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其他可能选择的主体性——与伊安#183;帕克教授谈理论心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心理学论文,帕克论文,教授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安·帕克(Ian Parker)1956年生，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名誉教授，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客座教授，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长期致力于叙事分析、批判心理学、精神分析社会理论、理论心理学和质性心理学研究。兼任国际上十余种学术杂志的编辑，是学界知名的《批判心理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Critical Psychology)的创始人及主编。其著作曾被译成瑞典语、希腊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印尼语、日语、韩语等文字。
王波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哲学系与约克大学心理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兴趣为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已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一、心理学作为问题
王波：伊安，你好！很感谢你能接受我的访谈邀请。虽然精神分析在英国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形成了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学派，而且还存在着一个规模不小的英国精神分析协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 Council)，但英国心理学广为人知的仍然是主流研究，比如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心理测量学和统计学研究、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的智力结构“二因素说”、早期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以本能为基础的行为学说、巴特莱特(Frederic Bartlett)的记忆研究，乃至彻里(Colin Cherry)和布罗德本特(Donald Broadbent)的注意研究。而且统计学之父皮尔逊(Karl Pearson)也是英国人。在这种主流心理学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生态中，请问你是怎样走上理论心理学和批判心理学的研究道路的？
帕克：1981年，我在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普利茅斯理工大学(今普利茅斯大学)获得了第一个心理学学位。当时有一门课程叫“理论心理学”，教授是迈克尔·海兰德(Michael Hyland)。他同年出版了自己的《理论心理学导论》一书。该书(以及这门课程)关注的是概念体系的发展，而这将有助于心理学理论的制定，最终提高心理学研究的严谨性。海兰德区分了“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s)”(它在心理学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发挥作用)和“假设建构(hypothetical constructs)”(它被用来建立理论模型)。他认为，这些假设建构可以是“生理学的”、“机械论的”或者“心灵主义的”。另外，他还提出了一种对不同的心理学理论如何采用了这些不同种类的建构的系统分析。我对此的回应在两个层次上都是批判的。
首先，我是作为一名分析者，而不是爱好者进入心理学领域的，也就是说，我并不确定对心理学理论、方法或应用的改善是必要的。相反，我的兴趣在于心理学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它是如何寻求将某些种类的行为和身份正常化的。在开始心理学研究之前，我一直是一个活跃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的出发点就是，心理学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事实上，我当时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一些同志曾说我不应该读心理学学位，因为它是一种“资产阶级学科”。我同意，正如他们认为的那样，心理学是有问题的。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认为应该认真对待它，而且有些工作要投入其中，分析心理学学科本身，包括其彼此矛盾的理论设置。
后来我运用不同的理论框架(包括马克思主义)发展出了一些进行这种分析的线索，但我首先阐述的是另一种批判回应。那是1985年于普利茅斯召开的国际理论心理学学会(ISTP)第一届会议期间。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读完了博士。我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社会心理学中的“范式危机”之争与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之争间的联系。当时我刚刚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曼彻斯特理工大学(现为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开始自己的教书生涯。这次会议的与会者中包括想用理论来改进心理学的心理学家，也有对心理学进行批判的心理学家(包括来自德国批判心理学传统的代表)。而我则提交了一篇关于“心灵主义建构的社会情状”的论文。我试图扩大由海兰德概述的范畴体系，以把“社会结构”囊括进来。而这将使心理学家能够认真对待构成了我们认为是“心理学”的东西的基础的文化—历史进程。
二、心理学的文化—历史建构
