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实用主义理论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乡村论文,主义理论论文,杜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运动时期，中西教育文化交流频繁，其中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的传入，对于中国教育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体制的演变，无不受实用主义理论之影响，打上美式烙印。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作为民国社会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不可避免也受到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本文力图于两者的关系中研究出实用主义对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作用及局限性。
一
杜威(John Dewy 1859-1952)，20世纪初期美国实用哲学大师。他以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詹姆斯等所奠定的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引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提出：“经验就是生活”，认为凡是能成功地适应环境的经验，凡是有用的理论，就是真理。因此，他的理论又称为“实验主义”或“工具主义”。
杜威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领域内，针对“以课堂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注重强制性的纪律和教师的权威作用”的传统教育，他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以及“儿童中心主义”等新型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强调教育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称教育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有效的一种工具”，“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注：《教育哲学》、《杜威五大讲演》第133页。）并指出：“教育即生长，除他自身之外没有别的目的。”（注：蔡克勇：《高等教育简史》，华中工学院1982年版，第81页。）该理论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的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渡，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因此，在杜威哲学理论的指导下，美国教育界掀起教育改革运动，这一运动又迅速波及欧亚各国，从而在全世界兴起新教育革命浪潮。
在国际教育改革运动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界荡起阵阵涟漪。民国初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就以“实利主义”的译名将实用主义介绍给中国学界。其后，杜威的得意弟子、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胡适，将之翻译为“实验主义”，在中国大力宣扬，声称“杜威为今日美洲第一哲学家”，“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注：《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而1919年杜威的亲自访华讲学，更促使中国掀起了教育改革的高潮。
1919年4月30日，应中国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的邀请，杜威携夫人爱丽司及女儿罗茜抵达上海，开始为期2年的游历与讲演。首先，他在南京各高校演讲，随后北上京津等地，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近代教育的趋势”、“教育哲学”、“伦理学”、“思想的派别”等五个题目的长篇演讲。1920年4月，杜威讲学期满，北大再电哥大，请求续聘一年，得到同意。于是，杜威南下继续讲学，在南京等地又作了题为“教育哲学”、“哲学史”、“实验的伦理学”等三大讲演。1921年7月11日，杜威离京返美，胡适率长子思祖亲往送行。
1919年至1921年的两年时间里，杜威在“中国地方到达并且讲演过的，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篇讲演录已经出过十版了”，（注：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1921年7月11日《晨报》。）总计杜威在中国的大小讲演达200次以上，所到之处，“其学说之影响及于全国之教育心理等诸方面者甚大。”胡适曾对此有一评价，“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注：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1921年7月11日《晨报》。）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中，杜威之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在中国教育界占了主导地位。
杜威实用主义理论在中国造成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除了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推动及胡适、陶行知等杜威弟子在国内的大力鼓吹之外，还与国内政治气候密切相关。杜威来华之时，正逢“五四”爱国运动蓬勃高涨之际，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爱国学生运动与以教育民主化为主题的杜威演讲相互辉映，“五四”运动中提出的破除旧思想、旧道德口号，对于国内学界接受杜氏实用主义哲学理论、推进中国新教育运动，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艾思奇在评论民初的哲学思潮时，曾说到：“在哲学上，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一时代的上风。其他的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注：艾思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二
