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与社会主义的胜利——Human Essence and Triumph of Socialism，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Human论文,Essence论文,Triumph论文,Socialism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的本质及其贪欲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存在物，因此，人的本质就同时体现在自然和社会这两个方面，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对象化地构成了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
那么，什么是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呢？马克思说：“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1〕因为以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工业生产，从本质上展示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力和创造力，而且，这种“力”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产生于自然又物化于自然的。所以，马克思称之为人的自然本质。同时，人的自然本质的获得，又不是孤立的单个人所能完成的，它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与协作。在这种联系与协作中，人类又获得了对自身的类活动和类精神的认识力。因此，马克思又说：“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2〕可见，人的社会本质不是别的，正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力，“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这个“总和”至少应该包括人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血缘关系、伦理关系等等，它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力的总和。因此，对人的全面理解，应该是自然本质与社会本质的辩证统一，而这两种本质，归根结底又都是“知识力”的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动物，或曰“精神动物”。
不过，仅仅知道人的本质是不够的，要对人和人的历史作进一步的了解，还必须深入探讨人的本质动因问题。我们知道，人的本质的形成和发展，都与人的劳动直接相关，劳动的过程是人获得本质和物化本质的过程，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历史。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和鼓舞着人类去劳动的呢？一言以蔽之：贪欲。正如恩格斯所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直到今日的动力。”〔4〕必须指出， 恩格斯对“贪欲”这个动力的论述，是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卑劣性联系在一起的，是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与肯定贪欲的历史功能相提并论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贪欲与人的异化因素混为一谈，而无视其“动力”的一般属性；也不能仅仅把贪欲理解为“物质欲”，而无视其更高层次上的“精神欲”。
我们认为，贪欲是普遍存在的人类之欲，是反映人的本质属性的心理欲望。马克思在谈到物物交换与人的本质的关系时说：“对某种物的需要最明显，最无可争辩地证明：这种物属于我的本质；物的为我的存在、对他的占有，就是我的本质的属性和特点。”〔5〕这说明贪欲本质上不是一个与恶相联系的特殊的范畴，而是与人类的活动及类精神相联系的一般的范畴。我国东汉学者许慎和高诱分别在《说文解字》和《吕氏春秋·注》中对“贪”字做了注解，许慎认为：贪者，“欲物也”；高诱则认为：“求无厌足为贪”。显然，这两种解释都没有涉及道德问题。因此，就贪欲本身而言，是无所谓善恶的，只是由于人们满足贪欲的手段和途径的不同，才形成善恶美丑、功过是非的分野与对立。那么，为什么人们总是从“恶”的方面看待贪欲呢？简言之，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心理认同问题。在习惯上，人们对贪欲只作狭义的理解，认为对财物的过分的欲望为贪欲，而这种欲望又往往导致拜金主义和不法行为，从而给社会造成危害。其实，罪恶的产生并不是“欲”的程度所决定的，而是行为者自身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以及社会道德法律的约束力和制导功能所决定的。简言之，贪欲如水，导之为利，泛之为害。
那么，贪欲的科学内涵是什么呢？许慎和高诱的注释恰好从两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许慎的“欲物说”告诉我们，“贪物之欲”是贪欲的基础性内涵。因为物欲是人猿相揖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本质形成和发展的原始动力，离开了物欲，人类就无法完成自身的“第一次提升”，更无法完成从蒙昧到文明的进步，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第二次提升”；第二，高诱的“求无厌足说”，则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贪欲的本质内涵，他强调了贪欲的无限性，指出贪欲是一个“无厌足”的“求”的过程。求什么呢？高诱虽无明示，但我们联系人的本质可以断定，值得人类“无厌足”地“求”的东西，决不是物，而是一个比物更重要，更能反映人的本质属性的范畴。孟子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生死之食羹与荣辱之人格孰轻孰重，“行道之人”和“乞人”自有标准，因此，他们宁可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对“人格”的誓死追求和保全，实质上反映了人的“精神贪欲”，而精神贪欲正是人这种“精神动物”的最本质的心理欲望。因此，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贪欲，其科学内涵应该是“物质欲”与“精神欲”的完美结合，即以“物质欲”为基础，以“精神欲”为主导的辩证统一。
二、人的本质的展现过程：斗争——竞赛
