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现象学文论的伦理责任——兼论文学语言对于个体生成的促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文论论文,伦理论文,个体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思想史自古希腊起对于语言的思考，只是以“语言是某物”的方式在研究“语言的本质”，但却并未真正探问“语言之所以是语言”的“语言本质”。在诺瓦利斯、荷尔德林诗作的感召下，海德格尔将“语言本质的整体命名为道说(Sage)”，即开始神思语言对于在场的庇护(242-71)。由此，促成了语言存在论及其对于主体性文论研究范式与理论的根本性冲击，从而催生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论乃至后现代文论模式。梅洛-庞蒂对于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皮亚杰等人的创造性借鉴则促动了结构主义文论在法国的产生与兴盛，但是，其研究同样暴露出结构主义局限于共时层面的缺陷，从而启发了德里达、福柯等人对于自我生成的解构性回溯。①这种复杂的悖论关系表明庞蒂并非只是简单顺应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而是深入探析了语言的裂变(écart)并在其中拆解了“我思主体”的形而上学基点，从而为文学研究开启出逾越笛卡尔式绝对自我之局限的视域。这种做法和姿态既在相当程度上启发了结构主义等文论模式搁置文学经验，转而强调非个人化规则系统的趋向，同时又能与之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为我们批判性地借助结构主义的思路与方法探入“未经反思的文学经验”开启了可能。 一、对于传统语言观的批判 梅洛-庞蒂明确批驳了意识哲学、笛卡尔传统对于语言一贯的怠慢与轻视：将“语言—符号”置于意识、表象之间，也就使其受制于这两者，进而认定了语言所表达的意识具有着优先地位。语言这种低下而尴尬的地位是由意识哲学的结构决定的：“人们认为意义超越于符号之上，如同思维原则上超越声音或者标记，人们认定意义内在于符号，因为一个符号一旦获得其意义，就不能在它与我们之间置入含混，甚至不能引起我们思考：符号似乎只有一种提示作用，符号提醒听者必须考虑内蕴于它的思想中的另一种思想”(Merleau-Ponty，Signes 53)。语言因此只能是等而下之的工具或曰手段。 康德的有关论述集中阐发了这一传统对于语言的认知。在康德哲学构架中，只有“关于外部对象世界(d’un monde d’objets externes)和关于内在感觉状态(des etats du sens intime)”这两种类型的经验具有先天结构，包括语言意识、他人意识等等都是与后天内容的杂多联系在一起，只处在派生地位，“所以语词只不过是一种声音现象，外在经验的一个环节而已，附属性地添加并连接于某种含义，即某个概念”(Merleau-Ponty，“Lastructure”185)。显然，语言于此只是被视为意义的载体，或者说，意识的外在附属品。 早期胡塞尔也没有走出这种视语言为工具、客体、对象的困境，甚至直接将现象学的任务规定为构建“一种本相语言学”(Merleau-Ponty，“Parcours deux”103)，从而引导语言学家们据此研究语言逾越时空的绝对本质。这种企图继承着笛卡尔、康德等人的语言观，继续追逐着“纯粹语言的幻象”(Merleau-Ponty，“The Prose”3)，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胡塞尔会在《逻辑研究》中不厌其烦对众多语词的本义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究，进而试图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定义，这种力求精确化语词含义的做法其实是为建构普遍语法奠定基础。通过这种静态地构拟语言本质的做法，就可以“像一个观察者对待客观对象一样对待语言了”(Merleau-Ponty，“Parcours deux”107-108)。胡塞尔所向往的普遍语法，不过是被构想出的一种语言的理想形态。