王波：在这一摆脱他性镜像支配，完成你的自主性思想构境的过程中，谁对你的理论和批判研究影响最大？英国心理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似乎是，它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很小，而受认知心理学的影响比较大，同时精神分析也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你的背景显然更为复杂，比如你已经提到的马克思、德国批判心理学，甚至罗姆·哈瑞似乎都不在主流心理学的视野之内。
帕克：对我的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是罗姆·哈瑞。他当时是牛津大学的科学哲学家。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哈瑞试图描述社会心理学中的科学“范式危机”。哈瑞有工程师背景，而他遇到的社会心理学家让他感到惊奇。他们在居主导地位的实验室实验的框架内工作，而且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科学的。(事实上，我的导师罗杰·英厄姆曾是阿盖尔的博士生之一，但他在研究生末期已经将视角转向哈瑞的工作。)哈瑞的观点是，这种实验室实验的工作实际上是“前科学的”，而且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大多数心理学家一样，对自然科学是如何运作的都存在很深的误解。自然科学的进步是这样一种形式，研究人员对他们的研究对象有一个模型，而且通常是密集的案例研究(而不是在许多不同情况中所做的测量的积累)。
哈瑞与保罗·西科德(Paul Secord)在1972年出版了《社会行为的解释》一书。哈瑞认为，社会心理学需要一种范式转换，这种转换要和伽利略当年说服同侪地球围绕太阳转而不是相反那样巨大。通过认真地对待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一转变，研究者才能弄明白之前异常的发现的意义，从而将这些发现经由一种“范式革命”带入“新范式”中。当然，这里哈瑞步了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后尘。早于他的书十年，库恩就已经进行了这种科学的历史研究。而1972年的重点是，心理学家需要从“旧范式”迁移到“新范式”。前者建立在实验室实验中被作为对象的“被试”上。而后者本质上主要是定性的，而且如哈瑞和西科德所说，“为了科学的目的，它将把人作为人来对待”。这种“新范式”在本质上将是“行为发生学的”。它专注于从社会世界的参与者身上搜集材料，以达致对他们在社会世界中对他人做出行动时所遵守的“规则”以及采取的“角色”的理解。虽然这一论点走得还不够远，而且我们现在也知道这种“范式革命”最终也失败了，但是这种说法却启发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作。那是一篇对塑造了普利茅斯理工大学学生会委员的工作的角色和规则的“行为发生学”研究(而我正是学生会成员之一，所以这项研究已经具备了某种“行动研究”的味道)。
哈瑞的工作显然是“理论心理学”的一种形式，但它依赖于一种科学的前提，而这种科学却与大部分的主流实验室实验心理学大相径庭。哈瑞曾是牛津大学语言学家约翰·奥斯丁(J.L.Austin)的学生，所以他利用“言语行动”理论来分析人际互动(我认为这是他所谓“行为发生学”方法的“行为学”元素的真正意思)。他关注人类是如何对他人表演出自己的心理的，而通过这种方式，表演对观众和演员来说都成了一种现实。在这一点上，哈瑞也运用了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观点。而且哈瑞还声称，他的著作，比如1979年出版的《社会存在》，以及1983年的《个人存在》，还为戈夫曼提供了一种“理论”，而这种理论将作为他试图在心理学学科内部建立的新范式的基础。这为我们指出了“理论心理学”的一种形式，在其范围之内，它提供了对使“心理学”得以可能的文化—历史形式的分析。哈瑞是我的博士论文外审专家。该论文经修改后，作为我的第一部著作，以《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及如何终结它》之名出版。或许可以说，这种“理论心理学”应该是关于心理学整体的一种理论，而不是服务于心理学的一种理论。人们想象有一种关于个体的心理学，而且这种心理学将个体作为某种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东西。我们要弄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里我还要提到另一位对我的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的人物，这就是米歇尔·福柯。福柯曾经受过心理学的训练，而且还曾是一位监狱心理学家。显然，他非常喜欢罗夏测试，但他注意到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这就是心理学的运作依赖于抽象化的个体。而福柯对“疯癫”、“规训”和“忏悔”的历史研究关注的正是人类成为“主体”的方式。他对主体性的历史构成的关注，以及他对西方文化中的监视形式的分析奠定了对心理学学科本身的理解的基础。心理学的“规训”是一种监视装置。它将“理性”和“非理性”截然分隔，还让每个人彼此孤立。它是在欧洲与工业资本主义一起发展起来的。它煽动每一个体对专家，通常是心理学家，说出关于自己经验的“真理”。而福柯的分析已经为我们开启了这样一种理解心理学的方式：它实际上是一个更为庞大的装置的组成部分，我们将这种装置称为“心理复合体”(psy-complex)，它包括心理学、精神病学、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所以可以说，福柯也是一位“理论心理学家”。
一些心理学家，主要是发展心理学家，实际上已经采纳了福柯的思想，并将之与拉康的工作结合起来，结果在1984年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一本书，《改变主体》。当时我作为一个读书小组的成员一起讨论了这些想法(此时我的研究生学习即将结束)，并于1986年在伦敦参加了讨论《改变主体》中的观点的会议，同年晚些时候在曼彻斯特共同组织了一次类似的会议。
三、不同种类的“社会建构”的作用
