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中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的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经论文,中西方论文,思维方式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易经》与中国传统文化
谈起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提起《易经》这部上古奇书。《易经》中包含了我国古人博大精深的整体宇宙观，指出万物是由阴阳构成的，阐明了万物产生、发展衍化和转化的至理，反映了客观世界万物运动所呈现的普遍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间一切事物无不因时因地或成为阳刚，或成为阴柔，而这一阳刚阴柔的变化法则，正是宇宙的法则，人生之律，亦即天道和人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含有变易、不易和简易的意思，宇宙万物因时因地的阴阳、刚柔、静动，变易而不易，复杂而简单，矛盾又统一，对立又和谐，这就是《易经》中的阴阳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极是天地未分前，混而为一的元气，这一混沌不分的元气，或成为阳刚，或成为阴柔，变化无穷；并以阳统御阴，以阴追随阳。乾坤代表了天和地，天是行云施雨的空间和万物生成的根源，是造化根本的大阳；与此相对的是大地的大阴，大地的阴的元气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天是主宰，是动能；而地是顺从、被动的。天的法则是变化无穷的，阳刚和阴柔交互变化，使万物生成；阴阳保持和谐，才能使万物顺利地发展变化及进化。天地阴阳交错，使万物生成发展生生不息的使用极其微妙难以捉摸。这就要求我们的认识不只是具体的、有形的现象，而且应该以现象发生的抽象的、无形的本质来思考，人的形体之小微不足道，但人的心志活动却将无穷尽的大宇宙包摄无限，这就是阳刚阴柔的形而上的精神了。
总之，天地阳刚阴柔动静的微妙作用，是万物生长发展的根源，阐明这一法则并广泛运用于宇宙与人生的一切变化现象上，使人能够知变、应变、适变，去恶向善，避凶就吉。这就是《易经》的中心思想。
被誉为道教学派始祖的老子吸取了《易经》的精华而作出被奉为道教经典的奇书《道德经》。它指出道是万物之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以“无”为道，“有”生于“无”，有形的物体产生于无形的本体，“有”与“无”异位而同体。“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构成天地、四时、阴阳而生万物。“无为”是老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治国之策应采用“无为而治”，修身养性应持“清净无为”、“少私寡欲”的态度；在为人处世上，老子十分推崇水的特性，“柔弱胜刚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水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不要锋芒太露，要取以退为进的处世之道。另外，《道德经》中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欲擒故纵”、“以静治动”、“避实就虚”等军事思想，被视为后世军事理论的开端，说老子是我国军事家的始祖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道德经》中“以静治动”、“后发制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等思想孕育出延绵至今的道家气功与武学。
庄子在老子“无为”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人类与自然是完全和谐统一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孟子也宣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求，善莫大焉”。在古代圣贤那里，宇宙、人身本为一体，天地、精神自然相融，这些观点都是《易经》中宇宙观的进一步发展，“夫大人者，与日月和其明，与四时和其序，与鬼神和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德行高尚的人，功德与天地相契合，光明与日月相辉映，进退与春夏秋冬四时同步，“大人的行为先于天时但符合自然的法则，后于天时但遵循自然的变化时机”。《易经》认为，严格把握宇宙真理的人，其行为准则是与社会相契合的，人类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是《易经》中的整体宇宙观。
我国是人类文明四大发源地之一，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则是《易经》。传说中的禹铸九鼎，标志着我国很早就进入铜器时代。我国古代科技体系奠基于春秋战国，形成于汉，发展于六朝隋唐，昌盛于宋辽金元。它包括：以代数为主的数学体系；具有相当精确度的天体计算的天文体系；资料丰沛的人文、自然地理学体系、直交网络的地图学体系；中医中药学体系；多种经营、连作复种、精耕细作的农学体系；遥遥领先的炼钢体系；砖木宫室体系；以及园林、桥梁、丝织、瓷器、巧夺天工的多种工艺品、水密隔舱的艟艨巨艘、手工业设施等等。其中四大发明更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能直接体现出《易经》精髓的要数中医了。中国传统医学可说是集《易经》和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是中国文化遗产中一颗最璀璨的明珠。