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忠东[1]2008年在《房地产价格与货币政策》文中指出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综述的基础上,本文紧紧围绕着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体系的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应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政策反应这一中心线索,对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首先,笔者考察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及其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系。基于四象限叁市场静态模型与动态资产市场模型的理论分析发现,宏观经济基本面——包括经济景气状况、货币政策与建设成本等——对于均衡房地产价格的决定与波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利用1998年-2005年中国14个大中城市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宏观经济基本面对房地产价格的解释能力。研究结果表明,不考虑房价的自相关影响时,所有宏观经济基本面对房价都具有显着的影响;考虑到房价自相关影响时,宏观基本面对房价的解释能力大大降低,相对于宏观经济基本面,房价的历史信息对本期房价的上涨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并且,在2001年以后,房价的上涨逐渐背离了经济基本面,尤其是这种背离从2003年以后进一步加剧,同时房价的正自相关影响也大大增强。这意味着房价的上涨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投资甚至投机成分。接下来,笔者开始进入到关于房地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体系冲击的分析部分。在对房地产价格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分析中,笔者首先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考察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于通货膨胀与产出的影响。笔者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和四象限模型分析了房价波动对于物价与产出的影响,结论是:房价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水平产生向上的压力,其中,房价波动对储蓄的边际影响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相关性分析、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检验了我国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产出的关系,实证检验的结论是:短期内,房地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与产出的影响十分有限;长期来看,房地产价格对通货膨胀与产出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在房价与通货膨胀、产出之间存在正反馈作用机制。这意味着在一个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这种正反馈作用可能会引发经济过热和房价泡沫。其次,笔者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考察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于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与信用的快速大幅度扩张相结合,是引发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从引发金融不稳定的条件来看,面对资产价格的波动,良好的金融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这对于我国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价格波动对于货币供求与市场利率的影响。利用相位图分析技术,笔者证明了在一个包含房价的两市场动态化系统中,存在焦点均衡的稳态,房价对市场均衡利率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房价对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之边际影响的对比,同时受货币政策环境与通胀环境的影响。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发现,随着房价的高涨,房地产市场将起到扩张性货币政策效力放大器与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力衰减器的作用,这意味着目前我国房价的上涨强化了货币信用的内生创造能力,从而削弱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力。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房价的外生冲击在改变货币需求稳定性的同时,也增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长期中房价对市场利率具有显着的反向因果影响,这表明我国房价的高涨成为创造市场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其次,笔者对房地产价格与银行信贷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银行部门通过直接持有房地产资产、为房地产开发建设贷款、为居民购买房地产发放贷款、以房地产资产作为抵押物发放其他各种贷款而与房地产市场相联系。房地产价格波动通过以上四种渠道对银行信贷供给产生影响。笔者运用多变量协整分析技术对我国房地产价格影响银行信贷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房地产价格和银行信贷之间在长期内存在互为因果关系,房地产价格波动在短期对银行信贷发放的直接影响十分有限,主要是在长期内对银行信贷增长产生影响;而银行信贷也通过协整关系成为房地产价格短期波动的Granger原因。在对房地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传导关系的分析中,笔者首先考察了房地产价格传导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房地产价格对于货币政策能够起到一定的传导作用,但具体的影响方向与效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在货币政策冲击对房地产市场供求以及房价的影响过程中,经济主体对于利率变动的敏感性、住房抵押贷款的可得性、抵押贷款利率结构与期限、以及交易成本等制度性因素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房地产价格对消费的影响方向与效应十分复杂。这是因为受居民居住模式结构、不同经济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等因素的影响,房价波动对于消费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各类型经济主体的比例与各自的边际消费倾向;另外,房价波动的消费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受一国抵押市场发达程度、住房与抵押市场制度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房价对于投资的影响方向似乎比消费更为一致,即房价上涨通过托宾Q效应与信贷渠道效应导致投资增长。当然,房价对于投资的影响效应大小受房地产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房地产供给弹性以及一国的信用市场状况等因素的重要影响。接下来,笔者运用反事实模拟、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协整分析与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房价波动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对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下降,而扩张性政策冲击将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并且,相对于利率型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对于货币信贷型货币政策的冲击具有更高的敏感程度。运用反事实模拟技术实证检验我国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房价上涨在中长期对居民消费产生了轻微的负向影响。基于全国总量数据的协整分析结果也是与反事实模拟的结果一致的。