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经济建设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包围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常有她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我们在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之谜面前大惑不解的时候，却又同时为她的某些相似之处而拍案叫绝！
1998年10月25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那“在城市找市场困难就逼着我们到农村开拓市场”的语言象一道闪电，穿越了时空的屏障，立刻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那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当年不也是在城市遇到了“困难”，才逼着到农村去“开拓”的么？！
为什么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每当“困难”“逼着”的时刻，每当发展的紧要关头：……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智慧的光芒投射到农村这一独特的“天地”呢？！
虽然对这一问题的完满解答并非本文的任务，但这一问题本身却是提是我们——
这里，是否有共同的东西需要发现？
这里，是否有同构的范式有待提炼？
这里，是否有规律性的密码必须解析？
一
“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一种文本，已载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光辉史册；作为一种符号，已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作为一种“道路”，它似乎已成为一种历史，进入了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宝库；然而，作为一种现实的行动的哲学，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似乎还没有应有的位置。
我认为，“农村包围城市”，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的道路，在当年的历史上，成为中国人民选择的对象；继而，是作为一种给中国人民带来福音的文本而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册，随之，才成为一种观念性的符号进入中国人民的头脑而根深蒂固。然而，随着革命文化在人民头脑中的积淀，如今，它应当腾升为一种哲学——行动的哲学，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上空再现中国人革命和建设、政治与经济的智慧光芒！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的中国，“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一种文本，只有在史册中才能找到它的光辉；作为一种“道路”，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发现它的轨迹；作为一种口号，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人沉浸在历史的欢悦中才能听到它的洪声！
然而，历史的发展有它惊人的相似之处；道路的摸索有其鲜活的同构范式。
横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建设现实，在更为抽象的哲学层面上警示我们——
“农村包围城市”不但是当年中国人民的革命之路，同时也应是今天中国人民的建设之路！
它不但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智慧，同时也应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智慧！
它不但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同时也应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哲学！
惟其是哲学，它应是作为一种方法而客观存在；
惟其是哲学，它需要我们突破“包围”的日常生活层面的意念而注入更具普遍性的意蕴！
惟其是哲学，它需要我们突破历史的视界而审视时代的色彩；
惟其是哲学，它需要我们除却革命历史的密码而替换经济现实的方程！
惟其是哲学，它警示我们不要重蹈历史的原初轨迹而要艰难摸索适应时代需要的现实通途！
如是，本已载入档案的理论的哲学，才能成为启迪人们智慧的行动的哲学；
如是，本已是有特定内容的历史的哲学，才能成为时代需求的现实的哲学。
二
问题在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业中，“农村包围城市”的“包围”又当有何新的意含呢？
我以为，在“同构”的意义上，在正效应的视角中，其经济意蕴我们可以将其替换成——
农村“供给”城市：常识告诉我们，尽管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工业中心、商业中心等都在城市，然而农村经济的特殊性与人类需求的普遍性内容显示：这些“中心”的活动主体—人的基本的生存条件——食粮，却是“包围”这些中心的农村供应的。或许，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高度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农村“奉献”城市：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史的材料铁一般地证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固然有它固有的弊端，但正象其固有的弊端是和任何经济“制度”在历史运行中由于经济主体、经济环境和经济绩效等多因素的交叉影响难免会历史地“显示”出来一样，其历史的功绩也是不容忽视地“存在”着。这里姑且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个经济局势翻天覆地的变化。单就独立工业体系的建立这一点，就足以表明这一经济制度在中国这神奇国土上的神奇功效。然而，稍具当代经济史常识的人都清楚地知晓：中国独立工业体系的建立，在“经济内部”是以伟大的农村和农民的无私奉献为前提的：廉价的原材料、廉价的劳动力、无价的原材料和无价的劳动力……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奉献”今天仍以不同的形式在默默地继续着！
农村“牵引”城市：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城市比农村先进，何以落后的农村“牵引”先进的城市呢？！震惊世界的中国经济改革轨迹上清晰地显示，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程度，农民富了，走向城市……这样，也就“鞭策”着城市改革，因而我们说农村“牵引”城市。奇怪的是，在中国的不少问题上是农村“牵引”城市，农民“牵引”市民，农业“牵引”工业……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对此奇特现象不可不察！也许，这就是中国，有特色的中国和中国的特色！
农村“吸纳”城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强调要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须扩大“内需”，这种“内需”的实际指谓就是扩大国“内”农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一个奇特而又令人欣慰的现象是：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逼”着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后，如今在城市企业遇到困境时，一些有远见、有魄力者便自动带着资金和技术到农村这一广阔的市场建功立业去了！
