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前期史学之衰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5)01-0114-07
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史学有着不同的表现和特点。以明代发展百余年为界，分前(洪武 至正德朝)、后(嘉靖以后)两个时期来描述明代的史学状况是比较可行的，这种说法已 为史学界所公认。正如德国学者傅吾康先生在其《明代的历史著述》一书中所指出的， “明代统治近300年，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时期，其间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历史编纂学” ，“虽然革新是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渐发展的，但整个来说，明朝最后100年的历史著述 与最初100年的区别相当大，区别明显地表现在质量和数量上”[1](P777)。而目前史学 界对明代前期史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其中某一方面的问题(注：如朱仲玉《宋濂和王祎的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吴振清《洪武朝编辑史鉴书述论》 (《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向燕南《史学与明初政治》(《浙江学刊》2002年第2 期)等。)，整体性的论述并不多见(注：综合性的研究文章主要为钱茂伟《明代前期史 学特点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该文从“理学笼罩史坛”、 “当代史编撰衰弱不振”、“西洋史地学异军突起”、“反理学史学初露端倪”四个方 面探讨了明代前期史学的特点。)，本文意在从政治影响、思想因素、修史制度等方面 探讨明代前期史学衰落的原因及表现。
明代前期即洪武至正德年间，史学仍很活跃，仍可看到一系列大规模的修史活动。洪 武元年(1368)十二月，太祖朱元璋的大军攻陷元大都，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子孙 驱进漠北，统治秩序刚刚确立，官方就立刻本着“国亡史存”的修史原则着手编修前朝 正史——《元史》。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两开史局，神速地将210卷《元史》纂辑完毕 ，成书之速，居历代正史之首。永乐元年(1403)至五年，明廷动用了二千余人的力量， 经过两次修订，完成了22937卷的《永乐大典》，为中国古代类书之最；永乐十四年(14 16)，翰林院儒臣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成《历代名臣奏议》350卷，自商周迄宋元，分 类有64门之多；弘治十年(1495)，明孝宗宸衷独断，命令设馆修纂《大明会典》，记述 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经过正德年间的增修续订，这部会典已经有了180卷的规模。这 一时期，实录、方志的编修也贯穿不断(注：关于明代前期纂修的方志，有洪武时期的 《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通衢》，永乐年间的《天下郡县志 书》，景泰年间的《寰宇通志》和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等。)。因而，言明代前 期的史学走向衰落，并不意味着指此时期的史学活动停滞不前，而是从史学发展的整体 意义上来讲，在这一系列大规模史学活动的背后，已经透视出了封建史学走向衰落的信 息。
一、对史学功能的强制与利用
中国古代的史学和政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史书可以彰善瘅恶，可以考论得失，可 以遗鉴将来，由于它对政治统治发挥着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对史学都非常重视。这种 重视一方面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与兴盛，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统治者对史学的干 涉。
