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蒙古王公新政刍议论文_高姌

晚清蒙古王公新政刍议论文_高姌

(内蒙古师范大学,010000)

摘要:19世纪60、70年代开始,我国地处北部边疆的蒙古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一方面,以日俄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从蒙古地区打开侵略中国的大门,他们笼络收买蒙古王公上层、策划煽动蒙古王公叛清投俄。另一方面,在清政府长期的封禁政策下,蒙古地区的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十分落后。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一些有识的蒙古王公在清末新政的浪潮下提出了一系列的图强主张,并践行改革。这些改革对近代中国蒙古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蒙古王公;晚清;新政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蒙古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日俄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从蒙古地区打开侵略中国的大门,他们笼络收买王公上层、策划煽动叛清投俄。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一些有识的蒙古王公提出一系列的图强主张,倡行改革。这些改革对近代中国蒙古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就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蒙古王公的改革进行深入阐述。

一、晚清蒙古王公改革背景

(一)俄日对蒙古地区的争夺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列强争相抢夺的重要地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进入中国展开对华侵略。到十九世纪末期,其对华经济侵略很快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主。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之后,割让了大片领土,赔付空前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势急剧衰弱。列强们乘机纷纷以贷予巨款、强占租地、攫取路矿修筑开采与经营等手段,开始相互勾结、掠夺,竞相划占在华的势力范围。在这股“瓜分热潮”中,沙皇俄国和日本获得了巨大的侵略权益。蒙古地区随之很快沦为他们的势力范围。

1900年七月中下旬,由外贝加尔入境的西路俄军,首先焚烧了呼伦贝尔境内的17个边境卡伦。侵占满洲里后,俄军大肆抢夺牲畜、残杀附近的巴尔虎蒙古牧民,使大量牧民逃往车臣汗部避难。[1]8月下旬,经过多次激战,俄军击溃清军的抵抗,沿中东路占领了呼伦贝尔和西部特哈(今呼伦贝尔盟)地区。同年10月,俄军攻陷盛京(今属沈阳)后,曾在辽阳地区抗俄的军队退往辽西边外库伦喇嘛旗。随后俄军跟踪而至,乘夜强占了寺院,杀害许多僧人及民众,并且劫掠了神殿。“这所为全蒙古人民所敬仰的古老寺院和以富庶著名的库洛(伦)城”,就这样遭受到俄国侵略军的血腥屠戮和野蛮洗劫[2]。此外,同年底,强占东北的俄军应天主教东蒙古教区主教叶布施的“请求”,镇压了土默特右旗南边教堂的反洋群众。[3]在外蒙古,八国联军大举侵华、俄军入侵东北后,俄国以“库伦续来之人甚生,情形可疑”,派出骑兵强行越境进驻库伦,并在俄国领事馆周围设置铁丝网、挖掘战壕、设置武器来威慑整个库伦。[4]

蒙古地区成为俄国的独占势力范围后,日本也跻身侵华列强的队伍。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日本首先派出各种名目的人员进行“考察”、“游历”,借此搜查各方面的情报资料,同时勾结拉拢一些蒙古王公上层,为逐步扩大其经济、政治、军事侵略创造有利条件。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大肆劫掠时,日本军队则奉命对蒙古王公的宅地财产进行了保护,以博取对其的信任和好感。1903经内田康哉介绍,喀喇沁右旗扎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和那彦图亲王之子祺诚武等应邀访问日本,观赏神户国际博览会。之后,吉原四郎还同土默特右旗、喀喇沁中旗签订过出售武器的条约。[5]1907年7月,日俄两国政府签订第一次协定与密约。据此,内蒙古东部划入日本势力范围,包括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以南和郭尔罗斯前旗大部。日俄两国相互勾结、争夺蒙古地区,使蒙古地区的人民遭受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失。