王波：如此看来，从一开始，你就避免了心理学的建制化，也就是将心理学作为一种可以“现成性地”把握的东西。首先马克思提供了一种整体性审视心理学的宏观框架，借助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你赋予心理学一种“历史性”，使得对心理学之所以成为心理学的文化—历史进程的理解成为可能。罗姆·哈瑞的“行为发生学”新范式则提供了一种超越旧范式的作为其他可能选择的心理学的新的可能性。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和权力批判在马克思的宏观批判框架之外，又提供了一种对心理学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内在勾连的权力装置的微观分析。总之，你提到的这三种思想策源都在一定程度上反对那种将心理学视为理所当然(taken-for-granted)之物的做法，似乎心理学本身是一种坚固的不可逆转的现成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试图打开这种固定之物，重新考察心理学的前提和界限，亦即，它们提供了某种对使“心理学”得以可能的文化—历史形式的分析。这样问题就变得有趣了：较之于你提到的这三种思想“支援背景”，中国的心理学者更为熟悉的对心理学的文化—历史形式的分析似乎是社会建构论，或者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潮，乃至具身认知的研究。
帕克：这些对不同种类的“社会建构”的兴趣确实发挥了作用：它们将主流“科学”心理学的真理断言相对化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建构论取向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认知(和身份、人格等等)嵌入文化—历史语境中，以及每一种具体的社会建构论取向的局限是什么。每一种取向都有自己的贡献和局限。比如，当我在1985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话语分析”才刚刚在社会心理学中被发展起来。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建构论”框架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所阐述的“社会表征”理论。当然，哈瑞(包括约翰·肖特)在英国一直是“社会建构论”视角的重要代表。而肯尼斯·格根则在美国也提出了一种“社会建构论”取向。
然而，很明显，这些社会建构论取向具有自身特定的文化—历史的假设。我发表在《社会行为理论杂志》(这家杂志是上文说的“新范式”视角的同盟)上的首篇学术论文就探讨了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理论的不足。我认为这种理论在本质上是二元论的(亦即，通过莫斯科维奇对从涂尔干到韦伯的社会学理论的运用，在集体和个体两种表征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概念性分裂，而这种分裂则再生产了主体性的资产阶级范畴)。
“社会建构论”显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些理论带有它们自身的关于人类主体的本质的(由此也是关于“心理学”是什么的)文化—历史假设。而这种假设则参与了关于人的“心理学化的”(psychologized)形象的全球化进程(让·德·沃斯在他最近的《全球化时代的心理学化》一书中就此进行了分析。当这本书还处于研究生研究阶段时，我参与了对它的指导)。另一方面，这些理论具有“自行解构主义”的特点。也就是说，它让我们看到每一种理论是如何在一定的“可能性条件”中发展出来的，并鼓励我们寻找该理论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则最终将导致其解体，从而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运行得更好的新的理论奠定基础。
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论”。它是关于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建构论。而且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伴随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而诞生的东西，它适合被作为帮助无产阶级摧毁资本主义的一种概念工具，而不适合被作为用以理解其他历史时期的一种理论。
四、“非心理学的”：超越对人的心理学化
王波：你这里提到的不断被广为接受的人的心理学形象，或者人的心理学化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伽利略曾断言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现在，我们对自己、他人和世界的理解，关于人类可能生活的书越来越是用心理学写成的了。心理学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内部殖民化导致心理学接管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经验，或者你说的主体性成了一种被心理学所中介的东西，主体根据心理学生产出来的概念和范畴来思考和行动。这意味着，心理学要研究的对象正是被它自己生产出来的，并被再生产为一种社会现实，一种确实存在的东西。在这种日益心理学化的全球氛围中，你如何看待理论心理学的未来？
帕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学如何发展，心理学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一种专业性实践，一种对行为和心理过程的表征，现在被广泛接受、颇为流行，并在非心理学家的生活世界中被经验性地再生产出来。证据是，心理学正变得更强更普遍。而那些并不在公认的“心理学”之内的其他形式的主体性的空间则越来越小。这就向理论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理论心理学家感兴趣的只是为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主体性模型背书，那么他们的工作将仅仅停留在关注如何细化和澄清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上。
另一方面，如果理论心理学真的关心心理学的文化—历史形成，那么也应该对主体性的其他可能观念感兴趣。也许这些观念不会是“反心理学的(anti-psychological)”(因为在“新时代”的精神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将主体性的其他可能选择浪漫主义化的危险。而实际上它们和主流的学术与专业心理学一样是“心理学的”)，而是“非心理学的(non-psychological)”。这可能是努力的一个方向。说实话，我认为这将是反抗主流的取向中的少数派。我做了最坏的打算。