人的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物，而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展现的过程。如果从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上看，这个过程又可分为两大阶段，即权利阶段和义务阶段，在这两个不同的阶段上，人的本质的主导动因和展现形式是不同的。
1、人的本质展现的权利阶段
所谓“权利阶段”，是指人类以财产占有为权利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应该从剩余产品的出现开始，到人类共同富裕的基本实现为止。在此之前，属于人的本质的形成阶段，因为那时的人“还是半动物性的、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力量。”〔6〕而剩余产品的出现， 则标志着人类在自然面前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人格，标志着人类已经具备了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时也为人类的权利占有提供了可能性。剩余产品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成果，从它产生的第一日直到今日，一直是一种权利的象征，谁占有了它，谁就不仅占有了他人的劳动，而且占有了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利，也就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优先权利。因此，围绕剩余产品的占有权问题，人与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尖锐激烈的斗争。事实上，自从有了剩余产品，人世间就变得烽烟四起，战火纷飞。正是这种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促进了人的本质的双重展现。一方面，激烈的斗争迫使人们努力提高对自然的认识力，以加快自然人化的速度，从中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争夺财富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把人们划分为两大对立阶级，并形成了它们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关系，从而不断加强“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提高人的社会化程度。这表明，在权利阶段，人的本质的主导动因是“物质欲”，斗争是人的本质展现的基本形式。
那么，为什么权利阶段的人的本质展现一定要采取斗争的形式呢？简言之，这是由人的本质的展现程度所决定的。在其初级阶段，即权利阶段，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力都很低下，由此转化的物质财富也极其有限，贫穷和饥饿向人们昭示着占有财富的极端重要性。怎样占有呢？原本有两种方式：即“共同占有”和“特权占有”，但是，由于人的贪欲与道德的不平衡性作用，早在人类认识到财富是一种权利的时候，历史就无情地选择了“特权占有”，一个纵贯古今的不合理现象产生了：多数人的剩余产品被少数人无偿占有，少数人又以此奴役和压迫多数人。因此，多数人便一次次揭竿而起，与剥夺者展开殊死的反剥夺斗争，这就是权利阶段人的本质展现形式的历史渊源。
综合考察权利阶段的人的本质展现，还必须进一步研究和认识人的本质与生产力与阶级斗争所构成的三相动态关系。我们认为，人的本质的展现同生产力发展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同一个过程。人的本质愈展现，主体的认识力愈强，工具愈精良，对象愈广泛，生产力也就愈发展。生产力不是别的，正是主体力与对象力的统一，即人的本质的内化与外化的结合，因此，生产力愈发展，就标志着人的自我人化程度愈高，其“自然化”的野蛮习性愈少，“社会人”的文明资质愈多。人的本质与生产力的这种同一关系，内含着生产力与阶级斗争的背反关系，即生产力愈低下，阶级斗争愈激烈；生产力愈发展，阶级斗争愈缓和。应该看到，阶级斗争的激烈与缓和，决定的因素不是政党和领袖的影响力，而是社会物质资料的多寡与丰欠，说到底就是生产力状况。当代西方国家日益缓和的劳资关系，就是确凿的证据。
当今世界形势表明，现代化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已经将阶级斗争引上了日益缓和的轨道。但是，为什么人们总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总是希望发达国家出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呢？因为人们受“阶级斗争决定论”的影响太深了，总以为阶级斗争一旦缓和了，历史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唯物史观的常识，即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社会生产力。他们不懂得：“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7〕这个“趋势”， 就是在剩余价值欲推动下的人的本质的全面展现和现代化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就是由此而引起的旧的生产关系的自我否定和扬弃。而阶级斗争的日益缓和，恰恰表明生产力这个根本动力正在将历史推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2、人的本质展现的义务阶段
义务阶段是人类以财产占有为义务的发展阶段，也是人的本质展现的高级阶段，它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以人类共同富裕的基本实现为起点，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方向发展。
那么，怎样理解财产关系义务化的历史必然性呢？
首先，人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展现的动态过程。其变化规律是：人的本质的展现程度愈低，人的“物质欲”愈强，“精神欲”愈弱；反之亦然，美国行为科学家马斯洛把人的本质需要归纳为五大类，并依次列为五个等级，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和归属需要，地位和荣誉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就其客体对象来看，这五种需要又可概括为两大范畴，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的本质需要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即由物质需要向精神需要发展，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规律。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诸多启示：（1 ）人的物质需要是有限的和能够满足的，而人的精神需要则是无限的和不能满足的；（2）对物质的占有只是人的初级本质的体现， 而对精神的占有才是人的高级本质的体现；（3）人的精神欲一旦超过物质欲， 财产关系的义务属性就将超过其权利属性；（4 ）人的本质需要愈接近自我实现的境界，人的财产关系的义务化程度就愈高。
