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十则》看文化视野观照下的文言文教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文言文论文,视野论文,文化论文,十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论语〉十则》中第八则“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教学案例，笔者看过不少，大都停留在释译的工具性层面，几无触及内蕴情感的人文性层面。特别是对其中的“仁”字，稍有涉及其文化内涵的，也是浅尝辄止，语焉不详。老师们为什么不讲？是不必讲，不愿讲，还是不好讲？恐怕都有。
一曰：不必讲
请问：语文考“仁义礼智信”吗？考“子曰诗云”吗？考“孔孟老庄”吗？考“儒释道”吗？不考。既然不考，就不必讲。难怪有人说中国的老师“考什么讲什么”，俨然成了“技术”师傅，学生们也成了小小的语言技术工人，他们熟练地应试，把一篇篇本来文采斐然的文章肢解为通假字、活用词、古今义、常用虚词、固定结构、特殊句式等枯燥的技术零件，“中国元素变成了只有用来考试的特长”。在此，笔者既无意把责任全推在老师身上，也无意把板子硬打在老师身上。
但老师不讲，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缺失与冷漠。之所以缺失，是因为冷漠，没有关注的激情；之所以冷漠，是因为缺失，没有接触的平台。事实上，随着外来文化的渗透，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说着外语，吃着洋餐，看着日剧，穿着韩服，他们背不下“李太白”，看不懂“司马迁”，受不了“之乎者也”，说不清“四书五经”，越来越热衷于外来文化而远离了本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隔膜。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校园里已然式微，这已成为一个沉痛的现实。
文言文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记载和传承着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所以在文言文教学中，既要注重“言”——字词解释、句子翻译、文本背诵，也要关注“文”——文字意蕴、人文情感、文化内涵。然而，迫于功利性的应试所需，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总是远离“文”而倾向于“言”。实际上文言文教学久已成了一门有“言”无“文”的“解剖学”，字字落实，句句过关，重视译文，死扣考点。文言文教学的乐趣何在？老师教得枯燥，学生学得乏味，甚至到了谈“文言”而色变的地步，这对于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和人文价值的文言文而言，的确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在文言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语文教学的应尽之责。我们一方面要从文字的发展中去弄清楚课文中字、词、句的含义；另一方面要从古代文化的底蕴中去理解文章的含义，深入挖掘文本内在的文化价值，让文言文教学成为传播传统文化的途径。
不必讲也得讲，我们期待着。
二曰：不愿讲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的，世代传承并影响着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元素。如姓名称谓、天文地理、思想流派、礼仪习俗、典章制度、教育人文、衣食住行、唐诗宋词、书法绘画、篆刻印章、汉服唐装、京戏脸谱、秦砖汉瓦、文房四宝、中国瓷器、祥云图案、太极八卦、对联年画、中国结、青铜器、兵马俑、桃花扇、如意纹、剪纸、牌坊、风筝、皮影、武术、象棋等等。难怪有位学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名迹垂世，即使穷十年之言说，也难以明达其沧粟耳。”所言甚是，这么多东西怎么讲？谁愿意讲？
其实，从来没有谁让我们去讲这么多的东西。本来，我们的文言文教学也没有必要对这些纷繁庞杂的古文化知识作面面俱到、条分缕析式的解读，但最起码的要求是要重视教材文本中的文化因素。笔者并不否认掌握文言词句的含义和用法对于阅读文言文的重要性，而担忧的是那种只见词语含义和用法而无视词语本身所包蕴的民族文化特质的浅薄教学方式。当今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参考书充满了学生的书桌，如果文言文阅读只是“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那么任何一个愿意学习的学生自己就能完全掌握这些，教师还“传何道”“授何业”“解何惑”？
而要“传道授业解惑”，首先我们自身得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否则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文化素养靠的是日积月累的“浸润”与“孕育”，因此，我们须扎扎实实地阅读、钻研有关传统文化的书籍，好古敏求，乐此不疲，真正成为有丰厚文化底蕴的智者。有了丰厚的文化素养，文言文教学就不至于照本宣科，就能达到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之境地。
不愿讲也得讲，我们期待着。
三曰：不好讲
不好讲，是就讲授的切入点而言的。若找准切入点，就好讲了。笔者是这样讲的：
1.从文字的意蕴中发掘文化
