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在日本的流布论文

《管子》在日本的流布论文

《管子》在日本的流布*

□ 巩曰国 苏运蕾

摘要: 奈良至平安时代前期,《管子》及《管子治要》写本随遣唐使东传日本。后来,《管子》的刻本也传入日本,并被各藏书机构收藏。江户时代以后,日本又出现了诸多新的《管子》印本,《管子》在日本广为流布。《管子》的东传,使得部分《管子》珍贵版本得以保存,为《管子》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日本的《管子》翻刻本及新的注释著作,也成为《管子》研究及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 《管子》的流布 日本汉学 版本研究

古代日本与中国交流频繁,中国古代文献很早就传入日本列岛,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典籍,早在唐代,其写本就被带到日本。后来,诸多《管子》刻本从不同途径传入日本,被收藏于各藏书机构。《管子》传入日本后,又有传抄、翻刻及注释解说,从而增添了诸多新的传本。《管子》在日本的流布,既是《管子》研究不可忽略的内容,也是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管子》写本的东传

西汉末年,刘向奉命校理群书,根据他所见到的不同传本,定著《管子》86篇。东汉至隋唐间,《管子》一直以写本流传。根据相关资料,早在唐代,《管子》还是写本状态时,就已经传入日本。日本古代史书《日本书纪》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典籍。据学者考证,“引文出于汉籍而且可以确认者”有20种,其中既有《史记》《汉书》等史书,也有《庄子》《管子》等诸子著作。① 张猛:《汉籍东传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48页。 《日本书纪》成书于日本养老四年(720),书中有的引文可以确认出自《管子》,则《管子》传入日本的时间不会晚于720年。由此可知,最迟在奈良时代(710—794)早期,即唐玄宗开元(713—741)初年,《管子》就已经东传日本。

(1)管理意识淡薄。运输企业正式编排在册员工在减少,所以员工大多是临时雇佣工。这也人员对人事档案没有了解,认为是今天高兴在干活,不高兴就离职。企业也认为企业和驾驶员是雇佣关系,随时可以解雇。所以没必要投入资金对驾驶员的档案进行管理,从而企业中没有形成档案管理。

《管子》传入日本后,收录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由平安时代学者藤原佐世(Fujiwara Nosukeyo,847—898)奉敕编撰,一般认为成书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也有学者认为此书的编撰在“阳成天皇贞观末年(876)至庆元元年(884)之间”。②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4页。 该书著录平安时代前期日本传世汉籍文献1 500多部,17 000余卷。这些汉籍文献,“几乎全是遣唐使时代传入的”。③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152页。 在飞鸟时代、奈良时代,日本曾往唐朝多次派遣遣唐使。遣唐使回国时,往往携带大量中国典籍,“所得赐赉,尽市文籍,泛海而归”。④ 《旧唐书·东夷传》。 在这一背景下,《管子》随其他图书文献被遣唐使带往日本。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管子》为20卷,“《管子》廿(卷),齐相管夷吾撰”。⑤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9页。 这一数字很可能有误,因为在写本时代,《管子》的传本有19卷本(见《隋书·经籍志》)、18卷本(见《旧唐书·经籍志》)、尹知章30卷注本(见《新唐书·艺文志》),并没有所谓的20卷本。尹知章为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国子博士,其所注《管子》在唐代中后期颇为流行。《旧唐书》:“尹知章,绛州翼城人。……所注《孝经》、《老子》、《庄子》、《韩子》、《管子》、《鬼谷子》,颇行于时。”① 《旧唐书·儒学传下》。 30卷《管子》注本在大唐很流行,其流传到日本的几率非常大。因此,《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20卷本《管子》,很可能就是尹知章30卷注本,其“20卷”可能是“30卷”之误。张猛云:“《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作二十卷,既非十八卷之原本,亦非二十四卷本,疑是三十卷注本,‘二十’乃‘三十’之误欤?”②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1069页。

纠错输出编码(Error Correcting Output Codes,ECOC)[1]作为一种分解策略,已成为解决多类分类问题的第一方案.编码矩阵的构造作为纠错输出编码多类分类的第一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分类性能的好坏.由于事前编码忽略了样本数据包含的类别信息,分类性能无法达到最佳.因此,如何构造符合问题域的编码矩阵成为研究的重点.

