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中日海军战略比较研究_海军论文

中日战争中日海军战略比较研究_海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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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是一场近代化的大规模海战,其胜负固然受着双方海军力量对比的影响,但更取决于双方海军战略的优劣。本文试对甲午战争中日双方海军战略的制定、实施及其得失作一比较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1894年6、7月间,随着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陷于僵局,中日两国间已是战云密布。当此之际,为即将来临的战争制定一项明确的海军战略,对中日双方来说均已刻不容缓。

日本早已蓄谋发动侵略战争。为了打败清军,迫使清政府投降,日本大本营确定了全面进攻的总体战略,与之相适应,又拟定了服务于总体战略的海军进攻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夺取制海权。日本大本营将整个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派遣部分陆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海军则寻求与中国海军进行海上主力决战,夺取制海权。第二阶段的作战,视第一阶段海战的胜负、制海权的得失拟定了三种假定方案:甲案,如海战获胜,夺得制海权,则陆军长驱直入直隶平原寻求与清朝陆军主力决战;乙案,如海战胜负未决,则陆军占领、控制朝鲜;丙案,如海战败于中国,失去制海权,则陆军以主力留守本土,并加强在朝鲜的防御。由此可见,日本海军能否夺取制海权将成为整个战争中日军进攻或退守的主要依据,而其夺取制海权的主要手段则是进行舰队主力决战。

为了实施海军进攻战略,日本不仅极力加强物质准备,而且对舰队的编制体制和海军主要指挥人员的人事安排也作了相应的重大调整。原先的日本海军除设常备舰队外,其余舰只分属几个镇守府,力量分散。为便于进攻作战,日本海军作了改编,将舰只加以集中,编为常备、警备两个舰队。7月17日,明治天皇发出特旨,恢复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的现役,由他接替主张舰队采取守势的中牟田仓之助海军中将为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是“主战论的头目”(注: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78页。),一贯主张对中国海军采取攻势运动方针。他上任后,即对日本海军再次进行了改编,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又将常备、西海两舰队合编成了一个更加适应于进攻战略需要的联合舰队。

就在日本确定海军进攻战略的时候,清廷却对是战是和举棋不定,未能制定一个正确的海军战略。当时,有一些官员曾提出海军应采取积极行动的意见,或主张集中北洋、南洋、闽、广水师,“详慎调遣,分别攻守”(注:《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17页。);或建议选派铁甲、快船数支,“为游击之师,彼进则我退,彼退则我进,专以牵制敌兵,阻绝商路”(注:《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26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北洋海军济远管带方伯谦上李鸿章的条陈,他提出五条御敌建议,其关于海军作战问题者曰:“海军战舰,合则力厚,分则势单;未决裂时,宜速召集一处,遇有变局以便调遣。……且我聚各舰于威海、旅顺,有事则全队出北洋巡弋,若遇倭舰,便于邀击,至收泊之处,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注:《中日战争》丛刊第6册,第94页。)方伯谦此议,主张集中海军兵力,以基地要塞为依托,通过海上机动来捕捉战机,但不贸然与敌主力决战,有利则邀击敌舰,不利则退至要塞,与岸防火力合力退敌。这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海军力量对比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积极防御的可行之策。但是,掌握北洋海军指挥权的李鸿章,对一切要求海军积极行动的建议均置之不理。他认为:“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注:《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9页。)李鸿章看到了北洋海军本身的弱点,有其面对现实的一面。但是,以弱胜强亦是兵家常事,问题是要制定行之有效的克敌制胜的作战方略。而李鸿章却在战争爆发后提出了一条“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方针,其办法是:舰队“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512),第18卷,第28页。)。李鸿章所说的“作猛虎在山之势”,是企图用示形威慑之法来阻遏日本海军的进攻。但有效的威慑必须以雄厚的实力、敢战的决心和善战的战略战术作为基础,若三者皆乏,则所谓威慑不过是以虚张声势吓唬敌人而已。至于如何争夺制海权、如何对待主力决战等关系海军战略全局的问题,则更为李鸿章所漠视。然而光绪帝却肯定了李鸿章的“保船制敌”之计,认为“该大臣密筹海军彼此情形,战守得失,详晰复奏,自系实在情形”(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512),第19卷,第4页。)。于是,李鸿章的“保船制敌”遂成为清廷所批准的海军战略方针。

还应当指出,清朝海军的编制配置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消极防御的战略。当时,清朝海军总体力量弱于日本,这主要是由于舰船的战斗性能较为落后,但舰只总数及总吨位尚多于日本海军。然而清政府为实行海口防御,却将海军编为四支舰队,配置于漫长的海防线上,分兵把口。各舰队分归直隶、两江、闽浙、两广总督节制,各立门户,拥兵自重。这四支舰队分别与用于集中进攻的日本联合舰队相比,无不处于明显的劣势。但是,由于战略思想落后及体制上的弊端,清朝海军却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自己的力量,以致海军总的数量优势不能得到发挥,实际上只是以北洋舰队去独自抵御日本海军的全力进攻,在甲午实战中无论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均处于劣势地位。

