而且要说明“怎样改造资本主义”。这个认识论思想对社会主义者的启示就是：一定要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具体化、深化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
三、 “谈话”开创了“怎样（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总结了他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成果，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也进行了集中的论述，从以下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宣言》的社会主义认识论。
第一，科学地解决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老祖宗”与社会主义的“新情况”的关系问题，从而开辟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在以《宣言》为重要标志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相继成功，使国际共运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这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了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问题。然而，苏中两国的共产党人都在解决它们的过程中出现严重失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遭受严重挫折，苏联因此而解体。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失误的根源之一，就是未能解决好“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情况”的矛盾，是个关键。我们过去正是脱离了新实际去看待老祖宗，陷入了教条主义，使思想僵化起来，才导致实践受挫的。因此，当中国面临历史大转折之际，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要求“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问题进行历史性突破的突破口。在“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再次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不但要求在“怎样对待老祖宗与新情况”的问题上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且还从原则上解决了“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谈话”及他自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多次重要谈话，对此作了两条重要总结：
首先，既不能丢老祖宗，又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更要根据新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同志在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正式建议”的重要谈话中指出：“老祖宗不能丢啊！”但他要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根据新情况来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就要解决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个性的矛盾，就要使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在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特色”中体现出来。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命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就既标志着“老祖宗”与“新情况”相结合的新飞跃，也标志着“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达到了新境界。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要注重独立思考，尤其要注重从实际出发、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理想为指导的独立思考。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后的一次重要谈话中总结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0页。）为此， 他特别强调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就不能进行独立思考，就不能解放思想，就不能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既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又注重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邓小平同志能够将“老祖宗”与“新情况”结合起来，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外有人称邓小平同志为“实用主义者”，国内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轻理论而重经验，都是大谬不然的。
第二，根据“新情况”，提出了检验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的新标准。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而主题不同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会给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提供重点不同的检验标准。在《宣言》时代，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践的主题。所以，《宣言》“强调所有制问题是（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一卷，第307页） 这是为了将科学的社会主义派别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真改良主义派别区分开来，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无产阶级要支持、要参与的其他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区分开来，而区分的标准就是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态度。可见，《宣言》将是否否定私有制、是否肯定公有制的理论与实践，当作是否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的检验标准，是完全正确的。
在“谈话”的时代，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选择最能发展生产力的公有制形式、确定公有制的比例，是实践的主题。所以，“谈话”在坚持所有制标准（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特别强调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从本质上讲，“所有制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统一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是最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最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最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然而，“三个有利于标准”毕竟是新的检验标准——它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的新的理论概括。
对于今天“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而言，“三个有利于”标准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对共产党人来说，坚不坚持公有制、坚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固然有着原则性的意义，然而，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生产力有多种层次，哪一种形式的公有制、哪一种比例的所有制结构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只固守原则，片面强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形式与所有制结构，就不但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反而会葬送社会主义。相反，只有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
“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但更重要，而且，由于它完成了一次“从抽象到具体”的升华，所以，这一标准的认识论水平更高。
在认识过程中，抽象与具体都是相对的。“所有制标准”无疑是具体的，并包含着生产力的内容。然而，“所有制”概念本身，毕竟是逻辑上舍弃了生产力的抽象。比较起来，“三个有利于标准”直接包含的内容就要丰富得多。再者，“所有制标准”的历史基础主要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与状况规律，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历史基础，则还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三个有利于标准”在逻辑上要具体一级，在内容上更加充实。
更具体、更充实的检验标准，就使“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的真理性更加显著，就使得我们可以遵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去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可见，在当代，是否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僵化的社会主义认识论与科学的社会主义认识论的分水岭。
第三，根据“新情况”，在“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如前所述，《宣言》突破了空想社会主义，要求我们不能从良好的愿望、空泛的理想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曾离开了《宣言》的认识路线，又忽视了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结果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此外，我们还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条件，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条件，并由此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结果使自己的经济体制日益僵化，改革一再受阻。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宣言》“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的认识路线，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理论突破。“谈话”集中地反映了这些新突破：
首先，要从“初级阶段”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在此之前，邓小平同志就已将《宣言》“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的观点具体化为“从国情出发”的观点，并通过对国情、尤其是对我国现阶段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性质、水平与状况等等的分析，得出了“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又有一个初级阶段”的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页。） “谈话”再次肯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就给了我们一把理论钥匙：要从“初级阶段”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
从“初级阶段”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其认识论意义是极其重大的，由此可以解决一系列“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例如：怎样认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怎样认识现实中社会主义的不完善性、不成熟性、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与发展的条件、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成份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其次，要将“社会经济条件”区分为本质的与非本质的两部分，要从这种区别上去认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经验，通过放眼世界，对作为认识出发点的“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作了具体分析，将其分解为“经济本质”与“经济手段”两个层次，并得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结论。这就为“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确定了一个重要方法——要从经济本质上去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从经济手段上去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
从经济本质与经济手段的分解上去认识社会主义，其意义是伟大的：实践上，它使我们能够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理论上，它将不决定社会属性的“经济手段”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删了出去，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改革——解放生产力）、根本任务（建设——发展生产力）、根本目的（共同富裕）等等，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明确起来，这样，就不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而且首先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
第四，根据新情况，在“从社会结构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新成果。
《宣言》“从社会结构出发”，集中分析阶级矛盾，这是符合阶级社会的实际的。毛泽东同志读《宣言》，“只（主要）取四个字”——阶级斗争，在革命年代也是正确的。然而，在剥削阶级被消灭后的建设年代，仍将分析阶级斗争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重要出发点，就脱离实际了。后来，邓小平同志根据“新情况”，既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践，也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正确地将社会结构分析的重点，放到了人民内部矛盾上。从而恢复了我们党50年代的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需要与社会生产落后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得出重要结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还认为：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多方面的，除了有物质的需要，还有精神的需要，有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与社会的需要，所以，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并把民主法制建设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谈话”还蕴涵着一个重要观点：如果说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社会革命的话，那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高形式，则是“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改革。这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句名言的重要涵义之一；也是“从社会结构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成果。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从两次革命的根源上看，社会革命源自于阶级矛盾的激化，第二次革命则源自于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的认识与实践的矛盾的积淀。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自觉性更强的社会：党和国家首先要根据生产力的基本性质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实践来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时，要根据生产力的现实状况、无产阶级的当前实践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本要求，来确定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所以，经济体制的模式，可以说是党和国家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结晶。然而，认识与实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总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的阶段性积淀，就必然会形成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如果党和国家对经济体制模式的认识出现了重大失误，这种矛盾就会严重到要用“第二次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的程度。所以，改革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高形式。
另一方面，从两次革命的作用上看，社会革命是解决对抗性阶级矛盾的根本途径；第二次革命，则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阶段性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因为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人民内部权利、义务与利益等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是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根本措施，所以，改革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高形式。
“谈话”从对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出发，不但解决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而且解决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问题；不但解决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而且解决了“怎样认识改革的性质、作用和目的”等问题，所以，确实是“从社会结构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的新成果。
总起来讲，由于“谈话”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方面开辟了新境界，提出了新的检验标准，取得了新突破和新成果，并将认识的归宿，落实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上，所以可以说，“谈话”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既超越了“照本宣科地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又超越了“丢掉老祖宗去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还超越了“社会主义是什么说不清楚”的不可知论，使《宣言》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结出了新时代的硕果，为我们深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最有利的认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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