但是,与上述检验结果相反,基于14个城市数据的面板模型检验结果却发现,在大中城市,房价上涨对消费产生了微弱的正向影响。总的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波动通过影响消费对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还比较低下。对于我国房价波动的投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房价的上涨对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投资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是投资增长的重要解释原因。因此,在我国房价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中,房价波动通过影响投资进而对货币政策具有较高的传导效率。最后,笔者探讨了应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反应与调控。首先,笔者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回顾了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前沿。结果发现,由于货币政策当局在决定对房地产价格波动作出反应时还面临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正确的选择可能是一种中性的货币政策反应:即事前积极反应与事后适应性反应在某种程度上的融汇与结合。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应该积极协调与配合,同时,货币政策可以更多地运用房地产信贷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状况,从而更为有效地抑制房价过大波动。随后,笔者回顾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房价的历史实践,针对我国中央银行如何对房价波动进行反应和调控,笔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一、我国中央银行应该运用中性的货币政策反应方式,在追求物价与产出稳定目标的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对房价波动作出积极灵活的反应;二、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时,货币当局应该充分考虑到房地产市场高涨或萧条对货币政策效力的冲击和影响,积极采用相应的政策措施抵消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效力产生的消极影响;叁、在设定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当局应该充分考虑到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尽量避免或抵消房价上涨对消费与投资产生的负面消极作用。四、在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控时,货币当局与监管当局应该积极协调与配合,货币政策应该充分运用房地产信贷政策等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
姚小义[2]2003年在《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机制与市场均衡：模型与实证》文中指出进入二十世纪后期，随着国际汇率制度的改革和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市场的分割状况逐步打破，各子市场的价格调整会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和投资者(或投机者)的逐利行为传递到其它子市场，并引起其它资产价格作相应的调整，从而达到市场均衡。这种变革趋势不仅对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手段和中介目标产生冲击，也对投资者的市场行为产生影响，加强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及均衡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有重火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主要运用金融学理论和统计方法对叁个层次的价格形成关系及影响途径进行研究。第一层次是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对以利率和汇率为中心变量的货币价格的影响，重点分析经济开放条件下处于制度转换过程中的市场影响途径及效应；第二层次是利率与汇率之间的相互影响，重点探讨开放条件下市场存在管理差别(或控制手段差异)时的两中心变量的均衡关系；第叁层次是利率和汇率及其它信息变化对一般性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试图分析各层价格的传导原理及均衡关系的形成。并对已有价格关系式和结论进行修正和推广。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分析利率、汇率的传导途径，探讨利率和汇率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的一般价格传导原理及均衡关系的形成，对mundell Fleming model在资本流动冲击下的模型进行了修正，并给出了开放条件下汇率和利率对证券价格(以债券为代表)产生影响的基本模型。第二部分(第叁章和第四章)对债券和股票价格传导机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作探讨。第叁章将债券的价格均衡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建立了债券与短期利率变动的边际方程，运用组合原理分析债券价格变动与其它资产(包括风险证券和无风险证券)的价格均衡关系，通过比较收益原理建立了债券以市场均衡收益为折现参数的价值方程，并通过实证检验了该模型的合理性；第四章，分析了内部信息与价格的传导原理，建立了非完全信息市场条件下价格传递信息的做市商模型和预期模型，并讨论外部信息与内部信息对股票价格影响的非一致性。第叁部分(第五章、第六章)分析了利率、汇率与货币期权、远期汇率的均衡关系。第五章讨论了汇率、利率连续变动的状况下的边际方程和并建立了汇率跳跃状况下基于马氏骨架过程的期权价格方程。第六章针对传统利率平价方程过于严格的风险中性、资金供给弹性无限大、汇率自由浮动等限制条件，建立了风险非中性假设条件下的非抵补平价方程、利率有限弹性状况下的汇率方程和利率随机波动状况卜的远期利率均衡方程，并研究了制度转轨时期实行汇率目标区管理条件一下的汇率一利率关系与均衡汇率;第四部(第七章)结合前六章的理论分析，以提高政策传导效率，疏导价格传导途径为目标，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发展关系，并提出阶段性的建议。
刘晓兰[3]2014年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他国的溢出效应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前沿热点。同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经贸往来极为密切,因此,研究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成为当前研究中的重中之重。然而,现阶段关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方向、传导机制及具体经济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远未臻完善。因此,论文尝试较全面地分析该政策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影响的传导渠道,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其对中国经济多维度的溢出效应。首先,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文献,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传导渠道、经济效应和实证方法各方面借鉴现有文献研究脉络,发现现有研究还存在解释力不足、缺乏深度和系统性、研究视角局部化以及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的问题,进而提出文章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奠定后文的研究基础。其次,文章界定了量化宽松和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两个重要概念,并分别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多恩布什汇率超调模型、新开放经济模型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理论四个方面从理论视角分析了一般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国际传导机制,归纳出汇率、利率、收入和定价货币差异四条传导渠道。