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传播与近代史学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史学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4)03-0074-10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西文化接触与史学风气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学发轫于鸦片战争时期，其原因是异常深刻的，一方面，是由于受到民族危机加剧和御侮图强需要的刺激，另一方面，又因为中西文化交流、输入了新观念而触发，这是中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发展双重的内在必然性交会的显示。
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长远传统，而且在鸦片战争以前，一些感觉敏锐的学者的治史路数已在酝酿着变化，如赵翼探求“古今风俗之递变”和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俞正燮将历史考证的重点放在与现实关系密切的边境民族问题、中俄关系、治河问题等，尤其是龚自珍强烈呼吁变革、抨击专制和批判空疏学风，都预示着史学风气将要发生变化。然而变化的可能性要成为变化的现实，并且在近代史开端时期能如此放射出异彩，则还需要有力因素的引发。这就是鸦片战争时期西方近代思想的传入。通过魏源这位具有远大的眼光、朴素的历史进化观和强烈变革意识的人物，接受了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在史学领域进行糅合和创造，因而实现了史学发展的新突破。
魏源的史学实践实现了传统史学格局的新突破，因而成为创辟近代范畴史学的代表人物，这与他在中西文化撞击中勇于接受新思想，敏感到东西方关系出现了新的历史变局密切相关。随着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迅速发展和欧亚间航路的开通，至18世纪初叶，欧洲殖民势力加紧东进，其目标就是要把东方国家作为其经济掠夺的对象和据为其殖民地。与西方侵略势力一起东来的，还有其先进的文化。中西文化的接触，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一些早期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但是与之交往的只限于极少数的士人或官员，在这个很小的士大夫圈子中只了解到西方天文、历算的先进，康熙帝对南怀仁等传教士所欣赏的便是他们推算历法、预测天象的准确；而且由于东西方地理距离的遥远，语言不通，自古以来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的迥异，以及中国长期在东方世界中处于文明输出国的“天朝上国”地位而形成的心理状态，和明清以来专制皇朝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所造成的严重限制，所以一直到整个18世纪，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局势和西方文明始终是极其隔膜和茫然无知的。纪昀、阮元在乾嘉间号称通儒，但纪昀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舆图说》等书为若邹衍之谈九洲，夸幻变测，不可究诘；阮元作《畴人传》，称欧洲天文学家第谷的天文学说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至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已经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林则徐、魏源作为当时士大夫中最有识见的人物，首先认识到欲抗击外侮必先了解夷情，进而认识到欲制外夷必先师夷长技，承认中国落后，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他们是最早跨越东西方文化巨大障碍、倡导了解外国的人物，也是开启近代向西方学习这一进步思想潮流的杰出先行者。林则徐率先组织幕僚翻译英国人慕瑞《地理大全》，成《四洲志》一书。魏源又遵照林则徐的嘱托，在此基础上编撰规模巨大的《海国图志》，成为当时东方最完备的世界史地文献。魏源一方面呕心沥血总结如何抗击西方侵略者的经验，总结包括安南、缅甸、爪哇等东方民族御敌的经验，了解英国侵略军经由印度、马六甲海峡等地区东侵的军事要地；另一方面，他以一种极其难得的求实和清醒的眼光，肯定西方文明本身的悠久历史，高度评价西方民主制度的渊源和它与中国历代君主专制制度迥异的特点，尤其对新大陆发现以来欧洲各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表示惊叹，对华盛顿所创立的美国民主制度的先进性衷心赞美。《海国图志》卷37辑录玛吉士《地理备考·欧罗巴各国总叙上》中，特别关注雅典政治家梭伦的政治改革措施，对于“议事厅”制度评价尤高：“有梭伦者，当周灵王年间，修改律例，归于平允。遂按一国资财之多寡，分尊卑贵贱四等。其四等至贫贱之人虽不得居官，至有通国会议公务，亦可参预。又恐人多语杂，因建议事厅、大理寺二署。其议事厅定额四百人，为庶民会议之所；其大理寺乃官府会议之所。其官必名望才德，由众推举。此梭伦所定政治章程，各国多［有］效之者。”[1]（卷37，《欧罗巴各国总叙上》）对于地理大发现刺激下欧洲文明的迅速进步再三赞叹：“彼时，西洋人有日讷瓦国人名哥隆波（按，即热那亚人哥伦布）者，拟由西方而赴东方，国人皆谓孟浪之谈；复禀弗兰西、英吉利、布路亚三国王，亦皆不见用，最后得大吕宋国王赏发银币，备三大船，于明孝宗弘治五年开行西往，越三十三日，探得前途始有洲岛。及临近其地，并非印度；所遇人民，言行殊异，即今之亚美里加洲地也。罗马国败废之后，欧罗巴余邦皆遭大幽暗，世衰道微，国人卤莽，文学攸汷。迄明永乐以后，复如田禾旱槁得雨还苏，渐再知教化。况新寻得各洲，勃然复兴，创造印撰书籍，百工技艺，交接贸易。故诸史推今世为极盛。”[1]（卷37，《欧罗巴各国总叙上》）