普遍语法的基础就是承认逻辑的优先性，即认为语言根源于一种逻辑结构，这就是语言的本相，而现实交流中的语言只是对于这种语言本相的具体演绎。因此，在探讨语言事实时，必须寻求这种语言本相，并从这一基点出发来阐明语言。胡塞尔的做法预设了一种完满的形式语义学，但却回避了语言真实的活动状态。 显然，从笛卡尔到早期胡塞尔，语言作为意识的附庸、思想的工具这一基本观点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得到了妥善的继承。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其实是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对于其不出意外的佐证，例如机械论心理学与理智主义心理学，在根本上都倾向于将失语症患者的病因归于失去了把直接感觉材料归入一个范畴的一般能力，即从范畴观点退回到了具体观念：失语症患者无法将实验物品按照色彩的不同进行分类，特别是最后关头的失败(例如将浅绿色的带子归于蓝色)，正说明患者无法始终如一地坚持分类原则，失去了通过词语提取物体一种本质的范畴能力。尽管机械主义心理学习惯于强调病人失去的是“词语表象”，而理智主义心理学更习惯于强调病人失去的是范畴归并能力，但是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语言取决于思维”，即认定词语后面有一种范畴活动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给予词语本身不曾拥有也不可能有的意义，换言之，思维有一种意义，词语仅仅是一个空壳。因此，语言就只是一种有声的现象，或者说关于这种现象的意识、思维的外部伴随物。 对于这种语言观进行批驳，不仅是对于意识哲学的批判，而且有助于促动实证科学的发展，这种特殊贡献得益于两个支点：一是对于后期胡塞尔哲学思想和索绪尔语言学的继承，及其对于两者的融合；二是从“身体”出发，突破既定的语言观念，探入“活的语言”。这种努力与海德格尔“语言说话(Die sprache spricht)”(1-27)之宏论保持着一种平行性，相比于海氏所凸显的“语言对于存在的敞明”，庞蒂则关注了语言的活力。 问题依然源于胡塞尔：因为他构想的“纯粹语言”所预设的“纯粹而超验语法”“没有遍及一般语法的可能性的全部领域，也没有穷尽它的先天知识的全部广延”(德里达8)，纯粹语法的这种不足是注定不可能避免的，因为“在普通语言(或传统形而上学语言)和现象学语言之间，尽管加以防范，加注解和引号、语句翻新、改造，它们的联系还是没有中断”(德里达7)，胡塞尔纯净语言的宏大企划由于语言内在的且不可能斩断的勾连而不得不止步，其后期的哲学思想由此也出现了一种隐秘的断裂，即不再迷信语言对于对象(于此可以用“意识”来概括)的从属与服从，转而正视语言对于所表达对象的决定性。例如，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和《论几何学起源》中，一种新的趋向出现了，语言被理解为“思想的肉身”(Merleau-Ponty，Signes 106)。对待语言的态度因而需要急转，那种可以毗邻语言而立、无所顾虑地借助语言思考并谈论哲学对象的假象被戳穿了，“思考语言的哲思将受益于语言，被裹挟并包围在语言之中”(Merleau-Ponty，Signes 106)，哲学家失去了随心所欲摆弄语言的自主与自信。 在其思想后期，胡塞尔对于语言的思考已经有了积极改变，在回到“活的语言”这一潜在要求的引导下，对于语言的重新思考期待着现象学与语言学的双重突破，可以断定，胡塞尔此时的思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逾越了《逻辑研究》时期，所深陷的“普遍语言本质”(l’essence du langue en général)与“普遍语法”(grammarire en générale)迷局(Merleau-Ponty，“Parcours deux”103)。 二、从语言现象学到言语现象学 胡塞尔所指明的研究思路，正是所谓的“语言现象学”：“胡塞尔称之为语言现象学的东西，即回到说话主体，并不只是哲学思想的要求，也不是像索绪尔所期待的那种语言学式的要求。客观地对待既定的语言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到说话主体，必须给语言的语言学补充言语的语言学”(Merleau-Ponty，“Parcours deux”112)，庞蒂所发现的正是胡塞尔语言哲学之于索绪尔语言学的优势，或者说补足。