杜威哲学理论的引进，为中国教育界指明了一条美式的民主主义教育改革方向。1921年中国学制改革，就以美国现行教育体制为蓝本，明确提出了“发展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注：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等教育标准，实用主义之体现昭然纸上。而与学校教育平行发展的平民教育——在二、三十年代发展成为风起云涌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则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影响深远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危机的日趋加重与国家政治的极度腐败。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强行打开中国大门，随之而来的机器工业迅速冲垮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民国以后，军阀连年混战，使原本就极为低下的人民生活水平更趋下降，乡村经济濒于崩溃。30年代初爆发的“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更将中国推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要挽国家危亡，必先拯救占中国人3/4的农民，有远见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终于发出了“中国唯一的出路是要把广大的人力开发起来”（注：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的呼声，将视野转向广阔的乡村，把解决中国农村长期以来积弱积贫问题放在救国救民任务之首位。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由是蓬勃开展起来。二十年代以后，欧风东渐，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大肆进入中国，成为强有力的外因，对刚刚兴起的乡建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受杜威哲学影响，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多少都带有实用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意味及社会改良思想，其手段多以调查和实验为主。下面我们将从乡建运动的几个主要派别的思想渊源及其发展中，探讨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影响。
一、晏阳初与平民主义教育
中国的平民主义教育发端于民国初年蔡元培、蒋梦麟等人提倡的平民教育，时称“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教育。“五四”运动以后，杜威以民主主义为核心的教育演讲，胡适等人的大力鼓吹——胡适在演讲中反复强调平民教育是实行平民政治的先决条件——使平民主义教育声势愈来愈大，1923年8月平民教育运动总的领导机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平成立，平民主义教育思潮遂达高潮，全国各界莫不以标榜“德谟克拉西”为荣。
平民教育的大力推行者首推晏阳初。早在1916年，负笈美国耶鲁大学学习的晏阳初，就曾在华工中尝试办教育。1920年他回国后，先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从事平民教育工作，不久，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平民教育活动。
在身体力行的同时，晏阳初还极其注重经验的和理论的探索，逐渐形成中国式的平民教育理论体系。他认为：“欧美的教育是要求适应生活”，中国则是要“改造社会”、“改造人民的生活”，（注：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页。）据此，平民教育的出发点是解决中国的贫、愚、弱、私问题，其对应的解决方法是文字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和健康（卫生）教育。同时，晏阳初还总结出：“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在都市而在农村，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里去。”（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因此，到二十年代后期，他开始把平教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以河北定县作为乡村平民教育的实验区。1929年，平教会的总部亦迁至定县。以后十余年中，定县工作成绩卓著，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彻底崩溃前，平民教育运动在中国大地持续进行有25年之久，影响及于海内外，美国耶鲁大学前校长詹姆斯·安吉尔曾高度赞扬道：“这是一场划时代的运动，据我所知，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与之相提并论的运动”。（注：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为之付了全部心血的晏阳初，也在辛勤耕耘后，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与赞同，1943年5月，在美国纽约纪念哥白尼地动说400周年大会上，晏阳初被选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十大名人之一”。
纵观中国平民主义教育运动的发韧和发展状况，可以说其始终都受到美国民主主义之熏染。首先，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发端于美国民主主义教育盛行之时，杜威来华演讲实用哲学之后，以“要使千百万人民有自觉心，使他们自觉的知道问题，去改造社会，改造自己生活”（注：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页。）为主要任务的平教运动，从本质上不能摆脱杜威哲学中教育改造社会的理论。
其次，从平教会领导人的出身，亦可看出端倪：平教会总会文学部主任陈筑山，曾留美11年；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为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卫生教育部主任陈志潜，协和医学院毕业后到哈佛大学研究公共卫生学；城市教育部主任汤茂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平教会秘书长谢扶雅，亦为留美回国学生。这些由美返国的平教领导人，在行动上，不可能不体现出浓郁的美式风格。
美国的经济渗透则为另一重要因素。1928年晏氏于赴美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之际，在美逗留8个月之久，为平教会筹募资金，“奠定了自那时起平教工作的10年经济基础”。（注：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1948年3月31日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中又专指其中10%是用于中国农民的乡村建设方案，（注：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页。）称为“晏阳初条款”。（注：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40页。）晏阳初是实施这一方案的中国乡村建设联合会中的一员，该委员会五名成员中的二名美国委员由美国总统亲自委任。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对中国平教运动经济及政治上的支持。
