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政治文明的理论路径——邓小平在现代文明积累的视域中审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哲学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路径论文,政治文明论文,现代文明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没有邓小平，也许人们至今仍主要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观察框架中谈论现实政治问题。邓小平力倡在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上谈论民主政治问题，这就为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创设了一个以现代文明积累为标识的观察框架。这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一次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思维范式的转换。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注：参见江泽民2002年5月31日在中共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6月3日《人民日报》第1版。）正是邓小平在这一领域中所实现的思想解放成果的更加鲜明、更加精辟的概括。准确把握、深刻领悟邓小平为分析和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问题，特别是民主政治问题所建立的观察框架以及思维方式，是理解江泽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命题的重要理论通道。
一、邓小平：在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上谈民主政治问题
以邓小平的名字来界定的具有独特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并逐渐形成发展为一个理论系统的。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早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底蕴。但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史上划阶段性地提出一种理论体系的，是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主题报告中开始的。邓小平当时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请注意邓小平提出“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的最元初的出发点，他关心“民主太少”问题的解决，他关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局面的形成，而从根本上说他最为关心的是“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取向，是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最初出发点，他是从中国进入现代化世界文明潮流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问题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于邓小平的极力主张，全会明确了这样一个根本认识：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主要的政治”、“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正是这一“最大的政治”、“伟大的革命”所决定的重要政治思路。邓小平特别强调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来定位的。三中全会刚结束，邓小平在1979年元旦的全国政协座谈会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局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其后不久，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工作会上提出了著名论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理论界研究邓小平的民主理论，给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以特别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民主政治建设存在严重失误，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逻辑关联、历史关联在理论上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同时，长时期的理论传统也使研究者们形成了一种思想习惯，凡讲民主，只讲民主与“阶级”、“阶级关系”、意识形态取向的关联，而很少言及其它。所以，人们特别关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命题。其实，从邓小平的理论个性来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论断的后半部分，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在列宁那里已经出现。列宁提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现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2页。）列宁这段论述的前半部分上承恩格斯对19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而列宁论述的后半部分，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长期未能取得成功的经验，甚至使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这就愈显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论断的珍贵。所以，人们总是关注这个命题。而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理论逻辑上与列宁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里必须指出，邓小平表述中的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民主”，在观察方法、历史特性、具体内涵上有很大的超越和发展，具有全新的历史涵义，但总体上说存在着理论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理清这种一脉相承关系后，就可以发现邓小平作出独特贡献的，是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提论断的后半部分，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命题。这是在列宁、包括毛泽东的视野中还没有真正出现的命题，因而更具有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独特个性。列宁、毛泽东主要是在实现革命和维护革命的制度成果方面谈论民主问题，而邓小平则把民主放在现代化历史潮流中作出分析和说明，从而更具个性，显现出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真正的逻辑基础和实践起点。
