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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以来，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学术见解：东方文化将替代走向衰退的西方文化，在21世纪崛起和兴盛，成为主导性的文化现象。
作为一个中国人，读到了这样的见解，心里自然是感到高兴和引为自豪的，然而在仔细地思考了这种看法之后，却又不能不产生出一些疑问，因此也想发表自己的见解来参加讨论。这些意见涉及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走上现代化的共同规律问题，然后再提出本文的结论：21世纪既不是单独的西方文化的天下，更不是单独的东方文化的天下，而是在许多国家之间相互地吸收和融化对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以便促使整个人类不断地接近起来，在各个民族具有独特个性的思维与审美习惯的基础之上，共同来建设更为合理、健康和先进的世界文化。
一、关于西方文化的问题
西方文化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几乎包括了欧美等西方国家从古迄今全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内容。大体上说来，它发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又接受了基督教的重大影响，在长期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文化的渊源与轨迹。整个西方文化就其具有经济与政治的社会功利效应而言，肯定存在着更多相同的共性，而就其与此并无直接关系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感情色彩、思维特征、语言风尚、审美倾向、生活趣味等方面的种种表现，却又具有不少复杂和细微的区别。
在属于人类全部的文化范围之内，以英、法、德、美为代表的不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在这方面确实是走到了整个世界的前列，同时却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弊病，这正负两个方面的表现，无疑都应该引起我们分外的注意，以便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秩序时作为重要的参照。
以物质文化而言，由科技革命所形成的先进的大工业生产，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诸如漂亮和舒适的住宅，包括电脑在内的所有电器设备，汽车的家庭化，以及大型飞机和高速铁路的出现，使许多人获得了极端方便和高度享受的生活，绝不是上个世纪或本世纪初期的人们所能想象，科学对于人类的造福实在太巨大了。
然而在普遍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准的整个西方社会中间，贫富悬殊依旧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多少富豪贪婪地攫取高额利润，是造成这种社会财富分配状况极端不公平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富豪们的势头和气派，以及他们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肯定在引诱着许多人也想采取这种凶狠的手段，同样却牟取暴利，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成功或失败的经历，都会造成社会心理的严重失衡。垄断财富所造成的金钱万能这种魔力的诱惑，无疑是那个社会中间最为严重的腐蚀剂，在引起伦理观念倾斜之后，更会不断地趋于违犯法律的行为。
正是在这种牟取暴利的狂热追求中间，许多大工业生产企业并未认真地解决噪音、有毒气体和污水等排放物的妥善处理，从而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污染，影响和损害着无数人们的身心健康。更有甚者是有些丧尽天良的歹徒，为了去追求暴利，竟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生产鸦片之类的毒品，生产具有惊人杀伤力的化学武器等等。这正像汤因比所说的，“科学技术之由杀人利器而作法自弊”（《我何以不喜欢西方文化？》）由科学技术的生产力所造成的高度物质文明，在狂热地垄断财富和追逐金钱的社会氛围中，造成了伦理道德的倾圮和违反法律的犯罪行为，这又不能不说是科学对于整个人类所造成的巨大灾祸。
以思想文化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极大地提高了全民的精神素质和文明程度，智力也得到了高度的开发，从而发挥出极大的主观独创能力，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更是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自由，这样自然就推动了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地前进，从而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秩序。个性的自由和解放本来就跟整个社会群体的提高素质相辅相成，在人们之间存在的以普遍平等为前提的自由，无疑是应该建立在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原则的法律制约之中。
然而追逐巨额财富的强烈动机，就有可能萌生出冲破一切制约的欲望，正是被这种欲望所支配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得以恶性膨胀，最终就可能通过暴力与犯罪，侵害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安全。而他们的生活理想又是追求奢侈淫逸的享乐主义，性的放纵成了社会的恶习，也是对于人们的一种剧烈的毒化剂。而暴力的泛滥，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触目惊心的一种社会现象，抢劫和枪杀等案件，几乎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的事情，那儿的不少有识之士已经针对此点，发出了忧心忡忡的呼吁。
以制度文化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序，形成了具有高度效率的经济和行政管理方式，以及严密系统的监督机制，却又不能不受到金钱垄断的深层本质所制约。正是因为存在着主要是由金钱所标志的社会地位的差距，在各种公开选举中的机会肯定是不均等的，缺乏大量竞选资金的筹集与支持，无论多么有才能的竞选者也很难取得胜利。而正处于任期内的各级政府官员中间，也会有人在牟取更多金钱的刺激底下，运用狡诈与欺瞒的手段，逃过各种基本有效的监督机制，肆意地接受种种贿赂。像这样的腐败丑闻，在新闻舆论报导中也是时有披露的。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起封建专制主义绝对权力的统治来，自然要显得先进和合理，却也不能不存在着片面化的性质。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实现了平等，从经济地位的角度来说却又并未实现完全和彻底的平等。像这样的绝少数富豪高踞于整个社会金字塔之巅，此种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状况，无疑是那个社会中间产生许多弊病和危机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所以在讨论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建设中国的现代新文化这个问题上面，盲目推崇“西化”的想法，大概是不会有多少人信服的了。
