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时期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①，是民国时期对中国近代政治变化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史学名著。该著宏观鸟瞰中国近代政治变迁之大势，着力抓住近代政局变化的关键点，准确把握近代政治发展之历史走向，展现了非凡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历史见识。如阐述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政治权力下移与汉族官吏地位上升及由此引起的新的满汉矛盾，如从政治势力的消长及分化组合来观察民初政局，揭示了革命派、君宪派与袁世凯派相互争斗与分化而形成民初政治演进的基本态势，等等。除此之外，该著与相较于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模式之特别处，在于从思想文化史角度审视中国百年政治史。该著虽名为“政治史”，实则具有更多的文化关怀，将中国近代政治变化置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广阔视野中，从文化碰撞与文化交流的角度审视中国近代政治之演进，发掘政治变化背后的深层思想内涵。因此，该著在中国近代政治大势的书写与政治事件的分析背后，蕴含着一种对中国近代政治史进行文化审视和思想解读的趋向。这种从思想文化变化来深度解读中国近代政治演变的视角，及将社会心理学引入政治史研究的尝试，为研究和书写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一、鸦片战争本质的揭示：中西文化的冲突 中国近百年的政治变迁，无疑源自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这场以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结局的战争，深刻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作者对这场战争意义的分析，展现了与一般史家不同的新观念——从文化的角度审视鸦片战争。在他看来，这场战争表面上是因鸦片问题而起，是中英两国的战争，然而就战争的真正意义看，可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将鸦片战争视为中西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窥透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揭示了它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影响至深的根本所在。这场战争体现出来的，是中西人士对于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观念的完全不同，正是这些不同产生出不易解决的政治纠纷，导致了中英之间的战争。战争，集中表现了中西根本思想观念的差异。 中西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呢？这种差异，体现在国际社会的观念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华夷观念，与欧洲近代民族平等的外交观念之间的冲突；体现在经济生活观念中，是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偏见、怀柔远人及闭关政策，与西方近代重商主义、国际自由贸易之间的冲突；体现在法律观念上，是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谕旨高于法律、官厅命令可成法例及“连坐”法律习惯，与西方将法律与命令分开、命令不能高于法律、行为责任只限于当事人的观念之间的冲突。②正因中西文化观念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构成了连续不断的政治冲突事件，双方遂终至以炮火相见。 虽然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蒙受莫大耻辱而告终，但导致中西文明冲突的根本问题仍然存在，中西人士之间文化观念的差异依然凸现。中国人依然认定中国为世界文化之宗，不承认夷人也有什么可成为文化的，不承认西洋炮火的威力是文化的威力，只认这次屈辱为“蛮夷猾夏”；而西洋人士则通过战争“把所谓远东古文明国的实力看穿，以为所谓远东人士的知识能力，也和非洲的黑人、南洋群岛的土人相去不远，所谓远东的文化，只有空空洞洞的虚名，一无足取，于是趁火打劫的思想一步步进展，中国没有‘高枕无忧’的时候了；接着在洪杨战役期中，便有英法联军入京更大的耻辱。”③ 作者所作的这些分析是相当深刻的。鸦片战争“可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是多么深刻而精辟的见解。它不仅说明了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也揭示了战争所导致的深远影响，及此后一系列中外战争的本质内涵。