其次，人类历史和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都表明，人在本质上不是酒囊饭袋式的“物质动物”，而是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精神动物”，人的价值不在于占有和消费，而在于创造和奉献。人对财产的权利占有，是出于对饥寒交迫的忧患和对温饱富足的向往，这是与生产力的低下和社会财富的短缺相联系的心理特征。但是，生产力不可能永远是低下的，它必然会随着人的本质的展现越来越快地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从而使社会财富日益增多直至象涌流一样地出现，那时，人的低层次的需要就会得到充分的满足，国家福利和社会保障就会使平民享受到富翁的生活待遇，而富翁们的亿万家产就会因其权利性的消失而变成累赘。因此，财产占有就会由对个人负责变为对社会负责，这样的财产，不可能再转化为替个人谋福利的资本，而只能成为向社会尽义务的媒介。与之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将是私有观念的日益弱化和公有观念的日益强化，直至公有观念代替私有观念。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漫长的。
再次，我们不可否认，当今世界的资源短缺和人口膨胀问题，的确是生产力发展的两大障碍。据此，人们便认为，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甚至象涌流一样出现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财产关系义务化也是不可想象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一，“资源短缺”是相对于人的认识力而言的，而不是相对自然界的，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资源不仅不短缺，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谓“资源短缺”，实质上是人的认识力的短缺，或者说是对象化资源短缺，而不是自然资源本身短缺。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人的认识力是一种无限发展的脑力，人脑作为认识力的生物载体，其潜在功能是巨大的。现代科学揭示：人脑由总数高达1000亿，分为5000万种不同的细胞组成，这些细胞延伸的分枝形成10[15]对突触（通过特定的有机化学分子起作用的“开关”）。所以，人脑好比一台有10[15]个开关的电子计算机，这比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还不知大多少倍！以这样的脑力去认识自然，就会使资源的利用范围以指数增长的速度扩展，人的认识力的发展是无限的，由此决定的资源利益范围的拓展也是无限的，而人的物质需要则是有限的，以无限的创造对有限的需求，资源会短缺吗？其二，人口膨胀并不是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特殊历史范畴里的特殊规律，是人的本质展现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即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没有充分发展；人的低层次需要有了一定的满足，但又没有充分满足。在这个阶段上，人们仍然把生育看作私人占有的权利，并以此补充个人和家庭经济文化生活的不足。同时，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客观上又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成活率和平均寿命，这就造成了目前的人口膨胀。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进一步提高，生育的权利意义就会逐步消失，人们的生育观就会趋于义务化。那时，人与自然之间就会恢复和保持平衡发展的态势，如目前发达国家基本上都不存在人口膨胀问题了，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人口的负增长。由此看来，资源问题和人口问题最终都将为生产力的发展所解决，因此，“社会财富象涌流一样出现”是不可否定的历史发展前景，否定了这一点，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
上述三个方面表明，财产关系义务化是由人的本质与生产力的同一性规律所决定的，也是人的自我塑造，自我人化的必然结果。
可以肯定，在义务阶段里，争夺物质资料的斗争必然会因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社会需要层次的普遍提高而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或者说，阶级斗争的历史合理性将随着财产关系的义务化而消失，相继兴起的将是人与人之间争取荣誉的竞赛，因此，人的本质的展现形式也将由“斗争”变为“竞赛”，“竞赛”是人类满足高层次的需要、获得“本质财富”的基本形式。那么，什么是人的“本质财富”呢？美国新英格兰超验主义学派创始人爱默生认为：人最根本的财产并不是物质财富，与物质的富裕、舒适和豪华相伴的往往是人心灵的空虚。人真正的财富是从心灵涌流而出的欢乐。〔8〕这种“欢乐”的内涵是什么呢？ 从本质上说，它是人“在他的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9〕的心理感受，是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的真善美的反馈效应。因此，要获得这种欢乐，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创造和奉献，谁的创造力和奉献力强，谁的社会荣誉的占有量就大，谁就是“本质财富”的富有者。人们为了争取自我实现的机遇，占有更多的本质财富，就必然要展开创造力和奉献力的竞赛，竞相展现人的本质的辉煌。这种“竞赛”是人的本质在高级阶段上的展现形式，是以精神欲为主导动因的类活动，它与权利阶段的“斗争”是根本不同的，它始终以真善美为导向，任何假恶丑的思想和行为都与其宗旨相违背。
三、人的本质高度展现的对象化标志：公有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摆脱物质世界对人的束缚，“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0〕。而物质世界对人的束缚，其根本标志是私有制，因此只有从私有制关系中解脱出来，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所以，人类的解放只能是自我解放，即人类对物质权利的自我放弃。当然，这种放弃不是主观的随心所欲，而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当生产资料私有制对社会发展不再有激励作用的时候，财产放弃才可能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而且，这种放弃不可能是无偿的，它在客观上仍然体现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价值补偿关系，即物的价值与人的价值的交换。
