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独立工党”的形成及其机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党论文,机会主义论文,独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期，英国工人阶级饱受资产阶级的两个党——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愚弄，在政治上成为它们的附庸。因此，恩格斯非常关心英国工人政党的建立。他在1892年强调指出：在英国建立“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就能打破几十年来工人“对‘伟大自由党’的迷信”。工人阶级就会在英国“成为一种决定的力量”，“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1〕。 但是，在1893年成立的“独立工党”，未能发挥这种政治作用，因为它不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社会革命政党、新型的革命政党，而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党。本文对“独立工党”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机会主义实质，作些论述。
一
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英国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英国工业霸权的丧失，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恶化起来；下层工人迅速觉醒，罢工斗争风起云涌，新工联普遍建立。这就是“独立工党”诞生的历史条件。
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世界工业霸权已经丧失。1877～1883年，英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猛降至0.5%〔2〕，仅及1860～1877年年平均增长的1／6〔3〕。1890年，英国铁产量为800万吨，比美国的铁产量1010万吨少得多了〔 4〕。1885～1896年，英国工业生产在世界的比重，从占27%降至占20%；而美国则由占29%增至占30%〔5 〕。1890～1894年，英国的钢产量年平均为426万吨，美国为 430万吨，德国为485万吨〔 6〕，德、美两国已把英国抛到后面去了。恩格斯在1885年就指出：“英国享有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7〕
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丧失的时候，英国的工人阶级，包括它的上层，生活水平就被降低。特别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家把危机的重担转嫁到工人身上，他们的情况更加恶化起来。失业工人数目大增，工人的工资被削减，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886年，英国失业工人占全体工人的10.2%〔8〕。1887年， 对伦敦几个街区125313人的调查结果表明，失业男工达27%，而个别行业中的失业现象还要严重：油漆工人失业者占33%，木匠和石匠占37%，造船工人占44%，锻工占36%〔9〕。在伦敦全部人口中，有32 %处于贫穷状态之中，有125万工人的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不论是官方的即上院有关委员会的调查材料，或是由布思《伦敦人民的生活劳动》一书所记载的材料，都确凿地证明，失业和饥饿普遍地威胁着工人和广大的居民。用英国工会运动史学家韦白的话来说：“在得到适当满足的人们中间，饥饿并不是例外的现象，而是有着中等生活水平的广大居民群众的普遍现象。”〔10〕沦为无产阶级最低层的伦敦码头工人的状况更为悲惨，哀鸿遍地，民不聊生。恩格斯指出：“码头工人是悲惨的人中最悲惨的人。他们没有职业，没有力量，没有经验，没有较好的报酬和固定工作，而是偶然被抛到了码头上，他们是一些倒霉的人。他们在其他一切工作中都遭到了灾难。忍饥挨饿已经成了他们的职业。这一群人备受摧残，面临着彻底的毁灭。”〔11〕
失业工人怒吼了。他们行动起来了。1886年2月8日，伦敦几万失业工人在特腊法尔加广场举行抗议集会，然后举行示威游行。参加和领导工人斗争的社会主义者在群众中奋臂高呼：“与其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这次示威行动促进了其他城市，如北明翰、曼彻斯特、设非尔德、格拉斯哥等地的失业者的游行示威运动。2月 21日，伦敦海德公园有10～12万失业工人举行抗议集会，并与骑警和警察发生冲突。据《纪事日报》记载：骑警“像杀人强盗一样，向人群凶恶地冲击，怀着明显的复仇欲望把人群驱散。”〔12〕8月29日，特腊法尔加广场又有4～6 万失业工人举行抗议集会。这些集会和游行的目的，在于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消灭失业现象。这些芸芸众生的顽强斗争，是宪章运动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首次显示的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泰晤士报》的社论不得不承认，这次示威游行威力“之大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13〕。它标志着19世纪末期英国一场伟大的阶级战斗的开端。
1887年，伦敦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流血星期日”事件。11 月8日，伦敦警察局长查尔斯·华伦下令禁止在特腊法尔加广场集会。失业工人群众对此义愤填膺，恨之入骨，举行抗议集会。11月13日（星期日），有8～10万工人从伦敦各个区涌向特腊法尔加广场。 查尔斯·华伦下令镇压。4千多名警察、几连骑兵和几连步兵袭击示威者。 工人群众用木棒、铁条、石头和尖刀与军警搏斗。在这场鏖战中，有几百工人受伤，3人被打死。大会的一些组织者被捕。次日， 代表英国政府立场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大肆颂扬查尔斯·华伦的“功劳”，同时血口喷人，污蔑11月3日事件是“一群恶棍”“实行恐怖”的阴谋， “纯粹是渴望暴乱，是希望掠夺和暴力反抗法制”〔14〕。但是，政府欲盖弥彰，掩饰不了它自己的罪恶行径。工人群众的鲜血没有白流。政府被迫于1892年承认人民有在特腊法尔加广场集会的权利。