关于这一点，研究者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邓小平从解放思想的角度提出民主问题，而不是直接从“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等概念”提出问题，这样“易于理解和接受，能够收到而且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娴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智慧和求实精神。可以设想，如果换一个角度，例如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提出民主问题，那很可能事与愿违，不但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反而会被引伸到别的问题上去。”（注：崔佩亭、孙代尧主编：《邓小平政治民主化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这种看法对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把握有一点是准确的，即肯定了民主政治格局的形成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格局形成的密切关联。但是，并不因此就表明邓小平回避了“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提出民主问题”。当时，邓小平多次说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第一部分就阐述这一观点：“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解放思想问题，直接就是民主政治格局的开创问题。在这里，邓小平没有如上述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换一个角度”，没有回避“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提出民主问题”。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提出要“特别强调民主”，就是直接针对当时“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针对“思想僵化，迷信盛”，针对全国上下“鸦雀无声”，针对“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盛行”，针对“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针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民主太少”。汇总起来，邓小平提出民主政治建设，直接就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
当然，这里有个理论的叙述逻辑问题。邓小平在这里作理论叙述的逻辑起点，不是那种经院式的“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之类的概念。那套经院式的概念领域已是一块被多少代人耕耘得疲惫不堪的思想土地。邓小平从不受这种经院式叙述的困扰，他直截了当地从实践起点开始，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化法”的问题，他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展开民主政治理论的叙述。这一点，正是研究者们常常未能给以充分关注的。人们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凡涉及民主，首先就是“民主和专制”的概念，首先就是“阶级的民主和阶级的专政”。首先就是“谁有民主和对谁专政”。人们还不习惯于这样的分析与叙述思路：民主是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民主是现代文明的构成物；民主和现代化同在一个现代发展的进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解放思想的根本问题是“充分的民主”问题；民主在中国，也是摆脱传统社会禁锢、获得现代文明的问题。邓小平正是独辟新的分析与叙述思路，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展开政治民主的叙述，为人们提供了观察民主的一个崭新的观察框架。
我们说邓小平从中国现代文明发展、中国现代化开始叙述民主政治问题，这是他特有的叙述逻辑。同时，这种叙述逻辑又是他的民主政治理论的真实逻辑，因为邓小平全部理论思维的意识中心正是现代化、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发展。这是他的政治思维的一种超越，是他和毛泽东政治思维的区别之所在。毛泽东全部理论思维活动的意识中心是革命，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曾经对于中国十分宝贵，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必须被超越。革命是什么？在邓小平的思维框架中，革命决不是革命本身，也不是为了某种抽象的制度形式。革命服务于一个根本的历史目的：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而从当代中国来说，就是为了现代化。舍此而言革命，不过是一场代价惨重的革命游戏。邓小平正是在这种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来说明民主政治，所以，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关于民主的叙述逻辑，也同样是他关于民主的真实逻辑。
二、关于对邓小平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的误释
当我们强调说明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实践逻辑，或者说强调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说明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个对邓小平政治发展战略思路的准确把握问题。简列几种看法如下：
美国的中国史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文化因素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以适应那名之曰‘现代化’的物质积累”。各种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政策，“受到公众的欢迎，就像秦始皇暴政后的汉朝，以及祸国殃民的隋朝之后的唐朝一样，人民是欢迎的。”（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3页。）
美国学者石池雨认为，“邓小平推行大胆的经济政策。他把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引入到中国。他认可了对个人实行物质刺激的合法性。他的政策允许个人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经济决策，决策范围远比以前宽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这一思想构成邓小平的“现代化计划”。（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美国学者阚哈叶称“邓小平是位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认为“邓小平明白而实用的家庭出身施政方针（不论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迎合了毛泽东之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他没有高喊什么口号，而大谈提高生活水平。他看不起那些理论家，并指责他们死抱教条的保守主义。他强调中国需要从西方获取知识和技术，以实现国防、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盛赞邓小平“领导了把中国带入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而同时认为，“在西方，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现代化运动一般与民主政治的出现是形影相随的，这种情况可能最终在中国发生，但并一定说那些在毛后的时代倡导经济现代化的人肯定就是政治上的开明人士，只是这些人更愿搞经济建设而不愿搞阶级斗争。”（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400页。）
此类看法还可以列出一些，这里不准备对所有看法一一作出评说。只是有必要指出，上述各种看法中对邓小平的理论有两个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倾向：其一，认为邓小平的理论就是经济的现代化理论，“经济挂帅”的现代化理论，关于“物质积累”的现代化理论，只关注经济问题解决的现代化理论；其二，关注经济的现代化，不一定政治上就开明，即如尼克松所理解的邓小平，“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
