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众文化与青年社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中国论文,文化与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2)01-0020-06
从主体的角度看，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是通过代与代之间的演替所达成的。自从人类步入现代时期，现代意义上的青年诞生并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他们一直就扮演着极其重要而又十分独特的社会角色。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社会变迁的速度日益加快的当今，青年一代在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将会加倍引人注目。正因如此，青年一代是否能够成为社会根据自身发展所要塑造的合格成员，就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发展的质量与速度。这一切无疑使得青年社会化已经成为事关社会发展的关键性的基础问题。
一、传承社会文化：青年社会化的本质内涵
在社会学的视野里，如果最简化地加以表述，人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使一个“自然人”（刚刚出生的生命机体或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人（合格社会成员或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过程。而所谓的青年社会化，首先是指这样一个过程：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个人，在其出生之后，通过学习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接受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形成适应社会的健康人格，掌握服务社会的知识技能，从而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角色。这种社会化过程是在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之下达成的：一种是社会教化，另一种是个体内化。社会教化的机构主要有：家庭、伙伴群体、学校、就业场所、社会文化、大众传媒、社区。个体内化的过程有：认知、接受、服从、内化。尽管人的社会化形式在不同的社会中以及在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里都会表现出一些独特的特征，但是，社会化的基本功能在任何社会中以及在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里都是同样的：社会化在社会主体培养这一最基础层面上履行着对社会的传承与更新的功能，具体而言，成功的或有效的社会化不仅保证了一个社会的存在与延续，而且还保证着它在发展阶梯上向更高一层迈进。
然而，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青年社会化在承载社会与历史的重负时，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境，其表现及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现代社会的结构分化。在传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是高度整合的，社会行政系统的强势运作，为社会成员的思想整合提供着统一的观念体系，然而，它常常表现为一种单一的主导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表现就是社会结构的分化，而随着社会系统在其结构与功能方面的日趋多样化，价值整合在社会整合中的地位，既变得更加重要，同时难度也进一步增大。因此，社会中的差异因素、冲突因素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无形之中构成了充满矛盾性的文化环境，从而成为人的社会化困境的一种突出表现。
第二，社会文化堕距现象。文化变迁过程对于人的社会化的影响至关重大。然而，在通常情况下，文化模式的更替要比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相对要慢。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堕距”(culturallag)。尽管一些先导性观念的提出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因，但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体系的建立，比起一种新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的形成而言要滞后得多。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转型时期，原有价值观念的失效以及新的价值观念的尚未形成，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某种无所适从，而在行为规范上表现为“失范”状态。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处在人的社会化和生命发展重要阶段的青年产生某种不确定感，进而可能导致其在心理上出现迷茫、困惑，甚至在行为层面上出现越轨现象。
第三，青年心理发展的延缓期与社会变迁的转型期相重叠。在心理学视野中，青年社会化也就是个体在青年期的心理发展或者说要完成一系列的心理任务。新精神分析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埃里克森对青年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心理社会的合法延缓期”理论，在他看来，当个体发展进入到青年期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建立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的问题。这种心理上的任务在传统社会里通常能够比较顺利地得以解决，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同质性较高的稳定延续的社会，而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它的异质性、与传统之间的断裂，因而现代青年想要迅速而明确地建立起自我同一性并非易事，因此，必须经历一个心理社会的合法延缓期（注：参见E.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在我们社会的当下情境中，青年心理发展的延缓期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正相重叠，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外在环境与心理发展之间的不协调性。