中西两种文明的冲突，以这种暴烈的战争方式展开；中西两种文明的交流，以战争的方式开启并贯穿于中国近代发展历程之中。 二、太平军与湘军成败的关键：神道主义与名教主义 太平天国运动是动摇清王朝统治的重大政治事件，作者对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背景、原因、过程花了很大笔墨加以叙述，但最当关注者，乃是其对太平军失败与湘军致胜原因的比较分析。在作者看来，太平军只顾向前、不顾后方的安全与否的军事战略，只顾攻城、不顾治地，只顾掠食、不顾抚民的政策，及军事兼有政治才干者的缺乏等等，固然是其致败的重要因素，但洪秀全等人的神权主义无力对抗曾国藩的名教主义，同样是胜败之关键。④这是作者阐述太平天国运动最有特色和炯见之处。 洪秀全受基督教的启发创立拜上帝教，用神权主义动员和组织民众，曾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这种神权主义在天京事变后难以为继，需要加以理论创新。但洪氏仍然利用这种神权来对民众发号施令，便很难收到初期那样的功效，因而流为一种徒具宗教形式的外壳，丧失了宗教信仰所包含的精神力量。故作者认定这种神权主义精神是假的，不仅太平军对所谓的皇上帝缺乏真诚的信仰，而且因其不合于当时多数中国民众对神的观念，故难以为人所真诚地接受。太平军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坚持并仍然坚守这种神权主义，反而冲淡了具有很大煽动性的排满主义，难以赢得汉族士绅及民众的支持，“用洋鬼子的洋教来排满，反把排满主义的效力打消了”，⑤说明太平天国的思想武器是软弱无力的。 与此相反，曾国藩及湘军以捍卫儒家纲常名教相号召，动员士绅民众为所谓名教而战。这种名教主义因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思想根基，故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动员受儒家思想熏习的封建士绅及民众对抗太平军方面，捍卫名教具有极大的功效。作者认定，湘军名教主义是真的，他们是真实的信仰名教，诚心诚意的要维持名教，从而使湘军保持了一种捍卫名教的精神信仰，激发了他们誓死对抗太平军的斗志。以真诚的名教主义精神对抗假托的神教主义，是湘军战胜太平军的强大精神力量。⑥这样的观点或许有所偏颇，但从思想深处发掘太平军失败及湘军得势的研究思路，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三、维新失败原因分析：思想分歧与启蒙价值 戊戌变法失败有多种原因，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变法失败有两个深层原因应当予以重视：一是康有为的维新学说亵渎了儒家圣典，触犯了一大部分经生文人的众怒。康氏虽然得到了主张“通经以致用”的开明士人的拥护，但那些“卫道自任”和“假道求食”多数儒家士大夫，将康氏学说视为妖魔鬼怪而加以痛斥。朱一心、曾廉、叶德辉等人对康氏的攻击诋毁，就是“要尽力把这个渎乱圣教的妖魔鬼怪扑灭”的表现。二是维新变法的措施，打破了许多人的固定饭碗和得饭碗的机会，引起了那些“假道求食”者群起反对。⑦思想上的抵触与利益上的争夺，导致了维新变法的失败。 戊戌变法尽管失败了，但其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异常深远。一方面，作者敏锐地看到它对中国思想所产生的巨大的思想启蒙价值，称赞它“给予青年知识界思想上一种刺激”。⑧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在当时起到了疑经、进而疑圣的特殊功效，被作者认定为“康有为的最大的成绩”。另一方面，作者敏感地观察到维新变法失败促起了汉满种族恶感之复活，激化了清廷内部日益严重的满汉矛盾。作者分析道：“原来自咸同后，满汉的感情已有渐就融和的趋势。因为变法的原故，想把满汉界限完全消灭，反促起满洲人的怀疑，这是出于意料之外的结果。从此这个满汉问题非等到爱新觉罗氏弃去皇位，不能解决了。”⑨这就为清王朝的颠覆埋下了祸根。满汉矛盾遂成为观察清末政局变化的一把钥匙。 四、义和团盲目排外：自尊的国民心理 维新变法失败后，晚晴政局出现了演进中的反动时期。上自太后，下至百姓，那些握有重权的亲贵、一般士大夫及众多的失业群众，在“自尊”的民族文化心态支配下，出现了盲目排外的言行和盲目自大的扭曲心理，最终酿成了八国联军侵华之巨祸。作者对当时朝野上下流行的社会心理进行了深刻揭示。多数拘于传统历史观念的人，将洋人视为历史上匈奴、契丹，思谋以自己的孔孟圣教感化之，即欲“用夏变夷”。他们抱定民族文化优越感，“都认为中国人是天地神明特别重视的一种人，纵然受屈一时，天地神明必维持它永久尊贵的地位。”⑩这种所谓“民族的自尊”，虽为民族立国之要件，但在当时实为“愚蠢可怜之极”，并不值得推崇。 正是从这种民族文化自尊的心理出发，朝野上下产生了普遍的积愤心理。作者分析道：“这种积愤的心理是根于自尊而来的，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继之以德取胶州，俄索旅大等，累次受外国暴力的压迫，虽以神明华贵的民族，对于这种压迫却是无可如何；加以当时的基督教徒骄横、跋扈，动辄恃其后面的帝国主义势力，干涉中国的民政；所谓数十年的积愤，上下郁勃无可发泄。”