二、《管子》刻本在日本的收藏

谈《管子》在日本的流布,还应注意到《群书治要》中的《管子治要》。《群书治要》是唐初魏征等奉敕编撰的一部大型文献。该书选录唐以前经史诸子著作60余种,共50卷,其中第32卷为《管子治要》。

10行无注古本每半页10行,每行21字,刊行于明正德、嘉靖年间。④ 《管子》10行无注古本,安井衡曾以为是“元板”,莫友芝认为“似元、明间刻”,均误,详见巩曰国《〈管子〉十行无注古本刊刻年代考辨》,《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1期,第72—73页。 日本昌平学校曾藏有该版本,安井衡(Yasui Kou,1799—1876)撰《管子纂诂》曾经参考。郭沫若云:“余曾得一无注古本,半页10行,行21字,卷首有缺,无题记目录,不知何时刊印。举与安井衡《管子纂诂》所据日本昌平学所藏无注古本相校,内容不异。”⑤ 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页。 《中都四子》本每半页10行,行21字,刊刻于明万历七年(1579)。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有收藏,《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简目》著录。

《管子》10行无注古本及《中都四子》本,在日本较为罕见,而稍晚一些的赵用贤《管韩合刻》本则比较常见。赵用贤本每半页9行,每行19字,刊行于明万历十年(1582)。该本为明末以来《管子》最通行的版本,在日本亦流传颇广。据《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日本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御茶之水图书馆均有收藏。内阁文库藏有三部,其中一部为枫山官库旧藏,一部为昌平坂学问所旧藏。尊经阁文库藏本,为江户时代加贺藩主前田纲纪(Maeda tunanori,1643—1724)旧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为大木幹一(Oki Kanichi,1881—1958)旧藏。御茶之水图书馆藏本,为岛田篁村(Simada Kouson,1838—1898)、德富苏峰(Tokutomi Sohou,1863—1957)旧藏。

1.1.1 入组标准 脑瘫组采用2014年1月-2016年12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100例脑瘫早产患儿为研究对象;对照组采用非脑瘫早产患儿100例为研究对象。

日本的《管子》印本,早期多为汉文著作。后来,又有学者对《管子》进行日文注释、翻译,如菊池三九郎(Kikuchi Sankurou,1859—1923)、公田连太郎(Kouda Rentarou,1874—1963)、塚本哲三(Tsukamoto Tetsuzou,1881—1953)、小林一郎(Kobayasi Ichirou,1876—1944)、西田太一郎(Nisida Taiichirou,1910—1982)、松本一男(Matumoto Ichinan)、柿村峻(Kakimura Takashi,1906—1997)、远藤哲夫(Endou Tetsuo)等均著有《管子》日文注译本。⑤ 具体是:菊池三九郎:《管子》(上·下),收录《汉籍国字解全书》,京都: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4年;公田连太郎:《国译管子》,收入《国译汉文大成》,东京:国民文库刊行会,1920年;塚本哲三:《管子》,收录《汉文丛书》,东京:有朋堂书店,1928年;小林一郎:《管子》,收录《经书大讲》,东京:平凡社,1939年;西田太一郎:《管子》,收录《诸子百家》,东京:筑摩书房,1965年;松本一男:《管子》,收录《中国的思想》,东京:德间书店,1967年;柿村峻:《管子》,收录《中国古典新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70年;远藤哲夫:《管子》,收录《新译汉文大系》,东京:明治书院,1992年。 其中远藤哲夫的三卷本《管子》充分吸收中国、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管子》现存76篇逐篇翻译,并有解题、校勘、注释、分析,为《管子》日文权威版本,影响广远。

赵用贤本的衍生本,在日本亦多有收藏。如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有吴勉学《二十子》本,系狩野亨吉(Karino Koukiti,1865—1942)旧藏。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朱长春《管子榷》本,内阁文库藏有梅士享《诠叙管子成书》本,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静嘉堂文库藏有朱养纯花斋本等。⑥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789—790页。