其中最经典和系统的著作要数古老的《黄帝内经》，它将《易经》中的“阴阳”理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的许多医学理论迄今西方医学才能证实，如医学物候学，医学地理学等。书中贯穿始终的生命观念至今仍比西方医学高明。如在对待疾病的态度上，中国医学讲究“养、调、治”，就是说人应该顺应自然、对应自然，以达到阴阳平衡、百病不生；偶有小疾或身体失衡（自身内部失衡，自身与自然失衡），就要调整，使各个系统保持平衡。这种“疾病具有健康倾向”的辩证法观点，比西医的先病后治的思想更完整美妙；平衡施治的整体调治思想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学理论更为高明。《黄帝内经》同时向人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养身方法，告诉人们怎么才能使人通天气、地气，然后充满浩然之气，立于天地之间，以求长生。人不但要汲取天地之气，以和自然，还要求男女相合，以和阴阳，达到阴阳平衡的目的，这样才能尽享天年。
汉朝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和“子午流注”理论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人体五脏六腑分别与自然界四时变化，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对应起来，“五运六气”进退生克，阴阳为经，五行为纬，把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营卫气血、五官七窍、四肢爪甲、皮毛肌腠、筋骨精髓以及五华六色、七情六欲等全部连接起来，展示了人体内外深浅层次间的纵横联系。闪耀着《易经》中阴阳整体学说和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人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其生老病死无不与客观自然的变化息息相关，只要抓住时机，即可利用大自然的气运流动来调治人体内的病变。另一方面，人体内部的病灶变化，也都会在表现上（脸色、气味、脉搏等）有所反映，因此通过分析这些征兆，即可对内部疾病进行有效诊断或预防，这方面的经典首推扁鹊的《难经》。
为何古人早已认识到并实践了几千年的中医理论至今还没能彻底弄明白？现代人的思维到底在哪一点上不如古人呢？古人赤手空拳，没有任何仪器，更没有电子显微镜和X光之类的先进设备，其高超的认识是从那里来的？而且，西方医学越是向纵深发展，越接近于中医的某些理论。如在分子水平的生物研究中，发现了许多具有阴阳属性的分子对，而在《易经》和《黄帝内经》中已用阴阳学说概括了物质的属性：“五行学说”与现代控制论的反馈机制有许多相似；现代整体免疫学和物候学与中医的平衡施治和“天人和一”思想完全一致。凡此种种都共同表现了向中医的趋近。那么，古典中医理论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水准，以至两千多年以后的医学发展不仅不离其中，而且自觉不自觉地都向其靠拢？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古人的以阴阳学说为指导的“万物一体”、“天人和一”的整体宇宙观确有高明之处！
“《易》以道阴阳”，庄周的这句话，总让人有一种新鲜感。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搞科学技术的人大多数是得不到重视的，他们或是在内廷当个供奉，或是混个官场小吏，看看星相，修修历法，做些玲珑剔透的工艺品。他们既没有近代才逐渐形成的阶梯式教育，周围也无学术气氛可言。除实践外，他们唯一的教科书便是《易经》，以及在实践中对《易经》的揣摩。阴阳学说启迪了他们的心灵，看到了事物本质中的些许微光，便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就。正基于此，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工作者与尊阴阳五行者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历史上的诸子百家多讲阴阳，道家、五行家、儒家等各从不同侧面遵循着阴阳学说。因此，尽管他们各有本职工作，却又都有科技成就，在不同门派的浩瀚典籍中留下了丰富和宝贵的科技遗产。如道家的炼丹术，即道人的外丹黄白术，颇为世人小视。但道家从大量的化学实验中有意无意地发展了化学，黑火药就是炼丹术的最卓越的成就。以致李约瑟博士说，中国炼丹术乃世界“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易经》诱发出的璀璨文明是衡量它的真实价值的尺度，在它的内核深藏不露时便已放出了光彩，从这个事实倒推上去，不难揣摩到，它的内核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整体宇宙观。但令今人迷惑的是，既然《易经》孕育出了灿烂的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为什么《易经》的故乡在近几百年来倒落后了？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恐怕不能把原因归咎于《易经》本身没被彻底破译之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有《易经》及其指导下产生的发达的技术，却一直没能从《易经》演化出高超的方法论，因而也就没有与先进的方法相应的近代科学技术结构。