1888年7月，伦敦东头布莱恩——梅火柴厂的女工， 在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无基金的情况下，毅然举行罢工。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参加罢工的700名工人，坚持了半个月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这揭开了英国工会运动史新的一页。“前此工人运动之成败几乎恰与其力量成正比例。此次则因社会的干涉，弱者胜而强者败，此诚为一种新经验。”〔15〕
1889年3月，伦敦煤气工人在威尔·桑恩、 爱·马克思·艾威林等人的领导下，组织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这是新的工联，即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组织。这个组织发展迅速，在半个月之间，入会工人从800人增至3000人以上；在一年之内入会者达 10万人。桑恩为这个新工联制订了“为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目标。它领导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并且每日工资增加6 便士。这个胜利对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给予极大的推动。“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还积极参与组织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大罢工。
1889年8月，在汤姆·曼（1856～1914年）和艾威林、 爱·马克思·艾威林的领导下，原来像一盘散沙的伦敦码头工人，众志成城，举行大罢工。参加罢工的“除开在码头与船坞工作的三万人外，还有水手、司炉、运输工、短工，还有所谓‘干船坞’工人等等。这类工人也有三万人左右。”〔16〕罢工工人组织16000名罢工纠察员，在50 英里长的码头上坚持斗争达一个月之久，使当时世界最大的码头瘫痪了。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每一小时须得6便士， 凡属于加班工作者，每小时须得8便士。”〔17 〕这次大罢工表明伦敦东头的工人已经觉醒，开始了真的生活，表明这些向来没有信心和缺乏组织的工人能够万众一心，组织起来，团结战斗，其他各种工人是更能这样做的。当时，恩格斯对这场大罢工予以极高的评价：“伦敦东头工人们不仅全部身心投入了运动，而且在组织纪律、自我牺牲和英勇顽强等方面给世界各国的同志作出了榜样。”〔18〕“这次罢工对这里的运动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这个一向被熟练工人的工联瞧不起的阶层能够组织起来，这就给外地做出了榜样。”〔19〕“这是我们近年来最有希望的一次运动，我还能够看到这次运动，感到很自豪，很高兴。如果马克思还活着并亲眼看到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20〕
1889年9月，伦敦东头的银镇发生水底电缆和橡胶工人罢工， 参加者3000人。他们要求提高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加班工资、节日工资，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资。罢工坚持了3个月。 罢工中还创建了青年女工联合会。
1890年，英国工人响应第二国际关于“五一”节的号召，于5月4日在伦敦举行庆祝第一个国际工人阶级节日的示威游行，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参加游行的工人队伍，以煤气工人和码头工人为骨干，总数达20万人。那气势犹如排山倒海，犹如雷霆万钧。游行队伍在海德公园举行了群众大会。在“中央委员会的七个讲坛的周围人山人海，奏着音乐、打着旗帜、成行列队而来的有十万多人，个人加入进来的差不多也有十万人；每一处都是万众一心，斗志昂扬，同时又秩序井然，有条不紊。”〔21〕恩格斯以《伦敦的5月4日》为题发表评论，认为“从四十年冬眠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的阶级运动。”〔22〕“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23〕
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新工联运动发展的极盛时代，大批非熟练工人加入新工联，有几十个新工联建立起来。除前述的各种新工联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1887年成立的“水手和救火工会”，在两年之间会员增到6.5万人。1888年成立的“矿工工人工会”， 驱逐了旧工联的顽固分子，会员为3.6 万人。1889年成立的“电车及车辆工人工会”，在1890年会员为1.7万人。1890年成立的“铁路工人工会”， 广泛吸收会员，只收低额入会费。它声称：“工会将保持其战斗性，它不受任何疾病或意外事件基金的牵累。”〔24〕
1890年9月，全英新工联代表大会在利物浦召开。大会以193票对155票通过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1893年，英国工会会员达到150万人以上〔25〕，迅速改变了工会的面貌。
“独立工党”就是在新工联广泛建立的基础上成立的。
二
1891年，布莱得弗得等地的新工联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问题。次年9月，凯尔·哈第（1856～1915 年）在格拉斯哥筹建新的独立的工人政党，把稍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工人约2千人组织起来。1893年1月13～14日，在凯尔·哈第的领导下，在布莱得弗得举行了各种独立劳工组织的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约为120人， 大多数是信仰社会主义的。其中有来自“社会民主联盟”（1881年成立）的拉姆赛·麦克唐纳（1866～1937年）等5人，来自“费边社”（1884 年成立）的肖伯纳等12人，来自“八小时立法同盟”的艾威林等。大会的目的和任务是讨论工人阶级为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附，而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问题。
