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士绅与江南乡镇教育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绅论文,民初论文,江南论文,清末论文,乡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4-0056-08
一
士绅在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大多拥有功名或官衔，对社会教化、文化的传扬起着重要作用。江南地区人才辈出，南宋以来历代科名仕宦之数均名列全国前茅。有学者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对进士人数的地区分布作过统计，在5万余名进士中，位居前两位的即是浙江和江苏。（注：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教育研究》1991年第1期。）江南士子自幼勤于学问，通过科举跻身士绅阶层，从而拥有人所公认的社会地位，这种行为模式为普通社会成员所模仿，长期以来便形成了江南地区读书向学、注重教育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相对富裕的物质经济条件使重教传统得以长期维系且颇显成效。
士绅作为知识文化的传播者，自然成为社会教化功能的承担者，“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使土绅勤于治学，更乐于助学。在地方志中，关于士绅捐资助学的记载比比皆是，或修造贡院、兴办书院，或捐修校舍、津贴学生，客居异地的士绅则捐资修建会馆。与其他地区士绅相比，江南士绅更为突出，宋代以降，特别是清代，江南书院由士绅捐办的比例居全国第一。（注：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54-358页。）明清时期“土兴于学，民兴于业，义田义塾之设，比比皆是”。（注：邹鸣鹤：《世忠堂文集》卷3《鹅湖华氏家塾文钞序》。）作为科举制度的得益者，江南士绅深刻感受到举业的巨大益处，为保持家族的持久兴旺，他们竭力敦促家族子弟参加科举。因此，江南士绅对族内子弟的学业要求甚严，且为他们求学尽可能提供帮助。清咸丰年间常熟大姓丁氏家族，捐地545亩，设置义庄、书田，除资助族人生活之外，主要用于资助族中子弟读书应试。（注：光绪二十九年《常塾丁氏家谱》，《义庄规条》。）定居浙江余姚的朱氏饶有资财，建有义庄，清末该庄在绍兴府城建立专供族中子弟应考时暂住的试寓。（注：民国二十年《余姚朱氏宗谱》，《一本堂绍郡试寓规条》。）
江南地区重教向学的传统起源于科举时代，且由士绅通过自身示范和积极引导逐步根植于人们观念之中。近代以来，这种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推动江南教育近代化的深层力量。
二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在西方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开始解体，处于新旧交替大背景下的江南士绅亦随之转型分化，并出现了独特的绅商群体。（注：关于绅商研究，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绅商是士绅与商人相互渗透的结果，在经商致富的巨利诱惑下，许多士绅弃儒从商。“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注：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4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672页。）特别是王韬、薛福成等提出“商战”主张后，在江南士绅阶层中引起震撼，大批以救国为己任的士绅看到通过经商振兴民族的希望所在，纷纷投身商潮。除士绅向商人的“顺向渗透”外，还有由商人向士绅的“逆向渗透”。通商口岸和沿海城市产生了一批买办和巨商，为获得社会公认的名分，不惜捐资以取得顶戴从而跻身士绅集团，这一现象在江南地区尤盛。“顺向渗透”者以盛宣怀、张謇为代表。“逆向渗透”的典型则是以五金业起家的上海巨富叶澄衷、大买办虞洽卿、以机器和棉纺织业起家的严裕棠等。1905年清帝谕令停科举广学校，通过接受新教育获得新学历，再经考试取得士绅名分的逐渐增多。由此，清末士绅集团呈现出多样化格局。