农村“融通”城市：如果说，“吸纳”是从单向运动而言，那么“融通”，具体表现为在不同的经济时空中不同的经济主体在市场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过程中，在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资金、劳务、信息……上的相互“融通”。惟其是中国农村——城市的这种“融通”，不但使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以其远大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而具有强大的“吞吐”力，从而能展示其生动的开放性，同时在国际经济政治云诡波谲之时，又有其自身广阔的市场和自觉的“融通”而具有超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回旋余地所特有的“自救”力，从而表现出惊人的独立性。或许，这一开放性和独立性兼而有之的特征就是中国经济的“特色”和中国“特色”的经济！值得提醒的是，一切高超的政治、经济艺术家们都可以在这一有“特色”的经济舞台上展示其具有“特色”的操作艺术！
农村“支撑”城市：正是因为农村能“供给”、“奉献”、“牵引”、“吸纳”、“融通”城市，所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农村形势好，各方面的工作都相对顺利，农村如果出现问题，各方面的工作都增加难度，一些本来并不那么突出的矛盾也有可能变得尖锐起来，这是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个规律性现象。也正是这一规律性的现象表明，农村不但在“支撑”着城市，同时也在支撑着全局。我们常谓“农业兴、百业兴，农村稳，全局稳”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农村“拓展”城市：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无疑包含着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奢谈中国的现代化就只是一句废话，甚至连废话都不如。而要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在终极意义上讲，就须使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在这一“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操作的步骤上说，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功能，充分利用农村的土地自然资源“延展”城市区域、扩大城市容量，就是一条最直接、最捷便的途径。
农村“发生”城市：要使农村、农业和农民现代化，如果只走“延展”现有城市区域，“扩大”现存的城市容量的捷近路子，对偌大一个中国来说显然是不行的。因而，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聚集农村资金，开放农村市场，发动富裕农民兴建农村小城镇，就是我国农村和农民已经创造了但仍待扶植和发展的一大战略性的伟业。
农村“制约”城市：无须讳言，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农村这一广阔的天地，既是强大的力量，也是沉重的“包袱”。农村这一艰苦环境，农业这一弱质产业，农民这一低文化的阶层无疑在方方面面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是，清楚地“看到”这一“制约”无需锐利的目光，恰当地“利用”这一“制约”却需高超的艺术！
农村“呼唤”城市：如同当年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一样，在如今农村“包围”建设的建设道路上，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仍然迫切需要因而也在急切呼唤：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理论家和企业家把发展的目光投向农村、用智慧的光芒投向农村！时代呼唤有识之士到农村去，代表农民，扶植农民！学习农民、教育农民、改造农民、发展农民！一句话：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需要他们，他们的发展出需要农村、农业和农民！
有此共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必然之路，才是一条自觉之路、有效之路和成功之路！
三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理论框架的构建、文化模式的转换和文本意念的新赋，就其社会效应而言，自然伴生着与这“构建”、“转换”和“新赋”相应的文化心理的不适。一般理论如是，“农村包围城市是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的命题亦然。
惟其不适，便生疑窦，一有疑虑就须解析。自从拙作《农村包围城市：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之行动哲学》和《中国现代化还要靠农村包围城市》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在《山西发展导报》上发表以后，不少学术友人向我提出了不少问题，现择其要，试释如下——
一、马列主义需要大发展，经济实践呼唤新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缘何又重提“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旧命题？缘何再倡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老道路？
我以为在这里至少需要弄清如下两个关系：一是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一是新理论和“旧命题”、“老道路”的关系。不过，在述说这两个关系之前。我总觉得有必要“揭示”一下当前中国理论界和现实中的某些情状，而这些情状又是提出和解答上述问题的思想背景和“逻辑”前提。
那么，是什么“情状”构成上述问题的背景和前提呢？
无须讳言，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行进，伴着经济的多元结构的出现也冒出了思想的多元结构。这种思想的多元结构就其作为“存在”而言，固然是可以理解的“实事”。但是，当这一“事实”中“存在”对我们时代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不同态度时，我们就不能不对这种思想界的多元“事实”的“分野”进行分析。一般说来，说法其对我们时代的指导思想的态度而言可分为三类：一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怀疑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又不知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第一、二种“事实”，我们不难理析和判断：既对坚定的“坚持”者我们要坚决支持，对明显的“反对”的我们要明确反对。而问题就出在第三种“事实”和以第三种“事实”出现的第一、二种事实与第三“事实”的交错关系中，因为不知如何“坚持”和如何“发展”，故一旦想“坚持”和表现“坚持”，又恐被讥为太“左倾”、太“保守”和太“传统”；一旦想“发展”和表现“发展”，又恐被斥为太“右倾”、太“冒进”和太“现代”。更有甚者，是以第三种“事实”的“存在”而发问的僵化的“坚持”者和以要“发展”为名的实际的反对者在实际生活中不乏其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被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农村包围城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还要被认定为“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之路”时，与反对者以别扭的心态和曲折的语言反对一样，彷徨者也以真诚的态度和坦率的语言发问：还“农村包围城市”不太“左”了吗？“农村包围城市”不是太“过时”的命题么？
也正是上述这类“潜台词”的内在作用，才引发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问题。
