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社会学的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对象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什么是经济社会学，有不少错误认识。因此，我们首先将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作一个基本的区分。然后给经济社会学的对象下一个定义，确定建立经济学中“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模式可以依赖的原则，分析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的复杂的相互关系。
关于学科间的界限 人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即社会学是研究常常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现象的，这些现象我们通常不去烦神多加思考，而是以常理加以理解。其实这种常理逻辑倒是挺合经济学家的口味。经济学家从人的个人经济活动中看出寻常的动机，默认这种行为乃是“人之常情”，符合人的天性和本能。可以说，这两门学科的意图绝然相反：经济学用日常眼光去看待事物，而经济社会学则从日常事物中看出不寻常来。从社会学角度看，最习以为常的事物只不过表面上“合乎情理”罢了。实际上，如何回答以下“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到不同的商店以完全不同的价格去购买同一样商品？为什么企业家总是从严格限定的圈子里去挑选业务伙伴？为什么同事的工资哪怕只增加一点点，就感到心理不平衡，而“一般员工”与“头头”收入悬殊，却安之若素？
起先人们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心理生理因素和大道理去解释这种行为。例如，为什么会发生劳动冲突？回答是，因为人天生有一种潜意识的好斗的本性。又如，为什么人们干活“马马虎虎”，哪怕这会使他们遭受明显的物质损失？也有说法：因为人生性懒惰，不可救药。但是，只要稍微动一动脑子，这种解释至少有一个漏洞便会一目了然：没有考虑到，人的行为无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既然行为的基本动力一向是人的本性固有的，那么这些变化的根源何在呢？例如，大家知道，千百年来男女之间在家务上有严格的分工，彼此扮演不同的角色，这种分工被认为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后来“突然之间”，分工发生了许多裂痕，男女角色严重混淆起来。请问，“自然规律”跑到哪儿去了呢？
在这一点上，必须从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社会学不研究“人的本性”。社会学感兴趣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活动，社会成员彼此学习社会行为准则，分属一定的社会群体和组织机构。作出独立的理性决定的人，其扮演的角色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他们要享有公民自由和起码的财产私有权。所以，理性主义和利己主义同样是人的复杂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与人的“天性”和“常理”无关。而且，环境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环境作为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不断地变化。我们今天看作日常事物的东西，从前根本不存在。
那么，两门学科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儿呢？也许，研究对象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经济学偏重于研究大量的物质资源、财政资源、信息资源、制成品和劳务中物化的关系。而社会学则直接研究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本身。不过，两门学科研究对象的交叉点还是很多的。
也许，主要的不同起源于搜集和分析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资料的方法？这样的差别是有的。经济学家大多努力挖掘经济模式的潜力，提高其预测准确度，使模式具有严谨的数学形式。他们可以对经验材料全不感兴趣，一旦感兴趣，往往是利用现成的国家统计综合指标。社会学家通常则着重于描述性分析。他们的模式在形式上不那么严谨，但是往往用具体的经验材料作过检验，这些材料具有抽样性，来自专门组织的调查。社会调查是社会学搜集资料的主要方法。总的来说，社会学家使用的调查方法比经济学家多，除了抽样调查外，还有观察、深入采访、传记法、内容分析等。
尽管使用的方法一向有所不同，但是两门学科间的主要分界线不在这里。诚然，经济学家较少使用调查方法，不太精于此道。但是他们并非绝不涉足。今天许多经济学家越来越热衷于调查资料（这尤其是经常缺乏官方统计资料、专项调查是获取必要数据唯一途径的俄罗斯的一大特点）。同样，许多社会学家对统计信息并不敬而远之。也不应夸大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对立，认为前者只运用“纯粹的模式”，后者“眼睛只盯着经验材料”。其实，经济学家当中不乏明察秋毫的经验主义者，而有许多社会学家却喜欢“走马观花”。换言之，资料搜集和分析方法上的区别是次要的，后面隐藏着更深刻、更本质的差异——分析的基本方法论前提上的差异，以及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对人的行为的模式化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因此，谈到经济社会学时，我们下面指的是与经济学研究方法完全不同的一种方法，哪怕两者的研究对象及资料搜集方法有时不谋而合。这是一种“经济行为社会学”（M ·韦伯语）或“经济生活社会学”（N·斯梅尔瑟（注：斯梅尔瑟（N.J.Smelser，1930～），美国社会学家，因努力将社会学理论应用于经济体制等方面的研究而著名。有《经济生活社会学》（1963）等著作。——译者注）语），即利用基本的社会学理论概念来分析经济关系。