安井衡学识渊博,被称为“江户时代儒学之殿军”。② 金培懿:《江户宽政年间以降学术态势与安井息轩之学风》,《国际儒学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其《管子纂诂》受到中日学者的推崇。应宝时在序中说:“日本昌平学儒员安井君字仲平者,博学多识人也。悯《管》书奇字讹文,龃龉难读,撰《管子纂诂》,以向贻来喆,介其国昌平学儒员中邨君以书示。余受而读之,作而曰:‘伟哉仲平!人人苦其庞杂无序之书,而竟能厘正于东海之邦耶!’”他盛赞该书“其有补于世,讵浅鲜乎”。③ 应宝时:《管子纂诂·序》,《管子纂诂》,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年。 日本学者盐谷世弘亦云:“饫肥安井仲平,识高天下,其于诸子,最好《管子》。研读数年,终作《纂诂》一书。《管子》之言,由此而昭矣。”④ 盐谷世弘:《管子纂诂·叙》,《历代管子版本丛刊》(四),第2306页。

作为《群书治要》的一部分,《管子治要》早在唐代就传入日本。日本平安时代的仁明天皇(833—850年在位)、清和天皇(858—874年在位)、宇多天皇(887—897年在位)、醍醐天皇(897—930年在位)都曾读过《群书治要》。⑥ 金光一:《〈群书治要〉研究》,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0年博士论文,第54页。 据金光一研究,《群书治要》应该是随天宝遣唐使或贞元遣唐使传入日本。他说:

2.1 手术相关情况 所有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为21~55 min,平均(36.5±12.2) min,剜除腺体(29±13.2) g,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74±11.4) h,术后膀胱持续冲洗时间(15.2±8.2) h,术后住院时间(4±1.5) d。

三、《管子》在日本的刊印

日本的《管子》传本,最初都来自中国。后来,日本亦开始刊印《管子》。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日本的《管子》刊本很多。有全本,如美浓武钦繇(即武田梅龙,Takeda bairyu,1716—1766)训点《管子全书》24卷、安井衡《管子纂诂》24卷等;有选本,如邦正(即菅原显,Sugawara Kenzou)《管子抄倭语解》二卷、梁濑昆(Yanase Kon)《弟子职》不分卷、西岛长孙(即西岛兰溪,Nisijima Rankei,1781—1853)《弟子职笺注》一卷等。还有一些校释类著作,如户崎允明(即户崎淡园,Tosaki tanen,1724—1806)《管子考》三卷、猪饲彦博(Ikai Yosihiro,1761—1845)《管子补正》二卷、冢田虎(Tsukada Taihou,1745—1832)《管子笺注》六卷等。① 还有一些日本《管子》刊本今已不可得见,谷中信一《日本·中国〈管子〉关系论文文献总目索引》第六节《未见一览》著录未见日本《管子》书目18种:《管子牧民国字解》《管子考》《管子全书校》《管子疑义》《管子校章》《管子一适》《管子抄标注》《管子律算概考》《管子笺》《管子管见》《管子补正》《管子考》《弟子职余师》《弟子职补解》《管子解》《管子考》《管子纂注莛撞》《管子要语》。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猪饲彦博《管子补正》、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和安井衡《管子纂诂》。

训点《管子全书》在日本很通行,《和刻本诸子大成》所收《管子》即此本;安井衡撰《管子纂诂》,所用底本亦为此本。该书又有日本宽政八年(1796)重刻本,题作“重订改正管子全书”,由京摄书肆耕价堂、水玉堂、千载堂、宋荣堂同刻。

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题“唐房玄龄注释,刘绩增注,明朱长春通演”,系据中国的花斋本《管子》翻刻。花斋本题为“合诸名家评定管子全书”,刊行于明天启五年(1625),每半页9行,每行20字,版心有“花斋藏板”字样。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之内容、版式、字体、行款与花斋本完全相同;花斋本卷前之郭正域、沈鼎新、朱养纯、赵用贤诸家序言,除赵用贤序外,亦全部保留。其不同者,训点《管子全书》本将花斋本版心之“花斋藏版”字样删去,又在行间增加了美浓武钦繇的训点,卷前增加美浓武钦繇《管子序》一篇。训点《管子全书》刊行于日本宝历六年(1756),书前题“平安书林玉池堂、向荣堂、水玉堂、文泉堂仝刻”。