然后分析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是基于汇率、利率、美国收入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四条传导渠道,并研究了量化宽松影响我国物价、进出口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及产出的机理。再次,文章运用SVAR模型、ARDL模型、FGLS、固定效应和GMM等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分别深入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物价、进出口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及产出的溢出效应,包括其中总的溢出效应、分行业的溢出效应和跨国比较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美国量化宽松从总体上抑制了我国消费价格水平、我国工业出厂价格指数以及进口价格指数的上涨,汇率渠道对我国的物价的负向效应最显着,超过了利率渠道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对我国的物价正向效应。分行业的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对资本密集型行业价格的抑制作用最大,主要渠道为汇率。(2)美国量化宽松短期内对进出口贸易具有负向溢出效应,长期来看对出口贸易具有不断增强的正向影响而对进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此外美国量化宽松对中美双边贸易影响并不大。从传导渠道看,汇率渠道带来的负向效应最显着,美国收入渠道带来的正向效应显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抑制了出口贸易而促进了进口贸易。(3)美国量化宽松加剧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及实际汇率都非常敏感。美国量化宽松有利于我国FDI流入,其中主要促进了我国市场导向型FDI的流入,而抑制了资源导向型FDI流入。但汇率和利差因素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均要大于对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此外,美国量化宽松通过汇率渠道也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4)美国量化宽松通过物价路径对我国产出以正向影响为主;通过FDI路径对我国产出带来了显着正向影响。分行业的检验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促进了我国分行业增加值的提高,但对我国工业行业产出增速带来了显着负面影响,而且美国量化宽松对不同工业行业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出的负向溢出效应最大,主要负向溢出路径为物价和贸易;美国量化宽松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负向溢出效应相对较小,主要负向溢出路径为物价;而不同于其他行业类型,美国量化宽松通过贸易路径促进了资本密集型行业产出增长。然后,考虑到前面的研究是基于局部均衡的视角,且以事后检验为主,难以综合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产业发展的整体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文章进一步利用扩展了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刻画金融市场行为、体现中美的经济往来关系,研究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环境变动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在宏观经济方面,该政策短期内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和贸易格局、长期内主要通过影响资本市场而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环境造成了明显的冲击,虽然依然保持贸易顺差趋势,但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将加大寻找其他海外市场或扩大内需的压力。同时,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流入中国的资本量,导致输入型通胀(CPI上涨);也会加大投资市场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部分投资回流,还有的可能转而寻找其他海外市场)。在行业层面,受该政策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贸易格局会发生变动,有的行业明显受益,有的则明显受损,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贸易结构,将会因此而改变,短时间内会导致出口企业受创,但从长期来看将有助于其提高竞争力和抗压能力。最后,对文章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基于前面研究的结果,主要从对我国经济溢出的四条渠道及行业差异的角度提出了应对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负面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文末,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霍强[4]2016年在《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研究》文中指出货币政策传导是货币政策从操作到生效的过程,也是货币资金通过金融体系循环流动及创造信用的过程,对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流动通过金融体系传导进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形成冲击。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交错变化背景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论文以国际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理论为指导,从金融结构视角出发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及有效性进行深入研究,尝试构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有关观点,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论文在回顾国内外文献和界定有关概念的基础上,采用IS-LM-BP模型图形分析考虑多种情况的开放经济货币政策有效性,梳理金融结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的有关理论,扩展Karras(1999)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并采用数理方法求解经济开放度、金融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进而运用货币资金循环流动及货币信用创造机理加以定性分析论证。在此理论框架下,本文开展了基于金融结构视角的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问题的实证及应用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可以概括为叁个方面：首先,论文实证检验了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间接融资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例)和直接融资体系(以股票市场为例)传导问题。第叁章分别从商业银行整体和个体两个维度验证了货币政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存在性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在其中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着影响；运用整体银行体系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证实银行体系资产配置和负债选择两方面的风险承担行为都显着存在；运用微观银行个体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证实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都具有显着影响。第四章分两个阶段研究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效果,一是实证检验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调控如何影响股票市场,二是实证检验股票市场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产出和价格。