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望所归 任重道远——为《情报资料工作》出版100期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众望所归论文,任重道远论文,而作论文,情报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情报资料工作》自1980年创刊至今已满100期了。作为全国独家社会科学情报资料专业性理论刊物，《情报资料工作》十多年来始终坚持融学术性、实践性和知识性为一体的办刊方针，理论探讨与经验交流并重，在正确引导社科情报工作实践与大力促进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在全国的情报理论刊物之林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其取得的成就值得称道，其创业的艰辛值得回顾。
笔者曾为此刊工作，也从中受过教益，值此百期盛典，愿将《情报资料工作》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会刊的缘由和它在学会创建前后所发挥的作用记述于后，以资纪念。
我与《情报资料工作》的结缘始于1982年。当时名为《资料工作通讯》的此刊在1982年的卷首发表了题为《新春畅想录》的关于资料情报工作的即兴谈话，正是这篇随后在社科情报界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吸引了我，从而对我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影响。
我自1979年初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文献信息中心前身)以来，一直从事国外社会科学情报的研究工作，虽然在实践中对这项工作有些感性认识，但从未从理论上思考过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可以说，当时工作中的盲目性很大，是在缺乏正确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凭经验从事科研工作，因此难免时有失误。那篇即兴谈话围绕资料情报工作的规范化与一体化这一主题所生发开来的议论，涉及到情报工作的地位与作用、基础资料工作的重要性、情报工作人员的素养与队伍建设、情报加工流程的规范化与情报产品的系列化、建立情报检索体系与开展情报咨询服务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参与谈话的双方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我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上述问题，最后落脚到全面改革我国社科情报工作体制的设想之上。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些议论似乎纯系纸上谈兵，但对于我来说却极富启发性。正是从读这篇报道开始，我逐渐注意从理论上思考情报工作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努力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与随意性，同时也对情报学理论产生了兴趣，并以此为契机，若干年后转而从事社会科学情报理论的研究。回顾这段经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料工作通讯》即后来更名为《情报资料工作》的这份刊物，是我从事情报学理论研究的一位启蒙老师。
使我跟《资料工作通讯》发生更紧密联系的一个重大事件是1983年初召开的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规划会议。那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主持，我作为情报所的领导成员之一参与了会议的筹备与主持工作。这本是一次由全国社科院系统的情报资料机构代表参加的工作会议，但在与会的全国各省市的160多位代表中竟有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现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三位特邀代表，除社领导许振礼同志外，另两位就是执笔撰写那篇《新春畅想录》的杨教同志和孙黎明同志。当时杨教同志担任人大书报社的编辑部主任，也兼管《资料工作通讯》的编辑工作，而孙黎明同志则是《资料工作通讯》的具体负责人。据我了解，所以将他们几位作为特邀代表约请与会，一则是鉴于人大书报社在我国社科情报资料界的举足轻重的独特地位，二则也是考虑到《资料工作通讯》是国内独家社科情报资料的专业性刊物，此前即已刊载过多篇有关社科情报资料的理论探讨文章，社科院情报所资深研究人员李浩棠、朱铁声、赵国琦等同志最初关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一些重要文章也是经此刊发表而面世。可以说，最早关注社科院系统情报工作进展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最先建立联系的单位也正是这“中国社科信息第一家”的人大书报社及其所办刊物《资料工作通讯》。1981年初，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倡议并主持召开了首次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座谈会，那次会议规模不大，出席会议的只有十几个地方社科院情报资料机构的代表，但主办者也邀请了人大书报社的代表参加。