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城市郊区化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外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郊区化（简称郊区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它的到来标志着城市由集聚式发展转变为扩散式发展。本世纪2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就已出现了郊区化现象。我国目前是否出现了郊区化现象，是否进入了郊区化发展阶段，许多学者对此意见不一。周一星等人认为，我国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沈阳、大连出现了郊区化现象，并作了实证研究。[1]另外一些学者认为，郊区化是和扩散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的，而我国城市尚处于集聚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并没有出现中心区的衰退现象，因此我国没有出现郊区化。[2]还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 我国城市虽然处在集聚发展阶段，但城市郊区化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3]
上述分歧存在的原因在于对郊区化概念理解的不一致。本文从郊区化概念的探讨出发，对中外郊区化的宏观背景、表现特征和动力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城市郊区化”概念。
一、郊区化和中国特色的郊区化
1.郊区化的概念
对郊区化概念，国内理论界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有广义郊区化和狭义郊区化。日本地理志研究所编写的《地理学辞典》中这样对郊区化定义：郊区化是指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域，受到城市膨胀的影响，向城市性因素和农村性因素相互混合的近郊地域变化的过程。市中心和建成区的住宅、工厂、学校、办公楼等城市设施外迁和农地转变为住宅地，构成景观上的郊区化；向中心市区通勤者的增加和购物地发生变化等，构成功能上的郊区化。这种定义可理解为广义郊区化。可见广义郊区化认为只要城市中心区人口（和职能）向城市郊区迁移就是郊区化，它不涉及中心市区是否停滞和衰退。而狭义郊区化概念认为：只有中心市区的人口和功能外迁引起的郊区化，并且这种郊区化导致了中心市区的停滞和衰退，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郊区化。
2.我国城市的发展阶段和中国特色的城市郊区化
狭义郊区化显然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出现的郊区化现象而提出的，它不符合我国国情，因为我国城市客观上没有出现狭义郊区化现象，即中心区衰退现象。就广义郊区化而言，它是广义城市化的一部分，是城市离心扩散的结果，可理解为“城市的郊区化”，即城市人口和某些城市职能由大城市中心区向郊区扩散迁移的过程。广义郊区化的另一个意义是“郊区的城市”，即郊区转化为城市地区，包括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转化，纯农户向兼农户或非农户转化，农村经济由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转化，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化。[3]显然，它是城市向心增长的结果。
尽管当前从宏观总体上看，我国多数城市仍处在以集聚为主的发展阶段，[3]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没有离心增长和空间扩散现象。事实上，经济和人口的集聚和扩散是相互依存、同时存在的。因而，城市向心增长与离心增长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它们是城市发展中向心力和离心力分别作用的结果，只不过两者存在的强弱不同。所以，从理论上讲，我国某些大城市完全可能出现了郊区化，只不过是广义的郊区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郊区化。这种郊区化即使不考虑中心区是否衰退，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郊区化有显著区别。因此，我们不妨称它为中国特色的城市郊区化。
另外，应将郊区化现象与郊区化阶段区别开来，出现了城市郊区化现象并不等于城市已经发展到郊区化阶段。郊区化阶段对应于城市扩散发展阶段。只有郊区取代中心区成为城市发展的主体，城市离心增长远强于向心增长时，城市的发展才进入了郊区化阶段。1997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为29.4%，人均GDP为6079元，按国外经验， 我国正处于加速城市化阶段，也是以集聚为主的发展阶段。因此，虽然我国某些城市出现了郊区化现象，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们已处于郊区化阶段。
二、中外城市郊区化比较
如前所述，我国城市并没有出现像西方国家那样严格意义上的郊区化，而是广义郊区化，并且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通过下面的比较，就更能体现这种“特色”。
1.宏观背景比较
从宏观背景上看，中外郊区化有类似之处，那就是人民生活开始富裕而提出离心迁移的要求，城市交通改善为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而市场条件下城市土地级差地租推动了这一过程。但就具体情况来说中国和西方又是不同的。