结果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规模和价格具有显着影响,但股票市场规模和价格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效果比较微小甚至不显着,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效果还较为模糊。其次,论文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结构和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第五章一、二节测度并统计分析了中国金融结构演进和对外开放度变化的历程及现状。第叁节计量分析表明经济开放度提高会削弱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并发现金融结构转型能够为经济开放度提高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解释。第四节定性剖析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原因,汇率制度、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叁元”实践的历史表明货币政策独立性空间被压缩,货币资金循环流动机理加剧了资本流动,而经济开放度提高会推动金融结构转型,金融市场发展快于银行体系,在商业银行过度承担风险和股票市场传导不畅的共同作用下,货币政策有效性不可避免被削弱。最后,论文尝试提出了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调整优化和相关金融改革的对策建议,主要是第六章的内容。本文提出“叁元”选择的可行路径是“货币政策独立程度较高+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较为宽松的资本管制”；货币政策框架应调整为最终目标加入金融安全的“五目标函数、权重动态调整”体系,中介目标循序渐进向价格型转型,操作工具注重开发结构性工具,加快构建利率走廊形成政策利率体系；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应审慎有序、协调配合,完成的时序和程度应是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金融改革应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本质,加快发展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提升直接融资比例,构建稳健高效、灵活竞争、共享普惠的现代银行体系,推动金融结构向金融市场型转换。
徐传平[5]2016年在《杠杆率管理框架：理论与应用》文中提出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金融因素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有关作用的认识,并促使金融实务界和理论界在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以及金融与经济的作用机制等领域进行多方面的反思与革新。在金融监管方面,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引发了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大转变,危机之前宽松化、自由化的监管方向得到较大程度的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监管当局纷纷出台更为严厉的监管措施,并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的推出开始着手建立更为严格和全面的监管框架。立足于单个机构稳健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已经不能满足新的形势下风险管理的要求,以整体视角将全部金融体系纳入监管范围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已经日渐兴起并慢慢开始走向规范。微观审慎监管需要宏观审慎监管的引导,宏观审慎监管需要微观审慎监管的支持,两类监管需要更多的搭配与更好的融合已经成为当前监管理念的共识,而如何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更好的结合起来以预防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和传染也正是目前人们最为关注的经济话题之一。在货币政策方面,旧有的框架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挑战,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与升级已经迫在眉睫。危机之前以物价稳定为主的最终目标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货币政策也应该适度关注金融稳定问题已经慢慢成为新的共识。进一步的,如果货币政策确实应该关注金融稳定的话,货币政策应该如何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更好的融合?以利率为主的单一工具调控体系能否在新的环境下较好的行使货币政策的职能?新的政策工具能否被开发出来?既有的政策工具能否发挥更好的效力?传导机制是否已经在既有认识的基础上发生了某些或大或小的改变?等等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有待我们更为深入的研究。然而仔细梳理目前有关宏观审慎政策的有关研究我们却发现,立足于整个宏观审慎框架对其监管理念、最终目标、构成要素、工具构成以及框架实施等方面做全景式分析的研究较多,但是围绕着宏观审慎的目标来深入的挖掘其某一类政策工具的角色定位、传导机制、实施框架等方面内容的研究却较为缺乏。实际上,在目前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与实施框架已经慢慢走向成熟的背景下,这类工作往往却具有更为现实而重大的意义,因为宏观审慎政策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套政策合集,它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是由一个个更为具体的子政策框架构成,而不同的子政策也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笼统地以整个政策合集为对象来讨论它的政策构建与实施容易陷入泛泛而谈的窘境,这反而不如将精力集中于某一类子政策上对其深入挖掘更为具体和明晰。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试图选择杠杆率这一具有较长历史的政策工具进行研究,通过对杠杆率的决定机制、杠杆率管理的相关影响、杠杆率管理的指标选择、风险评估、政策校准、与其他政策的关系以及机制设计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最终来构建一个围绕着杠杆率这一政策工具为核心的合理可行的管理框架。杠杆率指标作为一种横跨货币政策、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我相信关于它的深入挖掘对于各类政策的实施必将具有非常重大的启示意义。同时,在巴塞尔协议Ⅲ新引进的杠杆率要求即将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正式施行的关键时期,相信本文关于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探讨对于巴塞尔协议中杠杆率监管的相关方面也必将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为完成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本论文分为9章依次展开论述。首先,我们在第1章讨论了本论文研究的背景与研究目的,揭示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以及主要的创新和不足。然后在第2章我们首先对本文中所使用杠杆率以及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涵义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然后又围绕着我们所关注的几个核心问题回顾了相关的研究文献。之后,为探究杠杆率周期的变化规律以及杠杆率变化对经济的各类影响,我们在第3章首先从长期的视角对总杠杆率水平的演变状况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然后还分别针对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变化状况进行了结构性分析。之后,我们还讨论了次贷危机以后全球范围内的杠杆率变化状况。此外,在本章的末尾我们还重点总结了杠杆率周期与经济周期演变关系、去杠杆过程的相关经验,并用描述性的方法详细分析了杠杆率的变化对产出、物价水平以及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从而先从定性方面对杠杆率在经济周期中的角色进行了揭示。在从定性方面回顾了杠杆率周期演变和其对经济影响的基础上,第4章我们开始从定量方面探讨杠杆率内生决定机制这一核心问题。