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4.77%。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化伴随工业化基本同步完成并保持稳定，但我国城市化率未来增速仍保持在0.9个百分点，每年约1200万人口进人城市，排浪式、模仿型消费升级带来了较大的生活型消费污染，城市开发强度过大、生态空间压缩，大城市生态负荷超载（中国环境报：《环境质量何时能改善？难在哪儿?》）。《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的数据显示，2014年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共有161个，其中只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好于国家二级标准），占9.9%；其他145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占90.1%。2014年，全国31省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等三项污染物平均超载率分别为150%、180%和210%；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历史同期相比，空气中PM1（）、S02、N02浓度相当于美国、德国历史同期两倍多，煤炭消费强度是美国当年的5倍（中国环境报）。据《2015年9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空气质量报告》报道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9月74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在43.3%-100%之间，其中仍有24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在80%以下。面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巨大环境压力，学者们试图通过研究适度的城市规模来平衡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政策制定者们也试图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和人口流动政策来引导企业和人口的迁移。然而，城市规模和城市集聚是加重了环境压力还是减轻了环境压力，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规模扩张、产业集聚以及人口集中会增加资源和能源的消耗，给城市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恶化空气质量；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通过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产生正的环境外部性而减少污染排放[u，缓解环境压力，改善空气质量。
关键词：城市规模；城市集聚；空气质置；ST1RPAT模型；动态面板GMM
引言：第一，从全国层面来看，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改善空气质量，而且这一结果在考虑了空气质量度量的异质性、剔除严重污染城市与直辖市后依然显著。这说明产业集聚产生了正向的外部环境效应。第二，产业集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改善空气质量，但在西部地区这一结论不成立。第三，产业集聚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空气质量。为此，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将围绕产业集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方面展开详细分析。
1.模型设定
1.1理论模型
IPAT等式作为表征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经典分析框架，最早由Erlich和Holdrerr221提出，其基本形式为：I=PAT，他们把环境影响归结为人口、富裕和技术3个关键驱动力乘积的结果，且环境影响与各驱动力之间均成1：1等比例变化关系。后来，Dietz和R〇Sa[23]拓展了1PAT等式，在保留1PAT等式各项环境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为克服IPAT模型的“各因素同比例影响环境”假设的不足而加人了随机项，从而建立了人口、富裕和技术的随机回归影响模型，即STIRPAT模型，这有助于后来的学者根据各自研究的特点对模型进行相应的改进来开展实证分析[1]。
1.2计量模型
环境压力与经济富裕度之间的关系，我们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拟合。然而，除了含人均GDP三次项的模型在样本区间内拟合得较好外，一次模型和大部分二次模型曲线在样本区间内就已远远偏离了样本点1251，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二者关系，本文借鉴前人研究EKC曲线的经验，引人人均GDP的二次项与三次项。
2.数据及变量构造
2.1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Uay）的衡量有多种形式，不同形式的测算结果也有差异。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参考以前文献可知，大多数学者使用S02、N02、PM10排放浓度以及烟尘粉尘数据作为空气污染指标，这些指标均是负向指标，即值越大空气质量越差：本文选择使用空气质量达到及超过二级的天数这一正向指标，其值越大代表空气质量越好，这种选取指标的方式，目前国内也只有少数学者的的研究中涉及过，是对之前指标选取方式的一种创新和改进。相比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指标而言，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很好的综合了各项影响空气质量的因素，从居民对空气质量的综合感受出发，是一个更为合理的指标选择[2]。
2.2人口规模
现有文献大多采用年末总人口数来表征人口规模，本文也参照此方法选取年末总人口数（pop）来代表人口规模，另外，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健性，我们用年末非农业人口数（即印）来作为人口规模的另一代理变量。2014年11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正式调整我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把城市划分为五类：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1〇〇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I000万以下为特大城市；1〇〇〇万以上的城市称为超大城市。借鉴此划分方法，本文按2012年年末非农业人口数将30个省会城市划分为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四类，但由于这种划分方法在做动态回归时容易出现奇异矩阵而导致方程无解，因此，本文将2012年（期末）年末非农业人口数在5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归为大中城市，将年末非农业人口数在500万以上的城市归为特大城市，将这两种人口规模的城市做一比较分析。
2.3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W）的代理变量通常有科技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企业科技开发项目内部支出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研发强度）与单位能源消费量的工业总产值（能源效率）：28]、碳排放量占GDP的比重：Mi、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单位GDP的能源消费量（能源强度）叫等，考虑到省会城市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地方财政预算内科学事业费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作为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3]。
2.4产业集聚
人口集中及其他控制变量产业集聚程度越高的地区其环境污染可能越严重，有关学者研究认为，相对于城市规模而言，城市内部的经济密度即每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产出更能衡量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
结论
简而言之，通过文章分析可得，一方面，投资主体在追求总量上的规模经济时，应该更加注重投资结构特别是科技投人结构的改善，政府应倡导低碳消费的理念，注重发展绿色GDP，提倡企业和居民在生产和生活上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并不断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以实现节能减排从而改善空气质量的效果；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们在不断追求高产业集聚度与高人口集中度的同时，应当提高人口素质、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从而减轻伴随高产业集聚度和高人口集中度而来的空气质量恶化程度，使高产业集聚度与高人口集中度的城市实现最优的集聚经济效应，并促进空气质量的不断改善[4]。
参考文献：
[1]陈建军，胡晨光．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以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为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8（6）：68－83
[2]李勇刚，张鹏．产业集聚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吗———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97－106
[3]刘习平，宋德勇．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J].城市问题，2018（3）：9－15
[4]李筱乐．市场化、工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16（8）：39－45
论文作者:赵楠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9年第2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1/16
标签：空气质量论文; 城市论文; 人口论文; 产业集聚论文; 环境论文; 模型论文; 规模论文; 《基层建设》2019年第27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