至此，我们就不难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前提就是要弄清前面已指出的两个关系，即“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与“新理论”和“旧命题”、“老道路”的关系。在这两个关系中，理清了第一关系，第二个关系也就迎刃而解。
关于“坚持”和“发展”的关系，正确的态度是，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坚持”。“坚持”是为了“发展”，“发展”是实在的“坚持”。在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实践是“坚持”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①，“以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②这样，使坚持和发展“两者统一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③才是真正的坚持和发展。因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正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④。也就是说，“离开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是错误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而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学说，也是错误的”⑤。
正是基于上述的“坚持”和“发展”观，我们才在“旧命题”中引申出“新理论”，才在“老道路”上发现到“新景观”。
具体说来，在以革命战争为中心的年代，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建立”新中国的道路，那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我们新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创造性智慧的启迪下，运用当代市场经济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建设”新中国的道路呢？
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这就是注入了新的内容，赋以了新的内涵，运用着新的形式奔向新的目标的“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二、在提象的层面上看，说“农村包围城市是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之路”这一命题是坚持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命题，经过解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文化层面上看，或者说在思维的更具体的层面上看，“农村包围城市”作为政治的、革命的文化，何以能转换为经济的建设的文化呢？其作为武装斗争之路何以能转换成经济建设之路呢？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实际是讲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
无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多样的。本文所涉及的实际上只是其方法之一，即在传统的政治的革命文化“语码”中“读出”现代的经济建设文化语义的问题。
为着坚持和发展“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那里“拿来”一点的反映人类思维能力和本性的方法来加以说明。
在此，我们无须繁锁地引经据典，只需在“只不过是一种考察问题的方法”⑥的结构主义的学说中稍加浏览就可以得到说明。经结构主义者看来，语言符合有两种作用，一种是象征的（symbolic），一种是符示的（semiotic）。在前一种情况中，符表（signifier 亦译为“能指”）与符义（signifed亦译为“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被限制的。在后一种情况中，符表与符义的关系并没有固定下来，而是处在不断的生发、 变化之中。 于是文本就成了这种生发、 变化的一个“变电所”（tcansformer）。产生很微妙的作用。 原因就是符号学家艾考提出的“显微结构”这一语言符号中非常精微细小的品质因素⑦，既呈现出一种系统性特征，又呈现出一种非确定性特征，“任何关系都不会耗尽”其“潜在可能”，“任何解释也不会耗尽”其“潜在可能”⑧。这种由事物的特征、联系、关系、功能……的多样性所决定的意义的多样性，就为多样性的解读者的多样性甚至解读的“创造性背离”⑨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才说“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永远如此”⑩。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对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只有这样，“第二次创造，即对原来创造的再创造”才能使历史的精神的成果在新的“历史中以一种高级的方式表现”出来(11)。
不必讳言，结构主义毕竟“只是一种方法”(12)，但是，也正是这种“方法”能启发我们在传统革命文化语码系统中，使其“显微结构”所具有的“潜能”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从而进行“第二次创造”，使之在新的“历史中以一种高级的方式表现”邮来，这样，就构成其向经济文化语码和建设文化语码转换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至此，我们必须强调，见诸于结构主义文本的结构主义的方法，毕竟只是一种“方法”，当我们在探寻革命文化和建设文化、军事文化和经济文化可转换性的内在机理时，这两类不同文化语汇的同一性，历史的生成和发展着的文化主体和文化环境及文化运作机理的同构性，才是我们窥视其奥秘的恰切视角。
显然，在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今天，寻求和发展与以军事为中心到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嬗变相应的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演进中的与革命之路具有同构基因和互通“潜能”的建设之路，就不但是我们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在寻路历程中不可推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新一代建设者不可逾越的历史方法。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责任和历史方法，我们才说——
只要对“包围”这一文本能突破日常的层面而注入普遍的意蕴；能突破既存的画面而着上时代的色彩；能除却历史的密码而替换现实的方程，那么，在中国这块神奇、神秘而又神圣的国土上，“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就不仅是当年的革命之路，也是今天的建设之路。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这无疑是成就任何大业的必由之路！
三、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我们已确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还要提和还能提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呢？
我以为，在解决了革命文化和建设文化，军事文化和经济文化具有同构性的理论前提下，那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是单元的还是系统的，是相互矛盾的还是可以整合的问题。
