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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区位型外资流入
自1992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的总量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主要形式。1991年至1994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766.6亿美元，比“七五”时期增长3.7倍，占全部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由“七五”同期的34.9%上升到67.9%。1994年外国直接投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达5934.7亿元，比1990年增长近12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2.2%上升到13.9%， 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开拓和抢占中国国内市场。外国直接投资从区位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有三种类型：以开发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投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和市场区位型的投资。就我国而言，如果说1992年以前外国投资者看重的是劳动力成本低廉和优惠政策的话，那么，1992年以来，一个成长中的具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已成为吸引外资的主导因素，致力于全球发展战略的跨国公司纷纷抢占中国市场“先入者”优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也指出：“现在看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是能进入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不是低廉成本生产基地”。
导致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另一因素是，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关税和数量限制等贸易措施，导致许多外国企业的产品通过贸易渠道进入中国市场受到保护措施的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可以绕过关税壁垒，通过对中国市场的直接销售而替代产品的出口，特别是当关税结构对制成品课征较高关税而对原料和中间产品不征税时，直接投资的利益是很明显的。而且，一旦将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措施将会逐渐取消，外国直接投资的先入者寄希望于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与资源区位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外资进入模式不同，市场区位型外资流入将对我国国内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外资垄断威胁产业安全
对于市场区位型投资来说，追逐垄断利润的垄断资本本性，决定了它试图控制东道国重要的工业部门，尤其是新兴工业，抑制民族工业的成长，并造成东道国在资本、技术和市场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从而加剧了东道国民族经济的脆弱性和稳定性。“依附论”的观点并不是没有根据，虽然战后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旧殖民主义的模式已不复存在。但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市场结构上的巨大差异，垄断资本的本性使之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造成这种垄断地位。
对于我国来说，上述论断并不是危言耸听。例如“美加净”这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化妆品名牌，是众多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合资形式而被吃掉的名牌中著名的例子。外方通过支付商标使用费而获得“美加净”、“露美”两商标使用权之后，以减少商标使用权的方法，实现其打击中国名牌、垄断市场的目的，致使合资前声名赫赫的商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大幅度下降，去年四月上海市又不得不出巨资将其赎回。运用类似方法导致中国名牌产品销声匿迹的例子还有“金鸡鞋油”和“天府可乐”，以致于在鞋油和可乐饮料市场上使外国投资者占据了垄断地位。
在我国急需大力发展而又利润丰厚的行业中，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中也已显示出外国直接投资试图垄断中国市场的趋势。例如，刚进入中国四年的AT&T通过与上海的合资，成为中国通信行业的骨干企业，产品已占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摩托罗拉的无线电通讯器材产品特别是“大哥大”占领了中国市场的大部分。瑞士的迅达和德国奥的斯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电梯市场。我国的计算机工业前途未卜，国外名牌产品已占领市场的一多半。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我国在生物医药、光电、航空、新材料等诸多领域也面临着跨国公司进行垄断的企图。
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某些产业所出现的垄断现象，其重要的根源在于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市场结构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对于我国某些产业来说，许多单个跨国公司的规模要比我国某种产业的整体规模还要大。在这些跨国公司进入国内市场后，如果我国的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没有从保护国内产业的角度出发，这些少数几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就可能扮演着垄断者或寡头垄断者的地位，从而控制我国的市场和技术。经济学告诉我们，当某些企业垄断了市场后，它不仅能根据需要制订垄断价格，而且也丧失了技术进步的动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外国垄断企业通过排挤和打击民族工业，使其成为廉价劳动力供应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它并不是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发展，而是只允许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性发展”的结构之中，赶超发达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希望就成为泡影了。