请看《论语》第一则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教学中翻译这句话时，学生们都不假思索地把其中的“朋”字解释为“朋友”。笔者曾看到不少注本也都有相似的解释：“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其实《论语》里的这句话，是现代人最为熟悉、运用最多的一句，也是在理解上最为肤浅、偏失的一句。这句似乎意思再明白不过的话，到底其中的正义是什么，“朋”字该作何解释？查阅《论语》一书，“朋”字共出现八次，如：“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学而第一》）、“朋友数，斯疏矣”（《里仁第四》）、“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公冶长第五》）、“朋友死，无所归”（《乡党第十》）、“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第十三》）等，除“有朋自远方来”一句外，其余七句都是和“友”字并举。以此推断“有朋自远方来”中的“朋”当别有他意，不应作“朋友”讲。其实在上古汉语里，“朋”与“友”是有别的，所谓“同门曰朋，同志曰友”。“门”，可以理解为“门户”，即在政见上相同的人称之为“朋”。而在志向上相同、兴趣上相投的人，称之为“友”。可见，把“有朋自远方来”的“朋”解释为“朋友”，显然是后人根据现代语境而作的附会。所以，“朋”在本句中应当作“志同道合的人”讲。不过，笔者以为“志同道合的人”是有特指的。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史记·孔子世家》注释本句：“定公五年，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可见，“弟子弥众，至自远方”，此即所谓的“有朋自远方来”。由此可见，在这里，“朋”就特指孔子的弟子。孔子从37岁至50岁的14年间，一直和他的弟子们厮守，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庄子·渔父》曾经描述过这样动人的情景：“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这是多么令人心仪的场景！这段时间是孔子私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孔子，德高望重，声名远播，越来越多的弟子负笈远来，聚集在他的门下，讨论“道”“仁”“德”这些“修齐治平”的大问题，他就这么坐而论道，天下英才，得而教之，那是何等的快乐！
这样的文字现象，在《〈论语〉十则》中不乏其例。有些文字，看起来十分浅显，似乎不需要怎么解释了，但是，若能深入文字的内蕴，就会发掘出其中所蕴藏的丰富文化。有人说：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确实，中国汉字无一不是文化的浓缩，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浸润生发，其结果是使每个文字都是一种境界，一个“文化信息库”。然而，文字在我们的文言文教学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挖掘，这是无须回避的事实。
“微言”之中必有“大义”，我们的教学好像很重视“微言”，有些教师在教学时，几乎做到了字字落实，句句过关，可是很多的时候仅止于字面上的解释、疏通，却漠视了汉字本身所蕴涵的鲜活的文化背景，长此以往难免会让学生厌倦甚至害怕。其实我们更应该将教学深入到文字的审美层面，在“大义”的发掘和阐释上多下些工夫，以引导学生进一步发现文字背后的文化价值，更好地了解文言作品的文化含义。
2.从文句的深意中解读文化
《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讲学答对的记录，所答只表见解，不述论据，又少阐释，因而言简意深。所以教读《〈论语〉十则》，不能只停留在对句子的表层译释上，而要走人文句的深层，作更深入的挖掘，理解作品中所蕴涵的文化背景，让学生享受到阅读文言文的愉悦。
比如在教学第十则“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笔者针对学生的质疑，从三方面作了深层解读：
其一，什么是“恕”？“恕”的意思是推己及人，对人要理解、宽容。这个“恕”字，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恕道”。它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为讲明这一问题，教学中笔者援引了孔子的故事。
一次孔子在雨天外出，而他的车上没有遮雨的车盖，弟子建议老师向卜商借，孔子摇摇头。弟子不解，老师出门遇雨，向学生借车盖避雨这很正常。孔子说：“卜商很吝啬财产，与人交往要宣扬他的长处，这样大家就都喜欢他。要遮盖他的短处，这样大家就不会厌弃他。”孔子想的不是自己要被雨淋，而是替卜商考虑。一个吝啬的人，向他借东西不是为难他吗？借给你他难受，不借给你他难堪，推人入两难境地，是不仁的。鲁国有个人为父守丧，到了丧期结束的当天，就开始在家里唱歌。子路听后嘲笑道：“这家伙太不像话！”孔子批评他说：“子路，三年服丧够苦了，期满唱个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你对人也太苛刻了。”其实孔子也觉得这个人的表现急了些，是不合“礼”的。但他为什么不予以批评呢？因为孔子认为，人家有错并不是我们指责的理由，恰恰是我们宽容他的原因。
上述故事折射出孔子的“恕道”思想。不论是对弟子，还是对一般人，孔子都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此，学生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有喜有爱、有怨有恨、有恩有仇、有好有坏，要维系种种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恕道”。
其二，“恕”为什么“可以终身行之”？这里可以与第二则“为人谋而不忠乎”一句里的“忠”联系起来思考。孔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而这个“一以贯之”的“道”就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乃孔子思想“仁”的核心内容。“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帮助别人，做对别人有益的事。但帮助别人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也不是时时能做到的。而“恕”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只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不愿意的强加给别人，这不需要能力，不需要条件，人人都可以做到，时时都可以做到，所以“可以终身行之”。
