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处境下和谐家庭建设与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庭论文,和谐社会论文,中国论文,处境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构建和谐家庭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以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治理、社会服务与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崭新历史时代，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成最鲜明主题与时代特征。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谐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成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核心，构建和谐家庭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社会基础与战略重点。众所周知，作为“社会细胞”和最基本社会单元的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建设的关键。不言而喻，没有以家庭为基础的儿童福利与妇女福利，没有系统、完善的家庭福利服务体系与综合整体的家庭福利制度，没有幸福美好和高质量的家庭生活，就没有家庭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家庭和谐与家庭福利制度建设成为社会和谐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社会前提和基础。
这意味着和谐家庭建设状况是观察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佳视角①。最为重要的是，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治理、社会服务与福利社会建设时代“不约而同”，聚焦于家庭福利政策、家庭立法、家庭治理、家庭福利服务和家庭福利体系建设，意义深远。简言之，构建和谐社会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愿景，标志中国家庭福利时代的来临。中国家庭福利时代的来临和家庭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扮演角色，发挥作用源于家庭结构功能。
二、家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与家庭福利理论视角
当代中国的家庭在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家庭福利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社会建设时代中的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难以体现，家庭生活边缘化状况，尤其是严重匮乏家庭福利理论视角和家庭福利话语的状况与构建和谐家庭的要求相距甚远。根据中国学术界流行和主流研究主题，截至2010年10月17日，CNKI两次文献检索的结果显示，泛泛和一般化“家庭”研究视角占据主流地位，家长、家庭教育、家属、家庭成员、家庭生活、婚姻家庭、家庭经营、社会保障、女性主义等概念盛行，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凤毛麟角。
中国学术界有关家庭问题的研究主题和关键词的多寡状态，清晰反映家庭研究的理论视角和主流取向，一般化的家庭主义、传统和权威的家长、道德与政治化的家庭教育视角，尤其是婚姻家庭、妇女解放、女性主义、社会保障等理论视角盛行，匮乏家庭福利的视角。改革开放30年来，如果以“家庭类”关键词和“福利类”关键词作为文献选择的基本标准，我们可以发现，家庭研究的主流取向和理论视角是一般化、大众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匮乏家庭生活、家庭关系、家庭问题、家庭现象、家庭制度、家庭本质问题的深入研究。
实际上，特定时期学者、媒体、普通公众的社会关注点、学术兴趣点和理论政策研究的主题，直接或间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当时的社会热点议题，反映家庭生活发展轨迹②。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是认识社会的最佳途径，社会结构变迁轨迹通过家庭反映出来。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媒体、公众的关注点并非聚焦于家庭问题本质等核心议题上，改革开放30年来，有关家庭问题的理论研究是典型例证，严重匮乏家庭福利政策理论关怀。
综观中国家庭研究演变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研究理论视角与理论流派的变化过程。1949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问题研究的理论视角呈现出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势。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家庭研究的主要模式是介绍国外的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制度③，这其中包括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家庭概念、家庭立法、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制度④。
当时伴随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学术界介绍、引进西方“家庭社会学”，家庭研究起步⑤。需要强调的是，当时介绍西方家庭生活的发展状况，主要反映的是西方家庭政策的变化⑥。19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铺开，劳动、就业、社会保险三项制度改革和城市社区服务的孕育发展，家庭生活、家庭问题，家庭学和家庭社会学研究成为显学⑦。
总体来说，1980年代中国学者对本土家庭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视角是人口、计划生育⑧。1990年代尤其是1994年联合国“国际家庭年”活动，催生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制度研究⑨。由于中国政府在“七五”计划中采取“社会保障”概念，家庭福利与社会保障视角并存⑩。1990年代末期，“妇女与发展”理论视角出现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家庭研究的领域拓宽(11)。2000年以来，家庭研究理论视角“显著”增多，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制度研究进入新阶段。例如，有学者探讨家庭福利与儿童福利制度的关系，描绘家庭福利制度框架范围与结构(12)。有的学者从“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而非传统女性主义角度重新审视家庭与妇女问题(13)。有的学者根据西方家庭福利政策，结合中国实际，明确提出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14)。2007年，首届全国和谐家庭高层论坛暨第八届全国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和谐家庭建设成为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与家庭政策议程核心议题，具有划时代和标志性意义(15)。总体来说，中国家庭研究的历史传统、基本模式和理论视角是介绍性、描述性和西方化的，匮乏立足中国家庭生活、家庭问题、家庭结构功能的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制度研究成果(16)。