《海国图志》卷36以前，记载亚、非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包括“东南洋”即东亚、东南亚，“西南洋”即印度半岛各国，“小西洋”即西南亚和非洲各国。卷37以下，是魏源重点记述的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他在此卷的开头，写了《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鲜明地提出如何抵抗欧美各列强国家的武力侵略和师其长技的全局性看法。他首先引用康熙五十年(1711)的《圣谕》中所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说明西方国家之侵略威胁是130年前康熙所预料之事，如今不幸而言中！中国早已从历史上居“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变为受欺负的贫弱国家，因此魏源以“天气自西而东”来概括中国对外形势所面临的亘古未有之变局。如何抗击侵略、在御海战争中取胜、维护民族的生存呢？魏源洞察机宜，以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勇气，提出“塞其害而师其技”的战略性方针，由此开创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声。他对当时闭目塞听的顽固势力痛加针砭，作了有力的论述：
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竞。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其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人知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而不知水战、火器为沿海数万里必当师之技；而不知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故今志于英夷特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
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奋之！奋之！利兮害所随，祸兮福所基，吾闻由余之告秦缪矣。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1]（卷37，《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
尤为难得的是，魏源能冲破中国士大夫在几千年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天子圣明、臣子匍匍于地的思想模式，敏锐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先进性，称赞“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1]（《后叙》），并且对美国民选总统、四年改选，改变以往君主国家王位至死不变为天经地义的制度，高度评价为“可不谓公乎”，“可不谓周乎”，盛赞这种制度为极其公正、公平和完备，这些在当时都是石破天惊之伟论！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变易、进化观点和批判黑暗现实、呼吁变革、渴望实现国家富强的精神在这位卓越思想家和史学家的身上得到汇注，他才会在暗昧无知、与世隔绝的年代，对外部世界的广阔和西方文化的进步性获得如此宝贵的认识。与魏源以“气运说”来表达西方正对东方处于主导地位，东方国家要求得富强，应当学习西方这一对世界局势的总体认识相适应，他总结出“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也变”这一历史编纂的重要命题，其中包含着史书的观点、内容和体裁体例形式都应随时代变化而大胆改革、创新的意思。魏源撰著此书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如他所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又说，“（《海国图志》）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1]（《叙》）因而此书实现了对传统学术格局的历史性突破：第一次全面、详尽地介绍了当时所能搜求到的世界各国（重点是西方列强）的地理、历史、社会状况，介绍世界资本主义的商业制度、贸易情况和先进技术；并且其内容主要采之于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外国人撰写的新著作。《海国图志》对传统史志体大胆改造，创造了论、志、表、图互相配合的新的体裁形式，书前有长达四卷的总论，以下各卷中又大量采用叙论、后论、按语夹注等，并且根据国人了解外国知识的需要，列有地球图、各洲各国地图和船舰、蒸汽机及鱼雷等各种图，以及中西年历对照表。
二、从冯桂芬《采西学议》到黄遵宪《日本国志》及时记述日本“改从西法”