但是，参加大会的多数代表，对组织独立工人政党的目的很不明确，观点也是五花八门的。他们处于极其矛盾之中：他们虽然也是社会主义者，但却要独树一帜，建立一个与“社会民主联盟”相对立的组织；他们虽然也主张社会主义，但却不愿意使新建立的组织冠以社会主义的名称。为了表明新建立的组织是工人政党，有的代表提议定名为“社会主义工党”；有的提议定名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独立工党”；有的代表主张像德、法、美国那样称为“社会民主党”〔25〕。讨论的结果，在党的纲领中规定的“名称”为“独立工党”〔26〕。顾名思义，那是用以表明独立劳工运动的政治组织，一定要摆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最终迈向社会主义。但是，往后“独立工党”的实践证明，它是名不副实的。
大会在讨论党的目标时，争论也很激烈。有的代表主张“独立工党”的目标是建立“全部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集体的和公社的所有制”；有的代表提议“独立工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27〕。讨论的结果，在党的纲领中规定，“独立工党”的“宗旨”是“在土地和资本社会化的基础上建立工业共和国。”〔28〕
“独立工党”纲领的“总纲”中载明：“因为工业的真正目的在于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个任务应由整个社会承担起来，因此之故：作为一切生活必需因素宝库的土地应被认为公共财产加以利用；工业活动所必需的资本应该公有公用；劳动和劳动果实——财富——应在居民中合理分配。”〔29〕纲领又声明，实现这一“总纲”的“方法”是：“以社会主义原则教育社会。建立工人的职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在一切选举的机关中有主张社会主义原则的独立的代表。”〔30〕达到“总纲”目的的“手段”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6天， 通过法律规定庆祝“五一”节；保证有劳动力的成年劳动者有工作，每小时的工资不低于 6便士；由教区委员会、区委员会、镇、郡议会举办符合就业者愿望的经济、工业事业；由国家发放养老金给年满50岁以上的人，并照顾一切孀妇、孤儿、病人和丧失劳动力的工人；实行免缴学费的、自由的非宗教的大、中、小学教育；消灭童工现象；由地方政府经营酒精饮料，并受社会监督；废除间接税，并将税收全部重负逐渐由不劳而获者承担，最终达到消灭不劳而获的收入；扩大选举权，使全体男女均获得这种权利；实行行政制度民主化。
“独立工党”的成立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对它的成立表示祝贺，认为“成立第三个党是很好的”〔31〕。“凯尔·哈第担任这个新党的领导人，这是明智的。”〔32〕并且认为，“它的纲领的主要之点和我们一致。”〔33〕但是，恩格斯早在“独立工党”筹建时就警告说：“至于它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还要拭目以待；但我们绝不应无条件地宣称它是真正独立的工人政党，是名符其实的、唯一的独立政党，否则，我们是要大吃苦头的。”〔34〕事实上，“独立工党”纲领表明，它在理论上不但模糊不清，而且非常混乱。纲领所承认的“社会主义原则”，不外是宣扬通过议会活动、产品分配、社会教育、社会改革、劳工保障、民主政治的办法来达到所谓“集体所有制”。因此，这个纲领实际上是“社会民主联盟”纲领、“费边社”纲领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大杂烩。它的机会主义错误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讳莫如深。
“独立工党”在社会实践中主要从事议会选举，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宣传“社会主义”等活动。它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却掩饰不了它的机会主义实质。
首先，“独立工党”不是一个有健全组织的党。它的各地支部各自为政。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巡回演说和机关报《工人领袖》来联系群众。一个组织松散，纪律不严，指挥不力的政党，是不能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只有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有无产阶级严格纪律的，有统一指挥的党，才能发挥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作用，才能在实际领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引向正确的总的斗争方向。
其次，“独立工党”没有能够真正团结革命的工人群众，没有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独立工党”刚刚建立时，恩格斯对它寄予很大希望，认为“独立工党也许能够从社会民主联盟手里，在外省从费边派手里把群众吸引过来，从而促成统一。”〔35〕但是，恩格斯的希望落空了。“独立工党”连促进新工联里的广大工人群众，来参加独立的政治运动的目标都没有达到。它以工人党相标榜，但党员只局限于约克郡纺织工业区的工人，而没有能够把举足轻重的伦敦工人，很有实力的英格兰和威尔斯的矿工吸收进来。它力图团结各种社会主义政治团体，把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拉进党来，但却没有达到目的。它与“社会民主联盟”处于壁垒森严的对立状态。“社会主义联盟”认为自己是成立得最早的社会主义工人组织，是正统，否认“独立工党”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凯尔·哈第则认为，“独立工党”是真正工人的党，“社会民主联盟”必须合并进来。这种相倾相轧，同室操戈，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两党渔利。“独立工党”虽然把外省的“费边社”拉过来成了它的支部，但未能把伦敦的“费边社”争取过来。它于1894年之所以能够把“苏格兰工人党”合并进来，那只不过是因为该党原是由凯尔·哈第创立的。1897年，“独立工党”只有6 千党员，往后几年也只有党员近两万人。这在当时英国1400万工人中所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36〕。实际上“独立工党”也是一个小小的宗派，虽然它没有像“社会民主联盟”、“社会主义联盟”那样顽固地坚持宗派主义的错误。