从明初官修的《元史》中可看到一个迥异于其他各部正史的现象，那就是《元史》纪 传均不作论赞，其纂修凡例云：“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俱见，准《春秋》及 钦奉圣旨事意。”[2](P4676)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元史》不作论赞的因由很大程度上 是出于明太祖的“御断”，这亦是政权干涉史学的一个例子。反映在明初史学上，对史 学强制利用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大规模“史鉴”类书籍的编纂。从吴元年(1364)十一月， 一部“集古之奸恶事实，以恒词直解之”[3](卷21，丙午十一月丙辰)，劝戒公卿子弟 的《公子书》编成，这类书籍的编写可谓绵延不断。吴振清先生曾罗列出洪武年间“以 古今史事教诲和儆戒世人”的书籍，共计有二十余部(注：参见吴振清《洪武朝编辑史 鉴书论述》，(《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其中所列从龙凤十一年至洪武二十八年 ，间有简要解题。)，这种潮流直至宣德朝而不衰(注：如永乐二年的《文化宝鉴》、永 乐五年的《内训》、永乐十七年的《为善阴骘》；宣德年间的《外戚事鉴》、《历代臣 鉴》等。)。分析这些“史鉴”类书籍，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其中的三大特点：
其一，训诫对象广泛。上层统治者的目的是要为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树立应当遵循的规 范和准则，于是有了“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劝戒者为书”[3](卷80，六年三月癸卯) ，训诫藩王的《昭鉴录》，就有“采辑秦汉唐宋为臣悖者百有余事，赐群臣及都官诸生 讲授，使知所鉴戒”[3](卷179，十九年十月辛亥)，这类训诫大臣的《志戒录》；有了 “稽考汉唐宋功臣封爵食邑多寡名号虚实为书”[3](卷226，二十六年三月甲戌)，颁示 功臣，以遏其奢侈的《稽制录》，就有警告外戚的《外戚事鉴》；有了灾异应于帝王的 《存心录》，就有“汉唐以来灾异之应于臣下者”[3](卷177，十九年三月壬午)的《省 躬录》。针对丞相的有《相鉴》，针对武臣的有《武士训戒录》，针对后宫的有《女戒 》、《内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自君主、皇后，下至功臣、文官、武将，亲如 太子、诸王、外戚，疏如庶民、工商，无不陷入这些书籍布置的训诫网罗。这些书籍或 者通过历史人物的实际例子，或者通过因果报应史料的汇集(如《存心录》、《省躬录 》、《为善阴骘》)来达到正人心、励风俗的教化目的。明太祖在接受《精诚录》的进 书时说：“朕阅古圣贤书，其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 ，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3](卷15，十六年二月乙丑)，考察这些史鉴书 籍，它们的修撰宗旨皆不能脱出这三个方面。
其二，与当代政治密切相连。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史鉴书完全是应时而生的，洪武十 二年《臣戒录》、洪武十三年《相鉴》的成书是因为宰相胡惟庸谋反事败而起，洪武二 十二年的《昭示奸党录》与李善长获罪赐死有关，洪武二十六年的《逆臣录》与蓝玉谋 反相连，这说明史学的鉴戒功能已经得到了政府的强化利用。
其三，这类史鉴书大部分都属史抄性质，根据需要，选取切合政治口味的资料汇编成 书，或者“集古之忠良奸恶事实”，或者“纂录历代诸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 很难说有什么史学价值，难怪李晋华先生于《明代敕撰书考》自序中将这些劝惩之作斥 为“皆甚无聊”。
宣德以后，这类史鉴书的编纂有削弱的趋势，但仍有陆续的编辑。景泰四年(1453)， 景帝饬令大臣修成《历代君鉴》。成化十八年(1482)，明宪宗又编辑成《文华大训》一 书，并于上谕中说：“朕惟古昔帝王之有天下，必立言垂训以贻子孙，……肆我高皇帝 《储君昭鉴录》、太宗文皇帝《文华宝鉴》及《圣学心法》，宣宗章皇帝《帝训》四书 垂示炳若日星，……乃与万机之暇，博阅载籍，自孔、孟、濂、洛诸儒之论述，伏羲、 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及汉、唐、宋诸贤君之蹈覆与我祖宗之谟烈， 皇考之戒饬，凡有切于储副今日之所学，与夫异日之所行，采汇为编，名曰《文华大训 》以授太子。”[4](卷235，十八年十二月庚午)依然可见洪武、宣德时期纂辑史鉴书的 影响与遗绪。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许多私修史书也本着寓教化的目的去编辑，景泰元年(1450)， 山西都司令史贾斌“于史传所记历代人臣能直谏、能尽忠、能守节之士，与夫累朝恃宠 之宦官，撮其尤者，录成一编”。辑成《忠义集》四卷进呈，希望英宗于万机之暇，“ 少垂圣览”并刊布天下，“俾文臣武僚不得偷纵尻之私”[5](卷195，元年八月戊寅)。 