猪饲彦博的《管子补正》是一部札记体著作,刊行于日本宽政十年(1798)。书前有《管子补正题言》《管子总评》,并移录朱长春《管子榷》之《管子序》。猪饲彦博云:“今以元冲原本为本,参校诸本,旁稽群书,间附管窥,著《补正》二卷。”② 猪饲彦博:《管子补正题言》,《管子补正》,日本宽正十年(1798)刊本。 书中摘录《管子》之文句,正其脱误,释其字词,对旧注(主要是朱长春《管子榷》之“评”“通”“演”)讹误时有纠正。猪饲彦博的解释虽较简略,但多有创见。郭沫若云:“颇能揭发疑窦而予以解答。说解虽甚简略,时有可取之处。王氏父子及丁士涵之说每有与之不约而同者。以海外学者而能此,殊觉可贵。”③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第12页。 《管子补正》后收入《汉籍国字解全书》之《管子国字解》。

这天晚上,妻子平复心情后,问我一个其实已经不存在的问题。妻子问,我要真得了红斑狼疮,你说我该这么办?我推脱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妻子说,你现在就给我想一想。我说,想问题总要有一定的时间吧。我不想跟妻子纠缠这件虚无的事。

安井衡《管子纂诂》,刊于日本庆应元年(1864),半页10行,每行20字。前有昌平学儒官盐谷世弘(Shiotani Hiroyo,1809—1867)《管子纂诂叙》及安井衡《管子纂诂序》,又有《管子纂诂凡例》。《管子纂诂》以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本为底本,其中多处文字与通行的赵用贤本不同,而与训点《管子全书》本相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牧民》篇“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安井衡注云:“俗本‘诈’误‘许’,今从赵本。”④ 《历代管子版本丛刊》(四),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第2310页。 查《管子》各版本,“诈伪不生”误作“许伪不生”的,只有日本宝历六年(1756)平安书林玉池堂、向荣堂、水玉堂、文泉堂同刻的《管子全书》本。① 宽正八年(1796)京摄书肆耕价堂、水玉堂、千载堂、宋荣堂重刻本《管子全书》已改正。 这表明《管子纂诂》的底本是训点《管子全书》本,而赵用贤本是其参校本。

《管子纂诂》刊行后,安井衡又作《管子纂诂考讹》一卷,前有《管子考讹小引》,日本庆应二年(1865)刊行;又作《管子纂诂补正》一卷,前有清苏松兵备道应宝时序,安井衡自序,日本明治三年(1870)刊行。《管子纂诂》后被收入《汉文大系》,安井衡所作之“补正”“考讹”分录于正文各条之下,书眉增加小柳司气太之解说批校。

首先:要具有良好的可印刷性。焊膏的主要性能体现在颗粒大小与粘度两个方面。焊膏粘度过大时,易粘到刮刀上面,造成焊膏印刷不到模板上;焊膏粘度过低时,则不易控制焊膏的沉积形状,印刷后会塌陷,这样容易产生桥接,同时在使用软刮刀或刮刀压力较大时,会使焊膏从模板开孔中被刮走,从而形成凹型焊膏沉积,使焊料不足而造成虚焊。

明末,《管子》出现了大量的选评本,其中有些也传入日本,如张榜《管子纂》、焦竑《管子品汇释评》等。《管子纂》在《管韩合纂》内,前有万历四十年(1612)朱士泰序,日本内阁文库有藏,系昌平坂学问所旧藏。《管子品汇释评》在《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内,题“从吾焦竑校正,青阳翁正春参阅,兰隅朱之蕃圈点”,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有藏,《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分类目录》著录。

周祖谟先生指出,“禅母等韵图列为正齿音三等。禅母古音,黄侃音略归之于定母,高本汉之《汉语分析字典》则考订禅母之古音d,与定母相近。”[4]周先生运用经籍异文材料证明了禅母与定母的关系最为密切,郭店楚简中也是如此,共有5例。

《管子》在日本的刊印,促进了日本的《管子》研究。20世纪以来,日本出现了大量有关《管子》与管仲的论文与论著。仅谷中信一(Taninaka Sinichi)《日本·中国〈管子〉关系论文文献总目索引》所列1989年以前相关论文就有70余篇,涉及《管子》传本、《管子》思想等各个方面。专著以金谷治(Kanaya Osamu,1920—2006)《管子的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面》(岩波书店1987年版)最有代表性。书中详细讨论了《管子》的版本与篇章结构、《管子》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时令思想、哲学思想以及《管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为日本学界瞩目。