士绅集团的变化直接影响江南地区观念的转变。首先，重商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促使江南学风趋于务实。士绅集团内部“绅”“商”互动关系的形成打破了科举取仕的传统格局，商业上的成功也成为评判个人成就的一项标准。在江浙民众看来，“士官商民混一无别”，（注：李圭修、许传沛纂、刘蔚仁续修，朱锡恩续纂《海宁州志稿》卷40《杂志·风俗》，清光绪二十二年修，民国十一年续修铅印本。）更无高下贵贱之分。另外，因商致富而跻身士绅集团的成功范例又提供了一条为社会所公认的进入社会高层的途径。这样，重商观念随着士绅的示范作用而深入人心，江南民众心理由重名逐渐向重实过渡。“清季知科举将废，学者多改就商，故应科举者少……光绪末年科举废而学校兴”，士子多志“在通晓英算，为他日可得商界高尚之位置，其望入仕途者固千人中无一二”。④（注：陈训正、马瀛纂修《定海县志》，《方俗志》，民国十三年，旅沪同乡会铅印本。）人们的社会成就感不再拘泥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框框，而向“得商界高位”倾斜。这种社会成就感得以实现，必须依赖于大量实用知识，这是“四书五经”无法提供的。因此江南士子摄取知识的原则随之发生变化，一大批培养语言、算学、法政、农桑等实用人才的学校在江南地区普遍设立起来。
其次，许多江南士绅清醒地认识到西学对于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推动作用，乃自觉地接受新式教育。这部分士绅通过接受国内或国外的新式教育，获取既有“旧功名”又有“新学历”的双重身份。江苏地区拥有双重身份的“功名之士”情况如表一。（注：《最近官绅履历汇编》，转引自王树槐《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江苏省》，台湾中研院近史所专刊，1984年，第529—530页。）可见，旧式功名之士至少50%以上的人后来又接受新式教育，在下层士绅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
表一 江苏地区具有双重身份功名之士统计情况表
同时，江南士绅依旧十分重视对族内子弟的培养，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们更希望子弟接受新教育，甚至出国留学。上海严裕棠家族，六子庆龄、七子庆禧均留学德国，归国后分别担任大隆及泰利厂技术骨干、苏纶纱厂经理。孙子严潮泰、严云泰则留美，分别学习法学和工程学，孙辈中共有11人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注：《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137页。）余姚朱氏宗族鼓励并资助族中子弟接受新教育，至20世纪初年，即有数人在国外获博士和硕士学位，并有数十人在复旦、沪江等高等学府学习。（注：民国二十年《余姚朱氏宗谱》。）
再次，民族危亡之际，江南士绅奋而觉醒，不再仅仅将教育视为求取个人功名进而致仕的捷径，而把兴办教育视作提高民族素质、振兴国家的必由之路。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教育学家孙治让，甲午战后积极参加变法维新活动，并改造旧学以适应时代之需。他把周礼六艺之教的主张与兴学致富求强的观点结合起来，呼吁废科举、兴学校以解决民族危机，倡导“储才兴学以待国家之用”的教育救国论。（注：孙诒让：《瑞安新开学计馆序》，《孙诒让遗文辑存》，温州文史资料第5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3 页。）并率先在家乡创办新式学校，并以普及教育、保存国粹、注重小学应用科目、奖励女学、破除迷信为办学宗旨。这一办学思想代表了江南地区早期教育近代化的基本思路，对江南乃至全国教育近代化贡献极大。
基层地方士绅在捐助地方教育事业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教育与救国之关系以及对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1898年前后，江苏吴江士绅已认识到“非育才不足救国”（注：陈去病：《柳无涯先生墓志铭》，见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0页。），浙江乌青镇（今属浙江桐乡县）士绅则认为：“兴贤育才识于周礼，古今中外凡国家兴亡治乱、民族强弱盛衰，莫不视人才学术之消长进退为衡。”（注：卢学溥修、朱辛彝等纂《乌青镇志》卷24《教育》，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上海月浦乡（今属宝山区）士绅对教育功能的定位更高，“教育为国家之大本，地方文化之大源”。（注：陈应康纂《月浦里志》卷6《教育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在强调培养人才的同时，江南部分士绅已超越了“创办教育——培养人才——致富强国”的精英教育理念，而认识到教育应该是开启民智的全民教育。