景泰三年(1452)，陈循集古帝王行事，修成《勤政要典》一书(注：作者按：《千顷堂 书目》卷11《儒家类》谓此书是景帝御制，《明史·陈循传》则曰陈循曾撰此书，《千 顷堂书目》似误。)，景泰五年(1454)七月，景帝颁《君鉴录》于群臣，大学士李贤择 其中可为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择取所行最善者数事，集为《鉴古录》一帙，于明英宗时 进呈[6](卷11)。弘治十六年(1503)，监察御史顾潜又纂辑《稽古治要》，分为仁、敬 、孝、友、勤、俭、刚、明、公、信十类，其事自唐虞三代以迄宋，“凡奉天法祖，教 太子、处宗室、辨人才、恤民困、纲谏诤、节财用、斥佛老、重爵赏、慎刑辟、御夷狄 、待戚属，一切政体之大要者无不略备”[7](卷250，弘治十六年十一月)。
史鉴类书籍的编纂是明代前期史学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这种大规模史鉴书籍的编 撰在历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上层统治者利用史书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史学的教化、鉴戒 功能发挥备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史政相连的极致。不可否认，这些书籍的编纂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统治秩序，整治贪污腐败的作用。但是在史学上，尤其是对官方史学 却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没有史学价值(从内容到编纂形式上来讲都是如此)，只有政 治作用的大量抄编、摘录类型的借鉴史书的编写使这一时期的史学成为政治的附庸，陷 入了一种僵化的状态。同时，由于政府的提倡，著书等同于盗窃抄袭(注：顾炎武《日 知录》卷18《窃书》曰：“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无非盗窃而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这又和明初萎靡不振的学风相应合，造成了明代前期史学的苍白与乏味 。
二、《实录》不实
历来王朝之中，统治者上层之间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其腥风血雨也波及到社 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系列政治上的斗争反映在明代史学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 《明实录》编撰的失实。
明立国以来，太祖朱元璋即着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极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 王权，但他虽然编辑了种类齐备，针对各个阶层的鉴戒性史书，萧墙之祸却仍然不能避 免。由于太子朱标早丧，朱元璋为了维护统系，立朱标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即位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伊始，就接受朝臣削藩的建议，削夺诸王权力，导致了皇室的帝位之争。建文四年(1402)，朱元璋第四子朱棣麾兵南下，夺取了侄儿建文帝的江山，大肆杀戮建文朝臣，建元永乐。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太监王振挟英宗亲征瓦刺蒙古，在土木堡遭到军事惨败， 英宗被俘，以于谦为代表的主战派拥立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为君，改元景泰，这就是 明代历史上的“土木之变”。后来明廷通过议和迎回了英宗，却以太上皇的名号禁锢于 南宫大内，使他备受冷落。不久，景帝又废英宗太子为沂王。谁料七年之后，景帝病重 不起，英宗在徐珵、曹吉祥的拥护下发动“夺门之变”，再次得以君临天下，废景帝 仍为郕王，以谋立外藩的罪名诛杀于谦。世人对于谦之遭遇皆“行路嗟叹”、“天下 冤之”。