第四，“时空交错”（注：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用“时空扩展”概念来表述现代性的发生学机制，而一些后现代社会学家则用“时空压缩”概念来阐发后现代性的一种基本境况，本文作者提出“时空交错”这一概念，意在表达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所认同的对当今时代境况作出判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多重现代性”或“复合现代性”(modernities)的特征之一。）时代诸种因素的复合影响。在发展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是非常特殊的，虽然我们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传统向着现代转型，但是，当今整个国际社会环境则是一个“时空交错”的时代。在我们生活的时空里，诸种性质有别、特征各异的因素共时态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其中既有传统的成分，又有现代的成分（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还有后现代的成分（以西方社会为主）。这一切都增加了时代精神中的异质性及其冲突性，因此，各种因素之间的整合难度增加，引发人们心理上呈现张力、困惑性、模糊性就在所难免。
这一切都使得当今青年社会化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变得更加艰难。然而，由于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及其向一切社会生活方面的深入渗透使得整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所以，在这样一种传媒社会中，社会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对于人的社会化所具有的作用日益超过了其他方面。
二、世俗化：现代化的一种文化逻辑
根据国际社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现代化的历史性和逻辑性的伴生现象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政治发展的民主化、产业发展的工业化、社区发展的城市化、规则发展的法理化以及文化发展的世俗化，等等。也就是说，现代化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复合动力机制推动下的一种整体性变迁，既涉及到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还必然涉及到文化演进与心理变革，不仅如此，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文化变更与心理调试来加以促进和保障。
具体而论，世俗化(secularization)代表了现代化起飞阶段文化变迁的最主要特征。世俗化的核心内涵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入世主义，或者说社会价值观的强烈现世取向。它具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原则取代神学教条；二是，人们开始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关心和参与。世俗化充分地肯定现世生活、肯定感官享受、肯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出以具体功利为追求、以感官享受为满足、以当前利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世俗化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国家法制、社区参与等方面的社会发展趋势进行着社会心理上的准备。
世俗化之所以是现代化的一种必然的文化逻辑，主要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宗教文化或准宗教文化构成社会文化的主导形式及其土壤，价值观念体系中没有为现世生活留下地盘。而世俗化导致的现世关怀则成为人们进行社会参与、发展经济的内在深层动力。
在人类学术发展史上，“文化”一直是最复杂的术语之一。文化(culture)在西文中最初是指对土地的开垦和对植物的栽培，后来进一步指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尤其是艺术素养和道德情操的培养，还有更广的内涵就是指人类通过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注：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是密切关联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指出“文明”这个概念表现了超越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在“原始”阶段人们的一种优越意识。但是，“文明”一词的含义在西方国家各民族中不尽相同。可参见N.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最早在学科意义上为“文化”下定义的人是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泰勒，他在1871年发表的代表作《原始文化》中写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1]从那时起至20世纪50年代初，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已经多达164种。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可能提出不同的文化定义及其相关的文化类型学。较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D.Bell)对于文化的界说。他将“文化”概念区分为三种类型。在贝尔看来，第一种是人类学家提出的较为宽泛的文化概念，指“特定人类的生活方式”；第二种是以英国学者阿诺德(M.Arnold)等提出的显得过于狭窄的文化观，指“个人完美成就”；第三种是贝尔本人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Cassier)思想基础上所提出的，这种文化概念的含义略小于第一种，又稍大于第二种，指由人类创造和运用的“象征形式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他把文化视为表达或阐释人类生存意义的象征形式，是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途径[2]。
如果要对文化概念作出一个基本定义的话，本文作者认为，文化是对特定时空状态下某一人类群体的生活样式进行具体描述并对其中的意义进行价值阐释的象征符号体系，包括语言、神话、宗教、历史、艺术、哲学和科学等各种要素。文化所具有的两个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是：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再生产。其中，社会整合功能表现为对社会结构稳定性的维系，而社会再生产则表现为通过人的社会化来实现社会生活的传承与更新。
与文化定义的情形相似，关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从以下六种较为典型的定义，人们可以初步领略到大众文化的丰富性。第一，认为大众文化是为许多人们所广泛喜爱的文化；第二，将大众文化定义为在确定了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之后所剩余的文化；第三，视大众文化为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并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群众文化；第四，大众文化被认定是为人民的人民文化(culture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第五，把大众文化看作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与统治群体的整合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第六，认为大众文化是后现代意义上消解了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之间界限的文化[3]。这些定义都从某一角度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独特性，但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了各自的片面性。