三、中国家庭结构功能的转型与家庭福利政策议题
中国家庭研究严重匮乏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制度视角的主要社会根源在于传统的家庭生活观念与家庭制度安排。建国60年来中国家庭生活结构功能地位作用角色发生重大变化，家庭结构功能面临第四次全面性、系统性和结构性转型，国家层面家庭政策框架总体设计与家庭福利制度及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议题是社会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议程优先领域(17)。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家庭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家庭先后经受三次重大的冲击：20世纪初矛头指向家庭制度的思想批判；1949－1976年间矛头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改革开放30年来指向家庭责任的经济理性的入侵。三次结构性冲击和中国经济社会剧变的社会处境，导致家庭处于结构压力激增和家庭福利能力显著下降系统性失衡状态，家庭危机四伏(18)。比较20世纪初期对婚姻家庭制度的思想批判，建国60年来，中国的家庭观念、家庭思想、家庭伦理、家庭生活、家庭问题、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政策、家庭福利体系发生重大、结构和实质改变，以往对家庭生活和家庭结构功能予以社会支持的理论主张受到冲击(19)。与此同时，宏观社会环境、几种结构性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变迁彻底改变家庭结构功能作用。首先，1949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社会环境变化对家庭观念，家庭结构功能产生影响(20)。
其次，1949年以来，国家主要通过（1）有关婚姻家庭的立法，如婚姻法、继承法等；（2）有关家庭及与家庭密切相关的各项政策，如计划生育政策、住房政策及某些经济政策税收政策等；（3）社会宣传与舆论导向等三类制度化途径和政策工具，全面介入、干预和影响家庭生活(21)。
第三，1949年以来，尤其是1958－1965年间的城乡人民公社运动，1966－1977年间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极左冒进思潮、全民政治运动和敌我阶级斗争，导致家庭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家庭生活“政治化”和“去性别化”妇女解放等问题突出(22)。
第四，社会转型的宏观社会环境和改革开放政策对家庭伦理道德和结构功能带来巨大冲击。例如作为私生活领域的家庭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分离”出来，成为具有相对独立自主性，并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相对应、属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地”，公共与私人边界形成(23)。
第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家庭结构功能重大结构变化的结果是产生大量新型社会问题。如离婚率急剧上升，核心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艾滋病致孤儿童和大量城市流浪儿童等(24)。
更重要的是，1949年以来，中国缺乏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家庭政策框架设计，缺乏清晰明确的家庭政策目标和家庭福利制度建设的宏观战略规划，现有政策法规已不适应家庭结构功能变化状况，国民家庭生活质量与国家家庭福利政策框架设计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挑战。纵观建国60年来家庭政策和家庭福利制度建设的变迁轨迹，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前，家庭政策主要模式是《婚姻法》与婚姻自由、自主，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25)。
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家庭政策转为“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主要政策(26)。而且政府有关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制度建设的政策法规呈现高度分隔化和目标群体化状况，部门系统间各自为政，条块分隔，各自发展独立的服务体系，缺乏以家庭为基础的福利制度，缺乏综合性、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家庭政策框架与家庭福利制度，例如母婴保健、儿童寄养与收养、未成年人保护、女职工劳动保护、妇女权益保障、残疾人权益保障、老年人权益保障、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农民工问题，迫切需要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制度的战略性转型(27)。令人鼓舞的是，2010年既是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元年，又是中国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制度的元年，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9月1日，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研究部署发展家庭服务业政策措施，首创“家庭服务业”和家庭服务体系等概念(28)，标志中国现代家庭政策框架与家庭福利制度诞生，标志中国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制度转型。
最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结构转型、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转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克服传统家庭政策的结构性缺陷，创立中国特色的家庭政策框架与家庭福利制度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例如，目前建立以现代家庭结构功能为基础的家庭政策框架和家庭福利制度所需的政治意愿、新型价值观念、家庭福利理论、家庭治疗技术和专业人员队伍均已产生(29)。