西方国家早在18世纪中期就进行工业革命并开始了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化进程。到本世纪20年代，城市化发展进入“S”型曲线的后期， 开始出现郊区化现象，50—60年代郊区化达到高潮，不仅有人口和工业向郊区的迁移，而且有商业、银行和办公等服务业向郊区的迁移。中国城市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缓慢。虽然解放后发展较快，但并不能在短期内弥补其先天不足。1990年， 北京市人均GDP仅4883元，约合1021美元，只相当美国40年代的水平。此外，计划体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仅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也限制了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改变。
2.郊区化表现的比较
（1）人口的郊区化
人口的郊区化是郊区化最主要的表现之一，也是构成郊区化的要素之一。无论西方城市还是我国城市，如果出现了郊区化，则必定都有中心区人口向郊区迁移，郊区人口增多，市中心人口相对或绝对减少的过程。这一点已为多数学者所论证。但是，我国人口郊区化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①就迁移的人口阶层和目的来看并不相同。西方城市发展到后工业化阶段后，产生了一系列“城市病”，最早是富有阶级迁移到郊区，在郊区建立别墅。后来，随着交通的迅速发展，大批中产阶级为追求良好的生活环境也迁移郊区。我国郊区化过程中迁移的大多是一般市民，其目的只是由于旧房改造等原因想增加住宅面积，改善基本的居住环境。据估计，在北京，拆迁户有20%向郊区迁移。[4]
②就郊区社会阶层的分异情况来看，西方国家较我国明显得多。西方国家70年代后一般工人特别是白领工人也迁移郊区，这使郊区也出现了类似于先前市中心一样的社会阶层的分异。例如巴黎郊区，与60年代相比，官员、高级职员、中级职员和一般雇员的比例有较大增长，技术工人也有很大比重，不同职业的退休人员也来此居住。[5] 而我国郊区人口分异却不大明显。迁移郊区的大都是普通市民和外来流动人口，中产阶级宁愿留在中心城区。
（2）居住的郊区化
由于迁往郊区的目的不同，导致我国城市居住的郊区化有别于西方，我国工业早于人口外迁，生活基础设施未能同步跟上，多数职工宁愿白天去郊区上班，晚上回城休息，也不愿随企业迁住郊区，于是出现了居住郊区化滞后于工业郊区化。西方国家相反，居住郊区化先于工业郊区化。市民多采用白天进城上班，晚上回郊区休息的通勤方式。当然，后来随着工业和第三产业外迁，郊区独立性增强，这种情况基本改善。
此外，我国目前私人汽车拥有率很低，快速公共交通系统也不完善，这使得居住一般局限在近郊10公里以内，如上海1982—1993年，近郊人口净增100多万人，而远郊人口变化不大。西方国家在离市中心20 公里以外的远郊居住非常普遍，这主要是因为其交通发达，私人汽车拥有量很高。
（3）经济活动的郊区化
经济活动的郊区化表现，我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这是我国郊区化的最大特色所在。
①西方国家在郊区化过程中，许多城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城市空心化”现象，即城市中心区衰退萧条的现象。原因之一是富裕的中产阶级从市中心迁出，低收入者和城市贫民集聚内城，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商业萧条；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中叶后，由于中心区产生的排斥力（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和郊区产生的吸引力（低廉地价、有利区位、广阔空间等）以及大公司发展要求中心区位分散等原因，大量工业迁往郊区。随着人口和工业外迁，零售业、批发业等商业性服务也迁往郊区。另外，房地产开发商也因有利可图而在郊区大规模置地建房，甚至部分金融业和办公业也因郊区低房租、低税收而选择郊区。美国城市就经历了“四次浪潮”（即人口居住郊区化、商业郊区化、就业郊区化和办公业郊区化）。由于大量经济活动的外迁使得郊区成为新的经济活动的集聚中心，市中心失去原有吸引力而变得萧条。
我国郊区化过程中，不但没有出现“空心化”现象，中心区反而更加繁荣。这完全与我国国情有关。首先，我国城市发展仍处在集聚发展阶段，中心区有强大的吸引力，依然是城市经济活动的核心。其次，经过CBD优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以及城市用地结构“退二进三”的调整，原有的市中心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污染较重的工业搬迁至郊区，而向心性很强的商业、金融业、办公业等第三产业集结市中心，加强了市中心城市现代化的功能。苏锡常三市的情况就是如此。[6]再次， 改革开放后大量资金投入旧城改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建设资金有了着落，城区特别是市中心也获得了生机，从而变得欣欣向荣。最后，我国郊区化过程中迁出去的主要是工薪阶层，中心区仍然是富有阶层的首选区位。富裕阶层人士聚居市中心，从而使各种经济活动，特别是商业蓬勃发展。
②我国城市经济活动郊区化程度不及西方国家郊区化程度高。在西方，各种经济活动和城市职能迁入郊区，郊区工业日益发达，产业结构日益高度化。如法国巴黎的郊区形成了新的工业区，西郊的汽车工业，南郊的航空、电子工业，东郊的基础化学工业、制药工业，地位都非常重要。产业结构已形成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趋向，在近郊还有相当发达的金融、保险、商业性服务业和运输业。[5] 随着郊区经济实力增强，其独立程度也越来越大，郊区已不是城市边缘的松散形态，而成为城市各种功能的新的集聚中心，
也就是所谓的郊区核（
Suburban Downtown），[7]有的甚至形成边缘城市（Edge City）。[8]
相比之下，我国城市市中心吸引力大于郊区，各种经济活动郊区化程度不高。第二、第三产业郊区化速度虽然较快，但就产值和就业人口来看，中心城区仍然是最高的。如上海1992年，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工业就业人口比例分别为38.1%和30.5%，中心城区和近郊工业产值分别为37.2%和35.1%（见表1）。另外，郊区交通运输发展水平低， 上海郊区路网密度仅为日本的1／5，美国的1／3。郊区的基本生活服务设施也不完善，独立性很差，这是许多人不愿去郊区居住的重要原因。
