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侗语与汉语述补结构的对比分析及其类型学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特征论文,类型论文,结构论文,壮侗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类型学上看，壮侗语与汉语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其一，都是分析型语言；其二，都是SVO型语言；其三，都是量词型语言。这三个方面使得壮侗语与汉语的述补系统大体相似，但存在局部特征上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与语言类型特点有关。
一、汉语的述补结构
陆俭明(1990)根据述补结构的特点及复杂性将汉语述补结构的类型大致归为以下9类：[1]
1.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例如：洗干净 推倒
2.带趋向补语的述补结构。例如：拿来 走进来
3.带程度补语的述补结构（述与补之间不用“得”）。例如：好极了 坏透了
4.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例如：洗得干净 洗不干净
5.带状态补语的述补结构。例如：洗得很干净 打得他胳膊都疼了
6.带程度补语的述补结构（述与补之间用“得”）。例如：好得很 高兴得不得了
7.述语和补语之间用“个”组合的。例如：问个明白 吃了个一干二净
8.由介词结构充任补语的述补结构。例如：坐到北京 生于1940年
9.由数量词充任补语的述补结构。例如：摁（了）三下 写（了）三天
以上分类是一种语法、语义双标准的分类。从结构类型看，补语可以由谓词性成分、副词、主谓短语、介词短语、数量短语等来充当。从结构方式看，述补结构可分为粘合式和分析式两类，第1、2、3、8、9类为粘合式述补结构，述语与补语直接组合，如“洗干净”；第4-7类为分析式述补结构，述语与补语之间用“得”、“个”连接，如“洗得干净”、“问个明白”。从补语的表意类型看，可分为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程度补语、可能补语、状态补语、时间处所补语、数量补语等7类。其中7、8、9三类始终存在争议，近些年的研究，特别是应用非传统的方法进行的研究多倾向于不把这三类归入述补结构，因此，汉语中严格意义上的述补结构仅指前6类。但从汉藏语系语言对比的角度出发，把后3类也纳入比较的范围将会使比较更全面也更具系统性。
除此之外，如“鸟儿叫喳喳”这类象声词置于谓词之后补充说明动作行为的方式，从结构形式以及与前面谓词的语义关系来看，也应属于补语中的一类。
二、壮侗语的述补结构①
本文以壮语北部方言的上林话和武鸣话、侗语北部方言（高坝）、黎语俘方言为例。
（一）壮语
1.汉语述补结构模式在壮语中的表现形式
①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壮语与汉语的结构方式一致。例如（带下划线的是补语，下同。）：
三、壮侗语述补结构的基本特点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对比，可初步总结壮侗语述补结构的特点如下：
第一，在结构形式上，壮侗语三个语支都存在粘合式和分析式两种述补结构。壮语北部方言上林话主要以粘合式为主，分析式的结构方式是以
（得）连接述语和补语，但是不是专职的结构助词，它在语言中的主要作用是充当动词或能愿动词，作为连接述语和补语的助词，是受了汉语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用法，严格来说，这种分析式不是对汉语分析式的借用，而是一种模仿。武鸣话中分析式述补结构比较丰富，有专职的结构助词
、
和
充当补语的标志，三个助词在用法上各不相同，分别连接不同结构类型的补语。主要用于由主谓短语、述宾短语，以及带后附音节的谓词充当的补语之前，主要用于由不带后附音节的谓词以及形容词短语充当的补语之前，主要用于由象声词充当的补语之前，使象声词能对其前边的动词产生描绘作用。侗语的述补结构系统与汉语十分相似，粘合式与分析式并重，分析式中以结构助词