拉丁美洲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教训值得记取。据估计，早在70年代初期，1/3以上的制造业为外资所控制，有些国家的个别部门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完全为外国资本所垄断，如60年代末智利的烟草业和70年代初巴西的汽车工业。例如，巴西的汽车工业通过引进外资，在60年代初就实现了零部件的本地生产，但由于汽车工业的股份大部分控制在外国大汽车公司之手，巴西只能生产美欧接近淘汰的车型和部分零部件，经过短时间的兴旺之后，到90年代巴西的汽车工业已落后于后起的韩国。韩国汽车工业起步很晚，1980年汽车产量只为13万辆，借助于外国先进技术和资本，1985产量已超过35万辆，并成为重要的出口品，1985年汽车出口猛增近3倍，1995年出口100万辆，出口量一年内增长35%。韩国汽车制造业目前年产230多万辆，在世界汽车排名榜上已名列第5位。巴西和韩国汽车发展史说明，外资政策对产业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国内市场的狭小使其在技术上致力于采用先进技术从而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在巴西的外国投资者以致力于国内市场为目标，而巴西政府对于垄断和落后技术的转移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这不仅使外国投资者丧失了进一步投资的市场动力，而且也是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巴西发展业绩不佳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如何保护国内市场是我国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如何保护国内市场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从外国直接投资中所能获得的主要收益是动态利得，即技术转移和造成竞争压力，然而这两种动态利得的获取需要国家经济政策高水平的操作。竞争压力的目的是避免国内企业在关税壁垒保护之下，对国外技术进步失去敏感性而丧失竞争的动力，从而使国内生产成本大大高于国际成本。但竞争压力的获得取决于国内市场结构在外资进入之前已处于垄断竞争的状态。否则当某种产业的市场结构并没有形成能与国外企业相抗衡的大企业时，外资企业的进入极可能冲击民族工业，扩大外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甚至出现垄断状况，这与我国引进外资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外国直接投资给我国的另一项主要利得是技术转移，但跨国公司子公司转移技术的新旧程度和转让速度，从根本上说来取决于本国市场的压力，即本国同行业企业技术吸收、改进、革新的有效投资，同时有选择的技术改造投资补贴也可提高技术转移速度，这需要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接近外来技术的水平，从而使本国企业通过努力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技术转移的好处。总而言之，保护国内市场，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是获得这种动态利得的关键。据此我国今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应做出调整，不宜笼统地提“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换资金”。实际上许多技术是换不来的，而市场的丧失最终将丧失的是本国资金的供给，因为市场的丧失将导致民族工业发展缓慢，再投资和技术改造能力薄弱，从而影响人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形成国内储蓄不足，更进一步导致对国外资金的需求，其结果是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既要获取外国直接投资的利得，又不要让外国资本垄断国内市场，同时又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继续流入我国，这是我国经济政策所面临的严重挑战。过去发展中国家从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出发，对外资采取了许多限制和引导的措施，如要求外资企业出口比例、产品国产化目标以及利润汇出限制等。这些方法不乏成功的例子，但往往对吸引外资不利，同时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条款相矛盾。在尽可能少地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我国应主要运用产业政策，加快经济改革，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这才是保护国内市场的根本措施。第一，运用产业政策促进同类产品企业自动兼并和联合，组建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集团。我国的许多工业，特别是新兴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与国际水平差距很大，产业分工程度很低，不具有规模经济。这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水平低所致，但很多情况下是企业制度落后和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引起的。只有通过企业兼并和联合，加强生产分工，才能营造一个与外资企业处于垄断竞争之中的市场结构，从而在竞争中获取技术转移的动态收益。第二，明确规定外资企业能否投资的产业，以及鼓励外资企业投资的产业。对于我国尚不具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应限制外资投资，以其不形成垄断为限度，从而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信息、管理技能等。对于我国已有一定工业水平并能与外资相竞争的基础工业，国家应鼓励外资投资，以最大限度加快技术转移，从而实现国内企业占主导地位。而对于我国日用必需品以及消费者优先考虑的产品应尽量采取技术转让形式，而不是鼓励外资投资。第三，实行内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平等地位。我国过去给予外资许多优惠是必要的，但当外国直接投资以市场区位优势为投资目的时，我们应尽量减少甚至取消一般性的优惠待遇，而对国内同等企业应采取政策支持。在我国经济现实中已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些过去长期主要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只对外资企业开放，而限制甚至禁止国内跨所有制、跨行业的投资者进入，致使一些前景看好、有稳定收益、风险低的投资机会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由外资独享，这对国内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今后这些行业应考虑是否对外资开放，开放的顺序如何，即使开放，对国内企业的开放速度也应快于对外资开放的速度，以扶植民族工业的发展和保护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