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腾飞是从蒸汽机的发明开始的，马克思把蒸汽机作为人类迈入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蒸汽机是水排、风箱、真空理论和热力学理论的有机融合。但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水排和风箱都是中国人创造并传入欧洲的，没有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贡献，蒸汽机的发明是不可思议的。甚至世界上最早做真空试验的也恰恰是中国人。西汉时期，三教九流常云集在一起做一些古怪的试验，“铜瓮雷鸣”便是其中之一。该试验是将少许沸水装入薄壳铜瓮中，并速将封口的铜瓮投入井水中，紧接着会听到一声雷鸣般巨响。这是由于铜瓮内的沸水迅速冷却而造成局部真空，在大气压和井水压力下被压破而发出的。而西汉的学士们则认为，这是所谓“以阳召阳，以阴召阴”之故，沸水属“盛阳”，井水寒泉属“阴气”，隔瓶“刖刖不相入”，于是就有“铜瓮雷鸣”的现象。这个试验比十七世纪五十年代的马德堡半球试验早了将近两千年，而且也是靠蒸汽冷却而获得真空的，和蒸汽机原理只有一步之遥。
在东汉初年，南阳太守杜诗就设计并制造了一种水力鼓风机用于冶金铸造业。它是用水转动水轮，通过一系列的曲轴、连杆、往复杆装置，把圆周运动转化为拉风箱的直线运动。它包括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工作系统，具有真正机器的主要特征。不仅如此，把这种操作程序反过来，就是蒸汽机活塞的直线往复运动向圆周运动的转换。我国冶金最初用的是冶金皮囊，战国时已有四囊。汉代用“马排”、“牛排”以至杜诗的水排。宋代已有类似于手风琴的木风扇。这是一种有自动阀门的风箱。特别是到了明末，已出现了活塞式鼓风机。活塞加上双作式阀门，同样距蒸汽机只有一步之遥。
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但发人深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中国人在真空条件下的大气压试验较欧洲早了一千多年；圆周和直线往复运动的转换装置较欧洲早了一千多年；在气流进入之后能自动关闭进气口的双作式阀门装置，中国起码较欧洲早五百年以上。可是，在发展生产力同样迫切的中国，喜欢一切都从整体宇宙观出发归纳综合考虑问题的中国古人，为什么就没能将已有的技术结合起来发明并制造出蒸汽机呢？
《易经》是通过“仰观天象，俯察物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途径或方法总结出来的，是古人观察和经验的结晶。初民画卦，研究对象是万物变化，生物运动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而人的活动又是生物运动的顶峰，从“诸身”出发研究“诸物”，把人放在“天象”和“物形”之间加以考察，方法奇绝，结论带有本质性。但它毕竟是观测和经验的产物，所以，当这样一部《易经》普惠人间时可以催发出文明，而如果不围绕它建立系统的方法论，不适时地作具体理论的补充，不通过合理的科技结构去逐渐逼近其内核，它所导源出的文明就势必不能继续保持其旺盛的发展势头。阴阳学说虽然反映了万物运动转化中对立统一的根本规律，但规律不是方法，也不能用规律代替方法。中国古代学士们所犯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所依据的理论是错误的，而在于他们曲解了阴阳理论，并且把曲解的规律当作方法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易经》反映的是宇宙万物变化的本质规律，学士们从它出发来研究一些具体现象，即使试验失败了，也不可能怀疑被他们曲解了的具体规律是不正确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阴阳理论是贯彻始终的，又是高度概括的，一切具体现象及其规律在它面前，就都显得是理所应当的，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人不注重深入研究具体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没有从《易经》中引发出严密的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之上的分门别类的科学体系，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科学的具体知识是附于合理的科学结构之上的。我国古代由《易经》导源出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附着于一个庞大而难以驾御的易学基础之上。由于《易经》的超前性，构造六十四卦的方法始终没能破译出来，明晰严密的逻辑推理被既高深莫测又难以理喻的象数推理所取代，阴阳学说“类万物之情”地大包大揽而没能形成学科分类，因为万物都被究天人之际而生的易理所“类”了，也就用不着分科了，没能去进一步弄清阴阳五行学说作用于万物的具体规律和理论，更谈不上探明万物构造机制的受控实验。因此来自于生产实践的风箱和水排只能作为孤立的技术沿用着；也没有具体的学科理论来修正铜瓮雷鸣试验所依据的“阴阳理论”的失误之处。它们分别孤立地存在着，经受着千百年历史长河波浪的拍打，却始终没能结合成更加辉煌的成就。蒸汽机没能在《易经》的故乡发明出来，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西方对《易经》的认识
《易经》自17世纪传入西方后，先后引起了欧洲哲学史上三个德国人的注意，他们是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莱布尼茨是数理逻辑的先驱，是从宋代易学家邵雍对六十四的排列中看出二进制的第一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单子组成的，各组单子具有不同程度的“知觉”，而最高级的单子就是上帝，上帝预先安排整个世界各个单子的和谐统一。他一生追求本原规律，认为认识是先验的，是心灵所固有的潜在观念的显现，并沿着这条路一直追索到创造了“前定和谐”的上帝那里。可见，如果不是总缠着上帝的话，他的一些想法和我国上古总结出《易经》的人有相同之处，而且他也是用数理方法来研究哲学的，因此钻入《易经》不足为奇。