再次，“独立工党”的斗争策略是机会主义的。它反对革命，迷恋议会斗争。为了参加1895年的议会竞选，“独立工党”不遗余力，共推出凯尔·哈第、拉姆赛·麦克唐纳等28名候选人，耗资9千镑， 但竞选结果一败涂地，全部落选。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凯尔·哈第等领导人玩弄手段，居然与资产阶级自由党沆瀣一气。对于“独立工党”的领袖们想进入议会而参加竞选，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们决不应沉迷议会选举，迷恋议会斗争，更不可本末倒置，出卖原则。他们把求得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摆在首位，其次才依靠工人自己的选票。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是工人的候选人，而变成为资产阶级的候选人了；他们就不再是依靠自己的工人的政党，而是成为自由党的附庸了；他们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所谓“土地和资本社会化”，就成为自欺欺人、欺世盗名的卑鄙龌龊伎俩了。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独立工党’也就是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党。说公道话，这个党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37〕
“独立工党”于1900年 2月27日倡导建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代表来自共有会员353070人的41个工会，7个各业理事会， 以及号称有会员22861人的社会主义团体。“工人代表委员会”由7名工人代表，两名“独立工党”的代表，两名“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和一名“费边社”的代表组成。“独立工党”的拉姆赛·麦克唐纳担任总书记。“工人代表委员会”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参加议会选举，争取在议会中有工人的代表。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独立工党”就成为“工党”的集体党员，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实际上“工党”并不是一个政党，而是各种工人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上层的联合。凯尔·哈第在论及“独立工党”在“工党”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洋洋自得地说：“这正如蒸汽机对于机器那样，动力使一切保持运转。”〔38〕但是，无论作为“动力”的“独立工党”，或是作为“机器”的“工党”，在资产阶级自由党执政的年代里，都只能在“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轨道上“运转”，成为自由党的附庸。“独立工党”与“工党”，不论谁是“动力”或“机器”，不论谁领导谁，都是同一个鼻孔出气的。虽然这些党的基本群众是工人，但它们都是机会主义政党。列宁指出：“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革命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动的最坏的反革命分子。”〔39〕
三
“独立工党”成为机会主义政党决非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独立工党”的领导权操纵在机会主义者的手中。列宁指出：“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40〕领导“独立工党”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冒牌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执行一条拒绝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拒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而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从而使“独立工党”成为机会主义的政党。
当“独立工党”刚刚建立时，恩格斯在1893年1月18 日就指出：“最近几年，社会主义已深入到工业地区的群众中去，而且我指望这些群众能管住自己的领导人。”〔41〕但是，恩格斯的指望又落落空了。“独立工党”内的群众管不住自己的领导人，而且还遭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和谬论的毒害。