(二)清末新政与清朝对蒙政策转变

为了继续维持清政府濒临崩溃的封建专制统治,1901年清王朝被迫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改革。为了巩固蒙古地区的全面有效的控制,清政府在蒙古地区采取和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清政府对蒙古政策的调整,首先是放宽原有禁令。随着外国资本势力大量进入蒙地经商,清政府逐渐放松对内地蒙商的限制。俄国迫使清王朝取消在天津收取子口税的规定后,清政府也于1873年相应取消内地蒙商在天津所纳的关税。同时,蒙地矿禁也开始松弛。1852年,为满足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筹措军饷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开采矿场,同时也开始开采蒙地的矿产,所采矿产除上缴国课、商股分成,一般蒙旗分成十分之一[6]。例如,翁牛特右旗境内的红花沟金矿、喀喇沁右旗境内的土槽子银矿等。1896年,清政府再次谕令开采各地矿产,于是更多的蒙地矿产被开采出来进行使用,蒙地矿禁实际上已全面解除。

其次,清政府推行“放垦蒙地”的政策。为了筹措庚子赔款及兵饷,清政府采纳了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放垦晋边即内蒙古西部蒙旗的土地借以聚敛资金。随后,内蒙古东部各蒙旗也全面开始了开放蒙地。新政后期,随着“放垦蒙地”政策在内蒙古各地的迅速扩展,清政府又筹划了在外蒙古及呼伦贝尔地区放垦土地。据不完全统计,清政府在外蒙古地区开垦征得白银近700万两,为清政府带来一笔巨大的财政收入。

此外,清政府在蒙地增加多处闲杂的办事机构,给蒙古地区人民带来不必要的财政消耗。1910年库伦办事大臣应中央政策的要求在三年多时间内,骤然增加了近20多处新的机构,而各机关的开办经费,如器具、马匹、杂费等悉数由蒙古一律供给。

这些不顾客观环境和条件骤然实行的措施,给蒙古民众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晚清蒙古王公改革内容

(一)经济改革

清末的蒙古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十分落后,大部分地区仍以游牧民族所固有的原始畜牧业为主,而沿海及内陆地区的近代化在蒙古地区几乎不能看到任何反响。随着新政浪潮席卷全国,蒙古王公们立足蒙古地区的现状,提出并践行了以振兴蒙古地区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一系列奏议。

兴办垦务,进行农业生产是蒙古王公经济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首先肯定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地方之兴盛,首在于工商。而工商之根本,无外乎农业也”,并意识到蒙古地区的农业水平远落后于沿海及内陆各地。帕勒塔也曾提议“蒙古地区地域辽阔,应按地段进行开垦”。那彦图等御前王公也提到:只有开垦土地、开发矿藏、发展畜牧业才能使蒙古地区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这些都反映出蒙古王公阶层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

在开办垦务,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蒙古王公们还提倡利用积攒的财政资源在蒙古地区开办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企业。对于近代工商业的优势他们有着充分的见解。贡桑诺布尔认为如果能开办工商企业,并用其财源来资助军队,必然可以避免外敌侵略。宾图郡王也曾提出创办工商是新政之本,只有实业发达,才能维持新政的施行。同时,蒙古王公们也意识到发展工商实业可以满足本民族的需求,减少对洋货的依赖,充足保障财源来推行新政,继而来改变蒙古地区的经济现状与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新疆旧土尔扈右旗扎萨克王公帕勒塔上奏朝廷“筹议蒙古新政十二条”,其中允许蒙汉通商、鼓励在蒙古地区发展工商业占有较大比重。宣统元年十一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上奏“条陈自强办法”,其中重点强调了发展工商业,鼓励利用本民族特色来开办工厂。

蒙古王公在经济方面的改革立足于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是蒙古民族自身意识到经济近代化的重要性的表现,对蒙古地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近代教育