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人学习西学的早期阶段，其特点是基本上停留在着眼于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阶段。其后，逐步认识到传播西学应从制度层面学习西学，这一阶段持续时间较长，大致应划到甲午战争以前。较早的是冯桂芬，在其所著《校邠庐抗议》一书中，专门设了《采西学议》一篇，可以说，比起魏源之“师其技”来，“采其学”已经进了一步。但他所注重的，基本上限于学习语言文字、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冯氏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他已经朦胧地猜测到对西学进一步的研求，能逐步掌握其精微的东西。他在《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中，建议“以读书明理之人”，招进同文馆学习译文。“行之既久，能之者必多，必有端人正士，奇尤异敏之资出于其中，然后得西人之要领而驭之。”并且展望前景：从已经译出之书，必能进而“尽见其未译之书，方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2]（卷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设立同文馆议》，P38）。其后，马建忠、郑观应作为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也都论及输入西学问题。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篇中，提出将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基本上均胪列自然科学、技术各项。其中“人学”部分，则包括政教、刑法、商贾等。马建忠所撰《适可斋纪言》书中，写有《拟设翻译院书议》，提出应译之书较详，分为三类，包括（一）时事、政策、言论；（二）制度、条约、地图、资料书、工具书等；（三）万国史乘、历代兴废，及各门自然科学基础著作。邵作舟的见解较前述诸人颇有特出之处，他提出：“今日译泰西政教义理之书最急，而器数工艺之书可以稍缓，此译书所当讲之一事也。”具体而言，他主张“大译诸国史乘、地志、民族、职官、礼乐、学校、律令、事例、赋税、程式，一切人情、风俗、典章、制度，与夫伦常、教化、义理之书，官为刊集，遍布海内，则天下之有志于时务者，不必通其文字言语，而皆可以读其书，究其事，朝得而学之，夕可起而行之。内则择其善政，斟酌损益，以补我之所未备；外则洞知其强弱治乱向背喜恶，有所盟约论议，则以知其张弛操纵，而恫喝之术穷，知其异同得失，而举措之机当。”[2]（卷1，《邵氏危言·译书》，P183）邵氏认为应当尤其重视西方国家“伦常、教化、义理”之书，所见不独远远超过洋务派人物，而且有较之一般早期维新思想家所不及之处。但他也并未对西方国家学术思想有真正的了解，所关心的仍限于对于其善政加以采择损益，以补我之未备，知悉其强弱治乱向背喜恶之故后，有利于在谈判中与之应付。
概言之，至19世纪70-80年代，中国人对西学的了解，主要集中于政法、制度、史志、刑律、商业和声光化电即各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此一时期，成于江南制造局、同文馆、西方传教士的所谓西书约300种，也都属于这些范围。对于西方文化中应存在有深层次的东西，只有邵作舟稍稍提到，但对西方国家致富强之“教化、义理”为何，即使邵氏本人也并不了然。
相比之下，黄遵宪通过他在日本四年余的学习、观察和认真研究，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这一由于改从西法而实现了历史性巨大进步的成功样板，他对西方文化的“教化、伦常、义理”这些西学的精华，已经有相当深刻的理解。故《日本国志》虽然不是介绍、阐发“西学”之义理之著作，但却通过黄氏对日本“改从西法”而迅速产生巨大历史变化的记述和他本人正面阐发的观点，表明他对西学之精蕴的理解，已高出于其他早期维新派人物。到了19世纪末叶，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是，迅速打破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状态，摒弃“严夷夏之大防”、“用夏变夷”的迂腐意识，了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输入民权观念、民主制度和近代社会政治学说。《日本国志》不仅及时地、集中地报告了日本抛弃闭关锁国的旧规，通过学习西法由弱变强的信息，提供了当时中国最为急需、最易仿效的成功经验，而且在书中黄遵宪又写下他对北美资本主义本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感受，因而使本书成为了解世界潮流的窗口。黄遵宪是一个“百年过半周游四”、“绕尽地球剩半环”的外交家，他在日本、北美、西欧、新加坡共历时14年，阅历之丰富和对世界事务了解之深入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人物。最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事实是，黄遵宪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民权学说的理解，不仅结合他对实际的深入考察和广泛的比较得出，而且是经过他在日本期间直接阅读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由“惊怪”变为信服这样的思想转变历程而确认的。因此，在政治观念上黄遵宪确信资本主义政体较封建专制远为优越，相信民权学说体现了世界进步潮流，并以此严厉地抨击专制政体虐民的罪恶，这是他撰成《日本国志》一书在历史观上的最重要的基石。试看他愤慨地揭露专制制度对民众的压迫和摧残：“盖自封建以后，尊卑之分，上下悬绝，其列于平民者，不得与藩士通嫁，不得骑马，不得衣丝，不得佩刀剑。而苛赋重敛，公七民三……小民任其鱼肉，含冤茹苦，无可控诉。或越分而上请，奏疏未上，刀锯旋加。”[3]（卷1，《国统志一》）黄遵宪在这里讲的是日本的史实，而其思想上和学理上的意义，也是表达他对中国封建专制的抗议。因此，他才以那样的热情赞颂日本爱国志士为了改变专制政治，为了争取召开国会，而表现出的不避死难、前赴后继的精神。