对于“言语”的关注，即“言语的语言学”，正是梅洛-庞蒂语言之思的发展方向。如果说胡塞尔为庞蒂指明了思考方向，索绪尔则成为庞蒂展开这一研究的重要对话者。 德贡布认为“梅洛-庞蒂也许是第一个从《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现实地要求一种哲学的人”(97)，卡曼则指出，“对于在50年代崭露头角的结构主义言论而言，梅洛-庞蒂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Carman 213)。从其研究生涯来看，在《知觉现象学》之后，索绪尔对梅洛-庞蒂的影响已经较为明显，上述的说法则进一步表明，庞蒂确实是法国哲学界较早关注，并积极吸收现代语言学开创者瑞士学者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哲学家，这对于法国学界吸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起到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兴盛一时的结构主义思潮而言，庞蒂对于索绪尔的关注、研究更是具有奠基意义。德贡布就认为梅洛-庞蒂对于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的借鉴，使得60年代后反对一切形式现象学的思想叛逆者有了思想资源，而使这支看似有着拼凑之嫌的队伍最终“结成了被命名为‘结构主义’的一个不规则变化的阵营”(德贡布97)。 索绪尔对于传统语言学研究思路及对象的深刻批判，明确地否认将语言视为一种表意工具的观点。通过“语言”与“言语”的二分及“语言与言语活动”的统一，索绪尔语言学凸显了语言内在的一系列复杂的二重性，并由此间离出这种“不是在任何一点上都跟其他社会制度相同的社会制度”(索绪尔31)的独特性。因此，社会和个体、必然与偶然，在这种角力场中维持着统一与分化，最终说来，“语言的获得是一种个体身份得以确立的现象”(Merleau-Ponty，“Parcours”165)。索绪尔针对言语活动的研究表明，“使得循环完整的最低限度的”(索绪尔32)人数要求突破了“自我的局限”，梅洛-庞蒂由此意识到言语活动因此成为主体间性真正的先验场域。语言使我们趋向一种真正的整体性并为我们理解这种整体性提供了可能，语言对于说话主体而言的自主性，正说明语言既不是众多语词的集合，也非众多观念的汇总，更不是对应于某一观念总和的某种符号综合。作为不断产生区分的一个整体，语言超越了物质与精神的界限，却又成功地使得两者发生转化(Merleau-Ponty，“Psychologie”11)。我们与外界的交汇，得以在言语活动中深化，“所有语言的使用也都是领悟这个世界的方式”(Merleau-Ponty，“Parcours”165)。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如此阐发显然启发了很多研究者开始相信文学表达受制于由语言决定的心理惯式，从而为结构主义文论的兴起进行了铺垫，因此有学者据此视其为法国结构主义的开创人之一。 梅洛-庞蒂借用戈尔德斯坦对传统心理学(包括机械论心理学与理智主义心理学)在失语症问题上的批判指出，传统上将语言与意识二分，将语言视为意识附属物(范畴活动、概念)的观念其实是一种谬误，“语言本身就有一种意义”，“对于前科学思维而言，说出一个物体的名称就是使之存在或者改变”(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177)，皮亚杰对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对于儿童而言，物体只有当其拥有一个名称时才能被认识，名称其实就是物体的本质，如同颜色、形状那样寓于物体之中，并且如同这些特征一样决定着物体(Merleau-Ponty，“The Prose”4)。 在身体现象学拓展的论域中，对于胡塞尔语言哲学与索绪尔语言学的初步调和与拓展得以实现，庞蒂指出语言与人类的其他动作具有同样的结构，它们都是“自己勾画出自己的意义”(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186)。