二、关于东方和中国文化的问题
比起西方文化这个概念来，东方文化更为显得宽泛和复杂，这是因为处于东半球的亚洲，有着世界上数目最多的文明古国，像古代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都曾经有过极为辉煌灿烂的历史记载。这些文明古国的文化特征、宗教信仰和生存方式，自然是有着更为巨大的差异。包括中国在内的这几个东方文明古国，尽管有着许多令后代的人们无比自豪的光辉历史，不过很可惜的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都没有像好多西方国家那样，主动和率先进入现代化的阶段。落后了就会挨打，这些文明古国都有着被西方列强侵凌，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一部悲惨历史。
这些国家的多少有识之士，深深地感到了东方文明的式微，他们苦苦地思索和探讨着自己国家落后下来的根本原因，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现代文化的精髓，才懂得了西方发达国家从落后和零星生产方式的农业文明，发展成为先进和集约生产方式的工业文明，乃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种状况又跟文化知识的普遍提高，人们精神面貌的自由和解放有着密切关系。只有在平等与自由的思想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普遍地出现和建构了民主的气氛与法规，多少人们才可能蓬蓬勃勃地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量。正是这种科学和民主的相互促进与增长，才推动整个社会走到了今天的现代化秩序。由民主和科学的动力而推向现代化，应该是整个人类都可以办到和享有的，原来西方现代文化精髓之所在，乃是人类向前迈进的一种共同规律。西方发达国家不过是早走了一步，东方也完全可以这样迅速地赶上。在中国出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少杰出的先驱者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争取“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显出了他们充分认识走向现代化的人类共同历史规律。
从本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飞跃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之一，继而又出现了新加坡、韩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省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包括日本在内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都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而正统儒家学说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主导部分，于是不少学者就认为在东方文化中间，由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会成为21世纪希望之所在，这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可是仔细地想想，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情，而只是对历史与未来的误读，此点在本节结束时再加以说明。
正统儒家学说是中国农业文明社会典型的精神产物。这些社会形态建立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之上，形成了以严密的等级特权为基石的封建专制统治、世袭体系，如《春秋左氏传》所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鲁迅对此作过形象的阐述，“一级一级的制驭着”，“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灯下漫笔》）。居于这个绝对权力统治的金字塔底层的，是毫无权力可言的普通百姓，而愈是居于上层等级的，就愈占有严格规定好了的诸多特权，占有更多优越的享受。居于等级特权顶颠的君王，则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作为内圣外王之道的儒家学说正由此而诞生，并且为了巩固这种体制而积极运作。《礼记·乐记》所谓的“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正是为了维护这样的秩序。
正统儒家学说的最高理想是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一种和谐的文明秩序，如《礼记·乐记》所云，“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然而由于这种和谐是建立在等级特权专制统治的基础之上，因而在完全是表面的和谐背后，必然会束缚、压抑、禁锢和扼杀人们的思想，使他们处于极端不自由和必须盲目服从命令的状态之中。真正的和谐只能来源于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和自由这种合理的秩序。
以正统儒家所维护的推行等级特权专制统治的小农社会物质文化而言，生产水平和生活状况自然都是相当低下的。中国自古以来就出现了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等著名的四大发明，然而这些杰出的科学技术成就，长期以来都无法在生产领域中得到推广和提高，推动整个社会朝向现代大工业生产迈进，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
（1）封建专制官僚政治通过以阐发儒家学说为内涵的科举制度， 给予人们进入仕途的机会，作为唯一值得荣耀的出路，从此过上富足甚或是豪华的生活，而并不鼓励去钻研科学技术，并不建立科技方面的学校与研究机构，这样就无法促使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成果，向着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目标更好地发展，向着促进与推动小农经济变成大工业生产的重大转型。
（2 ）封建专制官僚政治必然会推行强迫人们盲目服从的愚民政策，而不会致力于提高整个社会群体的知识与文化水准，因此在遍布着文盲的社会中间，当然就难以涌现出致力于提高科学技术的众多人材。