“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这两个概念之间常常被换用，但是，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这一概念之间却存在很大区别。民间文化主要是指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民间社会及其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换言之，它的产生先于现代工业社会和都市社会的出现，并且不是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手段进行制作与传播的。
与大众文化相对，“高雅文化”与“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这两个概念也时常被换用。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英国著名文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利维斯(R.Leavis)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对两者作出过区分，在他看来，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此前时期中存在的普遍文化已经分裂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少数人的精英文化；另一类是多数人的大众文化。少数人的精英文化是被思考和被阐释的最好的社会价值观与准则的化身，与之相对的是大众文化，这是一种由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在不加思考的状态下进行消费的“商业性文化”，如电影、广播、通俗小说、通俗印刷物、广告等。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与世界范围内第三期现代化的发生模式相似，属于晚发型现代化(late-generated modernization)。在我国，这种现代化的发生则具体表现为，由带有启蒙性质的思想解放进行启动、由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引领、由政治体制改革加以保证、由社会体制改革进行承载的整体性社会变迁。它表现为一种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文化模式转换、心理素质变革的多维度、多层面展开的进程。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中国经济出现增长奇迹以及中国社会开始急剧转型的最直接的动力机制。在各个具体层面上，出现了这样一些发展态势：社区发展的城市化，即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产业发展的工业化，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规则发展的法理化，即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总体发展趋势则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与这种社会转型相应的文化发展轨迹则表现为：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以及80年代后期学术界引发并在社会大范围内一度兴起的“文化热”，充分表现出了社会主导文化以及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理性文化为社会转型的启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们扮演着为中国现代化的起飞进行文化反思和社会动员的角色。
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历经了长期存在的作为社会主导文化的单一化的政治文化模式之后，在当时的精英文化中就出现了对前者带有超越性的“纯审美”文化精神的倡导，从而在文化发展的辩证法作用下逐渐增加着文化中的感受性与愉悦性。但是，文化格局的重大变化则是发生在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所促进的小康社会的来临，随着消费文化正在以多少有些急促的步伐匆匆登上日常生活的前台，就社会文化的整个格局而言，呈现出了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理性文化的领域在逐渐缩小，而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感性文化的地盘却在日益扩大的态势。
这种情形的出现除了受到社会发展自身原因所影响之外，还同时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推动。首先，外来大众文化、主要是来自港台和欧美的大众文化传入之后的一时风靡，塑造了国内大众文化的模仿性机制和再生性机制；其次，新型高科技大众传播媒介的引进和使用，为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快捷而广阔的渠道；最后，文化发展的多样化趋势与改革调整后文化政策的宽容性，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开辟了空间。
正是在上述内外诸种因素促动下，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期，以崔健《一无所有》等引发的城市摇滚音乐，以《黄土高坡》等开先河的“西北风”流行歌曲，以张艺谋《红高梁》等率先倡导的娱乐电影，以《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发端的电视连续剧，以王朔《顽主》等为代表的市井小说，等等，都以各自的身姿与声音宣告了大众文化在中国社会文化舞台上的正式登场。
总之，大众文化的勃兴强有力地促进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深刻的转型：从宗教型文化向世俗型文化转变，从政治型文化向经济型文化转变，从伦理型文化向法理型文化转变，从禁欲型文化向享乐型文化转变。
三、大众文化：青年社会化的“双刃剑”
1.大众文化的“光明面相”
现代化的启动与推进需要社会成员在心理上加以充分认同，进而在行动上付诸全面参与，因此，进行普遍的社会动员就成为现代化的一项前提性工作。作为社会文化世俗化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它对现代化的积极效应或者说更具体的动员作用主要表现在：世俗化促进了社会价值观对于现世生活层面的关怀，唤起了不同社会群体对于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激发了社会成员实现自我潜能与价值的动机。这一切在具体化为社会行动的过程中都将成为参与社会生活、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是大众文化的“光明面相”。根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已有经验，作为社会现代化目标状态的社会现代性(modernity)，其达成的过程依赖于社会行动的合理性(rationality)（注：“合理性”是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著名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所提出的、用于解释现代社会发生学机制的社会学命题。