改革图强,振兴蒙古,首要是兴办教育来开启明智,这是蒙古王公们的共识。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棍楚克苏隆曾指出“若想国富民强,必要教育普及之效”,“蒙民之愚陋,是因迷信日深,应极力诱导其苦于学风”。帕勒塔认为“蒙古衰弱之由,非蒙古无知,而是无一开智。”所以应鼓励在蒙古地区兴办近代教育事业。

1902年,贡王聘请了内地著名教育家陆君略和钱桐为总教习,创办了整个蒙古地区的首所新式学校——崇正学堂。后又亲自赶赴日本参观学习。回旗以后,聘请了大量的外国教习专家,兴办了毓正女子学校和守正武备学校。这些学校都仿照日本的学制,开设完善的科目,造就了一大批为建设蒙古地区事业并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才。另一位积极兴办教育的蒙古王公是科尔沁郡王棍楚克苏隆,他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办学堂,利用学堂来按新式方法训练蒙古军队。此外,新疆的帕勒塔王公也曾上奏朝廷“筹议蒙古新政十二条”。其中包括设置学堂、开设报馆、聘请顾问等措施。[7]

这些蒙古王公们还主张利用学堂按新式办法来训练军队。1905年贡桑诺尔布王公上书清朝练兵处,提出筹办军事学堂的事宜。1909年4月,蒙古王公中地位最高的两位御前大臣是喀尔喀赛音诺颜部亲王那彦图和科尔沁郡王博迪苏,于北京开办了以招收培养蒙古族子弟来维护边疆的殖边学堂,设有法律、历史、财政、算学。体育等新式课程,对于培养全方面的边疆人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这些蒙古王公还意识到,要想贯彻近代的教育事业,必先限制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哲里木盟科尔沁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认为,“蒙古信佛已久,迷信深重,以至百姓愚陋不堪,……蒙古之积弱,根本在此。”同时,新疆旧土尔扈右旗扎萨克郡王帕勒塔上奏清廷的“筹议蒙古新政十二条”也主张限制蒙古地区喇嘛教的传播与发展,要求入教者至多占其家庭成员总人数的五分之二。[8]

这些奏议的出现,对于沉睡已久的蒙古民族来讲,具有一定的觉醒作用,对蒙古地区在20世纪初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三)创办实业

清末新政时期,一些比较开明,期翼为振兴蒙古地区有所作为的贵族王公,在向清王朝上书新政奏议的同时,也在所属区域试办了一些近代意义上的铁路、邮电、企业和公司等实际产业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些由蒙古王公开办的企业,一般都地处偏远,规模较小,收到明显作用的为数不多。但是,这些事业毕竟是蒙古地区内部首次出现的近代意义上的新兴产物,在蒙古地区的近代化的历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创办实业最为积极且最有实效的,是被称为蒙古近代历史上伟大的政治活动家的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他在1898年承袭郡王后,着手改革种种弊政,减轻了蒙古地区人民的负担。同时,在清政府还未开始实施新政之前,就曾奏请改革弊制、兴办实业。并在新政开始之初,积极响应号召,购置西式武器、聘请教官、组建新式军队,继而又仿照北京等地组建了蒙旗的警察队。同时他主张在蒙古的“适中之地”开办银行,发行纸币来满足当地人民的日常需要。在修筑铁路方面,贡王提议从京奉铁路分出线路,修筑一条“由赤峰、朝阳经围场直达张家口”,“从张家口分两路,一路到达库伦,一路到达新疆”的铁路干线。这些措施沟通了蒙古地区人民与外界交流的渠道,也满足了蒙古地区人民的的出行安全。

蒙古王公中的另一个积极创办实业的是科尔沁郡王棍楚克苏隆。棍楚克苏隆曾称:“内外蒙古逼近强邻,觊觎之心日甚”“若不自强,何以屏藩王室”,于是他以富国强兵为总目标,在自己所管辖的势力范围内,训练新兵,组建了警察队。日俄战争时期,他曾亲率本旗的新式军队击败了过境骚扰的日本“洋枪队”。[9]棍楚克苏隆在“筹设公司以兴实业”中也主张,开办的实业公司可经营资金存储业务;“可在蒙地繁盛之处,修建枝路”。这些措施对于蒙古地区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这些蒙古王公认为,兴办近代交通和通讯、金融事业,既能改变蒙古地区落后的社会形势,又能抵御列强资本操纵控制。这说明蒙古地区已经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初步觉醒。