会后，《资料工作通讯》刊发了会议报道，还派记者采访了黑龙江省社科院的情报研究所和湖北省社科院的情报资料研究室。有以上的渊源，1983年的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规划会议特邀《资料工作通讯》的代表与会，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1983年的情报工作会议上，人大书报社的代表发挥了积极作用，杨教同志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孙黎明同志发挥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长，广泛接触各方代表，主动采写会议报道，多方组织各种稿件。会后，这次会议的重要文件与发言均在《资料工作通讯》上连续刊载，许多地方社科院情报所的负责人也都应约为刊物撰稿。从此，在全国社科院系统的情报工作者心目中，《资料工作通讯》就是自家的刊物，所以几年以后这份刊物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的会刊乃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早在1981年初的情报工作座谈会上，筹建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者协会的问题就已正式提出，但当时出席会议的只是部分省市社科院情报机构的代表，涵盖面不够大，建立协会筹委会的时机尚不成熟。而1983年的情报工作规划会议规模很大，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社科院的情报工作者均有代表参加，而且有十多位地方社科院的副院长与会。于是在这次会议上重提筹建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者协会的议案并获得了全体代表的一致赞同。会议结束前组成了协会筹备委员会，人大书报资料社的负责同志也被推举为筹委会的核心成员。
筹建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时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的工作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与人大书报社承担，因为这两家都是筹委会的核心成员。我当时作为社科院情报所的人员出面主持这项工作，而人大书报社负责参与学会筹建工作的则是刚走马上任书报社领导职务的寇恩田同志。召开1983年工作会议时，寇恩田同志尚未到书报社任职，因而未能与会，但他对会议精神完全了解，对参与学会的筹备工作满腔热忱。我们一见如故，在商谈学会筹建事宜的过程中双方均以诚相见，许多问题一经商议就能拍板定案，从未出现推诿扯皮的不愉快情况。筹建学会时首先商量的事项是办一个筹委会的会刊。由于《资料工作通讯》对1981年的情报工作座谈会和1983年的情报工作规划会议均作过充分而生动的报道，两次会议的重要讲话和文件均全文登载，实际上早已起到了全国社科情报工作机构喉舌的重大作用，在全国社科院情报工作系统的人员中已声名卓著；同时，多年来，《资料工作通讯》还广泛报道了全国各个社科情报工作系统的学术活动和工作进展，联系了各个部门的社科情报工作者，已经成为各部门社科情报人员交流经验、探讨理论和沟通信息的重要园地，因此从情理上讲，学会筹委会会刊是非它莫属的。但部门所有制的陈腐观念往往会起阻碍作用，中国社科院情报所的领导虽早有将《资料工作通讯》作为中国社科情报工作者协会筹委会会刊的考虑，但碍于它是人大书报社独家创办的刊物而不好贸然作此倡议，于是责成我先进行试探。出乎意料的是，当我向寇恩田同志提出可否以书报社的现成刊物《资料工作通讯》作为会刊时，寇恩田同志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并且不提任何附加条件。当然，情报所作为学会的主管单位理应对刊物分担一定数额的经费，这个问题也很快谈妥。随后，就会刊编委会、主编副主编和编辑部的人选以及办刊方针等问题进行磋商，很快就取得了共识。于是在1984年3月第二次全国社科情报工作规划会议上，学会筹委会提出以《资料工作通讯》作为会刊的建议得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赞同，作为会议决定正式写入会议纪要中。从1984年第4期起，《资料工作通讯》这个本是人大书报社独家主办的刊物同时冠以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者协会筹委会会刊的名义，并从1985年第3期开始改名为《情报资料工作》。到198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情报资料工作》从1987年第一期起就正式成为学会的会刊。
从1984年下半年迄今的13年多的时间里，《情报资料工作》兼顾理论探讨与经验交流，虚实并举，兼容百家，广泛报道学会及其所属五大社科情报系统的学术活动与工作进展，抓住热点问题开展理论争鸣，不断把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引向深入，真正成了全国社科情报界同行进行业务探讨和学术交流的理想园地。当年的《资料工作通讯》之成为会刊是众望所归，十几年的业绩也证明了它不负众望。放眼未来，随着社科信息工作新局面的开创，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会刊的《情报资料工作》更是任重道远，需要再创辉煌。