如果能认真考察历史和细心体察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行程中，在可考的文献里，“道路”是多样的，“道路”系统是一个巨系统。在明文肯定的历史“道路”中，是由一些并不矛盾的“道路”单元有机整合在一起的“道路”大系统。为着分析的需要，我们不妨以我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说，我党走的是武装斗争的道路；同时，我们还说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际上，这也就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显然，这是一个由多个单元的“道路”构成的“道路”系统。这里面的多个“道路”单元，不但不矛盾，而且相互补益，共同整合在一个道路系统中。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高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旗，同时也是走的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再加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其整合起来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显然，在上述“道路”中，“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对应性和同一性。“具有中国特色”是共同的，“农村包围城市”也是共同的，而其中的“武装斗争”和“市场经济”对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应。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说，既然“武装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和“农村包围城市”整合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那么从结构的可能性看，“市场经济”这一现代经济理论也可以和“农村包围城市”整合为“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经济”道路。
这样，在前述两大不同的“道路”语码系统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两个不同的事业，前者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后者以“市场经济”为中心，这两个不同的中心是由不同时代的不同任务和不同功能所决定的。显然，这是“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决定着“中心”任务的不同。而“具有中国特色”和“农村包围城市”是共同存在的要素，这二者是互为规定的关系。正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要有“中国特色”，就内在地规定着必须走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着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正因为超乎别国的广大的“农村包围城市”着并不广大的“城市”这一中国特殊国情，也内在规定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会具有自身独特的“特色”的。因之，在上述有关“道路”的语码系统的各要素中，不但不是相互矛盾，而且可以有机整合。
如是看来，不论是共时的还是历时的考察，是功能的还是结构析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一点，就不是因为情之所致，而更是因为理之所然。
我们坚信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是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之路，既不是在传统理论和新兴学说激荡时的因循守旧；也不是为了在众多的经济理论竞说中的故弄玄虚；更不是脱离中国建设和发展实践中的困难和矛盾的无病呻吟。而是面对中国现实，追溯中国历史，指向未来发展的在传统中升华现代、在历时中发现共时、在一般中注重特色的理论思考！！
必然郑重指出，在中国这一神奇、神秘而又神圣的土地上，有了“社会主义”的大道，有了“市场经济”的模式，我们还必须找到“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开发和利用多种自然和社会资源，并在时空上顺序展开的“切入点”和有机结合的“着力点”！必须找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中国这一特殊天地里的实践上的“突破口”！
在这里，我们既不会因守传统的理论而彳亍不前，也不会在西方经济理论浪潮冲击时头昏眼花；既不会在中国传统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交织和激荡时茫然不知所措，也不会在这种交织和激荡时遇到的实际经济困难中无力抽身自拔！
我们的思路是清晰的：社会主义是“方向性”的大道，市场经济是“模式”式的“武器”，“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化”的路子！
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清楚最高层面的方向性大道要通过一条什么样的现实层面的中国化的路子！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信息等多种资源实施有效组织、引导、控制、协调和管理！
只有这样，我国才能从我国国情——“十二亿多人口，九人在农村”的基本国情出发，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解决主要矛盾和完成根本任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和体制！
只有这样，才算是根据社会矛盾运动普遍规律在我国的特殊表现形式而科学确定的发展理念和行动路线！
只有这样，才能说是正确判断了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主题而确定起的实践的核心价值和奋斗目标，从而为政治决策和行政管理提供正确的方向和理论的指导！
否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要想成功就只会是一句空话，甚至连空话都不如！！
无须讳言，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当代经济建设之路，尽管她是一条中国人民正在走着的客观之路，自发之路，但是她并没有成为一条现实的自觉之路和有效之路。惟其如此，才有论述和呼唤的必要。然而论述和呼唤毕竟只是停留在文化构建和文化舆论的阶段，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中，文化的构建和舆论总不如与之相应的实质性的制度构建等物质性力量来得更有效和行得更有力。因此，在构建和指出农村包围城市是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之路这一文化观念的同时，我们不会忘记，还必须呼唤着——着力呼唤与之相应的经济社会的制度构建。必须指出，没有制度构建这一物质性力量的作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就永远只会是一条“自发”的“文化”之路和“必然”的“理论”之路，而要使之成为一条自觉之路、有效之路和成功之路就只会是空想的理论和理论的空想。
职是之故，我们还必须郑重提出，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不但热切呼唤革命的建设性的“理论家”，同时急切呼唤有理论的建设性的“革命家”。
惟此，军事文化和经济文化才能一脉相承；
惟此，革命文化和建设文化才能逐级提升；
惟此，革命事业基础上的建设事业才能胜利成功！
临了，我们仍须站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制高点上急呼——
这里，是中国经济的正确之路！
这里，是中国经济的希望之路！！
这里，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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