上海南汇区五团乡士绅、县立务敏初级小学校长储省吾说：“吾国人民四万万，大半不识字，即有学问，优良能深文者百无一二，所以新政厉行，首重教育，有大学、中学、小学、专科等名，以期教育之普及。”（注：储学洙纂《南汇二区旧五团乡志》卷6《学校》，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这一观点恰恰与清廷教育改革的初衷是一致的。《清帝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中明确指出：“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63页。）显然，江南士绅开始重视并提倡普及新式教育，这一兴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精英教育观念的重大突破，为江南地区教育近代化在基层的全面推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三
江南士绅除自身转变教育观念、积极致力于新学之外，更努力推动江南地区新式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基层尤其是广大的乡村，举办教育的职责则主要由士绅承担。因此，江南士绅对教育近代化的推动作用更多地表现在热心捐助基层教育事业，即大量捐助、创办乡镇新式初级学堂。
江南士绅捐资办学资金规模居全国前列，1902-1914年江南士绅捐资教育获得政府褒奖情况如表二。（注：《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第5册，戊编，第292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影印。）江南士绅捐资教育能如此慷慨，这固然与江南地区经济发达、士绅财力雄厚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江南士绅具有热心助学传统，在教育近代化进程中这一传统等到了传承与弘扬。
表二 江南士绅捐资兴学获得政府褒奖统计表
江南士绅不仅乐于助学，而且兴办新式教育具有超前意识，其所办新学实早于清廷倡导，在全国教育近代化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如上海县士绅张焕纶早在1878年创办正蒙书院，以学贯中西、讲求时务为宗旨，采西方小学之成规，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孙治让于1896年即设立瑞安算学馆、瑞安方言馆、蚕学馆、瑞安化学堂，后又创温州府中学堂、蒙学堂、高等小学堂等，1903年又率先发起成立师范教育研究会，并亲自办女学，至1908年已举办各级各类学校300余所。（注：转引自张彬：《从浙江看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又如绍兴中西学堂（1896年王维泰创办）、澄衷学堂（1899年叶澄衷创办）等均在清廷通令各省广设学校前主动兴办的。兴办女学是新式教育的重要内容，但在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创办女学需要极大的勇气与魄力。1898年浙江上虞人经元善创办上海经正女学，这是近代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这些举措开近代教育之先河，推动了江南乃至全国的教育近代化进程。
受传统重教观念的影响，江南绅商往往在经商致富后也投资于地方教育。叶澄衷成巨富后慨然捐巨资创设了著名的澄衷学堂。（注：吴馨、洪锡范修、姚坍等纂《上海县续志》卷21《游寓》，民国七年上海文庙南图志局刻本。）江苏川沙人杨斯盛幼年失学，后因承揽洋人建设工程而大富，成为名噪一时的绅商，旋斥资在家乡建义塾，又捐助川沙两等小学堂，并创设上海公共租界广明小学，浦东中学及附属两等小学。（注：《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法华人包定鳌，“习西语充洋商买办以致骤富，好施与，开办漇溪学堂，捐数百金”。（注：王钟纂、胡人凤续纂《法华乡志》卷5《通德》，民国十一年铅印本。）江南绅商积极投资教育，使江南教育近代化如虎添翼，其发展有了更为厚实的物质基础。
如果说上述士绅属于社会名流，带有个案性质，尚不能充分说明士绅捐资助学的普遍性，那么松江府法华乡的办学状况则充分说明江南乡镇士绅捐资地方教育、促进基层教育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过渡，以及清末民初江南乡镇新式教育之一般状况。清末民初法华乡共有学校21所，具体情况见表三。
表三 清末民初法华乡新学校一览表