总之,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为其海军制定了进攻战略,将作战目标放在战胜清朝海军夺取制海权上。清政府则采取了消极防御战略,旨在“保船”守口,不敢将海军用于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漠视对制海权的争夺。双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无疑将对海战的进程和结局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甲午海战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双方海军战略较量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至9月12日日本海军基本完成支援陆军在朝鲜作战的任务。这是双方海军战略较量的初始阶段,其焦点是争夺朝鲜西岸海面的制海权。

丰岛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序战。这次战斗,日本以占绝对优势的舰只突然袭击了清方军舰和运输船,意在挑起战争,消灭清方有生力量,打击其士气,破坏清方向牙山增援的海上交通线,是为日本海军实施其进攻战略的开端。而清朝方面在丰岛海战前却依然对列强调停心存幻想,对日本的突然袭击缺乏足够的警惕。在双方参战舰只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这次海战的结果已可想而知。

丰岛战后,日本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从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力”(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239页。)。为此,日本海军必须有效地扼制中国北洋舰队对朝鲜西岸海面的巡弋活动。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至威海、旅顺港外进行挑衅,其目的在于实施佯攻牵制,诱使北洋舰队还顾后方。而丰岛战后李鸿章为使海军作所谓猛虎在山之势,乃令北洋舰队出海巡弋,但又一再叮嘱丁汝昌“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注:《李鸿章全集》(2),电稿二,第836页。)。7月27日至8月13日期间,北洋舰队三次巡弋大同江口,但由于舰队所至并非日舰经常活动的区域,因而均师劳无功。当日本舰队对威海、旅顺实施进攻后,清政府果中其计,以为日军要深入渤海,在直隶登陆。李鸿章急令丁汝昌率舰队回防威海。8月23日,清廷电令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51页。)。此后北洋舰队再未远巡,从而把朝鲜西岸海面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使其得以顺利完成了在朝鲜的作战行动。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3日日本海军决定以联合舰队寻找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至9月17日的黄海海战。这是双方海军战略较量的决定性阶段,其主要内容是舰队主力决战。

日本夺取了朝鲜西岸海面的制海权之后,其侵略气焰更加嚣张,其海军指挥机构运用进攻战略的信心也大为增强。1894年9月13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命联合舰队寻找北洋舰队主力决战。次日,联合舰队由仁川进至大同江口海面搜寻北洋舰队未遇,遂制定了一个从9月16日至24日,由大同江口至海洋岛、小鹿岛、威海卫、大连湾、旅顺口、山海关和营口的巡弋计划,以期实现寻找北洋舰队主力决战的意图。这时,清政府鉴于朝鲜军情紧急,决定从海路运送援军至鸭绿江口大东沟登岸,令北洋舰队以主力护航。不难看出,发生于北洋舰队护航过程中的这场舰队主力决战,与参战双方的关系是很不相同的,对一意寻求决战的日本舰队来说是有计划的主动行动,对执行防御性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来说则是被动应战。

对于决战问题,历来的兵家至少可有三种选择:第一,敌寻我决战,我亦针锋相对地寻敌决战;第二,敌寻我决战,我因决战条件不成熟而主动避免决战,并相机以战役战斗的胜利消耗敌人,待条件成熟再行决战;第三,我主观上不想决战,但又未能避免决战,只得被动应战。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被迫作出的正是上述第三种选择。

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北洋舰队在吨位、航速、火力等方面无不处于明显的劣势,本应避免赌舰队命运于一役的决战,而采取积极主动的多种战法,如袭扰敌海上交通线,邀击离开主力的日本海军分队,破坏其在朝鲜的支援港口等,逐步减杀敌之优势,创造有利于我之条件,而后再与敌决战。但是,在黄海海战时,由于护航任务未竟,北洋舰队面对汹汹而来的优势日本舰队,却难以规避,唯有悲壮地奋起应战,终因力量不敌而战败。而且,由于护航任务的牵制,处于劣势的北洋舰队即使现有兵力也未能最大限度地集中使用。这样,已处于劣势的北洋舰队,又因护航而分散了兵力,进一步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总之,从战略角度来看,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失利是消极防御战略所导致的恶果。此种战略不是赋于舰队机动灵活的作战任务,而是在使舰队消极守口之余派其护航,使劣势的己方舰队处于易遭优势敌人袭击的地位,且无法主动规避,只能被动应战,结果被拖进了一场本应予以避免的主力决战,而在战斗中又不能有效地集中使用兵力。由消极防御战略所造成的北洋舰队在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就这样在黄海海战中具体地转化为战役战斗上的被动和劣势,导致了主力决战的失利,丧失了黄海制海权。

第三阶段,从1894年9月下旬日军准备入侵辽东半岛,至1895年2月17日日本海军占领刘公岛,北洋海军覆灭。这是日本把进攻战略贯彻到底并取得胜利,清方继续实行消极防御直到最后失败的阶段,其主要内容是日本海军配合陆军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及清方的近海防御。