四、《管子治要》在日本的流传

宋代,《管子》开始出现刻本。宋本《管子》有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刻本、南宋初年浙刻本、③ 南宋初年浙刻本系据北宋庆历四年刻本翻刻而成,因书前有杨忱序,也被称作杨忱本。 绍兴二十二年(1152)蔡潜道墨宝堂本等。这些宋本《管子》及后来的明刘绩《管子补注》本,在日本均未见踪迹。根据现有资料,日本收藏的《管子》刻本,较早的是明10行无注古本和朱东光《中都四子》本(也称《中立四子集》本)。

清代民国间,《管子》版本众多,其要者有清嘉庆姑苏聚文堂《十子全书》本,清光绪湖北崇文书局《子书百家》本、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常熟张瑛据宋本影刻本,民国《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等,还有众多石印本。这些版本,在日本流传较广,各藏书机构多有收藏,此不细述。

如果我们着重考虑中国情况,天宝遣唐使行是《群书治要》东渡最好契机,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当时《群书治要》录副的明显记载,加之对唐朝宫廷秘府藏书情况极为熟悉的朝衡及吉备真备,是此次使行的最主要人物。但是,天宝遣唐使,距离日本天皇最初阅读《群书治要》已经有八十余年,如果仔细考察《群书治要》在日本的讲授情况,不能忽视贞元遣唐使行。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鉴于菅原清公的遣唐使行及其在《群书治要》讲授中的作用,贞元遣唐使也可以是《群书治要》东渡的一次很好的机会。① 《〈群书治要〉研究》,第56页。

天宝遣唐使派出时间为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次年返回。贞元遣唐使派出时间为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次年返回。由此可知,《管子治要》传入日本的时间很可能是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即日本奈良时代中期孝谦女皇天平胜宝五年,最晚不会晚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即日本平安时代早期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

《管子治要》传入日本后,先有抄本流传,至江户时代,又出现印本。较早的抄本是平安时代(794—1185)写本,后来又有镰仓时代(1185—1333)写本。平安时AI写作本破损严重,仅存13卷,而镰仓时AI写作本保存则相对完整,存47卷,仅缺第4、13、20三卷,是目前所见《群书治要》最早的较为完好的传本。其印本,先有元和二年(1616)德川家康铜活字排印本,即骏河版,后来又有天明七年(1787)尾张藩刻本,即天明本。② 金光一:《〈群书治要〉回传考》,《理论界》2011年第9期,第125—127页。 这两种印本,均以镰仓时AI写作本为底本。骏河版印数稀少,流传不广,而天明本则流传广远。清嘉庆年间,天明本由日本传回国内,为我国《管子治要》各种版本之祖本。

区域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5行区,小区面积20平方米,并设不少于4行的保护区。实收中间3行(面积12平方米)全部果穗,风干脱粒后称籽粒重量,测含水量,折成14%水分计产,与对照品种比较计算增(减)产百分率。

《管子治要》在日本的流传具有特殊的意义。《群书治要》编撰于唐初,“所采各书,并属初唐善策”。③ 阮元:《揅经室外集》,《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2页。 该书在国内久已失传,幸有日本传本,为我们探究《管子》早期传本面貌及校勘《管子》文本,提供了重要依据。今本《管子》共86篇,其中10篇有目无文,实存76篇。《管子治要》节录《管子》的内容,涉及《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七法》《五辅》《法法》《中匡》《小匡》《霸形》《霸言》《戒》《君臣下》《小称》《治国》《桓公问》《形势解》《版法解》《明法解》和《轻重乙》20篇。这20篇均在今存的76篇之内,而且其顺序也与今本《管子》完全一致。这说明“至少在唐初时,《管子》的编排和内容就已经和今本一致”,“今本《管子》中的佚篇在魏征以前就已亡佚”。④ 李克(W.Allyn Rickett):《管子引得导言》(Introduction to a Concordance to the Kuan-tzu ),庄维斯:《管子引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管子》一书讹误甚多,《管子治要》可以作为《管子》文本校勘的重要依据。如《法法》篇“毋赦者,痤睢之矿石也”,《治要》“睢”作“疽”,“矿”作“砭”;《明法解》“任人而不言,故不肖者不困”,《治要》“不言”作“不课”。这两处,今本《管子》文义不通,均可据《管子治要》校正。⑤ 参见巩曰国:《〈管子〉版本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6年,第36—38页。