凯尔·哈第是“独立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出生于一个木工家庭，10岁就到矿井里当童工。年轻的哈第很早就成为兰开夏和埃尔郡矿工的领导人物。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在英国重视，他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上明确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1892～1895年，哈第当选为国会议员。与资产阶级议员不同，他总是头戴布帽，以显示工人的特征。但是，光靠这种打扮却无济于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的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他在政治上的致命伤是顽固地拒绝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英国的国情。他反对剥夺者，主张通过逐步掌握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由组织在工联里的工人进行分配，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实际上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政策。哈第在“独立工党”的机关报《工人领袖》声言：社会主义不是“阶级冲突”，而是“明智的资本家”和“明智的工人”共同“渴望实现”的理想。因为“劳资双方均可获益”。“社会主义不是对一个阶级宣战，而是向一种制度作战。”“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凭借某种暴力才能建立的看法，绝对不是真理”。他甚至信口雌黄地说：凭借“暴力”进行社会革命属于“卑劣动机”，只有依靠“社会舆论”进行的社会改革，才具有“社会良心”，才能“发挥重大作用”〔42〕。可见，哈第的政治观念基本上是费边社会主义的，亦即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
拉姆赛·麦克唐纳是“独立工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原是苏格兰的小学教师，伦敦记者，自由党分子。1885年他参加“社会民主联盟”，同时又加入“费边社”。他在1892年的议会竞选中，到处进行巡回演说，宣扬费边主义政治观点。1894年，“独立工党”让他入党，引狼入室，使他平步青云，夺取了该党的领导权。他反对把“独立工党”建成社会主义政党，而竭力向它灌输费边主义，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1900年，他由“独立工党”提名为“工人代表委员会”总书记。
麦克唐纳是“独立工党”和“工党”的“理论家”，狂热的机会主义者，工人运动中新的职业政客。他风度翩翩，气宇轩昂，以其夸夸其谈，花言巧语的演说哗众取宠。他的理论体系是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费边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他把社会看成是类似动物的有机体的一种有机结构，国家或社会的生产如同生物机体内部各种器官职能一样，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不能自相矛盾，必须永远协调一致。为了保护“社会有机体”，不能损害它的一根毫毛，所以他主张社会改良，阶级合作，反对革命。他在《社会主义与社会》一书中胡诌：工会运动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进行阶级斗争是毫无结果的。“我拒绝粗鄙的阶级斗争观念。”因为“社会主义的动力不是斗争，而是依靠想象的智慧和道德观念来排斥斗争。”社会主义的口号是社会意识，而不是阶级意识。“社会主义标志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崛起”〔43〕。他在《社会主义与政府》一书中又喋喋不休地胡说：“社会有机体”的器官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工会、雇主联合会、教师联合会等等，而“国家只是社会的器官之一，所有的器官组合起来才能成为社会有机体”。“社会主义再好不过的定义，就是国家为社会建立适当的营养制度的社会组织阶段；而民主政府，就是这种变革正在实现的标志。”〔44〕可见，麦克唐纳的政治观念不仅是费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且简直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麦克唐纳曾经小心地解释说，他之从自由主义转向独立工党并不意味着他的政治目标的任何改变！”〔45〕真是不打自招。这位狂热的狡猾的资产阶级政客、费边社分子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了。
第二，“独立工党”之所以成为机会主义政党，还在于新工联的本身。新工联的优点促进了“独立工党”的建立；而新工联的严重缺陷则使“独立工党”难免不陷入机会主义的坭坑。
新工联与旧工联不同。“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温和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46〕正是新工联的这些优点，英国工人阶级才能首次冲破两党制的羁绊，建立了“独立工党”这样一个第三党。
可是，新工联也有其严重的缺陷。它们是自发的，缺少阶级自觉性。新工联的“粗人”们理论水平低下，没有彻底革命的世界观，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由于这些缺陷，新工联在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力图拉着旧工联前进的时候，就显得力不从心。也正是由于这些缺陷，到了90年代末，在经济危机的冲击和企业主广泛采取同盟歇业的手段，进行反攻倒算之下，工会会员锐减。1898年， 加入工会的只占成年男工的1／5〔 47〕。新工联所存者已寥寥无几，而且其战斗性已经大不如前了。这样，“独立工党”原有的基础被挖掉，它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力量。旧工联的机会主义首领就利用这种时机卷土重来，恢复了他们的领导地位。如果说安泰与地面隔开，被举到空中，因此被他的敌人盖尔枯里斯战胜了，那末，“独立工党”则是由于失去了新工联及其战斗性，而被机会主义者断送了。