第一个倾向误释了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毫无疑义，作为完整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有一个重大事件，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是邓小平现代发展理论中的重要思想，并且构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邓小平并非是一个实用的经济现代化主义者。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邓小平作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中国现代化事业负责任的政治家，当然十分关注经济问题的解决，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进展。但是，他深知，在曾经“民主太少”的中国，如果继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理论，构成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支柱。1985年，他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政策成就时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在这里，邓小平说三中全会的最重大的政策成就为两大方面：一是政治上发展民主（请注意，邓小平有时提“发扬民主”，但在许多重要表述中用“发展民主”。他在20世纪40年代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中就用“发展民主”。“发展”和“发扬”各自相对应的主词的微妙区别，便反映出邓小平政治思维深处对中国传统民主意识的超越。——作者按），二是经济上进行改革。作为两条最重大政策成果中的政治上发展民主，在这里邓小平还作为第一条而摆在经济上进行改革的前面。当然，这不是说邓小平对经济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地位有丝毫的忽视，而是说在邓小平的现代化战略布局中，民主政治发展的地位也同样丝毫没有忽视。理解邓小平的理论，当然要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的观点，但是，切莫忘记邓小平给我们的一个提示：1984年10月6日，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实践的成果表明邓小平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并非外行而是里手。印度学者苏地生称邓小平“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信誉是确定无疑的”，应该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邓小平。这将“有助于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走上正轨”。（注：参见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9页。）但是，我们在理解邓小平理论的时候，不要忘了邓小平自己的提示，即“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正因为应该“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来把握，所以，才有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取代“全国上下鸦雀无声”，因而“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是中国摆脱传统时代而开始现代文明的重要根基。
前述各种看法中的第二个倾向是误释了邓小平的现代化政治取向。在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确有一些政治家追求经济现代化，而政治上不开明。但是邓小平绝不属于这类政治家。如果我们能够对“政治上开明”给出一个基本认同的看法，那大体上是指适应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主张民主和平等的取向。那么，使中国的政治从僵化、封闭、禁锢、“个人迷信”中走向开放、开明的，正是邓小平。别的不说，仅说邓小平个人政治生涯中的风风雨雨，“三起三落”，就可以深知他是一个对个人崇拜、保守僵化深恶痛绝的人。他在中国努力展开现代化战略，但最大的阻力正在于这种曾经给了他多次政治打击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僵化的势力，所以，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此而力倡“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所以，邓小平是当代真正力倡政治文明的开明的政治家。当然，中国的国情复杂而特殊，民主的政治文明发展在策略安排上不能不“一步一步地进行”。这种策略上的渐进性安排，才是战略上真正开明的政治家的选择，而民粹主义式的“民主喧闹”绝不可称得上开明。
至于尼克松对邓小平政治取向的解说自然另当别论，因为在他的思维框架中，有一个先定的规则，即现代民主只和资本主义相联系，而民主的发展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取消。所以，尼克松认为，邓小平“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21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注：参见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即使存有这种意识形态屏障，尼克松也并不就此认为邓小平不开明，甚至凭藉他的现实主义政治经验，认为在邓小平经济改革中存有的一种政治发展取向：“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该能尽快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述得再好不过了：‘如果我们得以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的威望。”（注：参见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尼克松在这里所表述的政治自由的目标中，显然包含由于他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含义。这层含义与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未来发展取向显然不相兼容。但是，在尼克松所表述的政治自由的目标中，确有属于现代文明潮流中的政治成果的内容，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中吸取的进步因素”，这正是邓小平整个改革战略设计和改革目标取向的题中必有之义。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对邓小平的理解比起西方一些意识形态情绪浓烈而政治上短见的政治家们来说，是颇具见地的。
三、民主发育和现代政治文明积累
前面述及尼克松对邓小平经济改革中的政治发展目标的理解，其颇有见地之处在于从人所共知的邓小平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发现了并非人人悟到的邓小平民主政治发展目标，尽管尼克松的看法中带着明显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是在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很少有人再提邓小平是“中国的托马斯·潘恩”，而尼克松认为：“邓小平——伟大的领导人往往这样——比这些专家们高瞻远瞩，他看到的未来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注：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在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当中，从未缺失过民主政治发展的地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就把民主政治发展视为建构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这正是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实践出发点；而在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全部文明积累的构思中，不可或缺地包含着争取民主政治发展，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现代化文明积累来观察、分析和说明民主政治问题，这是邓小平解决民主政治问题的主导性的思维取向；强调民主政治发展和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必然联系，是邓小平阐述民主问题的基础性的逻辑线索。