在韦伯的用语中，“合理性”(rationality)、“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是两个最常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等意义的概念。但本文作者认为，“合理性”更倾向于一种价值判断和状态评估，而“理性化”则更具事实判断和过程描述的意味。苏国勋把韦伯“合理性”概念的涵义总结为四个方面：(1)由法规支配的，(2)体系化的，(3)基于逻辑分析意义的，(4)由理智控制的（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来加以促进，因此，社会行动的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成为了作为社会现代化目标状态的社会现代性得以实现的具体保证。这里所说的社会行动，可以界定为社会成员以个体或群体方式介入社会系统与文化系统的再生产、尤其是创新性再生产过程。而合理性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这个概念同义，效率性(efficiency)、可计算性(calculability)或可预期性(predictability)、祛除巫魅(disenchantment)、解神秘性(demystification)是其最核心的要义。社会行动的合理性表明了，人们在行动上日益受效率性、可计算性、系统性、逻辑性的规范和价值所支配。
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中国青年，凸现着合理性取向的社会行动已经出现，而且其范围将不断扩大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现实层面上鲜明地表现出了以下一些特征和趋势：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在职业选择、恋爱婚姻、人际交往等社会生活的基本层面，由于个性的解放和主体性的张扬，他们的自我意识、实用观念和利益动机这些在以往时期曾一度受到排斥的价值选择和行动取向，正逐渐地获得了合法性并表现出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例如青年价值观取向从过去的仅强调集体到现在的也强调个人，从过去的仅重视理想到现在的也重视实际，从过去的仅注重义务到现在的也注重利益，就极为典型地表现出了他们社会行动中的理性化色彩。
2.大众文化的“阴暗面相”
以往的历史经验显示，现代化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一些难以求解的悖论现象。大众文化的“双刃剑”性质正是其中一种突出表现形式。在另一个维度上，大众文化的愉悦性、感受性、消费性本质又必然会表现出它对物质消费、娱乐消遣、感官享受的强调，从而必然对勤奋、节俭、理性等这些现代化所需的文化精神支撑因素构成威胁。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以及相关的感性文化与理性文化、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的张力将一直存在，并常常由于前一文化类型的强势，而造成对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文精神的巨大冲击，更为甚者将会导致对于精神世界的终极价值的严重削弱甚至消解。这是大众文化的“阴暗面相”。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进行了最具经典性的研究。霍克海默和洛文塔尔在1942年通信中提出了“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概念。但是，为了避免将大众文化视为一种群众中自发产生的文化，即通俗艺术的当代形式的看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44年《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首次使用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一概念。），其运行机制必然遵循市场规律，而商品化则成其为大众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尤其是当它与现代高科技相结合的时候，将会有更广阔的平台展现这些特征。大众文化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引发对于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娱乐功能的充分强化，如果这一方面进一步扩展、甚至被偏激化，就将使得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理想、道德反思、审美判断等人文关怀的文化内核在势微后沉落，难免最终出现这样的后果：意义丧失，个性被淹没，人成为了“单面人”。
在较发达的社会境遇中，大众文化的大行其道往往得益于消费主义的推动。消费文化获得大众性之时，也就标志着消费主义的盛行之日。消费主义又借助了大众文化之翼而风靡，从而构成了现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享乐文化的彰显。
正是由于大众文化具有感受性、愉悦性和消费性等特征，因此，一旦这些特征被偏激化，那么，那种关于在当今青年一代中可能会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担忧就不能说没有半点理论与现实的双重依据。
四、文化创新：青年社会化的时代呼唤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系统各种要素的变化速度与节律并非是高度协调一致的。一般而言，文化模式的更替要比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缓慢得多。社会变迁中的这种“文化堕距”现象所提出的启示就在于：不仅是为了在现在时态维度上促进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心理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且也为了在将来时态维度上有益于青年一代在明确的价值观念与有序的规范体系引导下顺利成长为合格社会成员，必须发出这样的时代呼唤：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同样迫切的是文化创新。
1.重视社会、经济与文化、心理之间的协调发展
现代化是一种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动力机制所推动的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变迁，由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演进、心理变革等社会子系统的变化来具体地实现。这些社会子系统之间需要高度协调才能保持总系统的基本稳定与有效运行。因此，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文化转型和心理变革来加以促进和保证。过去一个时期中，经济与社会之间应该协调发展的问题已经受到我国社会学家的普遍重视。本文作者认为，我们还应当高度重视经济、社会、文化、心理之间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首先，不应该忽视社会文化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说，社会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所以，社会文化环境的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与经济环境的改观，社会与经济的有序发展必然成为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社会主导文化、尤其是主导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另一方面，也应当强调社会文化所具有的能动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的自律化发展。社会文化的发展不仅能够对于社会系统的稳定和运行起到维系作用，而且也能提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所需的人们社会行动的内在动力。社会文化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主要是通过社会心理这一中介来实现的。