（3）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正统儒家学说，其重心在于研究政治和伦理学说，而轻视对哲理思维与科学知识的探求，这样就难于形成抽象思维的习惯，从而也极端不利于科学理论的形成。还由于儒家一心渴望从政，主张“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视攻读儒家经典的“大人”“劳心”为荣，而视实验操作科学技术的“小人”“劳力”为耻，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十分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由于上述诸种原因，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不能发达起来，这样就无法冲破小农经济的樊篱，形成科学技术革命造就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文明秩序。
以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而言，掌握绝对权力而不存在监督机制的官僚政治，以及适应和巩固它维持生命的正统儒家学说，这两者之间强劲的凝聚力，就使得古代中国难于向民主主义的现代法治社会转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并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儒家学说，它这种系统宣扬尊卑观念与专制纪纲的主导精神线索，自然就牢固地维护着这个紧密封闭的小农经济王国。
正统儒家的主导精神线索肯定是适应着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它极其重视社会政治功能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倾向，显然也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然而它如此全面地致力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此种思想和行事的方式，必然会形成高度关注整个社会群体的习性，这样就不能不从纯朴深厚和勤奋操劳的广大民众中间，吸收了或多或少的精神营养，因而逐渐形成崇尚学习与修身的精神，关心民生与邦国的理念，坚定不移的入世思想与奋斗不息的务实态度，百折不挠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等等。只要拂除了专制主义主导精神线索为其蒙上的尘埃与阴影，置于强调人们之间平等关系的现代文化气氛底下，肯定可以更好地发扬它的这些长处。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人性的解放确实是导致整个社会都发挥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量，从而大幅度地促进了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的高度繁荣和富强远远超过了过去时代。然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减弱了权力垄断，却并未改变金钱垄断的本质，金钱万能的引诱力蛊惑着许多人们，都如醉如痴地追求奢侈淫逸的享乐主义，而抛却了对于社会群体的责任感，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膨胀和人性的堕落，就使得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倾斜和滑坡。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个人对社会群体负责的思想，在消除了独断和盲从的专制主义主导精神线索之后，确实是十分有利于个人与社会的道德升华，变得和谐与亲睦。要而言之，人性不应被束缚和扼杀，而必须获得解放，却又不能趋于放纵，侵犯社会群体的公益。最完美的理想是所有在精神和思想方面获得了解放的人性，共同负担起一切社会公益的责任来，这是值得西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吸取滋养的。
前面论及有些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引发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现代化工业的说法，所以是不科学与不准确的理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儒家学说中以尊卑观念和专制纪纲为主导精神线索的这些思想主张，无法适应和促进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此种大工业生产是在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氛围中，建立一系列现代化经济管理的方式，其中确实吸取了儒家思想中关心社会群体的责任感，从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主导精神线索的无法适应，与所含思想成分的可以吸取，这是不应加以混淆的。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精神线索，不能适应于平等竞争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而只适应于专制统治的农业文明。这在明代中叶以后兴起的精神解放思潮中，开始受到了强劲的冲击，从李贽所标榜的“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明灯道古录》），以及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直至黄宗羲详尽阐发的“君之与臣，名异而实同”，“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一种追求平等自由和民主主义的思想主张，狂飙突进似地在蓬勃生长，这无疑是推动中国迈向现代化前景的极好契机，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酷烈的压制，传统文化强固的窒息力量，以及启蒙主义思想材料的积累不足这些重要的原因，更由于清兵入关后所建立的专制王朝，从经济上的破坏、掠夺和闭关锁国，政治上极端严厉的控制，直至文化上实行文字狱等的残暴措施，使整个国家的发展进一步地受到了延缓，因而就阻碍了中国向现代化前进的机会。
三、人类共同来建设世界文化
无论是东西方哪一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总是以其与经济和政治的社会功利效应关系更为直接的主导精神线索，决定自己总体的倾向和突出的面貌，在这方面自然可以比较其高低和长短，先进或落后。至于它中间细微复杂的许多部分，诸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感情色彩、思维特征、语言风尚、审美倾向、生活趣味等等，显示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蓄积而成的历史差异，由于跟经济和政治的社会功利效应并无直接的关连，所以就难于区分其上下与优劣，如果硬行要加以判断，就容易产生不公正的民族偏见或歧视，不是执拗于“西方文化优越论”，就是执拗于“东方文化优越论”，却不好好地互相尊重和理解，交流和吸收，从而都无益于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从21世纪科学技术更进一步发达之后，人类的交往就将会变得更直接和频繁，因此相互之间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吸收和融合对方各种优秀的文化成果。