因此，必须走出将语言视作思维之附属的局限，“语言有一内敛的内容，但这不是自我封闭和自我意识的思想”(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193)，而“言语就是运动机能和智力”(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194)，因此，我们的言说，绝非简单的词语组合，它已经足以把我们展示出来，它对于我们的“出卖”是无声而彻底的。 语言不仅使得内在和外在的传统分裂趋于消失，还完成了对于“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人们习惯于认为手势或者表情动作是“自然符号”，而言语是“约定的符号”，但事实是，“约定是人与人之间较晚出现的一种关系，约定则须以先决的沟通为前提”(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187)，因此，作为人们进行沟通的手段，无论是手势还是表情，其实都是“约定而成”的，或者说，都是索绪尔所说的归属于“文化”的，所以“自然的”与“文化的”之别并不能将语言与其他符号诸如表情、手势等从根本上进行区分，两者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一致性。应该把人体的动作(包括言语、表情等等)都放回这种沟通过程之中进行研究，于其中也就不难发现言语与其他动作的同构关系。因此可以说，人体的种种活动也是一种“言语”。这种做法不但在相当程度上拓宽了索绪尔语言学的视域，而且对于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论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将“语言视为存在之家园”，使得海德格尔自如地在荷尔德林的神启之语中叩问存在，但是语言并不是人类表达的唯一可能，更不是最为原初的经验，换言之，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受制于这种对于语言并不恰当的依赖。 在我们的表达中，蕴含着自然和文化一种亲密的联系，因为“我通过我的身体理解他人，正如我通过身体感知‘物体’”(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186)。换言之，身体，即我们无法摆脱的“自然”，作为我们表达的基础，决定了语言必然趋向开放的隐形结构，这也表明“自然”并非是在传统中与文化相对的那个他者，而是“文化”得以形成的基础。语言，因此蕴含着人类如何从“自然”演变为所谓的“文化动物”的奥秘。 三、文学语言：在对他者的承担中趋向自我生成 言语，是历时性的涌动，说话人因此也就将自己掷入时间之中。言语活动，也就是我们的说话行为，似乎都是在为我们表达自己而展开的，为了凸显这一点，我们甚至以“我认为”、“我想”来标记自己的说辞。其实，这种最为极端的方式也无法确保对于自我的完满表达：言语历时性的流动，就使得我们对于自己的表达不断游移，自我因此也就不可能停留在某个稳固的基点，而恰恰是在这流动中才有可能趋向生成。 因此，言语活动承载着时间与主体隐秘的交互性，当然，我们首先需要摆脱对于时间与主体的固有理解，进而从时间的涌现中重新理解主体的生成：我不是站在时间之外的旁观者，我在展开时间，我处身于当下之中，“我们说时间是某个人，是说每个时间向度因其永恒的相互交叠，所以一再相互证实，只显示每个向度的内涵，都表现了作为主体本身的唯一的绽现或迸发”(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186)。当然，这一主体是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主体”，这一“处世之身”决定了时间是“从一个现在到另一个现在的转变”：时间因此不再是主体不变的同一性，而是必须向他者开放的——普遍性与独特性的交织与涌现。普遍性在此不再是笛卡儿、康德意义上的抽象主体性，而是意义涌现之处，所有的独特性于其中相对于其他才获得自身的意义。所谓的独特性是包含着其他在场的每次在场，而每次在场就是对其他在场的一次创造性的致命把握。 由此，我们必然面临一种共同命运，并在其中存在，“普遍性已然介入其中，我们趋向我们的存在正是通过它才得以可能。