黄海战后不久,日军即开始着手准备对辽东半岛的进攻。1894年10月24日,日军发起辽东半岛登陆战役,进而占领了包括大连、旅顺在内的整个辽东半岛。此后,日军为了占领威海卫,消灭北洋海军,以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又于1895年1月20日发起了山东半岛登陆战役。在日军准备和实施两次登陆战役期间,清政府继续实行消极防御的海军战略,在近海防御过程中又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其一,黄海战后,清政府未能坚决调整海军兵力部署,加强北洋舰队。黄海之战使北洋舰队受到很大削弱,为了防御日军对东北、山东沿海的进攻,加强北洋舰队已成为当务之急。清政府虽曾数次电调南洋水师主力舰只“迅速北来助剿”(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27页。),但是,由于清朝海军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各洋务派头目视所辖战舰为私物,对清廷的指令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清廷亦只好不了了之。当年清政府筹办三洋海军之初,左宗棠曾经为之担忧:“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注:《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114页。)后来的事实竟不幸而被他言中了。北洋舰队终未能得到加强,整个清朝海军的配置仍然采取全线分兵把口的形式,未能集中兵力于敌人的主要进攻方向。

其二,在避战保船方针指导下,北洋舰队的行动更加消极,在日军两次登陆过程中无所作为。黄海战后,力量对比虽然对北洋舰队更为不利,但日本海军尚无力封锁旅顺、威海,北洋舰队仍有积极行动的余地。日军的登陆行动虽然组织比较严密,但决非无隙可乘。如日军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前,先由日本分数批航渡至朝鲜大同江口的渔隐洞,历时一周以上,并无海军护航;该军自渔隐洞向花园口的航渡,亦分为数批,历时10天,除第一批有联合舰队护航队,其余均无有力的护航。而李鸿章早在日军自广岛出发前十余日即知其“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1页。)。但他并未指令北洋舰队针对即将发生的日军航渡组织有力的侦察、袭扰、截击,只是电示:“我海军出巡威、湾、旅一带,彼或稍有避忌。”(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11页。),仍企图用虚张声势来吓退敌人,自然不起任何作用。及至金、旅失陷,日军攻击矛头又指向山东半岛,北洋舰队在大局已坏的情况下局促于威海一港,出巡亦西不过登州,东不过成山头,要挫败敌之登陆就更不可能了。

其三,忽视港口要塞的后路防御。日军攻击旅顺、威海,都是针对海军防御的弱点,由后路抄击。而清政府在旅顺失陷后,并未吸取教训,没有大力加强威海后路的防御,以致一误再误。当时威海海陆守将提出“水陆相依”的方案,以求固守威海,退敌保船。但是,威海后路防御兵力薄弱,先是未能预组大支游击之师以资策应,后各路援军又徘徊不进,结果水陆脱节,陆路先期失守。北洋海军虽顽强防战,终因待援不至,坐困港内,遭敌海陆夹击而惨遭覆灭。

从甲午战争中日双方海军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来看,双方对一系列重大海军战略问题的处理是迥然不同的。

第一,制海权问题是近代海军战略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日本海军非常注重夺取制海权,认为制海权的得失是关系甲午战争胜负的关键,而夺取制海权的主要方法则是主动与敌方舰队进行主力决战。因此,以积极进攻来夺取制海权,是日本海军战略的核心。清朝方面则未能充分认识到夺取制海权在近代海战中的重要意义,缺乏处理主力决战问题的能力,不懂得如何在战役战斗中用积极的进攻打击敌人,以夺取制海权。由此可见,忽视夺取制海权,也不懂得如何去夺取制海权,乃是清方海军战略的一个致命弱点。

第二,攻击性和机动性是近代海军的主要特点,海军战略须有利于发挥这种特点。事实表明,日本海军战略较好地发挥了海军的攻击性、机动性特点,而清朝消极防御战略则限制了海军上述特点的发挥。清朝方面在舰队的使用上,要么呆板地限定舰队游弋的范围,要么把舰队当作防守港湾的浮动炮台或者运输船的护卫队来使用,从未进行过一次主动进攻的作战,这些都是对海军的攻击性、机动性特点缺乏正确认识的表证。

第三,海陆协同是海军作战的一条重要原则。甲午战争中,日军重视从战略上加强海陆协同作战的指导,如平壤战役前,海军为配合陆军占领朝鲜而致力于夺取朝鲜西岸海面的制海权;平壤战役后,海军为保障陆军进攻中国本土而举行黄海决战;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战役中,海陆军相互支援实施登陆作战等。而清朝方面则缺乏海陆一体化的思想,海陆军的行动严重脱节。平壤战前,海军未能积极支援在朝鲜的陆军作战,轻易地将朝鲜西岸海面的制海权让予敌手;黄海之战后,海军避战保船,行动消极,陆军分兵把口,各守营盘;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抗登陆作战时,海军无所作为,陆军也未能有力地支援海军守卫港口基地。缺乏海陆协同无疑是清军在甲午海战乃至整个甲午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同向西方学习船炮技术的东方国家,却在甲午海战的战略指导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呢?究其原因在于军事改革的全面、彻底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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