为此,我们首先在一个抽象的抵押品资产市场上探讨了杠杆率的均衡决定过程,之后交代了杠杆率周期理论的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杠杆率周期分析框架以分析杠杆率变动所产生的一系列微观层面的影响,而且在本章的最后基于这些分析我们还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例对杠杆率周期机制的运用过程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并对杠杆率周期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在第4章之后,为最终完成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我们还在第5章从演变历程与理论推演两个角度对杠杆率管理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从已有的杠杆率实施经验来看,虽然各国在实施的过程中面临了很多的难题和不确定性,但是总体来讲杠杆率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在此之后,为便于从理论上讨论杠杆率管理的影响,我们从信用供给端与信用需求端两个角度来分别展开分析。在供给端我们基于Kiema和Jokivuolle(2014)的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双重资本要求的理论模型,在完全竞争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下讨论了杠杆率监管对资产价格以及风险状况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杠杆率监管的引入能够促使整个银行业朝着风险专业化经营的方向发展,如果监管杠杆率的水平设定比较合理的话杠杆率监管的引入确实可以抑制资产价格的上涨,并且还可以降低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即杠杆率管理政策存在着“价格效应”与“风险效应”。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了我们可以通过对杠杆率的控制有效预防杠杆率周期的产生和发展。但是如果杠杆率的监管水平设定的过低或过高都会对经济体系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这也要求我们必须非常审慎地设定杠杆率的监管水平以最大程度地平衡监管的收益和成本。而在信用需求端,我们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包含融资约束的跨期优化模型,以贷款价值比(LTV)上限管理为例来探讨了在信用需求端实施杠杆率管理的理论效果。经过求解与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们发现,贷款价值比上限管理政策除了可以直接作用于资产杠杆率即存在“直接效应”之外,还会对抵押品需求产生正向的影响,即还具有“信用需求效应”。另外,在此部分我们还从定性方面讨论了信用需求端杠杆率管理的影响,指出了杠杆率的定性管理可以通过“稀缺性效应”与“结构性效应”对抵押品市场产生多种影响。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在第6章和第7章正式开始了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工作。为此,我们在第6章先对杠杆率管理的政策含义及其构成要素进行明确界定,并详细讨论了杠杆率指标的选取与测算问题。之后我们又从杠杆率角度构建了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的框架,此外在本章的最后两节我们还对杠杆率管理工具的选择以及设定与调整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以便为杠杆率管理工具自身的充分运用提供指导。在完成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在第7章开始将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与实施拓展到杠杆率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一层面,基于杠杆率工具的交叉性特征,我们首先着重对杠杆率政策与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叁大政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此之后还对杠杆率政策的机制设计问题进行了论证。这样,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最终提出了杠杆率管理的政策框架,从而就初步完成了本论文构建杠杆率管理框架的主要目的。在完成了这些主要工作之后,最后我们在第8章主要讨论杠杆率管理框架在中国的运用这一问题。沿着第6章与第7章所构建的杠杆率管理框架,在此章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各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并从杠杆率的视角对我国当前的系统性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回顾了我国银行业杠杆率监管的演变历程和实施状况,并试图运用杠杆率周期机制对A股和楼市最近一轮的周期运行给出一个杠杆率视角的解释。除此之外,我们还对我国银行业以及房地产市场杠杆率管理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自从我国银行业引入杠杆率监管政策以及房地产市场引入第二套房首付比上限动态变动政策以来,我国的信贷增长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而且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也受到了较好的约束,应该说我国杠杆率政策的实证结果较好的支持了本文前几章对于杠杆率管理效果的论证,同时也说明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强信用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杠杆率管理以更好的预防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和传播。在第8章的末尾,我们还在第6、7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讨论了我国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问题并提出了若干政策启示。最后,在第9章,我们对本论文的全部内容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若干有待解决的问题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陈梦根[6]2005年在《转轨经济中证券市场的成长与制度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早期的一批企业发行股票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走过了萌芽、诞生和初步成长的二十余年历程，沪深两所成立也已有十余年的历史。中国证券市场在这段历程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市场规模甚至可与发达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相媲美。但是到现在，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证券市场虽已初具规模，但市场效率还有待于提高。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尚处于一个不断变迁的动态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制约证券市场走向成熟的因素，而且随着市场的成长，一些潜在的制度性缺陷和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和尖锐化，导致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运行与理论功能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如何迅速提高市场效率，推动证券市场的下一步发展和迅速走向成熟，这是一个极为紧迫而又重要的研究课题。 已有的文献对证券市场成长的系统性理论研究还比较少，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问题——对策”这样一个较浅的层次上，而国外的有关理论大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成熟证券市场之上，对象中国这样的新兴证券市场成长的解释能力较差，对实践的指导能力就更为有限。本文深入考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成长路径与制度演进，旨在发现转轨经济条件下证券市场成长的一般规律，为下一步发展与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作为转轨时期中国社会经济体系中发生的一项重大变革，证券市场的演进变迁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本文将证券市场成长看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非市场因素对市场的成长与运行具有显着影响。