(11)这种普遍的积愤心理，构成了“愚而可恕”的国民心理，影响了西太后及顽固派官僚的内外政策，酿成了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之祸。这种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及其政治后果，是相当有见识的。 五、革命与立宪的激战：革命思想强势背后 论及清末政治变迁，难以回避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围绕立宪与革命而展开的思想论战。作者用了很大篇幅对清末言论界骄子梁启超及其思想作了阐述，对国内及留日学生界思想状况作了梳理，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分析。但作者着力最劲处，当在革命派与立宪派之思想论战。尽管《民报》与《新民丛报》激战的论点主要在“三民主义”上，但当时一般读者最感兴味者，却是关于民族、民权两问题。作者研究后断言：论战的结果是《民报》势力确实在《新民丛报》之上。 为什么论战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作者所作的分析颇为精彩。首先，就论战文字上看，梁启超的笔端固然“常带感情”，对方汪精卫的笔端却也常为感情所充满；梁若拉出什么“西儒”，什么法理学家、政治学家来作护符，汪也可以拉出同等的护符来；梁若要掉中国书袋，章炳麟的中国书袋比他的还要充实而有光辉，这是在文字上的势力两方可以相角。其次，就当时青年的心理上看，青年是喜欢极端新的，喜欢突破现状，反对保守的。《民报》议论在当时恰与此种心理相合，《新民丛报》则与此相反。再次，就双方议论的思想内容看，《民报》固守三民主义，前后颇能一贯；《新民丛报》则以前鼓吹破坏，现在反对破坏，因时代而改观。故梁氏之论被读者认定是反复无常、前后矛盾，因此便减少了读者的信仰。最后，就论战指陈的事象说，梁氏所描写革命共和的恶果，如内战必自生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己时，未尝不与后来的事实有几分相符，但这些事实在当时尚未成为事实，人们尚未看到；而《民报》所描写的满清政府的坏象、改革的敷衍、立宪的虚伪及排汉的险恶，则是当时确凿的事实，人人看得见，故青年自然会赞同《民报》的意见。(12) 正因这样四个方面原因，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声势便没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浩大，更多的青年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作者将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引入政治史研究中，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可贵的探索，对于深化人们对近代历史的认识作用甚大，也为后人研究和书写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六、观察政局变动的新视角：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 虽然治中国近代政治史，必须关注政局及政治势力的消长变化，但作者高出一般史家之处，在于尝试从社会心理变迁的角度审视政局变化，并观察各政派对这种社会心理的顺应与利用。以往研究者关注革命党人及各地的排满革命思潮，但对于满人普遍存在的排汉思潮关注严重不够。作者用了很大篇幅，着力分析满人排汉心理及其排汉思潮产生的情况。自从满洲权贵刚毅说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口诀以后，排汉的精神已经在满洲亲贵心中扎下根；立宪运动兴起后，满人处处带着排汉的有色眼睛来审视，由此激化了清廷内部的满汉矛盾。(13)荣庆与张百熙之争、奕劻与瞿鸿玑之争、袁世凯与铁良之争，在权力争斗的背后，隐含着残酷的满汉冲突。满汉官僚相忌争斗如此严重，预备立宪遂变成一种愚弄汉人的虚文了。西太后和光绪帝死后，载沣监国，并立即罢逐袁世凯，皇族揽握兵权，成立皇族内阁，更将满汉矛盾激化到了顶点。这种矛盾导致立宪派大失所望，转而与革命派联合，挟裹着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实力派加入到推翻清政府统治的辛亥洪流中。 作为一代枭雄，袁世凯在民初之所以迅速败亡，就在于其野心膨胀复辟帝制。复辟帝制不仅导致进步党人的离异，而且造成北洋军阀内部的分裂。作者着力对抵制帝制各派及民众社会心理的变化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一般民众向来不问政治，但到了其感觉痛苦时，会表示出消极的反对。国民心理在民元时误认革命党喜欢闹乱子，希望把这班乱党除去，以求安居乐业，袁氏就是利用民众此种心理镇压了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但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民众并未得到什么好处，官吏的削刮、军人的野蛮更加严重，遂导致“民心”的变化：“在这种暴力压迫的下面，自然没有拥戴的心理；既不拥戴，还有惹起革命乱子的恐慌，由恐慌而厌恶愤恨，那种消极反对的意味就表现出来了。”