表1 1992年上海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情况[9]
就业职工 工业产值
人数(万人)
比例(%)产值(亿元)
比例(%)
中心城区142.1
38.1 814.53 37.2
近郊区 113.9
30.5 768.40 35.1
远郊区 117.2
31.4 608.80 26.7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上海统计年鉴》1993年计算。转引自陆希刚，1995。
3.郊区化动力机制比较
郊区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城市扩散发展效应的结果。因而，无论我国还是西方，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有许多类似之处。如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交通条件得到改善以及郊区优越区位的吸引。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又决定了我国郊区化与西方国家有许多不同。
（1）我国郊区化主要是基于旧城改造和工业外迁引起的， 而西方国家郊区化是基于大量中产阶级寻找舒适的生活环境而达到高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居民居住水平很低，城区有许多危险、破旧、狭小、杂乱的房屋，居民迫切要求改善居住状况。改革开放后，旧城改造发展迅速，大量城市居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迁回原居住地。于是，在政府干预下，他们只得在郊区定居。另外一些居民则不得不随外迁企业到郊区安家，或由于房价因素而不得不在郊区购房。我国城市郊区化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郊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由政府干预的居民被动的郊区化。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国外富有阶层为郊区优美环境所吸引，乐于迁往郊区，因而是主动积极的郊区化。
（2）虽然就居民来说，我国郊区化是被动的，但从国家来说， 它又是主动的。因为在郊区过程中国家政策和制度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是推动郊区化的重要因素。80年代中期起步的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促进了城市土地使用功能的置换。随着城市用地结构的变化以及CBD优化， 市中心吸引了投资收益率高的高职能产业（如金融、办公等），而郊区吸引了用地较大，收益较低的工业和与之相关的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
②住房制度改革推动了郊区化。从福利性的住房分配到商品化制度，房价因素成了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普通市民为了获得较宽敞的住房，只好作出郊区买房的选择。这无疑推动了居住郊区化。上海1982年以来兴建的大型居住区多位于近郊区，如闵行区的龙柏新村、浦东新区的竹园新村等，其建筑面积都超过20万平方米。
③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加快了郊区化步伐。我国1984年放宽了户籍管理对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控制，农村人口大量拥入城市，这些流动人口由于某些原因多集中在城市边缘区，使郊区人口增长很快，同时也促进了郊区经济发展。
与之相比，西方国家的郊区化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因素自由发展的结果。从郊区化初期富有阶级在郊区建立别墅到后来的中产阶级及下层工人选择郊区，从先期的CBD优化，大量工业外迁到商业、房地产业、 金融业和信息、高科技产业定位郊区，政府除了提供基本的支持（如基础设施、低税收等）外，很少干预。这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郊区化，但又是导致中心区衰退的一个原因。
三、结语
以上中外城市郊区化的比较，表明无论是郊区化的宏观背景、表现特征，还是内在动力机制，我国郊区化又明显有别于西方国家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郊区化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理应有自己的特色。
我国郊区化发展程度较低，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郊区化。因而借鉴西方城市郊区化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如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城市空间，提高郊区自立程度以及促进副中心形成，政策鼓励等）都是必要的。但又没有必要照搬西方郊区化模式，如不必像它们那样以居住郊区化为先导，然后才是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郊区化。我国郊区化序列模式应当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主要是商业、饮食、个人服务为代表的传统第三产业）和居住。另外更不能像西方城市一样出现城市中心“空洞化”，即城市中心区衰退、停滞现象。相反，应提高中心区的现代化功能，发挥其在城市经济中的核心作用。
总之，把握我国郊区化特色，认识中外城市郊区化异同，有利于正确认识我国城市发展阶段，有利于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制定正确的城市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措施，有利于合理进行城市规划，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本文得到宁越敏教授的指导，在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