正由于黄遵宪在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最根本之点上（也是由传统的封建制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最根本之点上），摒弃了旧意识，接受了新的观念，所以他能在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向国内传播十分新鲜的、具有显著进步意义的新观念。外交观念上，黄遵宪主张冲破封闭状态、竞事外交、对外开放。他严斥国内那班“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的守旧派人物，在《日本国志·邻交志》等篇中反复论述“交邻之有大益”，日本近十几年来取得的进步正是大力学习西方的结果，已使日本“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国争衡”！而若日本仍旧实行原先的“闭关谢绝”的政策，则至今仍然改变不了“一洪荒草昧未开之国耳”！经济观念上，黄遵宪用心良苦地传播各种资本主义制度、措施和价值观，尤其是与外国激烈竞争、维护民族的经济利益：“其竭志尽力，与邻国竞争，则有甲弛乙张，此起彼伏者。其微析于秋毫，其末甚于锥刀，其相倾轧之甚，其间不能容发。”[3]（卷38，《物产志》）其他关于举办国有企业，扶植民间企业，设立会社，鼓励采用新技术和制造优质产品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观念和制度，黄遵宪在书中都有具体、明确的记述，并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文化、教育观念上，黄遵宪十分痛恨中国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因而详细地介绍日本的新式教育制度，并且高度赞扬新闻纸广泛迅速地传播信息、启发民智的巨大作用。总起来说，黄遵宪因对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经验的观察总结，和他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了解，都能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加提升，形成观念层面的认识。这些迥异于封建农业文明、符合于对西方制度和文化本质的新观念，就是他撰著《日本国志》的指导思想。由于这些来源于西方文化和西学的新观念的推动，使黄遵宪有能力继魏源的《海国图志》之后撰成近代史学的又一名著。正因为《日本国志》在传播西方文化的精义上具有如此出色的成就，它便成为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又一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杰作。
三、戊戌前后以输入西学为急务与对“君史”的批评
戊戌维新运动前后至20世纪初年，是西学在近代中国迅速而广泛传播的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观念由此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西方新学理的推动，中国史学经过长期的酝酿之后，才达到质的飞跃，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史学至此终于产生。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对外国历史、地理和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经济活动都有一定的了解，对于西方近代进化论和资本主义代议制、君主立宪等政治制度、政治学说也有所知晓，但他在维新失败前未到过外国，又不懂外文，故他的这些知识都系间接获得，未能洞悉其精髓。他在运用西方政治学说等来构成其维新运动理论纲领时，既有勇于发挥、气势磅礴的一面，也有因未能通晓其真谛而不恰当地比附的一面。梁启超著《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他运用学到的外国史地政法等西学知识，围绕世界万物都在变，开议院可以通上下之情，组织学会可以发挥合群之力，开设新学堂可以学到声光化电、造船、开矿等有用知识等项论题，宣传变法图强，保国保种的道理，奏响了时代的强音，起到了教育民众、激发民众的巨大效果，举国如饮狂泉，云附景从。他又著《西学书目表序例》、《西学书目表后序》，强调译西书是当务之急，输入西学是国家存亡兴衰之关键。其论云：“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我而不知，人将兴之，事机之动，在十年之间而已。今夫守旧之不敌开新，天之理也。动植各物之递嬗，非、墨两洲之迁移，有固然矣！中国俗儒，拘墟谬瞀之论，虽坚且悍，然自法越以后，盖稍变矣，中日以后，盖益变矣。”[4](P126)又云：“智愚之分，强弱之原也。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兵志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人方日日营伺吾侧，纤细曲折，虚实毕见。而我犹枵然自大，偃然高卧，非直不能知敌，亦且昧于自知，坐见侵陵，固其宜也！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5](P122)梁启超把输入西方学说提高到救亡图强之关键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大声疾呼要善于阅读、利用已译之西书，尤应设立专门机构、组织人力广译西方新出之书，使之在国内迅速传播。他作《西学书目表》，就是将晚清以来已译出的西方著作区分门类作一整理和介绍。他将已译之300种左右区分为“学”、“政”、“教”三类，“教”（即宗教）之一类不予介绍，其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分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分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分游记、报章、格致。