朱棣即位后，为了掩盖自己篡位的事实，刚逾四月，便着手改修《太祖实录》。他明 谕建文朝所修的《太祖实录》：“遗逸甚多，兼有失实”[3](卷13，三十五年十月己未 )；又说方孝孺等纂《实录》“任其私见，或乖详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甚美弗彰 ，神人共愤，蹈于显戮，咸厥自贻。”但这次改修依然未令朱棣满意，永乐九年(1411) ，他又以李景隆等“心术不正”，“又(实录)成于急促，未及精详”[8](卷120，九年 十月乙巳)为由，花了五年时间再行改修。将不利于自己的史实一并删除，“有碍于燕 者，悉裁革”[9](P11)。对建文一朝，则索性削除建文年号，以洪武三十二至洪武三十 五年记年，肆意歪曲史实。明宪宗即位后，也在实录上大作文章，不为其叔父代宗景皇 帝立实录，而以《废帝郕戾王附录》之名附在《英宗实录》之间，史官在实录中也不 敢表彰于谦安定社稷的功绩。明人沈德符因此认为实录难据，他写道：“乃太祖实录凡 经三修，当时开国功臣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伏诸公所喜者，俱被划削；建文一朝四 年，荡然无遗，……景帝事虽附英宗实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10](P 61)明代前期因政治事件造成的两朝实录严重失实问题成了明代后期不可了结的一大公 案，也成了明代史家心中的郁结，自此以后纠正失实的实录也成了明代史家的责任。
三、理学浸入史学
中国古代的理学体系在两宋和元代得以建立和发展，并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向史学渗透 ，并直接导致了明代前期史学的僵化与衰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术史得到发 展，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李心传《道命录》的撰写，宣传理学观点，以适应道统 建立的需要；二是纲目体史书的出现，极端重视史例和书法；三是正统论风行，史家写 史书注重严统闰、别夷夏，元代宋、辽、金三史编纂中的正统之争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
明太祖即位之初，首立太学，“一宗朱子之学，今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 、洛、关、闽之学不讲”[11](卷2，《高攀龙传》)。在官修《元史》中也强调“修身 治国，儒道为切”，认为“儒道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儒之为学一也”， “文不本六艺，又乌足为文哉”[2](P4313)。在严密的思想统治之下，“明初诸儒，皆 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12](P7221)。永乐十二年(1414) ，明成祖朱棣诏修三部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他在上 谕中说：“《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 ，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命胡广等人类聚“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 ”以垂后世[8](卷158，十二年十一月甲寅)。十三年(1415)书成，永乐皇帝“览而嘉之 ”，赐名《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御撰序言，缮写成帙，共229卷，命礼部刊赐 天下。朱学统治地位在明代最终确立。
由于朱学的独尊，朱熹的《通鉴纲目》受到了官方无可争议的高度尊重。成化九年(14 73)二月，明宪宗命儒臣考订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尽去后儒所著考异、考证诸书， 而以《览尹起莘发明》附于后，八月校勘完毕，翰林院编修谢铎言：“是书法春秋，实 际为经世之大典，帝王之龟鉴……”[4](卷119，九年八月壬戌)。十一月，宪宗谕大学 士彭时：“朱文公《通鉴纲目》可以辅经而行，顾宋元二代至今未备，卿等宜尊朱子凡 例编宋、元二史，上接《通鉴》，共为一书。”[4](卷122，九年十一月戊申)十二年(1 476)，《续资治通鉴纲目》成书，宪宗亲制序文。弘治十六年(1503)，明孝宗以《通鉴 纲目》和续编深切治道，命撮取节要，撰次一本，分次进呈。战国以前的事据《通鉴节 要》、《通鉴前编》，战国以后据《通鉴纲目》、宋元之事据《纲目前编》贯穿成编， 编辑《通鉴纂要》。于是，纲目学在明代成为显学。
正统观念仍是史学上极为关注的论题。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后 附录了历代有代表性的正统论文章，涉及明代前期者，就有王祎的《正统论》、 《改元论》，胡瀚《正纪》、方孝孺《释统》、《后正统论》，徐一夔《正统问》、朱 权《天运绍统序》等数篇(注：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之附录《资料一》 ，上海远东出版社1986年版。)。其中，方孝孺的见解最具代表性，他指出，天下有正 统一，变统三，他认为三代为正统，汉、唐、宋可附之正统。变统者则是取之不正者及 夷狄而僭中国者，女后而据天位者。并严格规定了史书对正统、变统的具体书法，对正 统王朝“大书其国号、谥号、纪年之号。凡其所为必书，所言必书，祀典必书”，对变 统王朝“书甲子而分注其下，曰是为某帝某元年，书国号而不书大，书帝而不书皇，书 名而不书谥。其所为非大故不书，常祀不书，或书以志失礼，或志礼之所从”[13](P5 —6)。