基于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在沪深两所成立后的几年中，政府强力介入了证券市场的成长，中国证券市场从此走上了强外生性的成长道路，演变为一个不完全的证券市场，市场功能发生体制性变异，市场效率受到严重制约。中国证券市场的下一步发展必须启动和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努力效应，全面推进以效率为核心的市场整体创新，使之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全文共分9章，从内容上看，主要研究了以下六个问题：①关于转轨经济条件下新兴证券市场成长的一般理论；②经济转轨进程与证券市场的成长；③中国不完全证券市场的生成与化解；④中国证券市场效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马文鹏[7]2016年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研究》文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刻的再平衡与再调整时期,这一进程仍在持续。受金融危机影响,加之过去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深化,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与前期政策消化的叁期迭加阶段,从增速变化、结构调整与动力转换等方面观察,宏观经济处于"新常态"的特征颇为明显。经济新常态下,发展环境与增长条件均在变化,为宏观政策的运用提出了重大挑战。面对产能过剩、负债过高等新常态下经济中的"富贵病",货币政策仍是宏观调控的必备以及重要手段。但在新常态下如何实施货币政策操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新问题,没有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面临松紧两难的矛盾,在操作方式以及理论依据等方面亟需开展深入研究,以为其后续实施提供参考和支持。同时,在货币理论发展方面,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再次得到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关注,传统货币经济理论框架得到了修补与改进,为货币经济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案例以及货币经济理论重塑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的探讨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为相关研究赋予了历史使命。论文综合运用逻辑推理与数据实证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相关研究进行丰富和完善,为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实践提供建议参考。首先,论文从经济周期、金融市场、资产价格泡沫以及货币的内涵、货币政策的传导、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等角度分别对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操作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与重构,为后面研究的展开提供基础与铺垫。其次,通过对新常态背后的经济周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等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因素进行分析,对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因素进行剖解,对过度负债与产能过剩等现实困境进行探究,论文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以期对新常态内涵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运用进行探讨。再次,在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环境演变与货币信用周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别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检验与估计,发现数量型工具在当前仍具有重要优势。模型检验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实证依据。然后,通过对金融危机后货币理论改进与完善的反思,在理论方面得到对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的启示。基于以上实证与理论支撑,论文构建了一个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为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实践建言献策。同时,论文对SLO、SLF、MLF、PSL、利率走廊与MPA等诸多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与分析,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提供建议参考。最后,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并对进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
乔博[8]2016年在《金融周期、影子银行与前瞻性货币政策》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影子银行规模的快速扩张被认为是导致金融系统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影子银行的快速扩张,一方面是利率市场化发展的体现,另一方面影子银行蕴含的潜在金融风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不稳定的隐患。影子银行是金融创新的一种形式,是金融市场在金融抑制和紧缩货币政策下自发的产物。通常而言,影子银行能够提高社会资金的配置效率,客观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但是由于影子银行没有得到充分监管且信息披露程度较低,因此对金融系统构成较大风险。自此,影子银行成为研究金融系统与货币政策关系的重要变量。影子银行是实际融资需求与规避监管活动共同的产物,受到金融周期的直接影响。金融周期对影子银行体系兴衰的直接影响,进而传递至货币政策调节,因此要求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前瞻性地考虑影子银行这一重要金融变量,提高调控金融与经济周期的有效性,增强金融运行的稳健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时期正是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重要窗口期,央行取消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标志着利率市场化直接行政干预已经被完全消除。在国际经济复苏不稳定的大背景下,结合中国金融改革的特点,本文系统分析中国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调节的影响。本文首先考察了周期视角下影子银行的形成机制。从现象层面分析中国影子银行的构成和特征,推导出信贷周期背景下影子银行的形成和信用创造机制。通过引入信贷周期条件的拉姆齐模型,说明中国影子银行是基于真实融资需求,在信贷周期被人为抑制下而自发形成的创新活动。然后,对金融周期波动与影子银行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选择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国金融状况指数进行测度,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对中国影子银行存量数据与流量数据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子银行与金融周期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影子银行发生规模与金融周期有着较为密切的正向相关关系。影子银行与信贷周期缺口关系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本文对影子银行形成机制的推导,影子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信贷周期缺口,满足社会融资需求。其次,从周期视角分析了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调节的关系。先对货币政策调节的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进行梳理。