另设了一类“西人议论之书”。以上对已译西书的分类，实际上也表明梁启超当时所理解的“西学学科门类体系”。所列各种科目，其中已译之书数量不多，诚如梁氏所言：“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5](P122)然因梁氏认为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学科门类，故即使已译之书不多也仍列为一门，意在“预悬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5](P124)。梁氏作为维新运动思想家、宣传家，他对指导欧美各国政治体制建构之国家学说、宪法理论等特别予以关注：“国与国并立，而有交际；人与人相处，而有要约；政法之所由立也。中国惟不讲此学，故外之不能与国争存，内之不能使吾民得所。夫政法者，立国之本也。日本变法则先其本；中国变法则务其末。是以事虽同，效乃大异也。故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商律、刑律等书，而广译之。如《罗马律要》（为诸国定律之祖），《诸国律例异同》，《诸国商律考异》，《民主与君主经国之经》，《公法例案》（备载一切交涉事件原委），《条约集成》（自古迄今，宇下各国凡有条约无不备载，译成可三四百卷）等书（以上诸书马氏［建忠］所举。制造局所译《各国交涉公法论》似即《公法例案》之节本）皆当速译。……尤律法之译尤重在律意。法则有时与地之各不相宜，意则古今中外之所同也。今欲变通旧制，必尽采西人律意之书，而斟酌损益之。通以历代变迁之所自，按以今日时势之可行，则体用备矣（旧译无政法类之书，惟《佐治刍言》一种耳）。”[6](P69)梁氏把西方能贯通各国具体政法制度的国家学说和法制理论称之为“体”，称本国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为“用”，这比同时代许多言西学者高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观，诚不知要高出多少！同样值得注意者，梁氏尤关注西方近代优秀史著与中国旧史所记载的内容，有前者重民众之生活状况，国家民族之盛衰，而后者重在一朝一姓之兴亡之本质的不同，认为多译多读西方史著可以更加了解各国变法而强盛的原因：“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国之鉴也。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而西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之所在，在一城一镇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谓格致等新理）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言其新政者，有十九世纪史（西人以耶苏纪年，自一千八百年至九百年谓之十九世纪。凡欧洲一切新政皆于此百年内勃兴，故百年之史最可观。近译《泰西新史揽要》即此类书也，惟闻非彼中善本）等。撰记之家，不一而足。择要广译，以观西人变法之始，情状若何，亦所谓借他人之阅历而用之也（旧译此类书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法国志略》、《英法俄德四国志略》等，然太简略，不足以资考镜，故史学书尚需广译）。”[6](P70)时值梁氏为维新变法进行舆论动员之际，他明确地批评中国旧史弊病之所在，形成专记帝王将相活动之“君史”与着重记载社会进步之“民史”这样两种观念，日后他倡导“史界革命”之理论，已经萌发于甲午战后大力提倡传播西学之此时。
自19世纪70年代前后至梁启超著《变法通议》，经长达30年的积累酝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已有上述成效，但其缺陷是尚未达到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内核。梁启超本人即曾中肯地论述这一时期西学输入最大的弊病是失于肤浅：“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按，指江南制造局等所译西书），盖‘学问饥荒’至是而极矣。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之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7](P71)梁氏称当日言西学者来源浅薄，自是恰当的批评。这一时期，阻碍对西方学理之理解、发挥者，还有接受西学的人士中普遍存在的“西学中源论”。郑观应言：“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2]（卷1，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P43）认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乃源于中国古代典籍，中国圣人之教在本土流失后从欧美人手里发展了。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也拿西方自然科学与中国墨家学说作了比附，说：“余考泰西之学，墨翟之学也。”且认为：“彼之精微，不出我书。”[3]（卷32，《学术志一》）同样持西方科技之先进系来源于中国先秦学术的看法。梁启超撰写《西学书目表》时，对西方进化论已有闻知，称：“守旧之不敌开新，天之理也。”但他仍言：“六经之微言大义，远过于彼中之宗风者。”“西人今日所讲求之而未得者，而我圣人于数千年前发明之。”“今之西学，先秦诸子多能道之。”[4](P126,128)像郑观应、黄遵宪、梁启超这些大力主张输入西学、仿效西法的人物，又为何声称西学出自于先秦圣贤之教呢？