结语

《管子》在日本的流布,有两个时期最为重要,一是奈良至平安时代,二是江户时代。前者为《管子》传入日本之始,后者为《管子》在日本广为流布之时。奈良至平安时代前期,正值中国唐代,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及留学人员。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回国时,带回大量图书典籍。《管子》由此被带到日本,《管子治要》也随《群书治要》传入日本。江户时代,随着日本商业经济的发展,文化由贵族、僧侣垄断的局面被打破,而向庶民阶层转移。文化阶层的扩大增加了对书籍的需求,大量中国书籍随着商业贸易传入日本,⑥ 江户时代日本虽然长时间实行锁国政策,但仍允许中国商船进入长崎进行贸易。 其中即包括《管子》。据《商舶载来书目》记载,日本正德元年(1711),中国商船“加字号”载《合刻管韩子》一部十册抵日本,享保十一年(1726),中国商船“久字号”载《管子》一部抵日本,享保十七年(1732),中国商船“世字号”载《诠叙管子成书》一部抵日本。①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789、790、793页。 商业贸易成为江户时代《管子》传入日本的主要通道。江户时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印刷业的勃兴,京都、江户、长崎等地出现了大量私家书铺,刊印汉籍兴盛一时。这促成了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的刊印及重刊。《管子补正》《管子纂诂》以及其他《管子》著作的刊印,也与此有密切关系。中国《管子》版本的大量传入及日本《管子》印本的大量出现,形成了江户时代《管子》在日本广为流布的局面。

《管子》在日本的流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值得关注,一是保存了《管子》的珍贵文献,二是形成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传入日本的《管子》版本,有的非常珍贵,有重要的收藏价值及文献价值。如昌平学收藏的10行无注古本,存世稀少。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西省文物局、吉林省图书馆四家有收藏。该本年代较早,可以校正《管子》其他版本。日本学者安井衡撰《管子纂诂》,曾用以校勘。其《凡例》云:“其粹者胜今本远甚矣。……明赵用贤校《管子》,自云所改三万余言,正其脱误,几为全书。然参考其说,殊少所发明,安知其无误改哉?幸有是本得以订正赵本之误,亦右文之余泽也。”② 《历代管子版本丛刊》(四),第2309页。 日本的《管子》印本,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安井衡的《管子纂诂》,于《管子》全文通体施注,是自朱长春《管子榷》、梅士享《诠叙管子成书》后,又一个重要的《管子》全注本。《管子纂诂》由应宝时作序,很早就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引起人们对安井衡的关注。黄遵宪曾为安井衡《读书余适》作序,称:“余读其著作,体大思精,殊有我朝诸老之风,信为日本第一儒者。”③ 陈铮编,黄遵宪著:《黄遵宪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0页。 俞樾在致《管子校正》作者戴望的信中,曾向其推介《管子纂诂》。④ 俞樾:《俞曲园尺牍》,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4年,第17页。 俞樾还曾向来访的日本人竹添进一郎(Takezoe Sinichirou,1842—1917)专门询问安井衡的情况。当时安井衡已经去世,他听到这一消息,为之怅然。⑤ 李风宇:《花落春仍在:德清俞氏家族文化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页。 安井衡之所以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主要是由于其《管子纂诂》的学术贡献。冒广生云:“其书取古本及刘绩本、朱长春本、梅士享本及《群书治要》参校异同,虽所见不多,而字疏句栉,多就原文,有时反出乾嘉诸大师之上。”⑥ 冒广生著,冒怀辛整理:《〈管子〉跋十七则》(续),《管子学刊》1988年第1期,第34—39页。 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Kuraishi Takeshirou,1897—1975)认为,日本江户时代的诸子学研究,“能在中国的学界面前拿得出手的就是《管子纂诂》”。⑦ 仓石武四郎讲述,杜轶文译:《日本中国学之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4页。

《管子》在日本的流布,是一个复杂的学术课题。有的环节如宋元时期《管子》在日本的流布状况,尚不清楚;有的问题如《管子》在日本的流布与日本学术思想发展的关系,尚未展开。凡此,均需做进一步探究。

中图分类号: B226.1

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3.015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9JZD011)的阶段性成果。

(巩曰国: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苏运蕾: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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