正统论的风行，也影响到史书的编纂。洪武十二年(1379)六月，东宫文学傅藻等编成 的《春秋本末》记：“首周王以尊正统，次鲁公之年以仍旧文，列国则先晋齐而后楚吴 ，所以内中国而外夷狄也。”[3](卷97，八年二月丙午)永乐年间，宁王朱权撰《天运 绍统》，校正历代帝王世系“其未有谱者，编其统系，列其次序，纪其甲子，以续绍统 而继之运”(注：转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59页。)。宣德年间，张光启 、刘剡合编《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以宋为正统，附辽、金于宋首。正统十二年(1447) ，南京翰林学士周叙上书，请用纪传体重编《宋史》，他说：“孔子《春秋》特书王正 于元年之首，朱子《纲目》分纪僭窃于甲子之下……不以势之强弱而殊分，不以地之偏 全而异称……何也?史之所载，实天命、人心所在”[5](卷165，十三年四月己巳)。请 求以宋为正史，附辽、金于其后。丘濬本方孝孺“释统”之意，作《世史正纲》，“ 以著事变之升降，明正统之偏全，有裨世教”[14](P466)，并一改明开国后对元朝统系 的认同，认为：“后人议元者，乃欲以其混一中国，而进之汉唐之间，何所见耶?…… 徒以其得地广狭而高下之，是以功利论事也，岂《春秋》意哉?”[15](P488)自此不再 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
理学对史学的侵入，还导致了史论的没落与僵化。胡粹中《元史续编》的议论“尺尺 寸寸，学步宋儒”[16](P429)，晏璧的《史越》刊行于景泰七年(1456)，分君道四篇、 臣道三十篇、子道一篇、弟道一篇、友道一篇，体现了正人心、正世道的宗旨和强烈的 纲常名教观念。
当然，理学与史学紧密联系也促进了学术史的发展，使明代前期出现了戴铣《朱子实 记》、谢铎《伊洛渊源续录》、金贲亨《台学源流》、宋端仪《考亭渊源录》等朱学色 彩浓厚的史籍。但总的来讲，理学对史学的渗透使明代前期的史学思想失去了新鲜的血 液，史学著作也停留在争正统、论史例的窠臼中，从而使明前期的传统史学走向僵化。
四、修史制度的不健全和史官职能的废失
我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历史编纂，自北齐时设立史馆，国家修史机构已具雏形。北 周、隋朝因之，到唐代置史馆于禁中，以宰相监修国史，别调他官为修撰、直馆，兼任 史职，遂形成了完备健全的史馆修史制度。五代、宋、金亦相沿袭。
与唐宋不同的是，明代没有专门的史馆。明初修《元史》，曾设史局于天宁寺，但史 成即罢，后来又“制并史馆于翰林院”[17](P3291)。没有专掌修史的机构，是明代修 史制度的一大缺陷。而史官职能的废失也是明代修史制度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主要 表现在：
其一，官无专职。明代史官无专职，陆容《椒园杂记》对其间的源流变化，记述尤为 分明：
国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院有编修官。……若翰林学士待制等官兼修史事， 则带兼修国史衔。其后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不复设兼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 为史官，隶翰林院。翰林自侍读、侍讲以下为属官。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 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18](卷14)。
更加之，永乐以来，特简编、简、讲、读之官参预机务，谓之内阁，他们的主要精力 转向政务方面，京府乡试充考试官，礼部会试充考试同考官，所以郑晓有言：“我朝虽 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19](P56)