然后,通过识别信贷周期与货币政策调节的影响因素,发现影子银行确实能够干扰货币政策,但干扰具有不对称性——影子银行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较强,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较弱,这种不对称性是由影子银行真实融资需求决定的。通过货币市场与信贷市场均衡的理论模型得知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影子银行调控能力较强,实证检验也证明了理论模型的有效性,发现债券市场利率能够对影子银行利率造成影响,且在第五期时影响最大。在此基础上,拓展IS-LM模型,建立货币市场、信贷市场与商品市场同时均衡的理论模型,分析影子银行对信贷周期与货币政策调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影子银行冲击对M2以及信贷规模会造成波动性的冲击,并最终趋于平稳。再次,对引入影子银行变量的前瞻性泰勒规则进行了分析。先对前瞻性货币政策的起源和内涵进行论述,同时阐明实施前瞻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从前瞻性泰勒规则实施所需的政策环境与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两方面展开,对中国实施前瞻性泰勒规则的适用性进行分析。然后,将影子银行变量引入到前瞻性泰勒方程的测算中。实证结果表明,引入利率平滑的前瞻性泰勒规则可以解释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但是中国货币政策的调节并没有考虑影子银行因素。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对央行以及金融监管机构应对影子银行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在货币政策方面,本文认为应该加快中国利率传导体系建设。数量型货币政策不能有效抑制影子银行,而价格型货币政策控制影子银行变量具有有效性。为此,中国货币政策制定应该考虑影子银行变量的影响,实施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来调控影子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提出完善外部监管、加强金融机构内控水平以及发挥行业自律等建议。此外,提出完善货币政策配套措施的建议,具体包括立法环境、人才储备、投资者教育、信用评级体系以及监管国际合作等方面。
潘长春[9]2017年在《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受实体经济增速下滑与资本市场大幅震荡等多重因素影响,有关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匹配的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学者与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实际上,始于2014年10月的此轮资产价格巨幅震荡和2015年末期的本轮房价周期已充分表明: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繁荣衰退、历时长度,峰谷落差均可能出现很大程度上的错配,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有鉴于此,本文从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匹配的视角出发,对我国近十几年来的周期匹配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还探讨了货币政策在调控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对这一领域内的研究进行了有效地补充和完善,具体而言,全文研究分以下几个部分进行。首先,本文在第1章中系统地对金融周期概念的产生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发现:金融周期是指金融活动受到自身内部冲击或外部冲击时,通过金融体系传导从而形成的持续性、周期性的变化。随后,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研究者多是从金融价格周期与金融稳定周期两个角度对金融周期展开研究,其中就价格周期而言,房产价格和股票价格是最常用的两种周期指标测度;而就金融稳定周期而言,研究者则更倾向于采取合成指数法进行指标构建。随后,全文研究按照金融价格周期与金融稳定周期这两大测度进行系统性展开。第2至4章主要是刻画金融价格周期、实体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联,从而为解析我国14-15年的股票热以及15年末期伊始的房产价格繁荣等典型化事实提供重要了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随后,从5章开始,全文进入金融稳定周期研究,第5章是我国金融稳定指数构建,而第6章采用TVP-VAR模型刻画了金融稳定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以及货币政策间关联机制的时变特征。这两章的研究,为研究者全面地理解近10几年来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及其和实体经济、政策调控间的关联性提供了相应的参考。总的来看,全文研究得出以下几部结论:首先就金融价格周期研究来看,在房产价格调控的过程中,信贷规模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最为有效。特别是对于发达地区,信贷规模在有效调控房价的同时不会影响到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体现出良好的协同特征。但是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对区域房产价格调控并未体现出明显效果,这说明,政府和有关部门若想使房产价格处于理性区位,其根本仍应从直接的信贷调控入手。第3章,从金融价格周期的另一重要测度--股票价格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理性投资者的假设之下,股票市场中将不可避免的出现投机性泡沫,并且股票市场中的理性泡沫还具有自我增长的特性。而就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经验而言,我国股票市场中的泡沫的积蓄与破裂时期呈现出按时间段集聚的现象。其中2005-2007年以及2014-2015年,我国股票价格出现了两轮典型性泡沫破裂与泡沫积聚,引致了较高的金融风险。随后,本章对股票价格泡沫的特性及其延展性进行进一步考察,结果发现,我国出现过的两轮资产价格泡沫仍属于理性泡沫,但是由于泡沫的产生通常具有一定的时间,并且会不断修正投资者的预期,因此通常具有长记忆性,这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尤为不利,同时也会给政策调控带来软约束。最后,从政策调控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引导作用始终有效,但是却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特别是近年来中央银行连续使用降准与降息策略引导资产价格修正与实体经济复苏,这使得政策调整出现了明显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第4章不再对金融价格指标进行区分,采用托宾的Q以及DSGE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利率对资产价格的调控具有调控力度强,回归期较长的特点。这表明虽然中央银行通过利率调控能够有效的对资产价格波动进行反馈,但是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应注意利率对资产价格水平的长期影响,从而更好的调控资产价格水平,熨平资产价格波动,维持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第5章伊始,全文进入金融稳定问题研究,本章筛选了14个包含金融机构发展、金融机构脆弱性、资本市场状况以及宏观经济情况的核心指标拟合出我国的金融稳定指数,结果发现这一指标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脆弱性,凸显了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期与15年我国资本市场巨幅波动所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随后,第6章在这一指标的基础上进行了时变系统研究,结果发现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间的相关性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其中在次贷危机以前,二者的相关性较弱,而在次贷危机之后,金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而经济增长也能够在中长期内有效地提升金融稳定性,特别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显着增强。这说明,在当前系统性紧缩风险与金融风险并存的局面下,治理金融风险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协同特征。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二者的协调处理,从而在根本上确保经济增速在中高速上形成阶段性增长收敛,统筹经济增速换挡、政策刺激消化、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风险防范,进而使整个宏观经济系统在新常态时期内逐渐形成局部稳态。