我们绝非纯粹意识，自然或者社会的群集不再是散落如此，而是具体化为一种情景并拥有一种意义，这才表明我们存在”(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450)，这就是梅洛-庞蒂所看重的，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隐性的、坚固的存有，并且深远地制约着我们的文化、生活的“制度”(l’institution)。在文化世界中，这种“隐秘的制度”构建了人与历史的统一性，这包括语言、政治、经济、艺术的结构，甚至各种司法系统与道德法则、习惯、风俗等等(Searle 145-47)。只要身处于世，知觉就保证了我们与世界的接触，我们就成长于这种制度之中，所以说，“我是一个心理和历史的结构，通过实存，获得一种存在方式，一种风格”(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455)。因此，主体不是一个“我思”，而是一个在某种历史语境中不断展开的“我能”(Je puex)。 “语言所具有的这种把我们统一起来的自发性不是一个命令，它所奠定的历史不是一个外在的偶像：它就是我们自己，带着我们的根源、冲动以及我们的劳作成果”(Merleau-Ponty，Signes93-94)。个体正是在语言之中，获得了表达自身进而促动自我生成的机缘，个体与其言语因此有着深层次的相互印证，个体与普世存在也在这样的表达中获得交流。同样借助表达，每个个体与其处境形成了交织，这就将其编织入历史，因此可以说，在出生之始，我们就已经介入历史，在尝试着表达自身时，我们则开始了对于历史的拓展。 语言的特殊性，就使文学活动成为个体生成的痕迹最为显耀的场域，因为，“个体与制度相互促动的在场在语言的变化中是清晰可见的”(Merleau-Ponty，“Eloge”43)。文学活动，所凸显与践行的正是这种“我能”，依然遵循着一种“秘密变形”的原则。换言之，所谓写作是作家对于其所接触的世界的某种变形，这一变形使得在文学文本中所呈现的不是某种对象(例如某个人、某种职业、某种行为)的单纯复印，而是一种“处身其间”，即用言语、行为等等，意指这一世界的存在方式。很多作家明确表示为了创作要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因此离群索居，其作品似乎毫无疑问的是在作家的私人处所中闭门造车的结果，但这只是“假象”。写作活动作为文化知觉的方式之一其实是对于知觉的升华，因此，文学作品作为作家文化知觉的结果，正是作家与世界保持着接触的见证，而不可能是绝缘于世界、回到某种本质的结果。文学作品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与世隔绝，“作品不是一个任意的决定，它始终参照着它处于其中的世界”(Johnson 61)。作家，乃至所有艺术家的生命其实是无处可藏的，相反，它是在作家与可见世界的交往中得以生长的。质言之，表现论所标榜的“天才”、精神分析学所说的“恋母情结”，乃至“疯癫”、“精神畸形”等等主体所有的种种特质，都从各自的角度认同了那些自称可以绝缘于世界的自我标榜，又或者是被这一假象所蒙蔽的结果，因此也是更加容易让人忽视文学与作家周遭世界内在联系的误导性言论。 结构主义文论彻底克制了主体性文论对于个体、天才的偏执热情，并且将文学作品理解为某种“深层结构”的衍化。这种客观主义倾向已然接近了庞蒂对于“制度”及其强力规约的思考。但是，由于将深层结构规定为具有决定性且缺乏变化与裂隙的稳定性力量，这种文论导向只是强调深层结构对于文学活动的强力制约，使得结构与个人僵化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单向度关系。解构主义文论虽然窥见了结构的裂隙，但是已然将这种缝隙的绽裂视为无限延异的能指漂浮，从而拒绝给予“自我”生成于其中的可能，所以只能承认，“主体无法在这种异延的语言学体系中言说”(Derrida 16)。总体而言，这种后人本主义文论虽然超越了“我思主体”对于文学研究的根本限制，但是却又将自我、个体彻底压制至“无”，因而付出了几乎完全抹去个体的沉重代价。 文学，这种特殊的言语活动并非是为了印证将世界置于某种模型(例如结构主义所假想的深层结构对于表层结构的绝对制约)之中的认知，而是对于这种认知模式进行质疑，进而用自己的方式超脱这种认知模式的局限，尝试着重现知觉与世界沉默但却持续不断的神秘交流，从而展呈出在与他人、世界的交织中，个体艰难而曲折地生成：“说话的与被理解的愿望是同一的”(Merleau-Ponty，“Eloge”43)，文学语言因其相比于日常语言的不合常规而更具个性化色彩，似乎只是助益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生成，但是这种偏离带来的突兀与怪异却又诱惑着强烈的交流欲望。