王波：你说的这种“反心理学的”，将主体性浪漫主义化的危险是不是包括山达基教(Scientology)那样的做法？它的确是反对心理学的，它宣称自己的心身理论(Dianetics)与精神治疗是互相冲突的。我记得汤姆·克鲁斯就是其著名的信徒，他对心理学的批评招来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至于那些非常不客气地将心理学认定为“心理异端”的基督教布道者就更不用说了。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比较隐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形式，它基于高扬主体性的浪漫主义热情，从某种“价值悬设”出发，用“人应当如何”去要求或批评“人实际如何”。而这种做法由于仍然停留于心理学的建制之内，其终局不过是从硬币的另一面重新强调了心理学的权力。这让我想起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的狡计的指认，“我们对它的逃离就是它控制我们的方式”。
帕克：是的，你说得很好！
五、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学的可能效用
王波：至于你说的主体性的“非心理学”形式以及这种形式的反面，即“心理学化”的主体性，我想再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作一补充。随着西方社会的日益心理学化，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现实正在被进行心理学的解释。由于心理学的空前发展和普及，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经验以一种内部殖民的方式被心理学整体性地重构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被改造成一种适应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心理学化的市民主体或者心理学个体，作为马克思的解放议程最具弹性的替代性方案，心理学成为这种心理学化的个体理解自我与社会的中介。这就是心理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勾连形式，以及作为资本主义新的统治形式的心理治理。而由于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新情况尚未出现，加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心理学的讨论并不是外显地直接在场的，所以在马克思学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布展的批判中，对心理学化的产生及其机制的讨论似乎是一个缺环。
帕克：马克思主义的确给理论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当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时，我们怎么能将人作为心理学个体呢？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的根本社会性质的问题。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正是一种对抽象化了的“鲁滨逊”形象的批判，而这种形象也为古典经济学家所钟爱。
需要记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除其他目标之外)其靶子恰恰是人的个人主义形象。这是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都赞美过的形象(对斯密来说，秩序和利润的保证是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对边沁来说，秩序和对每一个体的成本与收益分配，都需要通过规训机制来积极实施。这种机制包括福柯曾分析过的“全景敞视建筑”)。
马克思这里批判的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的目的是为剥削辩解，最重要的是为这种观点辩解：个体是通过“自由签订的合同”进入被剥削关系的。马克思并没有说，合同是“自由的”，但他关心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被预设的自由的模式。这些自由的模式是受限制的，正如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心理学那样，后者也是被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各种参数所限制的。
因此，理论心理学家面临的任务就是想象超越了这些限制的人类形象，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正是与之相关的，通过它我们得以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心理学个体的模型。也许，这也正是发展一种心理学的《资本论》的意义所在。它将是对心理学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使我们能够看到心理如何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并如何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的。
王波：心理学的《资本论》？我记得维果茨基曾说过，“在掌握了马克思方法论的整体之后，我想弄清楚如何建立一种研究心理的科学……为了使通过普遍接受的科学方式创造这样一种理论—方法成为可能，必须发现给定领域的现象的本质，它们据以变化的规律，它们的定性和定量特征，以及它们的原因。必须创制与它们特别相关的范畴和概念——换言之，必须创造心理学自己的《资本论》。”在这一点上，你要像维果茨基那样重构或者超越已成为固定之物的“心理学的”“范畴”和“概念”么？