二、陶行知与晓庄师范
陶行知初涉平民教育工作时，是杜威的忠实弟子。1915-1917年他在美哥伦比亚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时期，正是杜威鼓吹进步教育运动最力之时。陶行知的导师、实用主义教育另一大师孟禄，在给予他学业指导的同时，还给予他生活上的帮助。这都使得陶与美国进步教育革新运动带头人关系密切。
1919年、1920年，杜威、孟禄相继来华，陶行知克尽地主之谊，随行于杜、孟两人左右，为其翻译，更著书演讲，向中国知识教育界鼓吹实验主义理论与教育革新的意义。
1921年冬，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任总干事。1923年，他又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方法”，他指出，“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注：《陶行知全集》第五卷第55-56页。）可以看出，这种希望通过教育的推广及达到救国目的的言论仍包含着杜威社会改造理论的因素。但对于杜威的某些教育观点，陶行知已开始持怀疑态度，并有新的阐述，如1918年他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指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作了出人意料却令人信服的颠倒。
二十年代中后期，在参加平民教育运动多年以后，陶行知逐渐认识到美国的教育模式并不适于解决中国乡村的贫穷和落后，因此，他决然放弃了都市化和西方化的价值取向，与少数知识界精英一起将视线由城市转向农村，开始更具现实意义的乡村建设工作。按其设想，他选择了南京城郊设立了一所试验学校——晓庄师范。
1928年3月11日，晓庄师范正式成立。与民国时期其他学校相比，晓庄有许多独特之处：其经费来源全部为民间捐赠；校舍由师生自己参与建筑，且名称新颖，如犁宫（大礼堂）、书呆子莫来馆（图书馆）等；教学内容则包括师生共同开荒种地、烧饭、盖草房、说书、演戏、办民校等……，别开生面的教学方式开创了乡村教育的新模式，使时人为之耳目一新，前往参观者不绝于途，冯玉祥、吴稚晖，甚至蒋介石、宋美龄等军政要员也前往考察。1929年下半年，实验主义教育理论的发源地哥伦比亚大学的克伯屈教授在参观晓庄之后，将陶行知在晓庄的实验作为超出杜威的事物而大加褒扬，（注：《陶行知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49页、第451页。）终使陶行知及晓庄实验斐声海内外。
在晓庄实验取得成功的同时，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生活教育论也得到了发展与完善。1928年，在办晓庄之前，陶行知首先否定了乃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我可以说‘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方向是‘生活即教育’”。（注：《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页。）
接着，他又提出：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注：《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404页。）由“劳力上劳心”得出的结论是“行——知——行”的认识论，即为生活教育理论得以确立的前提。
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论，包括三大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显然，他是以中国现代社会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十余年从事平教、乡建工作的经验为依据，以前人的哲学成果为借鉴，在大胆推翻传统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新式教育体系。
当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虽以反杜威的面目出现，但不可否认其与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仍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诸如，他们都大力提倡在中国普及幼稚园、猛烈抨击传统教育的缺陷、提倡教育的实用主义（陶行知曾将生活教育称为“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等，甚至某些细节上也有相似之处，如陶行知的“小先生”设计风靡全国，而杜威在其演讲中提出的建议是：教师“派聪明的学生当他的助教，公开安排他们帮助较慢的学生”。（注：杜威：《在华演讲录》，《陶行知个案》，第195页。）陶行知自己也承认：“没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在前，决产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注：《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页。）因此，我们不可能完全割裂杜威与陶行知固有的师徒关系，单纯地去研究陶行知及晓庄师范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休伯特·布朗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称作是“杜威教育哲学的中国型”，自有一定道理。
三、梁漱溟与乡村建设
与晏阳初、陶行知不同，梁漱溟是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也是最坚决的排外主义者。他认为近代中国农村日益深重的凋零，其根源在于固有风俗道德的败坏、农村社会的失序，即中国文化的失调。因此，作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的乡村建设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的重建，而民众教育则为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步骤，“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办法可行”。（注：《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1928年他提出了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次年，他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创办河南村治学院。1931年他转向山东，在韩复榘的支持下，于邹平县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邹平及菏泽两县为实验区，推广其乡村建设理论。
在实验县中，梁漱溟实行乡村建设的基本组织是“乡农学校”，以村学代替以往的乡公所，乡学代替区公所，在对乡民实行教育的同时，并负有行政管理的责任，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地方自治。
作为排外主义者，梁漱溟在乡建方案中对教育的设计来自于他以前的教育实践经验和对西方教育体系批评的综合结果。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风美雨驰而东”，梁漱溟表示深恶痛绝：“西方功利思想进来，士不惟不以言利为耻，反以言利为尚。”（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邹平出版，第60页。）对于西方教育模式的盲目模仿，他也持反对态度，认为西方影响下的教育，是变相的商品交易，成了获得文凭以作为享受高等生活的本钱，同时也助长了知识分子与广大群众生活方式之间越来越严重的脱离。