新工联中的所谓“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主要是“社会民主联盟”、“费边社”分子，以及朦胧的社会主义的工人。他们的“社会主义”，不外是“空论社会主义”、“掺了水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既空想又反动的“社会主义”，但唯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表明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观念，是无孔不入的。这个以圆滑并善于玩弄权术而举世闻名的资产阶级，总是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使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化。同时还表明了英国人长期以来，在理论上的落后性。这种落后性也不是偶然的。恩格斯早在1874年就指出：“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带来的孤立性和保守性，使英国工人缺乏“理论感”。“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深入他们的血肉。……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48〕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英国社会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营垒的斗争中，要么是马克思主义即革命工人阶级的理论思想体系，要么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理论思想体系，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任何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就必然会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侵蚀；任何摈弃科学社会主义的政党，必然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而陷入工联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不能自拔。所以，“独立工党”的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它崇拜自发性而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
第三，“独立工党”陷入机会主义坭坑的原因，还在于英国帝国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政治和政策的影响。
19世纪末期，英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在90年代，英国的世界工业霸权虽然已经丧失，但它还掌握着世界殖民霸权，占有世界广大的市场，保持着世界贸易、银行资本、海军和商船的优势，使它仍然能够剥削全世界，攫取巨额的财富。1890年，英国的国民收入为13.19 亿镑，1900年增至16.85亿镑〔49〕。 资产阶级就能够把攫取到的巨量金钱的零头拿出来，继续推行50年代以来就实行的“收买无产阶级”〔50〕，豢养工人贵族，培植工会官僚的政策。1892年，英国的工会官僚约有600～700人〔51〕。19世纪末，英国工业部门中的工人贵族约占15%〔52〕。这样，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就有了自己的代理人，传播资产阶级影响，败坏工人政党，使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列宁指出：“在19世纪最后的三四十年间，无产阶级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独立性。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欺骗、腐蚀和收买工人的手腕，又是举世无双的。”〔53〕收买和被收买，欺骗和被欺骗，腐蚀和被腐蚀，就是整个问题症结所在。这就是“独立工党”成为机会主义政党的经济的和阶级的根源。
“独立工党”的创始人哈第，就是蝇营狗苟，接受资产阶级的金钱收买而逐步堕落的。本来，他在“独立工党”成立以前就参加了议会竞选活动，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拿自由党金钱的候选人。但是，在他领导“独立工党”之后，就急于要当议员，竟然在1895年的竞选中，向自由党讨钱。恩格斯在1893年就凿凿有据地说：凯尔·哈第的“生活费来路不明，而最近两年他在旅行上花了许多钱。”〔54〕恩格斯在1894年又说：“凯尔·哈第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苏格兰人，对他的蛊惑人心的诡计是丝毫不能相信的。”他办《工人领袖》花了一大笔钱。“他从托利党或自由党人合并派……那里得到这笔钱，这是毫无疑问的。”〔55〕
英国的两党政治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对“独立工党”的腐蚀起了重大作用。两党制度“乃是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强有力的手段之一”〔56〕。当“独立工党”冲破两党制，以工人的独立的第三党出现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两个党就对它进行政治“围剿”和“消毒”，进行经济腐蚀和收买，使之资产阶级化。这样，再加上“独立工党”本身的缺陷，它仍然逃不出两党制的魔掌，而成为自由党的附属物。
英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是一个实行“自由主义”的模范国家。经过三次（1832、1867、1884年）议会改革，实行了“普选制”，似乎英国“民主高度发展，军国主义销声匿迹”〔57〕。占全国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似乎可以通过合法的和平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掌握议会多数，去实现社会主义。这样，在“独立工党”内部就形成了一条单纯的议会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集中了一批“议会痴呆症”的机会主义垃圾。凯尔·哈第就是该党的头号“议会痴”。“独立工党”正是被这帮“议会痴”败坏了。