帕克：我正是引用了维果茨基的论述。实际上，即使在维果茨基的思想逻辑之内，我们的观点也是兼容的，只要他所说的范畴和概念不变成“心理学的”那种范畴和概念。回到前面的话题，我们还要顾及马克思提出的另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的生产领域。他明确表示，对(比如)消费或金融市场或全球贸易的批判分析，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当我们借助马克思来看心理学时(马克思所使用的方法对思考人的主体性的辩证矛盾性非常宝贵)，我们需要牢记，他对生产的分析只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具体方面。这一点有很多后果。其中之一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我们对心理学的分析可能关注于生产(在这里，马克思对工作日、价值生产以及交换价值与使用值之间的异化对立的分析可以直接使用)，但我们也需要其他的诸如消费这样的概念，以把握消费过程(在恩斯特·曼德尔所描述的“晚期资本主义”中，服务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像詹姆逊这样的学者将这种资本主义视为后现代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对思考当今组织的“女性化”，以及理解沿袭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女性主义批判的作用非常重要)。
另一个后果是，我们需要注意马克思主义与理论心理学相联系的不同方式。像你说的那样，“对心理学化的产生及其机制的讨论似乎是一个缺环”。我认为，无论是尝试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推断出一种完整的“心理学”替代品，还是想象如果马克思有时间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不同方面，他可能会写出什么以供我们重建一种完整的“心理学”替代品，两者都是毫无指望的。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辩证法，就会立即发现资本主义已经改变了，而且一直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而马克思所发展的范畴也需要做出改变。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固定的，可以现成地被“应用到”今天的现象上的教条。
六、批判地对待中国本土心理学资源
王波：说到你一直对之保持警惕的“心理学的”范畴和概念，丹兹格曾(K.Danziger)明确地指认了“心理学”的统识(hegemonial)功能，“我们使用可得的概念工具来思考自我，而这种概念起到一种政治功能的作用”。而被心理学化的市民主体正是通过这种概念和范畴来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的。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被社会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概念和范畴，由于市民主体往往据之以思考和行动，它们可以成为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以及人的主体性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心理学要研究的对象正是被它自己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结果，讽刺的是，一种诸如人格或智商这样的西方概念确实成了中国本土的概念，也就是说，中国人根据这种概念来塑造自己的日常生活，从而将它变成一种社会现实，所以它就真的成了中国人的主体性的一部分。这种使符号成为真实，使真实成为符号的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循环效应(looping effect)不仅使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建设迷障重重，而且还将作为其他可能选择的中国人的主体性心理学化成一种按照这种效应进行自我塑造和行动的空洞能指。
帕克：我只来过中国三次，出席关于话语分析、理论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所以我对中国的各种辩论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我注意到，在心理学研究的两种不同传统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有借鉴和再现西方心理学的实验室实验研究。我将之作为“旧范式”的研究传统，而且在对替代性的质化方法论的论证中，我们试图推翻它。另一方面，还有似乎是作为西方取向的替代品被发展起来各种形式的本土心理学。这包括一些很具体的研究以及对主体性和社会关系的“儒家”模式的辩护。
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它要求研究者采用这样一种方法，即让个人去适应，无论他适应的是一个已在西方成为主流取向的心理学的规范形式，还是一个被用来合理化和维持权威型的和父权制的社会关系的规范形式。用马克思的话说，一个激进的理论心理学家的任务是“怀疑一切”。他要像批判地检讨那些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心理学那样来质疑当地土生土长的“心理学”的各种形式。而用福柯的话来说，理论心理学应当是对“可能性的条件”(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的研究，因为现在存在着一种作为学科的和作为我们主体性的个体经验的心理学，而正是这种形式使得“心理学家”得以研究它，并在其中进行干预。中国理论心理学家的一项中心任务可以是研究心理学的“全球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促使人们发展出新形式的反抗性的主体性，并注意到一个表面之下的陷阱，也就是将任何假装是一种“真正的”心理学的东西浪漫主义化。在人的主体性领域，与辩证性改变有关的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对当下的(或过去的)关系和身份形式都提出了质疑。
七、精神分析的批判功能
王波：除了马克思之外，精神分析是你在批判心理学研究中经常借用的理论资源，你本人也接受过系统的精神分析训练。精神分析理论似乎被你作为一种理解和批判当代社会的病理学的方法论框架。在众多的心理学流派中，你为何独独选中了(拉康)精神分析作为自己的支援理论呢？你是如何将精神分析和批判心理学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接合起来的？