作为唯一的补语标志。与汉语相比，侗语述补结构特有的特征并不突出，这种与汉语述补结构系统的整体相似体现了侗水语支述补结构的现状。黎语述补结构中的补语如果是词，一般都采用粘合式来组合述语和补语；补语如果是短语，一般采用分析式来组合述语和补语，述语和补语之间用
（到）来连接。是介词，但是在述补结构中，当连接某种类型的补语时，语义虚化，可看作助词，因此，对以连接述语和补语的述补结构可以视其后的补语类型而作两种处理，一种是当连接时间词和处所词时，可以把看作介词，和其后的时间词或处所词先组成介词短语，然后整个介词短语再充当粘合式述补结构中的补语；另一种是当连接除时间词和处所词以外的动词短语或主谓短语时，可以把看作助词，由它连接的述语和补语构成了分析式的述补结构。汉语的一些方言中也有类似的表达，粤方言中有以“得”连接表示情态或结果的补语，也有以“到”引进表示状态达到的程度的补语。例如：
但笑得好开心。（他笑得很开心。）
我攰到唔嘟得。（我累得动不了了。）
第二，名词、象声词充当补语是壮语的一个特色。除程度副词可以充当补语外，各语支中表时间的副词“先”和“后”，以及一些范围副词在句法中也多置于谓词之后充当补语。
第三，方式补语和原因补语是壮语特有的两种补语意义类型。
方式补语主要由形容词和象声词充当。在汉藏语多数语言中，说明动作行为方式的成分一般出现在状语的位置上，但汉语象声词充当谓词的修饰成分时，既可置于谓词之前作状语，也可置于谓词之后作补语，前者具有普遍性，比较自由，后者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
树上的小鸟喳喳地叫。→树上的小鸟叫喳喳。树上的小鸟叫得喳喳地。
小河里的水哗啦啦地流。→*小河里的水流哗啦啦。小河里的水流得哗啦啦地。
眼泪哗哗地流。→眼泪流哗哗。眼泪流得哗哗地。
他吧嗒吧嗒（地）抽烟。→*他抽烟吧嗒吧嗒。他抽烟吧嗒吧嗒地。（象声词不作补语。）
他把烟抽得吧喀吧嗒地。他抽烟抽得吧嗒吧嗒地。
以上例子显示：1)有些在谓词前充当状语的象声词可以直接移位到谓词之后充当补语，但有限制，多适用于一些双音节的叠音词，且有特定的使用环境，比如，“眼泪流哗哗”多见于诗词或戏词中，口语中不大说。谓词+象声词这种句法结构在先秦汉语中已经存在，尤其是在诗词歌赋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例如“凿冰冲冲”（《诗经·豳风·七月》）、“鸡鸣喈喈”（《诗经·郑风·风雨》）等，可见这种表达式从较早时期开始便与韵律相关。2)象声词移位后有时需要在述语和象声词之间加“得”，同时象声词本身也要适当附着连带成分。由此可见，象声词充当补语不如充当状语自由。
壮语的原因补语一般由动词、形容词等来充当，直接位于动词（一般为不及物动词）之后。这种述补结构在古汉语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表达，例如“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其中“病”与“酒”，“悲”与“秋”之间即为表原因的述补关系，所不同的是，补语由名词充当。
第四，壮侗语表比况的述补结构有自己的特点。汉语的一些方言中有相同结构的表达式。粤方言比较句的句式是“A+形容词+过+B”，与壮侗语中部分表比况的述补结构一致。例如：
狗大过猫。（狗比猫大。）今日暖过琴日。（今天比昨天暖和。）
四、壮侗语述补结构特点的类型学意义
1.分析型特征决定了汉语、壮侗语都不以词形变化作为主要的语法手段。谓词，尤其是动词在句法中一般不发生变化。汉语动词、形容词可以重叠，很少其他类型的变化。壮傣语支一些语言的动词可以附着一些表情貌简单音节，壮语的动词上还可附着一个有不同音变形式的词尾，表示“索性”、“干脆”、“催促”、“随意处置”等意义，例如：
不管是附着的音节还是词尾，在形式上都只能附着一个，不能是多重的。这些动词加了附着音节后便失去了原动词所具有的与其他词语的组合能力。在构成和表意上带附着音节的动词类似苗瑶语中“述语+状词”的述补结构，结构本身已是“正+偏”或“偏+正”的组合，所以在句法中作为一个整体在组合能力方面自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丧失了原来动词的部分功能，尤其是与修饰、补充、说明等类型成分的组合能力。[2]这种现象与汉语中的状态形容词以及壮侗语中的形容词生动式都不再受其他成分修饰一样，受到语言简约规律的制约，即，当这些词或词语本身已带有某种修饰含义时，就不再受带有同类含义的词语修饰，以免出现重复累赘。这一特点显示了述补结构本身与带有多重后附加成分的述语互相排斥的倾向，汉、壮侗以及苗瑶等语言中的谓词及其词形变化的方式以及变化后在词语组合功能上的衰退的事实都显示出支持这一倾向。
