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探索——“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2004年12月24-25日，由湖北省哲学学会主办、湖北师范学院承办、武汉理工大学和空军雷达学院协办的“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黄石市隆重召开。来自湖北省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60多位专家、学者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将有关观点综述如下。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遭遇的问题不是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主要或者首要是用于解决中国的未来发展和自身解放这一紧迫问题，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工作却没有时间去做。而这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朱传棨教授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西方，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它不属于哪个国家独有，是世界无产阶级所共有的；它要革新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种西方哲学，或者西方哲学的一种思潮，那么中国化就会成为一个从特殊到特殊的过程而丧失了普遍指导的意义。在小组讨论中，朱教授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有巨大的意识形态作用，这不必否认，也无法否认。但是，这并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上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当作不变的教条，而是根据具体实践重新考察新的历史条件，及时抛弃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过时的理论。所以，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现实的发展认清哪些理论过时了，哪些理论是被歪曲了，哪些理论研究得不够需要加强，这其中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
华中科技大学邹诗鹏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需要严肃认真地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更应是学术上的、是关系中华民族理论修养与民族智慧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什么意义上建设，是建设什么？是建设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最初我们学习西方，是因为我们在寻找中华民族自身未来发展道路的时候，在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中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在当时众多的思潮中，如实用主义、资本主义等，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获得现代性资格和身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仅是哲学，还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应该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只有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是一种新的思想样式，所以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想是否能融入中国这一典型的东方思想中呢？邹教授认为，中国人当初选择马克思主义挽救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思想有很多共通之处，如都关注此岸、关注现实人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大同思想、无神论的倾向等等，可以说两者都是生存论哲学，都思考人作为类存在的本体。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可能。但是，即使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远未完成，而且更加艰巨。每个时代的特征就体现在具有时代精神的哲学家对其时代的洞察、建构、反思和批判之中。所以，立足于自己的民族，发展自己民族的哲学理论，建构自己民族的现代性学术，是当代每个中国哲学工作者的艰巨任务。
在此问题上，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佃来博士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理论，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无法被忽视和超越。
二、什么是中国化及邓小平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关于中国化的问题，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上中国化。中国汉语话语系统的解释、解放后的教科书体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传统的中国哲学、创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体系等都是从理论形态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在理论体系上深受列宁哲学思想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创造是直接以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为蓝本的。传统教科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大的作用，至今仍有深刻影响，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汪教授把当前一些学者对传统教科书批判得一无是处的现象称作“教科书批判情结”。他指出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态度是非历史的，它粗暴地割裂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无视教科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不仅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传播中的尴尬境地，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的实现。
在什么是中国化的问题上，与会代表还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是很必要、也很重要的。空军雷达学院喻承久教授指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学和道学有其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其西方哲学的思想背景和传统，他们在共同防治现代化这场整体谋划中的副作用过程中，是可以相互借鉴、相互提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消除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冷漠。
关于邓小平怎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正确的方法论和原则、正确的国情观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雍涛教授认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整准确地理解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定位中国的基本国情，转换和解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雍涛教授还指出，应当承认，邓小平不是专门的理论家、哲学家，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和系统的哲学理论，他的哲学思想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式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不是以系统的概念、范畴、原理构造理论体系的哲学，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实践智慧”、“哲学智慧”。这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如《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等经典著作所带有的“实践智慧”的独特风格，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式。
省委党校陶笑眉教授指出，邓小平在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条件下，转换思维方式，在对立中强调统一，强调多样性与开放性的并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食霖副教授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土壤里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特色，但它不局限于只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有指导意义，而且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一点，与会代表达成共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关注中国现实
与会代表一致强调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紧迫问题是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当代现实，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变化，及时从哲学高度作出理论分析和概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可风教授指出，中国要建设公民道德，必须首先要建设公民社会，这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实现自身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强调，市民社会的兴起对于个体性的形成，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对于经济摆脱国家政治而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西方市民社会兴起，引发了文艺复兴，但是，中国属于典型的政治国家，官本位国家，政治作为最强大的力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中国始终没有形成具有独立个性的、能够与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市民社会，从而制度文明建设、精神道德建设因为没有市民社会作为中介而成为政治国家的直接传达或强制灌输。这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虽然实现了政治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但广大民众却缺乏公民意识、缺乏权利意识。一定自由的局面和制度的创新、契约精神、社会自治、权利本位和个人自主，是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所以，虽然中国政治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公民社会，但正如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中国目前的公民社会也是不够格的，市民社会所应具有的基本制度和精神还没有完全确立和成熟。由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及其独立精神是从它的商业文明传统内部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而中国在现代化之前是农业文明，缺乏商业文明和私有制传统，而且中国的现代化又是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下开始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市民社会及其完善的自治制度和独立精神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步的，是一个自觉的建设过程，而不能像西方那样是一个漫长的自发形成过程。如何唤醒和培养每一个中国国民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如何把道德规范和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如何把普通公民道德和官员道德一致起来，如何把公民行为道德规范与公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对于建设中国公民社会和公民道德都是意义重大的问题。
湖北大学江畅教授则从生存论的角度具体揭示了当代人的心理困境，提出了“优雅生存”的概念，这对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促进具有重要意义。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现状来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姜锡润副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是首先要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面临两个困境，主要是科学态度的缺乏和社会理想的失落，这正是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上出现了问题。哲学不是孤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走出书斋，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法制建设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才能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才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