三、蒙古王公改革评价

清王朝时期,蒙古处于清廷的掌控之下,整个社会贫穷且落后。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冲击与变革。而蒙古地区身处中国内部,并没有受到太多冲击。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俄国侵略东北的时候,蒙古才感受到极大地冲击与压力。在这种空前的内外危机的局势下,清王朝决定施行“新政”,给蒙古地区带来空前压力的同时,也使蒙古王公内部的一些有远见卓识之士产生变革图强的意识和主张。

这些王公的提议与主张,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产物。它来源于历史,又超越历史。这些奏议一定程度上是对洋务思想、维新思想以及宪政思想的继承,同时又先于历史产生,对未来历史产生引领的作用。

从这些奏议可以看出,几位有远见卓识的蒙古王公对时局变化有很好的见解。他们并没有局限于民族这个狭窄的框架中,而是跳出固有的条件限制,以一种全球化的角度来分析蒙古地区未来发展的前沿。同时,蒙古王公的改革也体现了民族间的团结与交融。他们主张蒙汉之间的全方面交流,提出蒙汉双语教学,鼓励蒙族青年学习汉语及汉族文化。此外,他们还提倡蒙汉自由通商,准许汉族商人来蒙地开采矿藏等。这一系列的措施都有利于蒙汉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也有利于蒙古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然而,由于整个蒙古社会和蒙古封建王公自身的历史限制,这些改革奏议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蒙古王公是作为蒙古地区封建统治的特权阶层而存在,这也就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双重角色——既是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而倡行“变法图强”的促进蒙地经济文化近代化的推动者;又是害怕失去权利而畏惧近代化的阻挠者。即使其中不乏相对杰出的人物,但也很难摆脱整个阶级的落后性与腐朽性。他们所兴办的各种企业事业,虽然带有一定的近代化进步色彩,但究其根本,是一场在洋务思想的影响下的落后封建主的自救运动。

另外,这些奏议和主张带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色彩,脱离了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与空想性。当时的蒙古地区,经济上还以原始游牧民族的畜牧业为主,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还未出现大的变革。政治上极度依赖于落后的朝廷,缺乏自治权。文化上还未普及基础教育,人民愚陋不堪。因此,蒙古王公的奏议根本就不可能深入到整个蒙古社会中去,故而影响十分有限。

结语

通过对晚清蒙古王公改革的深入探究,我们可以看出:以内忧外患的局势为背景,部分具有长远目光的蒙古王公提出了一系列振兴蒙古、变革图强的奏议与措施。他们主张要在蒙古地区设置学堂,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巡练新兵,鼓励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并提出要吸收西方优秀的技术和经验。这说明蒙古民族已开始对近代化进行一定意义上的初步探索,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但由于蒙古自身的贫困与落后和蒙古王公阶层的局限性,这些主张具有极少现实可能性,故而在蒙古族社会的作用和影响都十分有限。

参考文献

[1]《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2]亚尔莫林斯基.《维特伯爵回忆录》[M].商务印书馆汉译本,1976年,第86页.

[3]孙庆璋.《朝阳县志》[M].第三卷“记事”.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下册[M].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8页

[5]吉原四郎.《在东部蒙古诸王公间交换的枪械买卖契约书》[N],《蒙古》杂志,昭和十四年(1939年)5月号.

[6]《清实录·文宗》[Z],第131、159、167、169、171、178、184、216卷

[7]《清实录·德宗》[Z],第497、586卷;《清实录·附宣统政纪》[Z],第15、27、29、49卷.

论文作者:高姌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2月5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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