其二，起居注设罢不常。据《汉书·艺文志》，西周时就有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的记载，可见我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君举必书和专官负责记注的传统。起居注的设置 可能始于汉代，汉武帝时的《禁中起居注》就是帝王言行的记录，隋代设起居舍人负责 记注，唐代记注则以起居舍人和起居郎分掌，宋代设有起居院掌记起居，元代以给事中 兼起居注。明代初期也很重视起居注的设置，明太祖朱元璋早在其即位前四年，即1364 年就设立了起居注这一职务，建国前一年(1367年)，还予之以正五品的高位，建国初期 更“爰重史事，设起居注”[20](P290)，但起居住的设置并未能延续多久，洪武九年(1 375)即遭罢去。洪武十四年(1381)，又定起居注为正七品，不久却又予撤销。后来各朝 ，一些有责任心的官员也曾为设置起居注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均不见什么效果。这种 罢设不常的情况，反映出皇帝的一种犹豫心态。职务的旋置旋罢，使起居注官无法很好 地行使自己的职能。取消起居注也使史官无法得到有关皇帝言行的充实可靠资料来编纂 实录。
最后，修史制度的不健全和史官职能废失还直接表现为：一是《日历》的废止，一是 国史的失修。
日历的编纂始于宋代，“自建隆后，编年之书谓之《日历》，即所称采百司奏对事实 为时政记，取柱下见闻为起居类，次而润色之为《日历》，修而成之为实录”[21](P46 56)。明洪武六年(1372)也编纂过一次《日历》，是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 詹同等言：“自上起兵渡江以来，征讨评定之迹、礼乐治道之祥，虽有记载而未成书， 乞编日历藏之金匮，传之后世。”[3](卷85，六年九月壬寅)明太祖从其所请，命詹同 与侍讲学士宋濂为总裁官，侍讲学士乐韶凤为催纂官，另设同纂修、誊写等职负责编纂 。洪武七年(1373)五月，《大明日历》修成，从朱元璋起兵濠泗至其即位六年十二月， 分为四十类，“凡征伐次第、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之类莫不具载 ”[22](P993)，共计100卷，载述非常繁复。日历亦是修实录的主要依据，洪武朝日历 的修撰，为《太祖实录》的编修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日历》的编修仅见于洪武一朝 ，永乐以后遂废。《太祖实录》虽经永乐皇帝两次改修，史事失实受到批评，但其记载 的全面、完整却又不容否认。黄省曾指出，修太祖实录时“列传有洪武之记注，有金匮 之勋券，以是一时鹰扬之佐，制作之臣，咸得以轩轩磊磊，与神功俊德并耀而无缺没。 至于修文庙时，列传不知当柄之臣何故抹杀其事，每载一人，不过述其姓名科甲，转历 归老，如由状然，中间略见其为人若何而已”[23](卷34，《史说下》)。
《明史·职官志》称：“史官掌修国史”。这里所说的“国史”除指《实录》外，还 指王朝官修的纪传体本朝史。中国自东汉时期由朝廷遴选史才，以纪传体的形式撰修当 代史《东观汉记》后，历朝大都仿照此法修撰国史。自魏晋以来，统治者都很注意国史 的编修，“这一制度经北周、隋到唐而成为定制”[24](P111)，宋代根据日历和实录编 修纪传体本朝国史，有《两朝国史》、《三朝国史》、《四朝国史》等史书。国史的编 修对史料的整理与保存都有重要的作用，亦为后朝编修前朝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明 代前期既无任何一朝国史修成，又无修国史的举措。故王世贞有言：“国史之失职，未 有甚于我朝者。”[25](卷20，《时乘考误一》)
史官制度的不健全不仅是明代前期存在的问题，也是整个明代史学上的一大问题。究 其原因，当与极端专制统治有关，因为史官所承担的“直书实录”职责难免会触及最高 统治者的利益，给他们的集权统治带来诸多不便。明初起居注、国史院之废的根源大概 亦在于此。
五、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
通过科举考试和控制学校，明初统治者实现了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同时，明代洪武 、永乐两朝是“文字狱”频发的时期，学士文人动辄因文字取祸，使广大知识分子丧失 了创作的自由环境。
明初的科举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出题，洪武十七年又规定以八股取士，八股 文从《四书》、《五经》中摘句命题，行文必须以程朱学派注疏为依据，代圣立言，不 许自由发挥，这对知识分子，特对是文艺是一场浩劫，带有时代的悲剧性。明代国子监 和府、州、县学学习的内容是《四书》、《五经》，皇帝发布的诏令和法律，并且规定 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建言。明永乐年间，颁行《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 并指定为生员必读之书，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与科举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使 得程朱理学与功名利禄相连，学者文士们只知皓首穷经，奢谈性理，导致了他们对民族 、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和忧患意识的失落。