从上表及《法华乡志》有关记载可以出，士绅在新式教育中有着开创之功。法华私立学校多达13所，官办学校仅2所，公立学校6所，私立学校均为士绅捐资创办，而且公立学校也大都为士绅倡办，并捐献大量资金。如法华第二小学初创时，“通和洋行……助洋一千七百元，款产经理处拨款洋二百元，乡公所拨款洋六百六十五元有奇，各善士共捐洋二千三百三十八元。”士绅捐款几乎占到全部创办经费的一半。而且，学校建成进入正常运转后，不少士绅担任学董，继续承担办学义务。面对乡村民众贫穷，无力接受新式教育的状况，士绅在其自办的私立学校中免收学生学费，且学校日常费用全由士绅捐给。如邑绅郁屏翰创办的普六小学校，“专收附近贫苦客籍小学生，经常费及书纸笔墨郁绅一力捐给，不费学生分文”。（注：《法华乡志》卷4《学校》。）这样使许多贫苦子弟未因家贫而失学、辍学，这对提高教育普及率贡献良多。正是由于法华士绅的努力，该乡教育体系转型相当成功，“自科举废而科学兴，青年子弟毕业于中学、毕业于大学及出洋游学者较他乡为多”。（注：《法华乡志》卷2《风俗》。）清末民初江南士绅热心捐助近代新式教育，并非只存于法华个别乡镇，而是普及各城镇乡村。如张泽镇（今属上海松江县）士绅普遍热心将传统私塾通过捐助改造为新式学堂，该镇原有滟东义塾，科举废后，士绅黄恩煦将其“改作初级学堂……宣统元年，增设高等”。（注：封作梅补辑《张泽志》卷3《学校》，松江博物馆藏本。）真如里镇（今属上海嘉定县）10所初级小学校均由士绅创设，如乡立第一小学校原先由士绅钱淦、秦本干等人创设；乡立第二初级小学由士绅钱润、钱淦兄弟捐款设立；乡立仁济初级小学校前身是士绅甘元桢等创设的私立甘露庵国民学校；乡立女子小学校则由绅董钱润、甘元祯等筹款创设于光绪三十四年。（注：王德乾纂《真如志》卷3《教育志·学校》，民国二十四年稿本。）
不仅上海郊县乡镇掀起大办新式教育之风，江南普通乡镇的教育近代化事业也已发轫。如浙江鄞县士绅顾钊一一次捐款5500元创办元琛初等小学，江苏吴江更有三位士绅每人一次性捐款5000元以上，创办四所小学，他们均获政府颁发的金质一等褒章。浙江桐乡、嘉善及泾清乡三位士绅分别捐赠3000元创办四所小学，获金质二等褒章。（注：《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第5册，戊编，第292页。）相城（今江苏吴县境内）士绅姚元模、张廷枚、王惟一等捐资将相城义塾扩充设立惠梓学校。（注：陶惟坻修、施兆麟纂《相城小志》卷3《学校》，民国十九年上艺斋活字本。）江苏信义（今昆山正仪镇）光绪二十九年创办两等小学堂，因公费有限，“余俱……绅士捐助”。（注：赵诒翼纂《信义志稿》卷18《学校》，宣统三年修。）浙江新塍乡（今属嘉兴市）士绅自光绪二十三年至宣统二年捐助开办学堂10所，高氏族学一所。（注：朱士楷纂《新塍镇志》卷5《教育》，民国十二年平湖春阁铅印本。）江苏丹阳四乡公立初等小学堂“经费则取办于地方捐款”。（注：胡为和、孙国钧等修纂《丹阳县续志》卷7《学校》，民国十五年刻本。）在士绅倡导下，江南各地学校林立，促进了教育转型。
江南士绅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兴办教育，而且利用团体力量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他们组成教育会与学务会等带有自治性质的团体，以更好地领导教育转型、传播新知识新思想。通过教育会这类组织，士绅们能更好地推广办学模式，发挥更具感召力的倡导作用。1906年，清政府开始下令各地成立教育会和劝学所，以“借绅之力以辅官之不足”，使“地方学务”发达。（注：学部《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折》，见朱有
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47页。）由此，各省、县乡镇普遍设立教育会，有的称学务会，或学务公所，一般也由士绅担任劝学员或学务委员，负责推广本乡镇的教育。如嘉定设县教育会，由举人黄世祚主持。（注：范钟湘、陈传德修、金念祖、黄世祚纂《嘉定县续志》卷7《教育志》，民国十九年铅印本。）钱门塘乡（今属上海嘉定县）在光绪年间成立学务公所，士绅“童以谦被举为西乡各区劝学员。”（注：童世高纂《钱门塘乡志》卷6《学校志》，民国八年本。）还有一些乡镇将教育会附设于乡公所，以便在推广新式教育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如盛桥乡（今属上海宝山区）于民国元年成立乡教育会，“附设于本乡公所”。（注：赵同福修、杨逢时纂《盛桥里志》卷4《教育志》，民国八年上海图书馆藏本。）教育会对于筹措办学经费、监管教学活动、议决学生功课、组织宣讲会等均起着重要作用。教育会与学务会的广泛设立表明，江浙士绅在兴办新式教育上已达成共识，办学活动已由自发性逐渐向自觉化、组织化、制度化转变。这样，民间办学力量得到政府的认同与支持。