(14) 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全赖北洋系，北洋系的生命也系于袁世凯，但作为北洋系柱石的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人对待帝制活动的心理差异很大。这种与袁氏复辟帝制不同的心理，导致了北洋系内部的分裂。徐世昌的心理是：若在共和的名义之下，替袁氏做一辈子国务卿是很高兴的，若向袁及其儿子称臣，面子上难过，故消极反对；段、冯的心理是：若论地位、资格，称臣原无不可，但都认为时机太早，取得新朝封爵的欲望，远不如取得继承总统的欲望强烈。(15)故两人对复辟帝制同样表现消极，因而削弱了北洋军界要人的拥袁诚意。这种通过分析社会心理变化来理解政局演变的新视角，不仅对深刻理解民初政局及其走向是有益的，而且对研究和书写中国近代政治史也是可资借鉴的。 七、缺乏为国家谋利益的诚心：军阀混战的本质 反袁的护国战争旨在倒袁，但袁氏死后北洋军阀失去统率的首领，潜伏着分裂的危机，并致南北各方地盘割据思想的潜滋暗长，出现了军阀割据、南北分立的混乱局面。政争不断，战争连绵，其根本原因何在？作者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窥破了民初政治乱象背后的本质，大胆断言：在于各方均缺乏国家民族的观念。这种结论，作者在分析袁死后南北之争质时作了初步揭示：它表面是法统之争，实际上仍然是政治势力的角逐，是政治权力的争夺；“新旧约法的争议表面上是护法，实际上还是政治上的势力问题。”(16) 作者继而在对北洋首领段祺瑞思想分析时集中作了阐述。在1918年直皖政争失利后的辞职通电中，段祺瑞表现出未将国家观念置于党派利益之上的“褊狭的精神”。段氏在通电中认定北洋军阀是中国惟一的势力、惟一的拥护者，离了北洋军阀便无中国，这样的说法是一种偏执的说法。段氏说“北方军人，宗旨正大”，却忘记了他自己曾教唆督军团造反以谋恢复自己的势力，便是极不正大的行为；段氏责备冯系军人不应该自相内争，使西南“收渔人之利”，却忘记了他自己假对外以制内，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段氏指责西南“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启，却忘记了他自己始以西南攻西南，继以北方攻西南，先自甘为日本的傀儡，惟恐灭国亡种之不速。(17)段氏当国期间，秘密向日本借款，出卖国家主权，以西原借款用于对西南内战，编练参战军并将其变成皖系掌握的私产。作者对段氏言行入木三分的剖析，深刻揭示了段氏为首的北洋军阀根本缺乏国家观念，所争者仅为团体之私利。 南北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以结束南北纷争局面，但南北和议谈了一年多而难以解决一个护法争议问题，原因何在？作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段派北洋军阀的作梗，二是徐世昌不愿放弃总统职位。但这些还是表面现象，根本的原因在于南北双方都没有真正为国家谋利益的中心主义和思想。他尖锐地指出：“北方的新国会固然为一般舆论所不满，南方的旧国会也未见得为一般舆论所拥护；北方的毁法固然不是，南方的护法也未见得尽出于真心。总括一句话，就是此时南北两方都为军阀政客的地盘欲、权利欲弄得四分五裂，把国家的公共利益问题，都丢在九霄云外去了。”(18) 正因缺乏国家观念，随后热闹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必然陷入失败的命运。在他看来，失败原因就在于：“因为对于联治制度，赞否的两方都没有真确的认识，没有为国家谋统一的诚心；反对联治的，挟着一种单纯的武力统一思想，固然不解联治的精神所在，便是附和联治的，也不过是假它为割据地盘的掩护工具，所以‘联治’二字的声浪虽然震动得很远，终究遮盖不了南北军阀混战的炮弹轰击声。”(19)这是何等真切的观察，又是何等沉痛而无奈的叹息! 八、从社会思潮的视角审视政治变动 该著虽名日政治史，实则对社会思潮给予相当的关注。在阐述孙中山晚年领导的国民党改组的意义时，作者用了较大篇幅考察了民初社会思潮的演变及社会心理变化，对国民党改组的思想及其意义作了深入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思潮，辛亥以前集中于满汉的问题上面，同盟会虽标举三民主义，但多数会员的思想都集中于狭义的民族主义，恰与一般社会思潮的倾向相合，故取得推翻满清的结果。推翻满清之后，一般社会心理以为共和的黄金时代到了，多数人民所希望的是安居乐业的和平，政党所争的是政权，论坛所讨论的是总统制好呢，还是内阁制好？简单地说就只是改制。此时列强压迫不太突出，民生的穷困不显著，民众所感觉比较迫切的就只有帝制复活与否的问题。故民初中国的社会思想处于僵冻状态中，“所有的政论和政党的政治活动，都与一般社会不生多少关系。”(20) 但帝制运动失败后，中国思想界从国内国外两方面得到了巨大刺激。国内方面，是《新青年》派的文学革命；国外方面，是俄国的社会革命。由文学革命扩大到新文化运动，俄国社会革命的大风浪震动了世界，中国社会思想的僵冻状态被冲破，西方社会主义及各种新思潮竞相涌入，中国社会思想发展了巨大变化。社会思潮的变化影响到社会政治活动上，就是出现了五四爱国运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罢工风潮，以及国内知识界对苏俄表示友好。