其三，孔子是不是一个“恕”而无度的人？这里实际上涉及学生对孔子的了解和对儒家思想的体认问题。孔子有慈眉善目的“仁”的一面，更有金刚怒目的“义”的一面。孔子提倡宽容，只局限于对个人的私德，而对于那些伤害他人、违背公义的人和事，孔子从来都是怒目以待、恶语相加。比如他怒斥鲁国的执政者季平子：“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是为正义而怒，为公道而怒，为天理良心而怒。他攻击卫灵公“无道”，要知此公待孔子可不薄，孔子周游列国14年，卫灵公解决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衣食住行问题。但孔子还是要怒，为什么？“君子不为私交害大道”。孔子不仅怒人，还会骂人。他骂“昼寝”而不用功学习的学生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骂帮着季氏聚敛钱财的学生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骂叉开双腿坐在地上等他到来的老友原壤：“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骂用桃木俑殉葬的人将断子绝孙：“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小人长戚戚”（骂天下小人），“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骂天下掌权的人），“吾未见好仁者”（骂天下不仁人），“吾未闻好学者也”（骂天下懒惰人）。一部《论语》，骂尽天下人。是孔子修养不高吗？非也。只有毫无道德坚持的人，才会毫无愤怒与攻击。面对邪恶时，有道德愤怒，面对善良遭到邪恶的侵害时，有道德痛苦，这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孔子的“恕”是有“度”的，其底线就是不能违背良知、正义、天理。有“恕”有“怒”是正常人，大“恕”大“怒”才是圣人。
类似的文句，在《〈论语〉十则》中大有存焉。遗憾的是，对这样包含丰富文化内涵的句子，我们在教学中往往关注不够，以致失之交臂。我们的文言文教学千万不能只局限于文句本身的简单翻译，而要把它们放到相关文化体系里去解读，这样，学生才会自然而然提高对文言文的兴趣，从而拉近与古代文化的心理距离。
3.从作品的背景中彰显文化
笔者在教学第一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时，预设了这样一个问题：把第三句的“不亦君子乎”改成“不亦快乎”，可以吗？绝大多数学生认为不可以，理由是：前两句“不亦说乎”“不亦乐乎”表达的是高兴愉悦的心理，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表达的是淡定自适的心理，心理基础不同，情感氛围有别。少数学生认为可以，理由是：前两句一“说”一“乐”，第三句用“快”字，句式整齐，结构一致。显而易见，学生的理解前者着眼于内容，后者着眼于形式。如何统一学生的意见，把他们的思路引向问题的预设呢？
实质上，这个问题预设的着眼点在于考查学生对作品背景了解的程度。任何作品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要真正走进言语的深层，就不能离开特定的语言环境，否则，阅读和文本就会被隔离开来。清代学者吴乔说：“盖意从境生，知其时事，知其处境，乃知其所从生。”这告诉我们，读作品要考察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面貌以及作者的阅历和性格修养。
在孔子的生活态度里，“乐”是第一位的。
他认为学习是快乐的。孔子3岁丧父，幼年受教于母，“十有五而志于学”。他虚心向学，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0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中年的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晚年的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他认为与朋友相处是快乐的。朋友自远方来，契阔谈宴，真是快乐无比。这快乐不仅在于聚会时的互诉衷肠，还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与德行。一个人惟其有了忠诚、信义、德行、能力，才会有真朋友，才会有朋友自远方来拜望。这又怎能不快乐？而更快乐的还在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立之年，孔子开始在阙里收徒授业，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一大批杰出的学生“自远方来”，围绕在他的身边，听他坐而论道。孔子教学生什么呢？诗、礼、道、乐、射、御、书、数、易、干禄……这一切都是为了“修齐治平”。他们谈的都是事关天下苍生的大事，他们不会求田问舍，不会蝇营狗苟。在天下无道之时，他们以自己的快乐向这个残酷的世道投以轻蔑的眼神，他们以自己的从容向这个混乱的世道展示静穆的伟大，他们以自己的言论向这个刀剑的世道呈现思想的力量。
他认为“人不知而不愠”也是快乐的。《论语正义》注：“人不知者，谓当时君卿大夫不知己学有成举用之也。”由此可以明确两点：第一，“人不知”的“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君卿大夫”，即当权者；第二，“知”不仅是一般的了解、知道，而是赏识、重用的意思。所以，“人不知”是就孔子有学问有才能却不被当权者赏识和重用而言的。孔子一生有志于仕途，希望以此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51岁时任中都宰，为政有方，“一年，四方皆则之”。52岁时做司寇三个月，鲁国境内便“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后摄行相事，不久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之后的14年间，“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四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狗”。68岁时，年近古稀的孔子终于归鲁，虽尊以“国老”，但终不被重用。悲哉，孔子！学问之精深，道德之深厚，志向之远大，却得不到相应的尊重与任用，还能快乐吗？面对这个世界的无边苦难，孔子当然很沉重，但他不失快乐！是的，没有什么能让孔子这样的圣人消沉，没有什么能够剥夺他内心的高贵。有了这份高贵，可以超越人生的计较，可以看穿人世的得失，可以俯瞰一切挫折，可以直面一切悲苦。他在自己的道德境界中体会到了快乐。幸哉，孔子！