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就认为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手段及其效果延长了感受的时间，这也说明那种新颖与突兀使得“被他人所理解”有了充足的时间保证，而且展示出这种期待被理解的急迫。看似个性化的文学性语言恰恰迫使我们放弃那种臆想的绝对自主性，更为彻底地向他人、世界开放，进而深化了这一交流。这种对于世界既有材料处理方式，因此并不力求对于世界外观的忠诚，而是通过对于日常语言的偏离与改变，开启并展现出个体与这种隐秘的规约性力量发生间离的复杂活动。 四、文学对于历史的独特承载 18世纪至今，随着对于文学自律性的不断强调，学者们深化了对于文学特性的研究。1746年，查尔斯·巴托(Charles Batteux，1713-1780)将文学置于“美的艺术”(Beaux Arts)这一名目之下。莱辛(1729年-1781年)在《拉奥孔》(1766年)中进一步指明“诗”(文学)相比于绘画、雕塑等空间艺术则是一种时间艺术。在此基础上，后世的学者又从对于语言的依赖着眼，将文学规定为语言艺术。这些研究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凸显了文学的特质，但是由于受到线性时间观和语言工具论的局限，其中的自律企图就使得文学有了绝缘于人类其他社会活动的危险。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将文学还原回社会、历史之中，从而对于过分强调文学自律性的总体治学思路有着一定的纠偏，但是，贯通其中的建构主义思路却将文学完全视为由社会权力场域决定的产物。这种思路根本上受惠于吕西安·戈德曼、福柯、布尔迪厄对于文学社会学的拓展：相比于“文学描写了历史或者反映了历史”等说辞，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较为深刻地揭示出了文学活动必然受制于社会关系与历史发展的事实，但是，由于未能真正汲取布尔迪厄等人理论中的生成论成分，这种理论立场依然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平面化了，从而掩盖了两者深层的隐秘关系。 作为知觉升华形式的文学活动，对于个体的促成正是对于知觉本身独特性的激发与文明化，这种对于知觉传统的隐秘继承，也就使得文学活动打开了历史的裂隙，从而有了重启历史的可能。“知觉把一种意义置入到不具有意义的东西中，它并不会消耗殆尽于诞生的那一瞬间，相反，它开放了一个场域，开启了一种秩序，确立了一种制度或者说传统”(Merleau-Ponty，“The Prose”78-79)。所以，从第一幅岩画开始，人类就承接着知觉传统开启了绘画的含义场(Merleau-Ponty，“The Prose”83)。换言之，在进入艺术之前，我们就拥有源自身体的、对于历史无形的，但却最为原始的经验。我们的表达其实就起源于我们的身体，所有的表达其实都与传统、过去保持着关系。文学乃至艺术如同知觉一般，在继承的同时实现对于传统的改变。 各种艺术样式的出现对于其文化母体而言将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质言之，艺术也是“表达的努力”(Merleau-Ponty，“The Prose”82)。表达就是隐形无声的文化对于自身的彰显并促动新的生成可能。一个真正的、配得上艺术家之称谓的创作者对于过去的态度，不是在盲目崇拜与彻底拒绝之间二选一，他的真实使命恰恰是重启这种过去，但这绝不只是简单地延续。拿起了笔，这是因为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的文学期待这种加入，所以，这个行为并不意味自主性，相反，这已经迫使其放弃了自己的独立：他将要创作的那些作品其实是对于那些已经完成的作品的再次拓展，而非被臆想出的彻底决裂。 