四、“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建设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新型执政理念，根据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和家庭政策的历史经验，以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福利和社会建设理论为基础(30)，为实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社会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参考借鉴西方家庭政策框架与家庭福利制度建设国际经验，我们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制度框架，指明家庭福利制度建设的方向。
总体来说，中国家庭福利政策框架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制度化与结构性特征明显。首先，中国家庭福利政策框架设计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构建和谐家庭，重新为家庭的战略地位科学定位，国家全力支持、维护和保护家庭的社会性功能，将支持、维护和保护家庭纳入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国际战略框架中，奠定坚实社会基础(31)。
其次，中国家庭福利政策框架设计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的宏观背景和直接动力源泉是：在社会结构转型、家庭结构功能转型、国家职能角色转型与国人社会需要结构转型“同步一致”的背景下，家庭政策框架设计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是对社会需要的积极性回应(32)。
第三，中国家庭福利政策框架范围内容的界定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基本方针，充分体现家庭福利制度的综合性、系统性、结构性和家庭性特征。家庭政策框架范围既包括宏观社会环境和政策法规类内容，又包括人口计划生育、婚姻家庭、家庭生活与家庭关系、家庭住房、儿童福利与妇女福利等家庭类政策，还包括支持、维护、保护家庭功能发挥的家庭津贴制度。
第四，中国新型家庭政策框架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充分体现以家庭为基础和基本单元的家庭福利制度，将儿童福利、妇女福利、残疾人福利、老年人福利、各类病人福利和家庭福利本身，均统一、集中放在家庭福利政策框架范围之中，以克服以人群为基础的家庭制度，实现家庭福利服务对象和服务基础统一，发挥家庭福利政策整体效益和积极预防作用(33)。
第五，中国家庭福利政策框架设计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是家庭健康服务与家庭福利服务，这包括妇幼保健、疫苗接种、食品营养、儿童和妇女医疗照顾等(34)。卫生保健与医疗卫生服务成为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战略重点主要社会理由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人的社会需要结构发生战略升级，身心健康已成为最重要的需要(35)。
五、中国家庭福利政策的发展战略与国家行动策略
在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时代，国家是家庭政策、家庭福利制度与总体性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责任主体，承担主要责任义务。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家庭，创建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我们认为政府应高瞻远瞩，统筹兼顾，科学合理制定中国家庭福利制度发展战略与行动规划。
首先，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福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儿童福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健康法》等纳入国家社会立法规划的优先领域，奠定依法治国的基础，明确国家是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责任主体，明确规定卫生保健与医疗卫生“福利”性质(36)。
其次，尽快制定国家级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中长期发展规划，阐明国家的家庭政策，明确提出家庭政策框架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确立家庭政策在社会政策中的战略地位(37)。
第三，按照以人为本和整体性、系统性、连续性、人性化原则，以家庭福利制度建设为核心，充分考虑国人社会需要结构升级的状况与趋势，将现有的分隔运行的儿童福利、妇女福利、残疾人福利、病人福利、老年人福利、教育福利、职业福利、住房福利、社区福利服务体系有机整合起来，将社会福利服务与卫生保健服务整合起来，将不同服务对象整合在家庭之中，将家庭福利体系与职业福利体系、住房福利体系、社区服务体系整合起来，建立以家庭福利为基础福利政策框架与福利服务体系，为家庭关系和幸福美好生活提供全面制度支持(38)。
第四，为适应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社会建设需要，尤其是儿童福利、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病人福利和家庭福利时代来临与大发展的需要，整合现有的社会服务体系，加强政府职能部门间与民间组织间福利行政管理的沟通、协调，充分体现国家的福利责任主体和责任承担，提高政府行政管理层级和统筹规划协调的能力，按照大部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路，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建立副部级的“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国家残障预防与康复福利局”，“国家老年福利与医疗照顾局”，为以家庭为基础的福利制度发展奠定福利行政基础，为未来适时组建国家级“健康与福利部”创造条件(39)。
第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充分利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战略机遇期，通过各式各样全国性、系统性、综合性、专业性和类型化的家庭福利服务试验项目，大力发展家庭福利、儿童福利、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病人福利服务所需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各福利服务领域的国家级和中、高级家庭福利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为家庭与福利服务体系奠定专业人才队伍、福利服务实践、理论政策倡导的综合性基础(40)。与此同时，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知识和技巧，大力发展中国特色专业家庭福利服务(41)，探索建立以中国家庭文化为基础的家庭矫正、家庭治疗与家庭服务模式，提高家庭福利(42)。