从《资料工作通讯》成为社科情报学会筹委会会刊起，我即代表学会参与刊物的工作，担任副主编直至1987年底卸任。此后虽不承担刊物的具体工作，但仍与之保持紧密联系，多次应约为刊物撰稿，每次编委会都被特邀列席参加。从十几年的亲身体验中，我认为《情报资料工作》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屡创佳绩有诸多原因，除了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和情报学会双方领导的重视与扶持以外，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一个务实求精的编委会。从1985年设立编委会以来，虽经多次调整，但始终保持高学术水平与多部门结合的严整阵容。编委都是各系统有较深学术造诣的人士，都分别承担一定的组稿和审稿任务，是名实相符的智囊团兼指挥部。第二，有一个团结精干的编辑部。多年来，会刊编辑部都是由年富力强的女同志担纲挂帅，成员也多为女将。这支人员精干的小分队团结协作、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一直为人所称道。他们人人一专多能，采访编辑、校对排版、联络公关，样样胜任。第三，拥有一支人数不少且相对固定的作者队伍。会刊重视社科情报理论的研究，也强调工作实践经验的交流，而在社科情报理论的研究中又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在栏目的设置与稿件的处理上均有体现，从而吸引了从事情报理论研究与从事情报工作实践两个方面的作者，既为学有专长的理论研究人员提供了园地，也为具有实践经验的情报人员总结经验交流心得开辟了渠道，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年轻作者。近几年来崭露头角的一些社科情报理论新秀，大都初试锋芒于此刊。第四，拥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会刊作为专业性的理论刊物有其自身的定位，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学术性与应用性相结合的办刊方针。这就决定了它的基本读者和用户的层面。十几年来，在众多的专业性情报理论刊物中，会刊的订数一直位列前茅，在广大社科情报资料人员中享有盛誉。广大读者关心刊物，经常来信或予表扬鼓励，或提批评建议，每年来信均在200～300封左右。处理读者来信成了编辑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编辑部同志对每封来信都认真登记和编号并件件回复；来信中有代表性的意见还予以摘登并在编委中定期传阅，这样，既有利于编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又使刊物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赖，使读者群保持了长期的相对稳定。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会刊在沟通五大社科情报系统、为学会的筹建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学会成立以前，几大社科情报工作系统之间毫无联系，各个系统的人员彼此不相往来，完全处于隔绝状态。确定《资料工作通讯》为学会筹委会会刊以后，系统之间的隔绝状态开始打破。刊物在遴选编委时特别注意涵盖各个大的情报资料工作部门，在首届编委里，人民日报、新华社、广电部、中央党校、国家教委、国家民委等实际工作部门的情报资料机构的负责人均位列其中。1986年底学会正式成立时，这些编委大都成为学会的首届常务理事，可以说，会刊为学会的成立做了必不可少的组织准备工作。此外，会刊为学会的酝酿和筹建及进一步发展，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鼓动，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协调工作。
近几年来，由于经费紧缺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学会开展活动很少。在学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会刊几乎成了学会存在的唯一象征，并承担了学会的一些经常性工作，成为学会联系广大社科情报工作者的工具，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社科情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会刊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经费不足。作为内部独立核算的单位，会刊编辑部厉行节约，勤俭成风；同时也多方设法提高刊物的质量，使刊物在保持社科情报专业性理论杂志的准确定位的前提下，广开言路，力求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以增加订户。这些年来，在学术性刊物销路大减的情况下，《情报资料工作》还能在同类刊物中保持较多的订户，这主要应归功于编辑部同志们的艰苦努力和开拓进取。
《情报资料工作》作为学会会刊，还应在实践学会宗旨方面做出切实的成绩。以往的十多年，会刊虽已创建了辉煌业绩，但与事业发展的要求仍有相当程度的不适应。这有外部环境的制约，也有自身内部的原因。作为会刊创办的参与者之一，我衷心地祝愿会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发挥更大的凝聚力，发现、培养和团结社科情报理论的研究人才，为社会科学情报学的“立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在正确引导社科情报工作实践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