对此，我们应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理解。在当时情势下，公开讲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应该在根本上学习西方，必定要受到顽固派无情的压制，故这些思想家在倡导学习西方的同时，又讲到西方技术的进步是由中国先秦经典派生而来的话，包含着他们为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的苦心。再有一层，当时中国处于落后衰弱的情形下，这些说法也含有激发人们在向西方学习中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用意。譬如黄遵宪本对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成就有丰富的知识，他总结出先秦墨经在力学、光学、数学等方面提出的一系列科学命题，还举出张衡候风地动仪、《书经考灵曜》中“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的说法等大量有价值的例证。然则，即便考虑到前述两项，也无法改变事情的实质：光绪年间这些思想家所持的“西学中源”说，毕竟是牵强无稽之说，已经远远落后却强要面子为自己辩护，混淆了古代学术与近代科学的界限，必须破除这些谬见，向西方学习才能向前推进。
四、严复系统传播西方近代思想的巨大功绩
这一历史使命终于由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杰出人物严复来完成。严复是对国家民族命运异常关心和胸怀大志的爱国者。在他留学英国期间，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正逐步加深，面临着西方列强蚕食鲸吞日愈加剧的严重形势，他虽是洋务派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但对洋务运动的“自强”并不具有信心，特别是他到达资本主义已充分发达的英国，在对比中英的情况后更产生了疑问。为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的方案，他除了学习海军专业的科目外，更注重研读西方近代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常把中英两国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进行对比，分析‘中学’和‘西学’的异同”[8](P676)。他还注重对英、法社会考察访问，并亲自到法庭“观审听狱”。回国后，他身在海军学堂，心里却想着如何为国家的御侮图强效力。他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得惨败的事实，使他激愤愧恨，“腐心切齿，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9](P14)。从此时起至20世纪初，他为传播西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一是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进行宣传介绍，其二是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出版了影响全国知识界观念的译著。
《国闻报》于1897年10月创刊。严复创办的宗旨，即是大力介绍西方学说。严复所特别注重的有二，一为选择西方近代学术之最具精义者，尽可能及时译载，二是以译者的论述和发挥，与直接翻译相配合。《天津国闻报馆启》首列报馆所致力的两项主要目标为译泰西名论和译泰西政法学术宗教：
各报卷端例登论说，今既译西人之报，自当附见西人之论，祗以微言妙旨，传达为难，向者译人付之盖阙，今择其尤雅，卉诸简端，旁通发挥，佐以管蠡。译泰西名论。
报之所纪事在现前，而万事之根，胚胎政教，今拟分泰西各国政、学、教为三支，胪其文献，叙其旨要，分列卷端，以备参考。史有表志，托义于斯。译泰西政法、学术、宗教[2]（卷4，《时务报及其他报纸·天津国闻报馆启》，P529-530)。）
这就清楚地表明：严复的旨趣首先不在一般地刊登西方国家报纸新闻，而尤为重视“西人之论”。更为关注的是最具价值的学术观点，故称“泰西名论”。而且要结合中国人的理解，结合中国的情形，加以阐发，故强调要“旁通发挥”。其次，他又认为导致西方富强的根本和各项政治、军事举动的根源，是西人之“政教”即学术思想，故又将介绍、论述西之政法、学术、宗教为办报宗旨的又一要着。再次，是介绍各国政治、学术的特点，及与中国的关系。如：“交涉猬起，壤地犬牙，实首俄国，事实既确，情伪自明，天下之事，商之天下。译俄国各报。”“三岛区区，富强称最，民智之效，于斯尤明，商权海权，皆关时政。译英国各报。”[2]（卷4，《时务报及其他报纸·天津国闻报馆启》，P530）最后是要关注地处边远，内地对之情况甚不了解的东北、正北、西北、正西各地区。本着这种办报宗旨，于同年11月又创办《国闻汇编》旬刊，更详于载外国之事，鼓吹输入西方新学理和学习西方民主政体，通上下之情，以达到自强的目的。选译外国报刊多达百余种，并曾按期发表严复译述的赫胥黎名著《天演论》，与上海《时务报》南北呼应，对推动维新运动的兴起作用极大。
严复的翻译和介绍，是要选择已被历史证明对西方国家的富强和进步最具指导意义，而又对中国的御侮救亡、激励人心、一新学术最具警醒作用的西方学说精华。他在分篇译述《天演论》的同时，先后发表了《原强》、《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辟韩》等重要政论。这些论文与《天演论》这部系统著作相配合，破天荒第一次在中国宣传了一套与传统观点迥异的新的宇宙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以严复的译作为标界，近代西学的传播至此才进入学术思想的阶段，从而引起中国知识界一系列根本观念的改变。严复着重论述的有关中国救亡图强和学术进步的三项重要新学理是：第一，推动西方社会取得伟大进步的天演学说和群学理论；第二，揭露专制制度的祸害，宣扬民主、自由思想的巨大进步意义；第三，对比中西文化和社会观念的根本性不同，呼吁革除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伦理纲常，力倡树立导致国家强盛的新价值观。