第六，充分利用中国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建设，尤其是公共福利财政制度框架建设战略机遇期，建立、完善各式各样的家庭津贴与家庭补助金制度，探索创立中国特色家庭福利财政制度。目前，儿童养育的家庭津贴、残疾人家庭照顾津贴、长期病患者和精神病人家庭照顾津贴、老年人居家养老津贴、伤残人员生活照顾津贴和其他各类家庭津贴制度建设迫在眉睫(43)。
最后，大力加强有关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尤其是家庭政策框架与家庭福利制度建设的基础理论、政策研究和比较政策研究，开展国家级家庭政策框架与家庭福利制度发展宏观战略规划研究，大力开展综合性和现代性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清晰描绘中国家庭政策框架与家庭福利制度发展路线图与时间表，适时出版发布《中国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制度发展报告（白皮书）》，将全社会的意识提升、政策倡导、公民参与、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建构、专业人才培养、专业服务组织建设、实务理论政策研究、行动研究和社会动员、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多项活动整合有机起来(44)。简言之，中国家庭福利时代迫切需要国家承担应有的责任，国家行动和战略规划条件已成熟。
七、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中国已进入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时代，社会政策框架设计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成为社会建设新时期发展的主题和战略重点。家庭政策框架设计和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是重中之重、优先领域和战略重点。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制度，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社会细胞，是现代社会制度的核心制度基础，是婚姻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分工、社会交换、社会行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回顾中国60年家庭研究理论基础与基本视角，婚姻自主、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阶级斗争、妇幼保健与女职工保护、计划生育与优生优育、家庭生活、妇女发展与社会性别、女性主义与和谐家庭建设等理论视角先后涌现，国家的“家庭政策”长期局限于婚姻自由与计划生育两大方面，长期匮乏综合性、系统性和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福利政策与家庭福利理论视角。这种家庭政策匮乏和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福利理论政策制度建设滞后状况的成因错综复杂，1950年代《婚姻法》与婚姻自由开启社会主义家庭建设新时代，1958年城乡人民公社运动和以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及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使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集体主义“大家庭”政策和集体主义家庭平均制度初见端倪，“去家庭化”的发展趋势明显。
为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奠定社会经济基础，进而带动城市妇幼保健、托幼事业迅猛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庭成为阶级斗争、阶级矛盾、阶级友爱的主战场，国家全面干预家庭，革命化、政治化、集体化和“去家庭功能化”的政治性家庭政策取向突出，家庭的结构功能再度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家庭结构功能再度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总体趋势是由集体主义、革命化、政治化家庭政策模式向生活化、个人化家庭政策模式转型。中国家庭历史变迁轨迹和家庭政策的历史遗产，自然导致家庭结构功能无法适应社会发展。
目前中国的家庭观念、家庭关系、家庭伦理道德、家庭结构功能、家庭生活质量与家庭福利政策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缺乏家庭政策和以家庭为基础的福利制度建设，是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最大障碍，是社会建设的薄弱环节。如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严重影响和破坏和谐的家庭生活；国人长期普遍严重匮乏家庭福利与社会福利观念；“无社会性别化与革命化、政治化”的家庭政策模式的影响深远；现有支离破碎、部门利益和非系统化的家庭政策法规体系、家庭工作体系；家庭结构功能的全面深刻转型与传统的婚姻家庭管理模式；错综复杂的家庭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家庭与家庭福利政策的缺位；妇女福利、儿童福利、社区福利与总体性家庭福利的分隔；四分五裂与名存实亡的家庭生活等等。这些不约而同聚焦于中国有家庭生活实践，但无家庭福利政策的危机状况。令人鼓舞的是，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发展家庭服务业政策规定，标志中国家庭福利时代来临。笔者依据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理论，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家庭政策与福利制度模式，首次明确提出全球家庭福利、家庭福利立法、社会发展规划、家庭友好环境、人口家庭问题、婚姻家庭关系、家庭住房问题、儿童家庭福利、家庭生活关系、家庭妇女福利、妇幼保健福利、家庭经济收入、家庭津贴补助、家庭福利服务、家庭休闲旅游为内容的家庭政策框架。而且针对中国家庭福利政策发展战略与国家行动策略，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与宏观战略思考，清晰描绘中国特色家庭政策框架与家庭福利制度建设的“路线图”，指明家庭福利发展方向。
本文基本结论是，构建和谐家庭、社区和谐与和谐社会的家庭幸福观至关重要，亟须建立(45)。家庭政策、家庭福利制度与家庭津贴是典型“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儿童福利、妇女福利、健康与福利的整合与“以家庭福利为基础”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是福利社会建设的核心。家庭福利的主要功能是“社会预防与社会投资”，关系儿童福利、妇女福利和家庭生活质量。家庭福利、家庭津贴与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基础结构体系”核心部分，是衡量社会福利制度成熟度的最佳视角(46)。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愿景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福利—市场社会主义社会(47)。
注释：
① 刘莉、龚海艳：《试论“和谐社会”背景下和谐家庭的建构》，《科技信息》2008年第35期。