因此，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其实并不存在马尔罗等人所说的那种截然对立：古典艺术如同现代艺术一样也在实现着对于世界的变形：文学是在一部作品向另一部作品的延伸中真实存在的(但绝非简单地堆积作品)，它依赖于这种延续，并且只能由这些彼此结合的努力来支撑，一部新作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使得在它之前不可能的东西至少有了某种可能，看似微小的实现就已经使得文学事业的整体改变了模样，也即在文学传统中实现了对于该传统的改变。 胡塞尔对于“创建(stiftung)”的阐发，为我们进入这个问题的深层洞开了可能性。胡塞尔原本是要用这个概念说明时间的每一瞬间具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复杂性：正因为独一无二但却在流失，每一瞬间永远都不能够停止于“曾经是”或者“普遍是”。梅洛-庞蒂在此基础上发挥认为，瞬间的这种特性其实昭示了文化发展的真实状况，或者说各种文化活动也是如此扩充着自身的丰富性，在其历史中的瞬间展现之后，这些看似已逝的活动继续有其价值，即在重复自身与否定自身的双重渴求中开启出一种不断逾越自身的传统。所以，艺术创作的最大成就恰恰是“使在它之前出现的东西作为不成功的尝试呈现”(Merleau-Ponty，“The Prose”99)，每一次实现因而也就预言了自身的失败，就此，艺术及其历史才得以延续。 文学活动，如同其他艺术一样，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失败中，继续着自己的传统。写作，就是坠入到了文学艺术这一文化活动的丰富性之中的生存方式：她或他所接触的世界、那些最初的尝试、文学史的延展都为作家创造了一种传统，作家如同在这一传统中展开自身的瞬间。所谓“创造”其实如同胡塞尔所说的：忘却起源并在重新开始过去中承担起对于过去的义务，这不是忘却的虚伪形式的残余，而是记忆的高贵形式的恢复或者“重复”有效性的展开。所以，通过偏离日常语言而凸显自身的文学言语不但继承着而且更加受制于语言传统：语言是几乎所有人共同拥有的“公共财产”，产生于其中的语言成品必须接受这一公共财产的选择，语言艺术带来的那些改变即使经过精雕细刻之后给人宛如浑然天成之感，也依然可以认出与其语言传统的重合之处，个人化色彩浓重的文学言语的独特之处因此显得颇为脆弱。 但是，深入来看，作家，那个“真正意义上写作的人”(即现象学意义上的创作主体，而非具体的某某人)，不会满足于延续它所接受的语言，或重述已经说过的东西，更不会愿意用一种“习语”代替(习语是惯性使然的“自给自足”，因而将自己封闭在其自身的含义之中)。所以，写作有着巨大而沉默的独特性与创造力，写作是在同时实现和摧毁已经接受的语言，或者说，摧毁与实现是在交织中相互促成的：作为个人言语，作品是在写作过程中已经被激活的语言，但是，写作，又是从既定的语言之中催生出那种隐秘之思，因此语言就不再是一种敌对的东西，而是已获得的东西。 这样，文学，这种与语言苦苦搏斗的活动相比于其它艺术样式就显出巨大的不同。表面看来，作家只能在一种既有的语言中构思，所以很难有其自主性。语言艺术成品因而也只能受制于语言的强大惯性：字词已然存在，所以新的文学作品似乎难有什么与众不同，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相似感”带来的错觉，在这稳定的表面继承之下，语言艺术对于传统的叛逆则是剧烈而决绝的，它意欲在暗中彻底摆脱语言传统的束缚，因为言语，即具体的言辞表现会形成一种极具黏附性的语境，言语在其中自我更新并自我修复，肩负着语言传统的说话或写作之人，由此获得了一种仅仅属于他本人的态度。这种强烈的自成一体的趋向与决定力使得文学有了一种自为的精神或者试图成为自为的精神，借助言语广博的容纳特性，文学实现了自身的拓展，其孕育的种种可能得以完满维持。努力自为的语言当然不会被轻易征服：巴特、克里斯蒂娃等人所倡导的“文本间性”就认可了文本之间的重叠与传承乃至与社会语境的相通性(Barthes 58-59)，但是，这种思路终究受制于结构主义的思维惯性，因而也只是迷信了语言传统对于文学个性的肢解，但却没有发觉言语的特质使得每个文学文本都会暗中趋向于独立。 言语并非力求通过任何的标新立异来拒绝传统，它把过去保留在其精神中或者其意义坚固的稳定性中。这样，“语言的过去不仅是克服的过去，而且是被包容的过去”(Merleau-Ponty，“The Prose”101)。