在《原强》中，严复指出，达尔文经过广泛调查，穷精眇虑，历数十年而著成的《物种探原》一书，对于欧美社会和学术有划时代的意义：“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牛顿）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2]（卷3，严复：《原强》，P41）他以精炼的语言，概括达尔文进化学说的原理：“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与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稍进，则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2]（卷3，严复：《原强》，P41）只有最能适应客观环境变化，健壮敏捷超乎常类的物种才能保存下来，而迟钝羸弱低劣者则不能逃避被淘汰的命运。太古时代曾主宰大地的生物，如恐龙之类，即因不能随环境之变化而改变其体质机能，因而在地球上灭绝，只能由考古学家从发掘出来恐龙遗骨证明它曾存在过。“动植如此，民人亦然。……达氏总有生之物，标其宗旨，论其大凡如此，至其证阐明确，犁然有当于人心。”[2]（卷3，严复：《原强》，P42）
《原强》在介绍进化论这一引起西方国家革命性变革的新理论的同时，又向国内读者介绍斯宾塞尔（斯宾塞）的学说——群学。“群学”之称何以得名？“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凡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而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合散之由，则尤三致意焉。”[2]（卷3，严复：《原强》，P42）人而能群，国家才不是一盘散沙，人而能群，社会才能协调发展。严复阐释和传播斯宾塞“群学”学说，同样旨在以这一促成西方国家强盛的极有价值的学说来救治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故他特别重视发挥斯宾塞学说中所论人体活动贵能自由，以此推论国家的发展贵在自主的观点：“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此其故无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2]（卷3，严复：《原强》，P43）而中国要在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的险境中避免被瓜分的惨祸，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提高民族素质，以有效的措施来增进国民的智慧、体力和道德。因此他语重心长地披露斯宾塞另一重要著作《明民论》的要旨：“《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2]（卷3，严复：《原强》，P42）。“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怐愗，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杀伐行也。”[2]（卷3，严复：《原强》，P44）因此，严复痛切地宣告：挽救危机、免除亡国灭种之惨剧，当务之急，是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凡可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2]（卷3，严复：《原强》，P44）在19世纪末年国家处境风雨飘摇、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危殆时刻，严复传播的这些新思想的确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如何改造国民性、如何新民，迅速成为知识界、舆论界共同关注和长久讨论的重要课题。
严复盛赞欧美民主制度对于保证社会发展、国家富强、上下同心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严厉地抨击中国二千年封建专制政体造成的祸害。他概括西方社会制度的特点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2]（卷3，严复：《原强》，P49,48）人民被保证享有充分的自由权，人民的利益不容许受侵犯，国君也不能剥夺：“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2]（卷3，严复：《论世变之亟》，P73）反观中国，专制皇帝高高在上，恣意妄为，人民备受压迫奴役，对此，严复以极其锋利的言词，予以大胆的抨击。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窃尝闻道之大原，出于天矣。今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则诛。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2]（卷，严复：《辟韩》，P79）严复认为，韩愈《原道》篇中所言“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云云，是颠倒了君民的关系。符合事理的看法应该是民为主人：“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2]（卷3，严复：《辟韩》P81）中国二千年来这种错误观点应予重新颠倒过来。对于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八股科举制度，严复怒斥其有三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2]（卷3，严复：《救亡决论》，P63）严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激烈批判，是在理论上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预示中国社会必将最终实现民主制度，这同样反映出19世纪末中国社会和思想酝酿着伟大变革的时代潮流。