帕克：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有着悠久的联系，但这些联系却在主流心理学教科书中被抑制了。例如，西方学心理学的学生读不到精神分析对心理学中的一些早期关键人物的重要性。比如皮亚杰一直被作为一位儿童发展阶段方面的认知理论家，仿佛这是与精神分析理论直接矛盾的。教科书中几乎从未提及皮亚杰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而且作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由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于1910年成立)的会员，多次在精神分析大会上报告论文。当雅克·拉康在1936年的大会上第一次报告他的关于“镜像阶段”的论文时，皮亚杰就在场。再举一个例子，维果茨基在教科书中是这样被描述的：他提供了一种对儿童发展的说明，这种说明重视与思维处于辩证关系中的语言的作用。而在这里，维果茨基又被作为仿佛是与精神分析理论直接竞争的人出现了。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维果茨基是成立于1922年的俄罗斯精神分析学会的创始人(与鲁利亚)之一。
我们面临的一个历史的和理论的任务就是弄明白，在心理学的早期阶段，为什么会有这些深层联系，而这种深层联系又为何被当代心理学家隐瞒了。艾丽卡·伯曼(Erica Burman)在她开创性的著作《解构发展心理学》中认为，“精神分析是心理学的被压抑的他者”。在我看来，这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关于主体性的理论的激进作用。心理学通常只是重新散布了关于个人的意识形态假设，并颂扬个人对社会的适应的价值，与之对照，精神分析则提出了更细致入微的、潜在的批判解释。
精神分析的诸多主流版本——特别是那些在英语世界中占主导地位，并被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提倡的版本——与心理学共同关注相似的东西：适应。这就出现了来自拉康的批评：精神分析不应该关注适应，也不应该关注被分析者的自我与精神分析学家的“认同”。在拉丁美洲，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分析的版本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它关心的是“主体的颠覆”。而这一点，我相信，也包括颠覆那些将个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固定就位的意识形态论断的各种形式。
这并不是说，拉康的精神分析始终是激进的，也不是说个人的分析应当直接包括一种政治议程。在我最近的《拉康精神分析：主体性的革命》一书中，我认为临床工作和政治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脱节”：诊所提供了一种空间，在其中主体能够打破他们所臣服的适应的各种形式，但是这种突破并不一定会将他们引向一个激进的政治方向。精神分析关注主体的无意识欲望与有意识思考之间的矛盾。主体必须采用这种思考才能在“现实”中生存。但是精神分析坚持，还存在着超越这种“现实”的其他东西。而这正是拉康精神分析的伦理学。
王波：齐泽克是拉康精神分析的著名拥护者，而且在运用精神分析批判资本主义方面得心应手。你还专门写过一本影响颇大的《斯拉沃热·齐泽克：一个批判导言》。但是他的工作与心理学研究的相关性似乎还需要进一步开掘，能简述一下你对他的评价么？
帕克：在我看来，齐泽克仍然强调拉康精神分析的这种激进主题，虽然我不那么肯定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确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修辞。但在我这本书中，我认为他是在用拉康精神分析来解读黑格尔(这才是他真正的爱好)。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过是他可以于其中尝试自己的拉康—黑格尔理论配方的符号场域。齐泽克在最近的作品中对认知研究做了一些有用的和有趣的探索。但这些探索主要是“否定的(negative)”——这里的“否定”乃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它是一种应加以重视的东西，而不是应避免的东西——齐泽克并没有针对他所批评的错误的心理学再给出一种积极的、正确的“心理学的”其他可能选择。在这方面，齐泽克仍然保持了拉康的严格的反心理学(以及反精神病学和反心理治疗)气质。
王波：孔子向人学习弹琴，一连好多天都没有练习新曲，老师催他，孔子就说：“丘未得其为人也。”意思就是孔子不仅操练乐曲，还试图体会作曲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作者和他的作品并不是彼此脱离的。从1985年获得博士学位，并开始在大学任教算起，你已经在心理学理论和实践的边界处工作了将近三十年了。你觉得这种工作对你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帕克：对我而言，谈论这种“个人”影响的人口是精神分析。在接受精神分析训练之前，我参与了诸如“心理学政治抵抗”这样的激进心理学组织。我现在仍然是出版《精神病院：民主精神病学杂志》的集体的一员。我参加这些活动的基础是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倾向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的观点，即“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也就是说，个人关系是权力关系的一种表现，而政治变革需要改变这些个人关系)。但是，在这些活动中，我更多地关心让心理学与我的个人生活保持距离，与任何人的个人生活保持距离。是的，在政治活动中需要在“个人”层面做出改变，但我们不应该将这种个人层面与“心理学的”东西相混淆。“心理学的”东西是我们的主体性的一种意识形态表征，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做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改变，那么我们需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改变我们的“心理学”。
我的精神分析训练要求我自己接受精神分析，而我为期六年的个人分析当然也包括了对理论心理学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的反思。然而，与其说这种分析是“理论心理学”，不如说它更是一种持续的个人批判。它批判“适应”的各种形式以及各种“心理学”。也许可以说，它帮助我发展了一种更为详细的“针对”心理学的理论，包括我自己的心理学是如何被在我们的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思考方式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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