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曾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康德研究过中国哲学，认为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自在之物”，宣称“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本体”，人们认识的只是“现象”。西方哲学家曾说康德的伦理学是“哥尼斯堡出的中国货”，其实他只是对孔孟之道有点浅薄的理解，没有进一步追寻孔孟之道是来自于《易经》所奠定的平衡系统，所讲的是个和谐问题。只是说《易经》“非常不好懂，就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理解”。可见他研究中国哲学时是在舍本求末，丢了西瓜，却捡了芝麻。
黑格尔把康德开创的唯心主义哲学推向顶峰，创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其基本出发点是“思有同一说”，认为绝对精神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和基础，是辩证地发展着的，经历了逻辑、自然、精神三个阶段。把这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成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成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之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的和发展的内在联系，目的在于统一精神与自然、一般与个别、理想与现实等对立面，并使之成为综合体。这虽然与几千年之前的《易经》的某些思想不谋而合，但研究《易经》时，并没有从中看出道道，认为太极图是一条蛇在咬自己的尾巴，没有实际意义。他对《易经》的总认识是在研究外在的秩序而不是内在秩序。《易经》是在解释实在之终极性质的过程中产生的，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同道却又比之高明得多，他本应从中有所借鉴，谁想到这位大哲学家却以西方认识东方时所特有的肤浅将之拒于门外，使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失之交臂。
西方总体上感受到《易经》的价值是二十世纪的事。爱因斯坦曾久久迷惑：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希腊哲学家开创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文化复兴时期开始的系统实验为基础的。而中国古代贤哲并没有遵循这条道路，为何却能作出西方的全部发现？
李约瑟博士从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世界古代发明的一半以上来源于中国。造成欧洲现代科学文明的灵感也许是欧洲人的，但欧洲最“现代”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所受到的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中国古代璀璨的科技文明的催发，并不需要吸取西方的养分，也不是沿着西方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它们在今天非但不是落伍的，而且仍能对西方最前沿的科技发展起指导作用。那么至今仍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什么？并非巧合，李氏所列举的三个中国人庄周、周敦颐和朱熹俱是历史上有名的治易大师。李氏认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很基本的技术，正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挖掘，在它的源头，就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除《易经》而无其它。《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开端，从中体现出的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生疏和不解的，既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又没有严格的受控实验，可那些让全人类受益的技术不知怎么就脱颖而出了。《易经》曾经孕育出了中国古代灿烂的科技文明这一事实，使西方的哲人不能不感受到《易经》里有他们所不解的巨大价值。
玻尔对近代量子物理学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在给他授勋时，他却选择了中国的太极图作为徽章的图案。直至量子物理学成熟起来，充分认识到物质波粒二象性时，西方的有识之士才认识到太极图是对波粒二象性的高度形象概括，并不是如黑格尔所说的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当然太极图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它是对易理的形象描述，反映的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本质规律，从中折射出波粒二象性的具体规律也就不足为奇的了。
《易经》最成功的应用就是生命科学。中医来之于易，历经几千年而不衰。西医并不源于易，但随着西医的深入发展，其所揭示的问题往往就是中医两千多年前已充分阐述的问题。西医向中医靠拢的趋势，实际上是向原本规律的复归，是向《易经》整体思维方式的逼近。因此近年来西方有人说，下个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并不足怪。
