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要问题的集中体现——学习《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一文的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文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集中体现论文,发展生产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经修订并增补14篇文章后新出的第二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第二版出版说明中指出：“这次增补，对作者在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已经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重要思想，作了比较充分的反映。”确实如此，这些文章的公开发表，不仅对于全党和广大人民更系统地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当前乃至今后的工作，而且对于全党和广大人民更深入地了解这一理论在当初怎样产生以至形成的情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是新增补的14篇文章中很重要的一篇。该文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4月至5月四次谈话节录的集纳。当时，一方面，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在进行，邓小平正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另一方面，他倡导的改革开放又正处于起步阶段，任务千头万绪，十分繁重。正是在此背景下，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先要搞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是一篇比较早又比较集中地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问题的文献。
一、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邓小平认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因为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不少“左”的错误，特别是“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不仅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样搞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这就需要打破旧的框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重新思考问题。
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下文凡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只注页码）经过十几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探索，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这些年来，一方面，邓小平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排除了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观点，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解放思想，破除陈规，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不断地提出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任务，乃至完整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标准等等，从而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二、60年代开始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原因
在搞了二十几年社会主义后，还要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问题的原因，首先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实际中提出来的。10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使我国与发达国家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一下子拉大了。
如何总结这个教训？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时指出：“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10年。60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第132页）正因为10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再不发展必将危及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所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谈话中又一次强调指出：“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10年。中国60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60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第231-232页）这些谈话，不仅使人们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病以及1957年后中国所走过的20年会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使人们对从1978年开始搞改革开放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也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谈到实现现代化像重新开展一场革命的问题时指出：“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第231页）这段话非常精辟。它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搞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大革命。而且，它还从革命角度，触及了实现现代化、搞改革开放的目的，乃至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标准，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为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为了清除“文化大革命”中关于社会主义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邓小平在1980年4月1日的谈话中又一次透辟地解释了“革命”一词的含义。他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第311页）4月12日，他又指出：“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第311页）邓小平当时的这些思想过去人们了解得较少。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后来，邓小平也正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上，不仅指出“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大革命”，而且提出“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著名观点。
四、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搞社会主义
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谈到：“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第312-313页）这个思想很重要，因为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不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目的，是中国以前搞社会主义出现严重失误的基本原因。
邓小平1980年提出的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在由他主持制定，并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体现。该决议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后来，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特别是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认识，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中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
从邓小平提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搞社会主义的论断，到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表明党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有了符合实际的、科学的把握。
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认为：“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第313页）这是他1980年5月5日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还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的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第313-314页）这说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的。
而且，早些时候，即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就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第235页）所以，更早些时候，即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便主张，“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第133页）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和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着重考虑的两大问题。不仅要清除过去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存在的误区，而且要继承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成功经验。正是通过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的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总结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总结毛泽东提出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等，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到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口号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十多年邓小平全部思想理论的主题。
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标准的早期思考
大家知道，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是在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明确概括出来的。“本质”和“标准”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标准”反映“本质”的要求，而“本质”又深化了对“标谁”的认识。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上两个概括，从内容来看，其思想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改革初期就已产生。
1980年5月5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第313页）这是他最初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的地方。尽管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但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反复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已抓住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标准的关键——即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例如，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指出：“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第133页）
又如，1979年11月26日，他强调：“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第231页）
再如，1980年4月12日，他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第311页）4月21日，他谈到：“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第312-313页）5月5日，他又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第314页）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并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增加，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从1980年邓小平最初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概念，并从革命的角度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标准的内容是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提出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到1984年他又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再到1992年他进一步完整地、全面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表明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成熟、不断深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标准等问题的认识，在《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这篇著作中得到了比较突出、比较完整、比较集中的体现。改革之初，就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首先要搞清楚的基本问题上认识得如此深刻和全面，更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当时的认识就已达到十几年后他视察南方发表的谈话那样成熟的、带总结性的程度。而是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一个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产生并不断深化、不断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邓小平本人的思想在不断发展，而且全党也逐步认识了这个发展，并成为普遍共识。所以，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就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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