人们把自己占有的社会财产重新还给社会，从而得到社会的爱戴、敬仰和纪念，这就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也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自我实现并不是无迹可寻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临终前把自己95%的财产捐献给社会慈善事业；我国前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同志，把自己7年任期内积蓄的26 万美元财产全部捐给国家等，虽然他们捐献的只是人类全部私有财产中的极小的一部分，但这毕竟是一种摆脱了金钱和物欲、跨越了阶级和制度的人的类精神的体现，毕竟客观地昭示出一条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天然通途：随着人的本质的高度展现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私有财产将因其权利性的消失而被人们一部分一部分地捐献给社会，而社会的公有财产就将因此而一部分一部分地增多，直至发生质变而占取主导地位，最终完全代替私有财产。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最高形式——和平长入公有制。
对此，坚持传统观念的人恐怕要提出种种质疑：公有制代替私有制难道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吗？资产阶级难道会拱手交出自己的财产吗？旧的国家机器难道不需要去打碎吗？笔者以为，只要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考察历史，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第一，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要不要通过暴力革命？这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去分析。笔者曾在拙作《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理论误区》中谈到：社会主义可分为两种形态，即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11〕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之初，其历史条件是生产力低下而阶级斗争激烈，因此，公有制代替私有制通常要采取暴力革命；而一般形态的社会主义则产生于资本主义之末，其历史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阶级斗争日趋缓和。因此，其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只是财产关系义务化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自然变革和重新组合，它不再表现为无产者或劳动者的解放，而表现为全人类的解放，通过这个解放，人类将卸下背载已久的私有财产的重负，重新回归于“人的世界”之中，那时，把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不再仅仅是阶级的愿望，而将成为人类的共同愿望。因此，人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进行暴力革命。如果说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的物质欲的充分满足，另一方面却是争夺物质资料的风起云涌的斗争，那将是自相矛盾的逻辑。
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是以19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状况为历史依据的，是与工人阶级饥寒交迫的处境相联系的。而100 多年后的今天，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蓬勃兴起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迅猛地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使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处境不断改善，因而，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缓和，“风起云涌”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如果我们无视这个历史事实，继续盲目地坚持暴力革命论，那就既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违背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其结果只能使我们陷入形而上学的误区，丧失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况且，马恩从来就没有认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方式，而是一再强调“和平长入”的历史可能性。马克思说：“有些国家，象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12〕恩格斯也指出：“如果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是我们的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们能够在实现社会变革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13〕类似的论述在马恩著作中还有多处，恕不枚举。如果说“和平长入”在19世纪还是一种设想和希望的话，那么，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今天，“和平长入”已经成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打出一个公有制”的历史合理性正在日益消失，正如高放教授所认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你推翻不了它，也没有必要推翻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了那么多年，也未能把它推翻了。关键的一条在于，由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西方劳动者解放的程度甚至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还高，例如他们从60年代起就实行五天工作周，还有带工资的个把月休假。”这种发展趋势越来越清楚地预示出两种社会制度的未来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前景：“社会资本主义（即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即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将共同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一体化，或者说全球一村，是历史的必然。 ”〔14〕