2.Joseph H.Greenberg(1963)将人类语言的基本语序类型作了分类。[3]从逻辑分析出发，他把绝大多数语言的语序整理归纳为6种可能出现的类型：
①SOV（主·宾·谓）②SVO（主·谓·宾）
③VSO（谓·主·宾）
④VOS（谓·宾·主）⑤OVS（宾·谓·主）
⑥OSV（宾·主·谓）
这些语序是Greenberg采用了30多种语言的抽样语料归纳而成的，汉语不在其列，因而他根据这30种语言归纳出的基于语序的语法共性中有多条与汉语事实不符。这既有抽样不全的原因，也有汉语自身的原因。虽然如此，他提出的语序共性是确实存在的，后来，Dryer(1992,1999)曾先后用625种和940种语言来验证语序的和谐性，并发现汉语对共性的偏离在人类语言中还是相当罕见的，这说明绝大多数语言于语序共性是和谐的。这给了我们一个思路，让我们从基本语序出发去思考述补结构在SVO类型语言中所表现出的性质、特征。类型学上的“联系项(relators)居中原则”[4]中的联系项指的是介词、连词、比较标记等，它们的理想位置是介于所联系的两个单位之间，因而，当一个动词短语(VP)、一个名词短语(NP)和一个介词(P)组合时，SOV型语言多倾向于采用“NP+P+VP”这种语序，而SVO型语言则倾向于采用“VP+P+NP”的语序。这条原则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何汉语、壮侗语、苗瑶语都有位于动词之后的介词短语，而藏缅语里与动词组合的介词短语都位于动词之前。由此来看，介词短语作补语应该是SVO型语言述补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
3.石毓智(2005)对量词型语言的统计结果表明，名词性数量短语和动词性数量短语的语序之间具有对立关系，即如果一个语言采用了“数量+名”语序，那么它就有“动+数量”语序；反之，如果一个语言采用了“名+数量”的语序，那么它就有“数量+动”的语序。[5]汉语、壮侗语都是采用“数量+名”语序的语言，所以便应该有“动+数量”的语序；而藏缅语是采用“名+数量”语序的语言，所以便应该没有“动+数量”的语序。汉、壮侗、苗瑶、藏缅各语言述补结构的构成情形恰恰说明了这一统计结果。因此，数量补语也应看作汉语、壮侗语述补结构在类型学上的一个共同特征。
4.壮侗语存在体词性补语。例如：
汉语、壮侗语都属于量词发达型语言，但壮侗语量词的发达程度更高。量词越发达的语言，它的体词性成分充当补语的能力就越强。[6]壮语中的体词性补语的存在即验证了这一类型学特征。
5.按照Greenberg(1963)语法共性第22，前置词语言差比句的语序是“形容词—比较标记—基准”，以下比较表明，汉、壮侗、苗瑶各语言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两种格式的类比句：
上表显示，在壮侗、苗瑶语中，A式是借自汉语或模仿汉语的类比表达方式，B式则是故有的表达式，有的语言只有A式没有B式，有的语言只有B式没有A式，还有的语言既有A式又有B式，这与受汉语影响的程度有关。还有个别语言在形容词和基准之间不用比较标记，如侗语。显然，壮侗语、汉语在类比句上的差异是由SVO型特征是否典型而形成的。[7]北方汉语的SVO型特征不如壮侗语和南方汉语典型。
注释：
①本文所用语料除特别注明出处的外，侗语（高坝）语料由石林先生提供，壮语（上林）语料由潘立慧小姐提供，壮侗语其他语言的语料引自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②此例为武鸣壮语，引自张元生、覃晓航：《现代壮汉语比较语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同上。
④以下为武鸣壮语语料，引自张元生、覃晓航：《现代壮汉语比较语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黎语语料引自苑中树：《黎语语法纲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⑥在强调语气时可以重叠。
⑦PP代表介词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