中国社会思潮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国民结合的倾向，“这种倾向的精神，简单的归纳起来，便只希望打到军阀，打到帝国主义。”(21)这些社会思想因素为国民党改组后形成联俄、容共的政治局面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种从社会思潮变化的深度解读国民党政治方针转变的研究视角，对于理解国民党改组的意义甚为重要，也同样为后人研究和书写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收稿日期]2016-01-15 注释： ①该著初名《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0年10月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记述从戊戌维新运动到联省自治与南北军阀混战的30年间中国政治变化。作者随后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近代政治史课程，开始从鸦片战争讲起，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抗战爆发后，作者任教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时将武汉大学讲稿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合编，易名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刊印(初由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1942年刊印，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详细记述了从鸦片战争到北伐战争前后中国近百年政治变化。 ②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1-56页。 ③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56页。 ④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98-100页。 ⑤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87页。 ⑥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100页。 ⑦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187-189页。 ⑧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191页。 ⑨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192页。 ⑩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195页。 (11)李剑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196页。 (12)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246-247页。 (13)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257页。 (14)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432页。 (15)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432-433页。 (1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477页。 (17)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512页。 (1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533页。 (19)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543页。 (20)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03页。 (21)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10页。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民报论文; 袁世凯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李剑农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经济史论文; 武昌起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