2.建构一种多层次、多内涵的社会文化体系
社会成员心理上不同层次的需求有待于以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不同内涵的社会文化来加以满足。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社会成员心理上的需求状态也可以通过用不同方面的文化来进行引导。
对于现代文化的发展或传递、尤其是对于那些更经常地通过文化产业来发展或传递的文化形式而言，有必要注意区分其主要功能是作为商品消费的文化还是作为精神支柱的文化。基于这种分类标准，便能够寻求建立并保持一种合理的文化结构，具体可以通过处理以下诸种关系来达成。第一，应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感性文化与理性文化、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比例关系。特别需要着力的方面是（更多地通过政府的作用）弘扬精英文化、理性文化和高雅文化。第二，应使本土优秀文化与外来积极文化之间找到进行有机结合的机制与契机。努力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空条件下所可能扩展出的时代内涵，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今环境保护观念之间的关联，使之成为一个引导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熟悉、反思、鉴别传统文化的契机，并且进一步在对外来文化的借鉴过程中，对两种文化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创新。第三，应通过使具有积极性质的亚文化形态（尤其是少数民族亚文化形态、不同社会群体的亚文化形态）保持存在空间和活动方式的多样性，从而使它们起到对于社会主导文化的维护和促进作用。
概言之，如果能够建构一种多层次、多内涵的社会文化体系，我们就可以保持主导文化的引导地位、亚文化的多样性与活跃性特色，换言之，既可以让大众文化充分体现感受性、消遣性、愉悦性所具有的特定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也能够让社会主导价值观充分履行对青年社会化所具有的导向作用。
3.制定和实施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发展战略
有必要从整体上探讨与现代化事业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在这种战略中，基于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理性文化与感性文化的地位与作用的科学认识，应对它们在社会文化体系所占份额作出清晰的定位。调节这种文化比例的角色既有市场，又有政府。在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感性文化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的同时，对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理性文化的弘扬需要更多地通过政府的支持来实现。在文化政策的制定中，文化产业必须将社会效益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应在健全文化领域的法制化的同时，充分发挥文化批评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此外，还需创造条件提升大众文化制作者自身的道德品位和人文精神。
就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理性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而言，必须探索新的契机与途径。第一，在外在手段上，除了学校教育、媒体宣传等这些较为传统的方式以外，还应充分利用行政系统之外的市场网络、中介组织等新的渠道。第二，在物质依托上，社区应成为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社会基地。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方面，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和社区制的正在接替，社区在社会发展与公众生活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社区文化建设无疑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最基础层面和最广阔场地。第三，在接受形式上，应创造更加新颖多样、凸现个性的大众参与形式来进行文化传播，使人们通过自主地参与各种有关活动而达到对文化精神实质的自觉内化。第四，在心理机制上，可以采用榜样示范与口号示范等多种途径来共同产生促进力量。
4.遵循社会文化的建构逻辑性和运行规律性
从一种特定的类型学角度看，社会文化也可分为两大类：理念文化和制度文化。理念文化是思想或观念形态的文化；制度文化是行为、规范层面的文化。在理念文化层面上，应着重根据时代精神的主要特征和国际经验的有关内容，不断吸取新的成分。在制度文化层面上，应主要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建立和完善实际规范方面的要素。不论理念文化还是制度文化，都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最高层次，主要有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中间层次主要有人生价值观念；最低层次主要有公共生活的基本伦理或底线伦理。我们应注意社会文化建构的基本逻辑顺序表现为：从公共生活基本伦理或底线伦理层次，到人生价值观念层次，再到社会发展理想层次。因此，社会文化建设上很难做到“跨越式发展”。
应该对社会文化的建设质量建立起一套测量和评估的科学方法及其指标体系。这种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文化生产的自身绩效。可以通过文化、艺术、宣传、科研、教学等领域中人才培养、设施建设、出版物、音像制品、演出活动等所取得的量化成果来加以评估。二是，社会文化产品的社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对人们的文化素质水平、从业者的工作积极性与责任感水平、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状况、群众的文化生活满意程度、各种群体的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检出率等社会效益方面来加以判断。
总之，通过文化创新，建立起一种能够对于青年社会化产生具有明确导向作用的社会文化体系，是时代与社会所赋予的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它的完成要求我们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创造性。
收稿日期：200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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