② 本刊编辑部：《研究家庭，认识社会——访天津社会科学院潘允康研究员》，《理论与现代化》1997年第9期。
③［法］M.拉罗克、殷世才：《法国的家庭体制和家庭政策》，《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8期。
④ 莫利纽克斯、费涓洪：《社会主义国家的家庭政策》，《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3年第11期。
⑤ 瓦尔纳、孙汇琪：《家庭社会学》，《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3年第11期。
⑥ B.J.纳尔逊、子华：《西方家庭生活的变化——评有关西方家庭政策的7部著作》，《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⑦ 俞风：《一门新兴的科学——家庭学》，《长白学刊》1985年第3期。
⑧ 谢诚：《有关优待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政策问题的探讨和建议》，《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1期；章今辉：《法国与中国湖北省出生率和生育率的比较研究》，《法国研究》1988年第3期。
⑨ 本刊记者：《家庭 温暖 关怀 团聚 容忍——你了解94国际家庭年吗？》，《中国妇运》1994年第3期。
⑩ 黄启臣：《加拿大社会保障略述》，《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6年第1期。
(11) 胡苏云、赵敏：《世界妇女与发展的现状研究》，《学术季刊》1998年第1期。
(12) 梁祖彬：《家庭服务与儿童福利》，《民政论坛》2001年第3期。
(13) 李慧英：《从一种新的视角审视公共政策——“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专题研讨会综述》，《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5期。
(14) 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15) 本刊记者：《首届全国和谐家庭高层论坛暨第八届全国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家庭教育》（中小学生家长）2008年第2期。
(16) 和建花、蒋永萍：《从支持妇女平衡家庭工作视角看中国托幼政策及现状》，《学前教育研究》2008年第8期。
(17) 郑杭生：《重视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家庭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8) 孟宪范：《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9) 李景汉：《家庭工资制度》，《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27年第2期。
(20) 雷洁琼：《家庭社会学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
(21) 赵喜顺：《国家在家庭变迁中的作用（摘要）》，《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4期。
(22) 蓝怀恩：《女性解放，并不意味着蚕食男人》，《婚姻与家庭》2010年第3期。
(23) 郑晨：《转型时期家庭伦理道德构建的挑战》，《南方人口》1997年第2期。
(24) 关颖：《从排斥到背离——城市流浪儿童产生的家庭因素及其对养成教育的启示》，《当代青年研究》2008年第7期。
(25) 梁景和、王宇英：《“文革”时期家庭问题研究论纲》，《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26) 刘继同：《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模式的制度创新与战略转型》，《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2期。
(27) 李楯：《家庭政策与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
(28) 新华社：《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政策措施》，《人民日报》2010年9月2日。
(29) 刘金花：《家庭研究新观点述评》，《心理科学》1996年第1期。
(30) 刘继同：《妇女与福利：女性主义福利理论评介》，《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4期。
(31) 李晓林、莫丽霞、汝小美：《艾滋病与家庭政策研讨会综述》，《人口与计划生育》2006年第4期。
(32) 张秀兰、方黎明、王文君：《城市家庭福利需求压力和社区福利供给体系建设》，《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33) 刘继同：《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家庭结构功能变迁与儿童福利政策议题》，《青少年犯罪研究》2007年第6期。
(34) 伟毅：《关注家庭和谐安宁与青少年健康成长——跨文化对话：家庭和谐与青少年成长论坛侧记》，《中华家教》2007年第7期。
(35) 刘继同：《为什么卫生政策还不能成为“国策”？》，《中国卫生》2004年第7期。
(36) 刘继同：《卫生事业公益性与福利性定性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中国医院管理》2007年第8期。
(37) 潘允康：《建设和谐家庭的社会标准》，《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8) 刘继同：《中国儿童福利立法与政策框架设计的主要问题、结构性特征》，《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
(39) 刘继同：《关于组建“卫生福利部”的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8期。
(40) 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人民日报》2010年6月7日。
(41) 朱静君：《促进家庭和谐的技巧与反思》，《社会工作上半月》（实务）2008年第2期。
(42) 姚进忠：《国内家庭治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43) 刘继同：《中国特色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建设与构建福利化和谐社会》，《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1期。
(44) 徐浙宁：《我国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家庭政策（1980－2008）——从“家庭支持”到“支持家庭”？》，《青年研究》2009年第4期。
(45) 刘继同：《慈善、公益、保障、福利事业与国家职能角色战略定位》，《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46) 刘继同：《社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福建论坛》2008年第3期。
(47) 刘继同：《试论福利－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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