经济社会学的对象 现在我们来给经济社会学的对象下一个基本定义。用韦伯的话来说：经济社会学把经济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来研究（注：这个定义不是唯一的定义。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或现象学有权提出自己的定义。）。所谓“经济行为”，是用非暴力方法管理有限的资源，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社会行为”是这样一种活动，第一，它有内在的主观上的思想一致；第二，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别人的行为互相关联，并以别人的行为为对象。换言之，当也只有当社会行为具有内在的理由，其主体会得到别人一定的回应时，才可称之为社会行为（别人的回应不仅表现在可见的行为上，而且表现在思想活动上，甚至表现在拒绝一切行动上）。这样理解的社会行为既是经济行为的基础，同时也是它的内在要素。
当一个街头小贩在地摊摆上他的简单的商品时，他知道前来光顾的人了解货币职能和价格构成，了解商品的质量和性能，了解文明交换方式，尤其是了解允许进行摊贩交易。这一切都会使小贩以为，他的活动会被承认，他获得的将不是“石块袭击”，而是相应的物质报酬。像这个小贩一样，我们所有的人照例都是以别人的行为为对象，并且遵守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准则，以为自己的行为会得到事先知道的反应。如果一个大型超市不兴讨价还价，我们便不讨价还价；如果一个单位里没有人“磨洋工”，看来也就没有必要进行硬性的监督，诸如此类等等。这些准则是如此“深入人心”，甚至当不会被人发现、指责我们违反时，我们照样毫不迟疑地自觉遵守。
我们通过韦伯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范畴，从方法论个人特征的角度揭示并确定了经济社会学的对象。必须马上说明的是，这种方法论个人特征与经济理论中通用的方法论个人特征截然不同。经济人的个人特征直接关系到个人利益至上主义（atomism）（注：atomism一词有多种意义，在物理学和化学中是原子论；在心理学中是心理原素论，即以心理要素说明心理现象的学说；在经济学中是个人利益至上主义，即保持个人独立性，主张个人在政治、经济上不受政府干涉，并强调个人积极性和利益。——译者注），关系到相对独立地作出决定和主要通过确定行为结果的相互关系来确定间接的社会关系。社会学上的个人特征则是另一种方法论性质的现象。在这里，个人是从其社会关系总和和不同种类社会结构的角度加以考察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是作为抽象的前提而捉摸不定，而是明显地存在于个人的一举一动之中。因此，任何社会学上的个人特征都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的。
承认经济行为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社会性意味着，第一，经济行为的动因超出经济目的的范围；第二，这些动因是社会共同体起作用的产物，而不是单个个人的偏好。基于此，属于社会共同体的有：一、人际关系网、二、组织机构、三、社会集团；四、民族共同体。
社会行为在三种主要类型的关系中进行，即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权力关系。每一个共同体都可能建立在其中任何一种关系上，而往往是包含所有三种关系，其中没有一种关系具有明显的优势，不论市场交换、统一的规范及价值观念和权力上的相互依存都是如此。
建立经济—社会学模式 哪些原则可以作为建立经济行为社会学模式的基础呢？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帕累托（注：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功能主义创始人之一，提出关于收入分配的所谓帕累托法则。——译者注）的观点，他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分道扬镳，各司其职”，让前者研究“合乎逻辑的行为”，让后者“用合乎逻辑的方法研究不合逻辑的行为”。塞缪尔森（P.Samuelson ）使这种区分具有典范的性质。而杜森贝里（J.Duesenberry ）的一个巧妙的警句则使之固定下来：“全部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如何进行选择；而全部社会学研究的是，人为什么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照此观点看来，“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是个什么样子呢？它被看作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绝对对立面。 如果说经济人是独立、利己、 理性和称职的人的话， 那么社会学意义上的人（homosociologicus）则是遵守社会规范、舍己为人、行为悖理矛盾、消息闭塞和不精于计算得失的人。
布伦纳（ K. Brunner ）和梅克林（U.Meckling）提出的经济人概念是：“足智多谋、眼光锐利、 追求最大效益的人”（Resourceful,Evaluating,Maximizing Man,即REMM模式）。而林登保（S.Lindenberg）提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模式是：“社会化的、扮演角色的、行为得到社会认可的人”（Socialized,Role —Playing ,Sanctioned Man,即SRSM模式）。
两个“相反的”模式可否合二为一，即我们能否指望出现某种“社会经济人”呢？因为，如果两个模式绝然对立，犹如两条平行的直线，永不相交的话，那么经济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也就成问题了。