身处逆境的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保持泰然之心态，能够“说”“乐”而“不愠”，堪称“君子”。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吃简单的食物，喝凉水，弯曲手肘当作枕头，也乐在其中啊。孔子的时代是混乱的，他却是淡定的；孔子的世界是黑暗的，他却是光明的。仁者不忧，乐哉，孔子！智者无患，大哉，孔子！
毋庸讳言，如果没有作品特定背景的融入，没有孔子生活的“春秋格局”的引入，很难想象学生对“大有深意存焉”的《论语》首章的理解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文言文教学还需尽可能地涉及作品的时代背景、历史知识、文化风俗，把学生带入文章产生的年代中去，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进而较好地理解作者的情感意图，从而使沉淀在文中的历史文化、蕴涵在文中的深邃大义得以彰显。
4.从传统的思想中阐释文化
再回到第八则中来，谈谈开篇所言及的“仁”字的文化阐释问题。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论语》中“仁”字出现过百余次，充分说明它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仁”的含义非常广泛，包括恭、宽、信、敏、惠、义、礼、智、忠、孝、廉、勇、俭等。
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爱他人、爱自然、爱万物。例如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走到台阶时，孔子说：“这是台阶。”到坐席旁，孔子说：“这是坐席。”都坐定后，孔子告诉他说：“某某在这里，某某在那里。”又如孔子好唱歌，但是遇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他就不再唱歌了；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他不曾吃饱过。孔子只用竹竿钓鱼，而不用网捕鱼；只射飞着的鸟，不射夜宿的鸟。孔子的狗死了，叫子贡去埋：“我听说，破车盖儿别扔，好埋狗。我连车盖儿也没有，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盖上吧，不要让它的头直接埋在土里啊。”万事万物无不沐浴着圣人的仁爱！虽时隔两千多年，那场景还如在眼前，圣人的仁爱之行令我们唏嘘不已。
孔子认为要达到“仁”的境界，靠的是智慧。智慧从哪里来？学习。所以，孔子历来十分重视学习，把学习作为完善自身人格，提高自身修养，增加自身智慧的重要途径。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虽时隔两千多年，那话语仍犹在耳边，振聋发聩。
孔子认为要实现“仁”的理想，就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是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而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充满公理仁德的时代。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孔子。公元前497-前484年的14年间，在中原大地上，在周游列国的路上，有一群士，一批仁者，他们一直在困窘之中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知其不可而为之”，“天下滔滔而不避”，他们“仁以为己任”，深知“任重而道远”，仍“死而后已”。他们是谁？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真正的“士”须是“志于道”的读书人，真正的“仁”者须是为正义、为公理、为民生而战的人，而不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的逃避现实之人。孔子做到了。虽时隔两千多年，那情景却如在身边，圣人的仁爱之举令我们肃然起敬。
“仁”中所负载的传统文化，非“窥一斑”就可以“见全豹”，笔者在此只能略发感慨而已。
就《〈论语〉十则》的教学而言，切入点大抵如此。其余则有：从文章的题目中触摸文化，从文本的细节中过滤文化，从相关的典故中传递文化，从古代的礼制中挖掘文化，从反复的涵泳中感悟文化，从自主的阅读中品味文化，从课本的插图中联想文化，从古今的对接中体认文化等等。须因文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别，倘拘泥一格，则误入泥淖。
不好讲也得讲，我们期待着。
于漪老师说：“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都是其本民族的文化地质层，他们无声地记载着这个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的历史。学语言，必然与文化血肉相连。”因此，如果不能挖掘出语言文字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和意蕴，只将其作为简单的信息符号来处理，那么汉语丰盈的文化内涵、灵动的文化精神就会在文言文教学中枯萎、流失。可以说，缺失文化视野观照的文言文教学，无论对于学生文化底蕴的提升，教师文化修养的厚积，还是文言文课程的建构，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程度的戕害。所以，文言文教学应该注重语言层面的文化探究、知识层面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层面的文化浸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