教育转型不仅仅是名称体制的变更，更重要是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转型与更新。传统教育一般只授启蒙读物与“四书五经”，学习内容范围极窄，而新式学堂教学已发生较大变化，其内容趋向多元化，既有国文，又有实用的自然科学，并增加有益于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课程。如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的吴县洞庭东山乡五湖两等小学堂，新增教学科目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国画、体操”等。（注：叶承庆纂《乡志类稿》，民国二十三年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刻本。）钱门塘乡共有8所学校，所开设教学科目已与现代教学科目相近（其教学科目见表四）。（注：《钱门塘乡志》卷6《学校志》。）
表四 钱门塘乡学校开设科目一览表
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小学已开设外语课程，如南浔镇（今属浙江湖州）浔溪高等小学校配备了“西文教习一人”，而浔溪公学的学制则完全“仿日本中学”。（注：周庆云纂《南浔志》卷3《学校》，民国十一年刻本。）与此同时，为适应新式教育的需要，有的学校还自编教材，如上海澄衷学堂自行“制字课图说、修身、舆地诸书，各校用之，以为善本”。（注：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略传》，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年，第71页。）无锡士绅侯鸿鉴也在光绪三十二年编撰用于“寻常小学第三年或第四年”历史地理课的教材《锡金乡土地理》，内容丰富，涉及地理、民族、农业、工业、商业、风俗、武备、财政、学校等，（注：侯鸿鉴编《锡金乡土地理·序言》，光绪三十二年无锡艺文斋活字本。）已不是普通的历史教材，而是当地社会发展的百科全书，对扩大儿童知识视野、关心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上海月浦、江湾等地的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会课、学艺会、儿童大会及联合运动会，以“交换智识，试验学力”，交流教学成果，举办游艺、表演活动，（注：应康纂《月浦里志》卷6《教育志》；钱淦纂《江湾里志》卷6《教育志》。）丰富学生课余活动。
四
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在士绅办学的倡导下，教育近代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一些乡镇初等与高等小学数量达到了一定规模，为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提供了基础。浙江余姚六仓乡（今属海宁县）共有公立学校100所，私立学校24所，性质不明7所，该乡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生74人，其中22人留学海外。（注：杨积芳纂《余姚六仓志》卷15《学校》，民国九年铅印本。）乌青镇则有小学1l所，大专以上毕业生53人，留学生3人。（注：卢学溥修、朱辛彝等纂《乌青镇志》卷24《教育》。）无锡富安乡有小学16所，大学毕业生33人。（注：奚铮纂《无锡富安乡志》卷7《学校》；卷6《选举》，民国二十二年本。）至民国十年，一般江南乡镇学校数目已达到10所左右。
虽然江南教育转型在士绅倡导下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一进程充满了艰辛。新式教育开办之初，人们尚处于观望阶段，士绅办学遇到各种阻力。而且，新式教育承袭西方办学模式，初创时还受到排外情绪阻遏。据《嘉定疁东志》记载，该镇最早的私立小学是蒲滨小学，但“开办之初，风气未开，目为洋学堂，而办学者激烈硬性宣讲，致遭群众反对破坏，翌年秋竟遭捣毁”。直到宣统二年正月，嘉定县教育会才“开办单级教授练习所”，有志青年10人入学，毕业后回本乡开办私立小学，以后该乡私立小学才逐渐增多，“地方有志革新者亦效而筹设，大有风起云涌之势”。（注：吕舜祥编《嘉定疁东志》卷6《学校教育》，民国三十七年云庐油印本。）士绅矢志不渝创办新式教育的行动终于促使嘉定疁东地方的办学风气为之一变。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士绅办学终究受到诸多外力掣肘，私立学校最后得以为社会所认可也是得到官方力量保障的结果。