从政治发展的现代性、政治文明的现代化来观察和说明民主政治，这是邓小平政治理论中早就潜藏着的线索。在阶级矛盾极为尖锐、阶级斗争极为激烈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在论述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时，就显露出现代政治文明所特有的民主逻辑特性。1941年他发表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杂志上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一文中，开宗明义称“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这种民主的含义是，“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优势，“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显然这种民主是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有秩序的政治竞争（邓小平在这时称“政治斗争”）的民主，是以权利平等为核心内涵的现代式民主。正是在这种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特性的民主框架中，邓小平极力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他是这样分析问题的：假如说中国是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9、10、11页。）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体悟出当时邓小平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中所存在的一个基本看法：西欧共产党有民主传统，但是常常出现民主的资产阶级化倾向；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则是“一般缺乏民主”，缺乏现代民主政治的“常识与锻炼”，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仍然认为党内长期是“民主太少”。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西欧共产党不同，首先所要解决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那种民主的资产阶级化影响，而是克服“国民党的不良传统”的影响，解决民主习惯缺乏的问题，建立西欧共产党已经获得充分“常识与锻炼”的现代民主政治传统。这种现代民主政治传统，当然首先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项贡献。但是，这一政治文明成果绝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贡献，更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为争取“政治解放”这一历史进步，资产阶级举起过民主的旗帜，但在历史天平上产生决定性份量的还是平民等级中的劳动者。英国革命中的破产农民、法国革命中的“第三等级”、宪章运动中的英国工人、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各国劳动者阶级和阶层，无不以自身的历史力量在西欧近现代史上申明了这一论点。现代民主政治作为现代民主成果，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成果，是人类文明的政治成果的一种积累。即如恩格斯当年所说：“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4页。）但是，资产阶级把这一文明成果纂取在自己的手中，打上自己阶级的烙印，使之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宣言》强调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正是在这个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毫无疑义民主都带着阶级的烙印，但是烙印并非就是民主政治本身，并不改变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而区别于传统专制政治的特性。尤其刚刚开始从传统政治社会摆脱出来，长期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更应关注民主的这种现代文明特性；而对于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成为社会主题的国家来说，当然也更应关注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成长和对于既往民主政治经验的超越。此两个“更应关注”的条件，在中国都存在。所以，在中国谈论民主问题，首先应关注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的成长，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安排。这正是邓小平阐述中国民主问题的基本逻辑。在上述两个“更应关注”的条件中，如果说在1941年的时候邓小平更为关注前一个条件，那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更为关注的则是后一个条件。这不是说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不关注民主的阶级烙印，不关注在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中说明民主问题，而是说在不同的实践环境中应有不同的观察视角，有不同的理论意识中心。对于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来说，正确阐述民主政治发展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关联，则是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
四、关于在现代政治文明中理解的民主范畴
当我们沿着邓小平的这一理论逻辑把握现代民主问题，就可以获得超越具体民主主体之上的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般规则的民主范畴。无须回避问题，在这里会遇到关于民主问题的阶级性的提问。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在民主的阶级性、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分等问题上，始终有着十分清醒的把握，他以十分严肃的科学态度宣布：“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毋庸讳言，民主总是归属于一定具体社会主体的民主，凡是获得民主权利的阶级、阶层、社会群落，都会对民主运作方式按自己的意志作一番设计，所以，民主总会具有阶级的属性。但是，关于民主，绝非在关于它的阶级性言说中就完成了所有内涵的阐释。或者在实践上说，绝非哪个具体阶级获得民主权力（大体相当于获得国家政权、统治权）而宣称争得了民主，就算完成了现代民主政治规划的建设，就算有了民主。所以，在民主具体归属于一定社会主体之前，有一个作为当代政治文明一般规则的民主问题，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适应性选择。处于革命时期的革命阶级，把民主的阶级归属、阶级属性提到首要位置，这很正常，也很合理。但是，在经常性的建设、发展时期，对民主的观察就不能总是拘守这一框架之中。革命和争得民主权力，并非问题的全部，革命最终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巨大改造作用而造就最能实现和保护人权、自由、安全、幸福的政治生活规则。正因为如此，不同主体归属的民主之间才能有可比性，才能理解为什么列宁能够一方面宣称可以保证“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注：《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0页。），另一方面又指出苏维埃国家机构“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才能够理解什么是邓小平所指出的“民主太少”，为什么邓小平能提出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理清了这一思路，至少可以获得这样一些基本看法：