在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僵化的文化思想笼罩下，宣德间形成了“词气安闲，首尾停稳 ，不尚藻辞，不矜丽句”、所谓有“太平宰相风度”[26](乙集)、专一歌功颂德的台阁 体诗文。这种热衷于追求功名富贵的儒生意识，以及雍容冗沓、四平八稳的审美心理扼 杀了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导致了文艺创作的贫乏不振[27]。同时，这也不能不影响到史 学的发展。白寿彝先生认为，当时流行的学风反映出一种虚伪和萎靡不振的积习，“明 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官方提倡的抄袭成书的办法，都跟这种学风有关”[28](P76)。
明代洪武、永乐两朝的“文字狱”使学士文人动辄以文字取祸，严重限制了史学家的 创作自由。高启、戴良、张孟坚、林元亮、徐一夔、吕睿、徐元等学者相继惨遭杀害， 更使知识分子们噤若寒蝉，不敢轻易动笔发表自己的见解。宣德以后，文字之狱虽然有 所缓和，但是明初的文化摧残所造成的心灵创伤难以在短期内弥合消解。洪熙、宣德以 后，经过明初的控制与文人士大夫官僚化的过程，明代文化进入了一个寂寞萧条的时期 ，私家撰著非常少见。故商传先生有言：“明初文禁甚严，诸臣只言片纸即可获杀身之 罪，所谓文字之祸，避之不及，私家著述，寥然可寻。”[29](P86)
明开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在王朝更替之际开创意识的鼓舞之下，受到元末学风的影 响，私家史学曾出现过短暂的兴盛，涌现出刘基《皇明翌运录》、宋濂《洪武圣政记》 、王祎的《大事记续编》、权衡《庚申外史》、刘辰《国初事迹》等史籍，但经过了昙花一现的兴盛后，私家史籍的撰著就陷入了低潮，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我们看明代永乐至天顺前期的一些私家著述，像永乐年间金幼孜的前、后《北征录》 ，杨荣的《北征记》，是以扈从大臣的身份，载录跟随永乐皇帝北征蒙古的事迹；宣德 年间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为参与奉使西洋的官员叙述沿途所见；天顺间，张萱著《 南征录》，则为逐日记载其监军征剿广西少数民族变乱始末；杨铭的《正统临戎录》、 《北狩事迹》，还有袁彬的《北征事迹》、杨善《奉使录》，也都是当事者记述明英宗 “土木之战”被俘获前后的经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很大一部分都是记事性笔记， 很难称为有编著意识的史学著作，这些作品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自发状态，而不是自觉 状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明代前期，无论是官方史学，还是私家史学，都表现出了 一种衰落的状态。这种衰落除却制度本身的原因，更是封建社会发展到极端专制时期的 必然表现。顾炎武论及明代前期的史学时，曾将明代前期史学的“废失”归因为国初明 人的“朴厚”，他说：“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 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30](卷5，《书潘吴二子事》)。实际上，这种“废失”远不 是“国人朴厚”这个理由所能解释的。明代自永乐、洪熙、宣德以来，“民气渐舒，蒸 然有治平之象”[12](P125—126)，正是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时期，史学的衰落与国家 经济的繁荣形成了一种不平衡状态。从根本上讲，一个时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是以经济的 发展为基础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影响多半只是在它的政 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厘新创造出任何东西……而且这一作用多半 也是间接发生的”，因此“(对学术文化)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 和道德的反映”[31](P112)。明代前期史学的衰落也正是因由于此。
收稿日期：200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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