因此，士绅办学的积极性虽高，而社会为之提供的有效保障则显得滞后，使私人办学遭受到了很大损失，这在新式教育初创阶段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与传统教育相比，新式教育投资规模大，因此，经费是限制士绅办学的最直接原因。土绅难以长期负担学校经常费及教师工资，因此，一些乡镇为解决办学经费问题，除由士绅捐款外，还由县府、乡公所划拨款，同时商人捐资也占一定比例。如江苏吴县境内的黄埭镇米业初等小学校，“由董事杨政于宣统元年正月开办，岁发经费由各米行按销数之多寡分别认摊，如有不敷归米行公所借用”，即便是在地方事务中颇有威望，而且在促进乡镇教育近代化成就卓著的教育家孙诒让，也会遇到“敝里刻亦议开学堂，而苦乏资”的窘境．（注：孙诒让：《与刘绍宽论办学手扎二十六通》，《孙诒让遗文辑存》第180页。）因此，虽然绝大多数学校最初由士绅创办，但有不少最后由私立逐步转为乡立或县立。一直由士绅承办的私立学校中，有少部分甚至因经费困难而停办，这在相对贫困的乡镇更为严重。如江苏常熟东唐市乡两所小学“绌于经费以致闭歇”，士绅深感“教育普及忧忧于手其非易也”，（注：佚名编民国《东唐市乡志》，南京图书馆藏本。）清末民初中国尚处于动荡之中，政府不可能将大量资金投入乡村教育，因而乡村教育近代化工程难以取得更为理想的成效，新式教育未能达到普及水平。尽管如此，清末民初江南教育近代化程度仍居全国前列，士绅办学成果还是值得充分肯定，而且他们办学的积极性及为此付出的人力物力远胜于官府，以至政府官员感叹“今之言学务者往往是绅而非官”。（注：《复宁学务处沈观察桐论官绅办学章见书》，见《江苏学务总会文牍》。）士绅以各种方式捐助地方建立新式教育，尤其在乡村逐步建立起近代教育体系，对推动江南教育近代化起到了巨大作用。
近代教育对江南士绅群体而言，是促使他们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催化剂。而士绅所办新式教育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则是一块能引发周边事物发生反应的“酶”，它对江南社会变革的催化作用是巨大而又全方位的。近代教育的推广促使江南人思想观念趋新，逐步抛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念，转向讲求实用的新学，“识潮流之趋势，纷纷焉研求新学”，（注：何横、张高修等纂《宣平县志》卷4《礼俗志》，民国十五年修、二十三年铅印本。）“圣经贤传，唐诗晋字，皆束之高阁，士风为之一变”。（注：周庆云纂《南浔县志》卷33《风俗》，民国十一年刻本。）由此，民智大开，“人民始有科学之观念，负笈至宁、苏、沪修业者日盛一日。有志之士求学海外，各具世界之眼光，一洗湲哔咿唔之陋习矣”。（注：严伟、刘芷芬修、秦锡田纂《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民国十八年刻本。）与此同时，个人本位的西方价值观念得到传播，民众自我意识增强。女学的兴起，更使一小部分妇女接受教育，自我意识增强，传统“男主女从”、女子守节等观念趋于淡薄，离婚或改嫁之事增多。浙江镇海“离婚之案，自民国以来，数见不鲜”，（注：洪锡范、盛鸿焘修、王荣商、杨敏曾纂《镇海县志·沿革志》，民国十二年修、民国二十年上海蔚文印制局铅印本。）遂安民初“离婚别嫁亦日益见多”。（注：罗柏麓、周树美修、姚桓、洪梦云等纂《遂安县志》卷1《方舆》，民国十九年铅印本。）新式教育还为培养新型专门人才及科技人才奠定了基础，使江南地区因此成为中国人才培养基地。新学崇尚科学和理性，当时倡导新式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除迷信以兴科学”，（注：孙诒让：《学务枝议》，《孙诒让遗文辑存》第45页。）尽管根除迷信思想并非易事，但已有部分江南民众开始转趋理性，迷信观念有所减弱，如浙江德清各地“昔有祀狐仙者，可怪也，入民国渐衰矣”。（注：吴果皋、王任化等修、程森纂《德清县新志》卷2《风俗》，民国十二年修、二十一年铅印本。）江苏常熟新庄乡（今属张家港）民众原来“安土重迁，迷信鬼神”，而“民国成立以来，教育渐次普及，此风稍戢矣”。（注：陆晶生纂《常熟新庄乡土志》，《风俗》，民国年间抄本。）江南士绅对新学的倡导及对地方教育的捐助，不仅促进了教育近代化，同时也促进了社会近代化。
总而言之，江南土绅因受捐资助学传统影响，且因近靠上海，观念激进，主动迎接近代化的挑战，一方面加速自身转型，另一方面领导民众教育近代化，使江南地区在近代教育发展历程中独领风骚。江南士绅始终是基层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创办者与承担者，为江南地区自办教育提供了基础。当然，士绅们财力有限，承担不起高等教育的庞大费用，其对教育近代化的贡献主要局限于初等教育与社会教育。而且，囿于士绅自身条件局限及师资匮乏等原因，一部分由士绅承办的私立新式学校也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