总之，19世纪末期，英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恩格斯在1892年针对英国等国家的情况强调说：“在我们的策略中，对当代已达到现代发展水平的各国来说，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引导工人建立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立的、自己的、独立的政党。”〔58〕“独立工党”正是适应历史的需要，在新工联产生的基础上形成的。“大多数党员确实很好的”〔59〕。但是，党的领导权却掌握在机会主义分子的手中。他们屈服于英国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和政策的压力，接受资产阶级的收买，执行一条机会主义路线，致使“独立工党”仍然摆脱不了两党政治的羁绊，而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的俘虏，无法实现作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作用，无法在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任何进展。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坚决反对机会主义的政党，与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紧密联系的党，才能在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胜利前进。这些就是“独立工党”给予世人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注释：
〔1〕〔21〕〔22〕〔23〕〔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383、74、72、324～325页。
〔2〕Л.A.赫拉莫夫：《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经济——统计研究）》，商务1980年版，第32页。
〔3〕F.Crauget,The Victorian Economy,L.1982,p.49.
〔4〕M.Beaud,A History of Capitalism 1500—1980,N.Y.1983,p.123; B.R.Mitchell,British Histoir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1988,p.286.
〔5〕W.W.Rostow,The World Economy,Austin 1978,pp. 52～53。
〔6〕堀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商务1936年版，第281页。
〔7〕〔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30、438页。
〔8〕瓦尔加：《世界经济危机（1848～1935）》，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页。
〔9〕〔12〕〔13〕〔14〕〔47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英国危机史·危机概论》，商务1982年版，第446、443、443、450、355页。
〔10〕〔15〕〔25〕〔51〕参看韦白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商务1959年版，第271、286、305、328页。
〔11〕〔19〕〔34〕〔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第253、254、476、442页。
〔16〕〔17〕汤姆·曼《回忆录》，引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1985年版，第77、76～7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09页。
〔24〕〔45〕胡特：《英国工会运动简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29、32页。
〔26〕〔28〕〔29〕〔30〕《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1985年，第81、81、82、82页。
〔27〕〔49〕H.Pelling,The Challenge of Socialism,L.1954,pp.187～189.
〔31〕〔32〕〔33〕〔35〕〔41〕〔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9、7、7、9、7页。
〔36〕〔49〕B.R.Mitchell,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Cambridge 1988,pp.104、828～829.
〔37〕〔56〕《列宁全集》第18卷，第354、397页。
〔38〕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
〔39〕〔40〕《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5页。
〔44〕马克斯·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册，商务1960年版，第275～276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55～556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01页。
〔52〕J,Saville,Democt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L. 1954,p.214.
〔53〕《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7页。
〔54〕〔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0、294页。
〔57〕《列宁全集》第4卷，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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