我们设想，将这两个模式放在一个或若干个共同的轴上是可能的。第一种合二为一的方法是，将所认为的人的相反素质（以某种综合的形式）简单地相加。这种机械相加使两个极端“重叠”。第二种方法是一个更细致的逻辑过程，即通过相互接近和相互让步在轴上找到两个极端之间的折衷点。正是这个折衷点应指明“社会经济人”之所在，后者由于其中间状态而获得另外一些素质（例如，能够不是简单地作出武断的决定或是盲目地遵守某些规范，而是使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相一致）。的确，方法论上的反思会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情不自禁地倾向于这种相互接近。但是，我们并不怎么看好这个方法，因为我们认为，问题本身应该换一种提法。
像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我们不会热烈欢迎作为“经济人”对立面的过于社会化。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设定：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不是处在一个极端的对立点上，而是在两个极端之间的连续统上“浮动”，其中一个极端已经称作“经济人”，另一个极端可以相对地称之为“社会人”。但是，如果社会学不是在某一单独的点上，而是在整个连续统的范围内寻找人的话，那就意味着，“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只能通过一系列类型的行为，表现为一系列形象。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人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不是两个并列的行为类型。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涉及更广泛的模式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经济人”和“社会人”是两个极端的事例。
将人放入两个极端之间的连续统中，不仅意味着不再将这两个行为类型加以硬性对比，而且赋予人以更积极的主体地位。人不仅消息灵通，而且有认知能力；人不单单遵守规范，而且进行社会交往。问题甚至不在于（确切些说，不仅仅在于），人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能够在一些情况下理智地、独立地或利己主义地行动，在另一些情况下表现出利他主义和遵守传统规范。人可以不顾明显的理性和规范准则（自发地或被迫地）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从以经济利益为主的行为逻辑转向以社会需要为主的行为逻辑，反之亦然。
于是经济社会学便面临至少两项方法论上的任务：第一，根据将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联系起来（同时将两者加以对比）的一系列标准建立类型学（分类学），而不是统一的模式。这样一来，经济人模式便不会被经济社会学拒之门外，相反，会被当作建立类型学的关键模式之一，但并非唯一的或起主导作用的模式。
经济社会学的第二个方法论上的任务，是确定和揭示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互相转化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例如，为什么一个不择手段赚钱的企业家后来将这些钱用来资助保育院？为什么一个被全体员工公认为“集体表率”的人在加薪、升职的关键时刻收起彬彬有礼的笑容而赤膊上阵？
学科间关系史 现在我们从历史角度来谈谈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的相互关系问题。两门邻近学科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不妨提出一个重要的假设：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过相似的时期（阶段），但是后者总是比前者慢一步，即每次都处在前一个阶段上。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的话，就会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最初的方法论动力都来自经济学内部，而经济社会学的进程看起来更像是其回应。从历史角度看，经过一切必要的简化，两门学科的相互关系如下：
1.最初综合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注：我们再一次省略政治经济学上的古典前阶段，因为当时尚不存在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古典阶段（从亚当·斯密到穆勒）：在这一阶段，从19世纪上半叶起，作为“实证科学（孔德语）的社会学初步形成。社会学最初的抱负是扮演一体化角色，但并不认真研究经济问题。在未来经济社会学领域从事研究的是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持不同态度的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老的德国历史学派，以及李斯特（注：李斯特（F.List,1789～1846），德国经济学家。拥护实行保护关税制度，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译者注））。两门学科之间还没有明确的界限，彼此任意转化和借用概念。
2.彼此独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阶段开始：边际学说（杰文斯（注：杰文斯（ W.Jevons,1935～1882），英国逻辑学家、经济学家，赞同边际效用论。——译者注），瓦尔拉（注：瓦尔拉（L.Walras,1834～1910），瑞士经济学家。 创制国民经济的经济—数学模式。——译者注），门格尔（注：门格尔（ K.Menger,1840～1921），奥地利经济学家，边际效用论的创始人之一。 ——译者注）），奥地利学派，马歇尔（注：马歇尔（A.Marshall,1842 ～1924），英国经济学家，试图将达尔文学说应用于社会关系。——译者注）。经济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知识部门独立出来，建立了自己的运转机制。同时奠定了经济社会学古典主义原理的基础（马克思，杜尔凯姆，韦伯）。尽管在搭桥方面作了不少努力（韦伯从社会学方面，熊彼特从经济学方面努力），两门学科并行的因素却不断加强。专业化以及从方法论和职业上划清界限的倾向强过一切综合倾向。