第二，资产阶级会不会拱手交出自己的财产呢？这个问题必须联系资产阶级的命运和人的本质去理解。首先，从阶级社会的历史来看，社会形态的每一次更替，都不是构成旧的社会形态的两大对立阶级之间消灭与被消灭的结果，而是新的剥削阶级消灭旧的剥削阶级的结果。例如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谁也没有消灭谁，最终都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消灭了；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同样是谁也没有消灭谁，而最终都被资产阶级消灭了。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是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不可能再有新的剥削阶级去消灭它了。而且，如上所述，无产者联合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代工人阶级已经不可能再组织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了。据此，我们认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的矛盾最终只能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高度发展中逐渐化解。“三个革命”的高度发展所引起的财产关系的义务化，必然会把两大对立阶级同时引向自我消亡的道路。当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不再是权利的时候，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就会同时从私有制关系中解放出来，共同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能够征服和瓦解资产阶级的，不是政治力量或军事力量，而是经济力量，经济力量最终使资产阶级放弃资产，成为自我解放的自由人。其次，从人的本质属性来看，资产阶级除了阶级性之外，更具有人类的一般属性。他们并不完全象传统观念所认识的那样贪婪卑劣和冷酷无情，而是同样具有人的丰富的内涵，同样具有情感和归属需要、地位和荣誉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譬如韩国大宇集团公司总裁金宇中先生，毅然将自己创业13年来积蓄的全部私产，即160亿元股份和40亿元不动产，自愿奉献给社会，因而， 国际商会第28届会员大会授予他“国际企业家奖”，称颂他“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为世界企业家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15〕
第三，旧的国家机器要不要去打碎？这要根据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及其胜利方式而论，如果是建立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那就必须以暴力革命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是建立一般形态的社会主义，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的情形就迥然不同于前者。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日益缓和，决定了国家的暴力性和镇压功能的日益减弱，直至“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16〕这样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它已经由阶级压迫的工具变成社会生产的服务机构了，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去打碎它了。
总之，只要人的本质不断展现，生产力就会不断发展，社会财富就会日益增多，阶级斗争就会日趋缓和，人类历史就会愈益接近公有制社会，这是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硬道理。因此，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公有制，不可能是“打出来的江山”，而只能是人的本质高度展现的对象化标志，只能是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结果。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其终极意义而言，是人的本质力量征服异化力量的胜利，是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双向塑造的胜利。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走出“阶级斗争决定论”的误区，树立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注释：
〔1〕〔2〕〔5〕〔9〕〔10〕〔12〕〔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第24页、第26页、第97页，第1卷第443页、第18 卷第179页、第2卷第625页。
〔3〕〔4〕〔6〕〔7〕〔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 页，第4卷第173页，第3卷第218页，第2卷第206页、第3卷第438页。
〔8〕《关于自然的沉思》，《社会科学报》94年9月22日。
〔11〕《江汉论坛》95.1。
〔14〕井中人《全球一村——高放教授谈两种社会制度的未来》，见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95年第2期。
〔15〕鲁仁《韩国〈速成财阀〉金宇中的创业之道》，《新华文摘》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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