五、以新鲜的历史观为指导与“近代史学”的正式产生
严复由于对西方社会有深入的了解，因而成为最早开拓中西文化、社会观念比较研究的学者。他的议论深深地击中中国传统伦理和价值观的要害。他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首先是对古今关系看法的不同：“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胜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2]（卷3，严复：《论世变之亟》，P71）这就是蔡元培所褒扬的提倡“尊今叛古”的激进精神，反对复古倒退，满怀信心地创造未来。他又比较中西伦理观念的不同：“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2]（卷3，严复：《论世变之亟》，P73）针对中国学术一向喜好蹈空夸饰、泥古保守的积弊，严复又总结西方近代学术的特点：“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藉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2]（卷3，严复：《原强》，P56）这些言论无不切中传统观念的痼疾。严复倡导对历史观、伦理观、学术风尚来个根本的改造，让中国的官员学者树立服务民众、求实进取、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新型价值观，必须如此，古老的中华民族才有振兴的希望。
严复的译述和文章所宣传的观点，使19世纪后30年长久酝酿的传播西方学说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他所系统论述的进化论学说和群学理论，他对专制制度罪恶的批判和“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主张，他通过中西文化和学术比较而倡导的科学、致用、进取的新价值观，都是为了呼唤面临被瓜分、被宰割命运的中国人警醒过来，都与结束封建专制统治、争取近代化前途的时代潮流相合拍。由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世界万物和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阶段进化发展等先进学说，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观察国家民族前途的崭新的思想武器，因而被国人争相传诵。严氏所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多部西方名著，为近代中国人提供了系统而准确的西方学说的精华。严复的译述和文章提供的新鲜历史观、发展观和其他新学理，直接推动史学产生了质的飞跃。夏曾佑于1897年在天津与严复共同创办《国闻报》，由于过从密切，他有充分的机会聆听严复讲解《天演论》学说，遂使他的眼前打开了新天地，长久以来他苦苦追求、思索的宇宙观、发展观和认识历史的指导思想问题至此豁然贯通，达到了新的境界。至20世纪初年，他便以这些新学理来分析中国历史，写成近代史上第一部以进化论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梁启超在戊戌新时期也十分服膺严复介绍的西方学说，称赞他“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一流人物”[10]。戊戌政变后他流亡日本，有机会学习其他西学著作，在20世纪初年，他在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近代学说的启蒙论著的同时，以“史界革命”的倡导者自任，著成史学理论的名作《新史学》，宣传历史研究应以叙述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为宗旨。他又写成近代中国史学史上第一篇系统的长篇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运用进化观和因果律，把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思想变迁看作是有因果联系的嬗变过程，研究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等原因对学术的影响和各种学派之间的互相作用。这三部进化论学说催开的史学之花，便分别以通史、史学理论和学术史的不同形式，宣告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史学”的诞生。以后，进化论和因果律普遍地为有识史家所遵信，加上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学者的影响（最早是经由罗振玉、王国维），以及德国兰克学派、西方考证方法和美国杜威实验主义方法的影响（经由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乃为“五四”时期史学呈现的新局面准备了条件。
［收稿日期］200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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