蔡雯霞[10]2015年在《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的关联机理研究》文中提出金融服务业的复杂化和全球化使金融机构联系更加紧密。金融体系关联性是一把双刃剑,较高的关联度可能带来正效应也可能具有负面的传染性。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影子银行成为了国际学术界和金融监管当局共同关注的焦点。影子银行是一个涉及金融产品、机构和市场的动态而复杂的叁维体系,影子银行的出现使金融市场更加活跃,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间错宗复杂的关联性,也使得金融风险的测量难度更大,金融监管变得更加复杂。近年来中国的影子银行从一个处于市场边缘地位的、模糊不清的机构演变成了金融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2014年中国影子银行的增速随着监管机构严格审查而放缓,但融资活动正在转向网络融资平台、股市融资融券等新领域,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的错宗复杂的关联性在金融开放环境下的风险传染效应极强,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证上理清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影子银行的高效率,同时控制风险,规范和引导中国影子银行健康发展。本文以"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的关联性"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间的相互关联的主要渠道、信用创造机制、融合模式、信贷传导渠道、货币政策效应、风险传染路径及风险溢出效应等方面内容,并对如何规范这两种体系间的关联性提出一些政策建议。由于影子银行是传统银行与资本市场对接的金融创新产物,更多表现在影子银行对传统银行的冲击,所以,本文提到的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的关联性也侧重于分析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的交叉互联后影子银行对传统银行的影响。在具体章节结构上,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综述。第二章介绍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的现状发展。首先界定了影子银行、传统银行及关联性的内涵,比较了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的差异,描述其现状发展,然后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影子银行的特征,构成及规模,结合中国国情分析了影子银行对传统银行的影响。第叁章阐述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关联机理。首先阐述了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的信用创造机理,然后通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求解影子银行传统银行关联的均衡条件,评估传统银行与影子银行的关联性。第四章分析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关联的渠道及融合模式。本章研究了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关联的主要渠道,进一步分析中国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关联后形成的各种融合模式。第五章研究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关联的信贷传导渠道和货币政策效应。首先分析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双重结构下信贷传导渠道机理,然后运用IS-LM模型和CC-LM模型分析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双重运行结构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最后通过构建VAR模型分析中国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第六章分析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关联的风险传染渠道和风险溢出效应。首先分析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的关联从微观到宏观的风险传染通道。然后提出一个基于多变量极值理论的模型,确定从影子银行到传统银行以及整个经济的风险溢出效应。第七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对有关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的关联机理的主要结论做了总结,并从宏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探讨了构建符合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政策建议。与国内外的同类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间的关联性,理清二者相互联系的各种渠道,并对如何规范这两种体系间的互联提出一些措施。第二,从理论和实证分析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双重运行结构的信贷传道渠道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由于在信贷市场上形成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双重运行结构,这种双重结构的信贷市场的变化会改变CC-LM经典模型的理论基础和相关变量的变化路径,进而影响货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论文在CC-LM模型中引入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和流动性创造功能,通过分析发现传统银行信贷收缩创造了影子银行扩张空间,后者可直接利用自身便利为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从而缓解了资金紧张,最终使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大大下降。第叁,通过定量分析法基于极值理论创新研究中国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关联产生的风险溢出效应。本论文着眼于资产价格崩溃和流动性紧缩经验分析,识别影子银行部门和传统银行部门之间的系统性风险,对金融资产的收益率进行建模,计算选定碰撞水平下资产收益率和流动性利差的有条件溢出效应的可能性。测量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尾部概率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试图找出影子银行体系的崩溃是否对不同经济部门有相同的传染效应,确定从影子银行到传统银行以及整个经济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 房地产价格与货币政策[D]. 段忠东. 湖南大学. 2008
[2]. 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机制与市场均衡：模型与实证[D]. 姚小义. 中南大学. 2003
[3].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D]. 刘晓兰. 湖南大学. 2014
[4]. 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研究[D]. 霍强. 云南大学. 2016
[5]. 杠杆率管理框架：理论与应用[D]. 徐传平. 中国人民大学. 2016
[6]. 转轨经济中证券市场的成长与制度变迁[D]. 陈梦根.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7].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研究[D]. 马文鹏. 天津财经大学. 2016
[8]. 金融周期、影子银行与前瞻性货币政策[D]. 乔博. 中央财经大学. 2016
[9]. 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D]. 潘长春. 吉林大学. 2017
[10]. 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的关联机理研究[D]. 蔡雯霞. 天津财经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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