三、世界科学的未来发展依赖于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综观中西方文化和科技发展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科技是从物质世界的根本规律出发，向下派生式演化发展的，是一个由普遍到具体的过程，一切具体规律和成就都是在阴阳整体观的指导下取得的。即使有些具体规律被一时曲解，也不会动摇整个结构体系的稳定性。在宇宙本质规律的指导下，中国古人就很容易把握一些具体问题的实质而作出非凡的贡献。中医和气功是中国古人最感兴趣的分支，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到今天也没能逾越。在这种思想下，古人选哪些分支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说是随心所欲的。这样就难以深入对具体事物细节的研究，得出结构严密的、可以实验验证的具体规律。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社会，但终究为这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造成了障碍。
而西方科技则走的是另外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一切都从实证出发，从一定范围内实验结果归纳总结出一些具体规律或定理，再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的演算，推导出上一级更普遍的规律；经过这样一级一级不断地归纳总结再提高的过程，逐步向宇宙万物的本质规律接近。显然这是由下到上、由特殊到一般的探寻过程。由此而形成了今天分门别类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任何一个具体环节的错误，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科学体系的稳定。因此在西方科学体系中，经常出现对错误理论的修正或补充。而且在这种研究体系中，除非将所有相互关联的学科分支都研究得相当透彻，否则就很难在此基础上得出上一级的普遍规律。可以想象，要想通过这种方式得出宇宙万物的终极规律，其工作量简直是难以穷尽，其效果是事倍功半的。当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既是西方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向中国古代整体思维方式的复归。
在西方科学体系中，由于缺乏宇宙本质规律的指导，研究工作往往是盲目的，经常多走弯路而不自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一时认识的局限，或受眼前利益的驱使，人们往往容易被眼前所取得的某些成就所迷惑，而没能及时意识到或没有重视它们所将要造成的致命的负面影响。如现代文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正在设法解决；但还有更多的由我们所沾沾自喜的所谓“科技成果”所造成的危害，在今天我们还没认识到，或它还没有显示出来，但当后人设法消除这些危害时，说不定会花费数倍的精力和财力，也许有些危害是以后根本无法消除的。可见在西方科学体系中，强调的是人对大自然的改造，人和自然被对立起来了，世界已变得不再和谐，长此下去，自然对所谓现代人的报复是迟早要到来的，人们将会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在中国古代，这种情况却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原因在于古人有阴阳整体宇宙观的指引，他们把人融入大自然，人只是大自然的一员，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大自然的法则是不可抗拒和不可违背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那时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的，是相互支撑的，是“天人和一”的，只有顺应自然的事才去做，当然也就没有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危害。正因为西方现代科技，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才造成了现代中国人“崇洋迷外”的思想，才造成了中国文化落后了，中国科技不如西方科技的假象。其实只要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就会明白西方科技今天所追求的，正是中国古人几千年前所不屑去做的。西方科技不断向前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只不过是在不断地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完美、协调及正确性提供佐证。
当然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的，人类社会总是在沿螺旋式轨迹盘旋上升的，不断地从低一层次的起点螺旋上升至高一层次的起点。那么，能否在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违背大自然运动规律的前提下发展科技呢？答案是有的，这就是将中西方文化有机地糅合起来，用中国传统的阴阳整体宇宙观，来指导西方发达的分门别类的科学实践，既能少走弯路，又能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易经》把握的是宇宙的本质规律，但客观现象的具体规律则需通过西方科学方法去完善和充实。这正是近年来《易经》越来越引起西方有识之士重视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当代中国人是否更应该重新认识《易经》的内在价值和巨大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