3.彼此忽视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这是经济学成熟的阶段，经济学分成两个基本部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和若干理论派别（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行为主义和制度学派）。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学发展上的新古典主义阶段开始，经济社会学形成为一门具有特殊的概念和方法论体系的专业学科（其理论分支的代表为T ·帕森斯和其他结构主义者，经验分支的代表为工业社会学）。严格说来，无论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对“邻家”的事不感兴趣，很少介入别人的领域。
4.“经济帝国主义”时期（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经济学由于局部修正前提而发生危机（合理选择理论，新的制度学说）。同时大肆向社会科学的邻近领域扩张（贝克尔（注：贝克尔（G.S.Becker,1930～），美国经济学家，主要从事歧视经济学的研究，是发展人力资本理论的先驱者之一。——译者注），布坎南（注：布坎南（ J.M.Buchanan,1919～），美国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 其主要贡献在于将政治决策（公共选择）分析与经济理论相结合，为“公共部门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译者注）等人）。其间，经济社会学进入专业成熟时期。在与功能主义理论相对立并且互相排斥的基础上发展起“若干种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新韦伯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作为对经济学家的进攻的反应（这种进攻起先是无组织的，后来便越来越有组织了），出现了“新的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
5.“社会学帝国主义”阶段（90年代）。经济学发生某种分裂和重组。同时受到试图在越来越广泛的研究领域中重新解释经济学概念和范畴的经济社会学的集中打击。
当然，以上介绍（正像任何概论一样）有不少疏漏和值得商榷的地方。仔细推敲会发现大量日期上的不精确之处。每一个时期都有学科上的旁系侧枝生出来，使得总的图景蔓延繁复（如青年德意志历史学派，美国第一批制度学派的代表等等）。我们的提法不能涵盖每个阶段的内容。许多论断需要具体论证。然而，我们本不奢求绝对精确，我们认为，以上概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趋势，并有助于人们了解它们在各个时期的相互关系。
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相互关系如何呢？据斯韦德伯格（ R.Swedberg）所言，两者之间的关系颇不简单。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往好里说，都以主角自居，唇枪舌剑，争论不休，成为家常便饭。这里有方法论性质的原因，直接起因于研究对象的交叉。当然，问题不仅在于此。他们为自己的学科争“地位”，争名声，争成为“主要的”解释和预言科学，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争经费，争大学里的职位。
社会学家不止一次地发起同经济学家的争论（孔德于19世纪中期，A·斯莫尔于19～20世纪之交，T·帕森斯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但是应当说，在诸如此类的争论中，社会学都输给了经济学。不仅是因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社会学较为年轻。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一再重复实证主义的标准，认为社会学可以而且应该称作“科学”。从评价严守中立、论断经过严格经验验证和使用复杂的数学及统计模式的要求的观点来看，经济学无疑过去和现在都具有较大把握扮演“真科学”的角色。
此外，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也起了作用。人们认为，社会学家当中有“左派”观点的人太多。的确，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学界占有相当牢固的地位。即便在欧洲大陆，人们对“左派”的态度也是冷淡的，在美国大学里则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所以，事情不限于纯科学的争论。今天要号召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的精英们团结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
结论 虽然经济学有分裂的趋向，但是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学术群体仍比社会学家更为强大，更为团结。至于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迅猛发展，乃是对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方案的批判性反应。社会学方法大大拓宽和丰富了我们对经济过程的观察。然而这是以部分地丧失精确性和确定性为代价的。所以，经济生活中“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行为模式本身的提法还很不明确。
摘自俄罗斯拉达耶夫著《经济社会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