1919年杜威来华及其实用主义理论在中国大肆传播，对梁漱溟也有一定影响，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一方面把实用主义看作为西方态度的最后的“圆满”和“恰好”，另一方面，他又将杜威说的“西方哲学偏重于自然的研究，而东方哲学偏于人事的研究”一语，用作“世界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论据。（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年上海出版，1968年台北再版，第176页。）
但在教育观点上，梁漱溟一反常态，自称与杜威的生物学化的教育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从杜威“教育即生活”的论点出发，把教育理解为极为广泛的事物，他说：“什么是教育？统是教育。在学校里读书是教育；在家里做活也是教育；朋友中相得的地方是教育；街上人的谈话，亦莫不是教育，教育本是很宽泛的东西。”（注：《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同时，他强调中国新教育首先是一种实践性的教育，其真正目的在于提高生产，轻课堂而重实践。此处所隐约透露出的实用主义态度表明他也是20年代民主主义进步教育改革运动中的一员，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社会中西交流的大潮，顽固于中国文化教育的复古，他的儒家思想及教育理论同样应放置于时代之中加以考察。
其他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南一带的改进工作、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各县乡间的合作运动、江苏省立教学学院的无锡乡村民众教育实验区等等，都是以实用为原则，以期通过种种努力，实现国内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普及以救国救民的目的。
三
综上所述，二十年代初杜威及其实用主义理论的引进，在中国教育界吹起一股强劲的教育改革东风，而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从兴起至发展，始终都在这股风潮影响之中，各乡建派别或以其思想为准绳，实行平民教育以达救国目的；或力图在实践中超越杜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用理论；或对其部分接受采纳等等，表现各不相同，但杜威实用主义理论在其思想及实践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意义在于：
1、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提供了一个进步指导的思想。如前所述，杜威实用主义理论传入之时，正值中国“五四”运动蓬勃之际，旧的教育模式、教育理论被打破，代之以何种新式理论和模式是中国教育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在此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美国教育模式，不仅为中国教育界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批判武器，也提供了良好的样板，其先锋作用不可忽视。各乡建领袖正是从杜威的民主主义主张及美国进步教育改革中汲取营养，模仿美国乡村教育普及发达的状况，将解决广大农民教育问题放到了救国之首位。乡建运动中注重解决农民生计与农村教育、提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举办识字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改造活动，与杜威的民本思想存在着必然的连系，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2、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在实践中，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大都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实验与调查手段，取得了一定成效。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例，1924年至1928年间，金大农学院曾动员众多师生对全国7省17处2866农家进行全国农村经济调查，编著成《中国农家经济调查》，1929年该学院再次组织学生对中国土地利用做了广泛调查，足迹遍及22省，调查了168地区16786田场及2560农家，撰写并出版《中国土地的利用》一书，（注：《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其它各项农村调查不下百次，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发展的基础。而邹县、晓庄等实验地在其范围内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其本身就存在着有待批判和完善的一面。杜威实用主义理论自身的缺陷，在作用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时必然也会带来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杜威在其理论中过份强调教育的功效，提倡社会改造，反对革命行动，认为“仅靠扰乱与直接行动，终不能救济现时经济社会之罪恶。”“我们欲彻底改造社会，首先当将教育做到愈益平民主义的地位，因为革命之影响，所及者仅外层而已”。（注：《教育哲学》、《杜威五大讲演》第237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大都以教育改革、教育救国为出发点，意图在不触动现有政权、不变更现行社会体制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改良，但事实证明“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这样，则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邹平出版，附录。）这不仅桎梏了中国乡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从思想上阻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其次，杜威在教育理论上也存在着许多欠缺，如在儿童中心论中，杜威忽视了教师、学校在教育中应有地位的一面，易造成儿童成长中过分自由、缺少约束、缺乏纪律性、集体责任心等弊端。这对中国乡村教育的负面影响是：教育工作者与广大乡民脱节，乡村教育工作者常常以指导者的面目出现在村民面前，固然此举使广大农民易于接受，但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乡建人员对农民指导有余而实际措施不力，后期工作过份放任，影响了其最终工作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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