蔡元培是很值得认真学习的，他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答林君琴南函》），无疑是一种最能够适应现代化生活秩序的先进观念。不管是东方或西方的文化，只要是合理和健康的部分，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只要是能够适应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都应该加以吸收和发扬。鲁迅于三十年代提倡“拿来主义”，主张“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拿来主义》），没有这种经过选择的“拿来”，而一味闭关锁国，当然就无法走向现代化。当然其中属于不合理和不健康的成分，则应该坚决地加以否定与舍弃，防止和避免，如果像鲁迅所讽刺和譬喻的那样，“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
看来西方和东方文化在各自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从其与经济和政治的社会功利效应有着密切关系的主导精神线索而言，都具有种种的长处和缺陷。如果说看到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的严重缺陷，就大呼“全盘西化”，这无疑是一种偏颇的话，那么在发现了西方现代文化在这方面的严重缺陷之后，又转而回过头来陶醉于古老的东方文化中间，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毕竟是早在我们之前就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其中体现着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历史性成果，本来也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内冲破种种的阻力和障碍，逐步地萌生和滋长起来，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先行出现，如民主的建树与科学的发达，无疑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
有些学者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无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要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加以解决，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空想。诚如前面所说科学技术除开具有造福人类的正面作用之外，也产生了祸害苍生的负面作用，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些掌握了科学技术的富豪，贪婪地追求高额利润，不去注意防止和消除生产中可能导致的环境污染，更不用说制造毒品和毒气等等了。这就必须运用法律的制裁、道德的教育和科学技术本身的完善这三者去加以解决。“天人合一”这种纯粹是哲理或玄学式的探讨，是无法代替跟人类全部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科学技术这个实践问题的。
至于对“天人合一”本身的理解，有些学者认为这是达到一种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境界，其实也并不符合儒家学说的原意。儒家学说始祖对于“天”的自然构成缺乏科学认识，他们怀着一种敬畏或神秘主义的宿命论倾向，归根结底也是服从于专制主义君主统治的表现。像孔子所说的“畏天命”（《论语·季氏》），就表达出这种恐惧的心理。《礼记·中庸》所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似乎重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却又强调“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这也是要懂得天意的“至诚如神”者，才有可能去理解的，从而更扩展了孔子的神秘主义色彩。《孟子·万章》则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认为“天”和“命”操纵着世界，在冥冥中起着统率的作用。人们则只需要“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原来“天”是不必去进行研究的，只要自我完善之后就可以完全认识了，这样更是从神秘主义发展到了要人们驯服和麻痹的蒙昧主义。董仲舒更是系统地发挥了这种神秘主义思想，所谓“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认为自然状态的“天”也有意志和灵魂，而且“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郊祭》），是主宰宇宙的至高无上的神，进而假托“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尧舜汤武》），“王道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这是一种装神弄鬼的愚民政策。而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对贤良策一》）。这种恫吓性的“天人感应”思想，实质上是要人们匐匍在地，任凭专制君王假借神秘主义的“天意”，进行随心所欲的统治，这里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天人合一”这种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思想，跟运用科学技术为广大民众造福的追求，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前者是引向野蛮，后者是引向先进。而且“天人合一”的提出者，分明要使人们敬畏和服从在严格保持等级特权的秩序中，不能有非议和僭越的举动，而要安静与沉默地生存下去，怎么能任意地解释成是和谐的世界呢？在走向21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还想要发扬这种落后和过时的思想，应该说是不足取的。
人类应该向未来更为先进的方向前进，更好地消除权力和金钱的垄断，人性的解放应该和伦理道德的完善相结合，使得整个现代法制社会得到健康地生长。而这种现代化过程又应该在各自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土壤上进行，逐步地使得整个世界（包括东方和西方）接近与汇合，现代化的共性确乎是有可能引导民族性的个性，日渐地融化在一起的，这样就既不是单一的西方文化，也不是单一的东方文化，而是在广阔的范围之内取长补短，去建设人类共同的新文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作出过这样的预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共产党宣言》）。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持续展开，地球已经变得更为狭小，各个国家在保持和发扬自己民族独特个性的基础上，致力于更为合理和健康的世界文化的创造，肯定是整个人类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注释：
〔1〕此处“文学”一词，泛指科学、艺术、史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实质即为“文化”的同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