第一，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不等于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在其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中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也给现代民主打上自己阶级的烙印。但是，现代民主毕竟是整个社会进步阶级、阶层，特别是劳动者阶级共同奋斗的成果，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现代民主确实曾经被抓在资产阶级手中，外在实现于资产阶级的具体民主当中，就像市场经济曾经一直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结伴同行。但是20世纪以来的世界事实表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区分是一种准确的科学分析思路，邓小平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样，现代政治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分，也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只有完成这种科学的区分，才能真正在科学的意义上，而不是一般政治口号的意义上说明为什么“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曾经说过，“苏维埃的历史使命就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注：《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3页。）显然列宁在这里没有对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作出区分，但是，凭着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有的才智，列宁已经看到，概括在“资产阶级民主”这一范畴中的全部内涵里，除了民主的资产阶级统治性质，还有社会主义政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现代政治文明成分；要埋葬的是资产阶级的具体民主，要继承的则是实现在这一具体民主中的现代民主规则，因而，列宁在述及苏维埃国家机构时曾一度要求“仿效西方主义”。邓小平则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这显然包括现代政治文明成果，所以他在谈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时，强调要“从世界各国吸收进步因素”。同时，这绝不意味着照搬被一些西方政治家反复标榜为现代民主楷模的西方民主。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价值体系、体现资产阶级价值追求的民主设施和设计，在邓小平这里，是和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作了明确区分的，因而明确“中国不能搞”。
第二，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争得国家政权，不等于民主问题的解决。民主所归属的社会主体的改变，当然可以为民主在文明进步意义上的提升创造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乃在于享有民主的主体能否准确把握现代政治文明潮流中民主的进步规律，并使之在现代文明积累的意义上获得实现。只在政权归属改变意义上“争得民主”的阶级如果只是陶醉于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优越感，而不能在现代发展的意义上创造和积累先进的政治文明，那就必定发生毛泽东、邓小平所共同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就会出现斯大林式的悲剧，就会出现“四人帮”式的法西斯专政。在苏东政治剧变后仍然毫不动摇地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亚当·沙夫，以一种悲观的口吻谈到，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同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应拥有更高的民主，但是，“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更高的民主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注：沙夫：《做马克思主义者，不做教条主义者》，转引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1999年第6期，第33页。）这一看法虽属于悲观，但可以使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冷静地看清这一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革命胜利后可以说是“争得民主”，但并不等于直接就有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并不等于就解决了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民主政治问题。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对于经典社会主义学说所作的创新恰恰就是在这里开始。
第三，在历史哲学中完成对政治解放的批判，不等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完成，甚至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还不等于政治解放在历史实践上的完成。马克思在历史哲学中完成了对政治解放的批判，提出了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著名命题，但这不等于对政治解放的超越性否定在历史实践中的实现。而在历史实践中的这种超越性否定，至少必须完成两件事：一是在现代政治文明发展和积累的范畴中阐明政治解放的成果及其自我扬弃；二是完成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批判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说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完成了一个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政治学批判，需要补充和完整化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积累的探索。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阐述政治解放时包含了许多关于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卓越的、有益的部分”，但这些部分和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批判捆绑在一起；尤其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程度估计过高，因而理论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危机和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上。这样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批判的主题日显突出，并逐渐占据了理论的主导视野。这种理论注意力的转移，是后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关于民主的阶级属性分析的主题优先性、对资本主义民主否定的优先性这一理论习惯的先期原因。其后的理论历程以及这一理论习惯对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所造成的影响自不必细述，而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所要做的正是摆脱这种理论习惯，走出这种思维定势，首先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和积累的思路上探索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实践历史进程，从而在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扬弃中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战略。研究和实践邓小平政治理论，如果不能走出那长期积淀的理论习惯，也就很难真正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内在逻辑。把握江泽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首先必须深刻领悟的，正是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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