语言艺术并不是在字词层面上继承语言，而是在传承深藏其中的“意蕴”，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习惯上所理解的可以与语言分离的“意义”，而是语言对于生活于其间的群体所有的强大而隐秘的塑造力。“真实存活的语言是精神与产生困难的事物的结合体”(Merleau-Ponty，“Eloge”43)，换言之，语言是及物的，甚至可以说是真正唯物主义的，因此，对于事件的描述，并非只是习惯上所认为的停留于纸张之上的文字记载而已，而是让我们进入了事件之中进而真正理解事件的机遇，进一步而言，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不仅仅限于描写了历史事件和特定历史时期等等：文学性语言不是如同历史叙述那样只是力求对于事件的忠实客观的描述，而是通过对于日常语言的偏离，激活语言进而促动历史意蕴的不断分泌，这其实是任何一种历史叙述都无法达到的对于“历史本身”的深入，换言之，只是靠历史叙述并不足以穷尽所谓的历史本身，因为，历史正如福柯在思考知识的发展时所说的那样充满了“褶皱”(pli)(Foucault 15)：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蕴，对于这些褶皱的呈现才是更大的困难。 “过去”因此永远不可能完满地自我显示：对于过往的表达可以说只是一个引发出过去的诱饵，它不过是为过去的出场做好了各种准备而已，但也只到此为止：关键就在于如何展示历史的质感，文学正是于此显示出其独具的优势。文学无法直接使得我们回到过去，它对于过去的方式只能是迂回曲折的：文学不会把过去的当场直接提供给我们，无论其描述如何细致周全，都不可能如同绘画、雕塑等通过人物的服装、发型、装饰以及背景等等一目了然的方式将过去呈现，例如，达·芬奇、拉斐尔所描画的世俗男女几乎直接呈现了处于文艺复新时期的意大利，亦如仕女图让我们直观了唐代、《清明上河图》使得我们几乎直视喧闹而繁华的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一样。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我们似乎也能一下就知道了很多，但是这种知道其实有着很大的保留，其中预留着更多的未知，因为当我们对于所叙述的那个“过去”包括关于过去的争论知道更多后，我们才蓦然发现这一作品才真正开始与我们交流，换言之，其中最持久的意蕴有待这种深入与“印证”。 语言对于过往的继承使得文学还有着其他艺术所不及的保质性。“绘画为了直接通达自己基于自身的这种持久而奇怪地付出了代价，它比写作成品要更多地承受岁月的流逝”(Merleau-Ponty，“The Prose”102)。由于质料的特殊性，绘画、雕塑等不得不承受时代的变迁，例如颜料的剥落等对于《蒙娜丽莎》的毁损，再比如足部已经出现裂纹(据推断这将在日后足以导致其完全坍塌)的大卫像，这都是其质料带来的限定性：绘画、雕塑的这种对于过去的直观其实也就成了一种“有限的恒久”。由于语言不受制于这一限定，因而文学作品可以使某一时代在一种永恒的意义场中得以不断复生，在庞蒂看来这就是语言相比于其他表达方式所具有的最大优势，“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相匹敌于言语的延展性(ductility)”(Merleau-Ponty，“The Prose”102)。换言之，文学作品，保留了我们不断回溯过往的丰饶可能。 不难想见，文学所勾勒的那种个体性即使是过往许久的也更具持久性。因为语言所有的这种沉默但却持久不息的裂变，使得文学活动承载着个体与历史更为长久的相互促成，使得我们不得不在对于历史、他人的责任中艰难地成为自我。 注释： ①对于梅洛-庞蒂与结构主义隐秘而又勾连极深的关系，学界有着共识，例如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54-57；德贡布：《当代法国哲学》，王寅丽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96-98，都指明了这种联系，对于两者关系的复杂性而言，泰勒·卡曼和汉森有着更为深刻的揭示。参见Carman,Taylor,and M.B.N.Hanse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erleau-Pon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