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学森的“大科学”思想_钱学森论文

论钱学森的“大科学”思想_钱学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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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钱学森的“大科学”思想,是他长期以来对我国科学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两者之忠诚融为一体的结果,体现了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思路。文章首先对本世纪中叶“大科学”概念的产生,以及产生“大科学”的诸因素作了分析,然后着重阐述了钱学森对“大科学”思想的开拓,以及他为此而构想的大科学体系,从而揭示了钱学森大科学思想的主要贡献和实质意义。

关键词 大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技术体系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祖国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深情挚爱是众所周知的。近年来他关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成功地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独具匠心、颇有特色的。其中蕴含着他深刻的“大科学”思想,正是他长期以来的两者之爱融为一体的结果。

1 “大科学”概念的产生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然而科学并非一开始就成为人类社会有意识的活动。人类早期的科学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求智欲望。即使到了近代科学,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还是基本如此。也就是在那时的科学,其主要任务和目的只是为了认识世界,而不是为了改造世界。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用来直接改造世界的技术,一般先于认识世界的科学而发展,即先发明使用技术,然后提炼出原理,上升为科学理论。只是到了19世纪人们才逐步随着实验条件的改善和思维能力的提高,才使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发生转折。

从时代特征看,近代科学技术是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的;而现代科学技术是在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兴起的。大规模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就是由于垄断资本的需要。钱学森在分析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时[1],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开始于19世纪末叶,当时出现了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单位。正如列宁说的,“竞争变为垄断。结果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也社会化了。”于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所纷纷成立。到了二次大战前后,因为战争和武器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又进一步扩大到可以说是国家的规模,即“要集中使用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力量,组织几万人的集体来解决问题。”正是面对上述这种由大量科技人员参加,投入大量科研经费、大规模的科学技术活动,人们才产生了“大科学”概念。最初由美国物理学家A.芬贝格于1961年提出,1963年美国科学家D.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指出,“现在科学规模巨大、面貌一新,而且强大无比,它使得人们不得不用‘大科学’这一名词而美誉的。”钱学森正是在这几年指出这一大规模的科学技术活动,突出地标志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特征[2,3]。

2 产生“大科学”的诸因素

“大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结果。它的产生首先是由于社会科学化的进程,即科学成为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社会领域的需要。正如恩格斯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就是产生“大科学”的外部社会原因。而内部原因则就是大规模科学技术所要解决问题的本身,必须实现多学科、多专业的大协作。越是复杂的大科学工程技术问题,越是如此。于是推进了科学社会化,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特点之一,即科学技术研究从个体劳动转变为社会化的集体劳动。

大家都知道,客观世界本来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但“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把自然界的细节从总的自然联系中抽出来,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也就无法使研究得以深入,就不可能有近代科学分化以来的进步,其实至今也仍为此而使研究工作处于越分越细之中。然而又由此产生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造成了对客观世界有机整体认识人为的割裂。

正是以上原因,在改造客观世界,解决具体实际的科学技术问题时,“需要把各门学科有用的东西一起运用才能解决”,而且越是复杂的大问题,越是如此。适逢其会,19世纪由于整理材料的科学而结合成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即严密结构的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及后来的发展,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化,再现了客观世界本来整体联系的面貌。因而也就既为多学科的协作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辩证唯物主义整体联系的思想,也就是钱学森认为的系统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20世纪中叶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为系统思想方法提供了定量方法和计算工具,也就为从整体上研究并解决问题而产生了专门的工程技术,即系统工程[4]。于是,“大科学”的产生并蓬勃发展具备了基本必要的因素。

3 钱学森的大科学体系

钱学森十分珍视人类全部知识、精神财富的系统总结。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联系的思想,也即他的系统思想出发,认为人类全部科学技术知识是有它的体系结构的,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已经发展成为高度综合起来的严密结构的体系,我们的任务是如何把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提出的伟大的整体的联系的科学完整起来。他并身体力行,致力于这项伟大的工程,历经十多年的精心琢磨,构思了一座宏伟的现代科学技术大厦。包括十大门类,每个门类有三个层次、一座桥梁,通往最高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钱学森的这个现代科技体系里[5],构成它的十个门类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文艺理论、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这每个门类又都有一座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即从这个门类科学研究成果中提炼出来的思想,它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通过这一桥梁来指导这个门类的科学研究。它们分别是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美学、军事哲学、社会论、地理哲学。最高的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同时每一个科学门类(除文艺理论外)又分三个层次,即直接用来改造世界的工程技术,以及相继为其提供理论基础的技术科学和基础科学。钱学森同时指出这个体系又是一个开放系统,在它之外尚有未形成科学的前科学,即实践经验知识库以及大量不成文的实际感受。这个前科学不断地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来,又不断地提炼成科学技术而纳入体系。因而使体系处于不断地发展壮大之中。

鉴于上述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钱学森还特别强调,今天科学技术,已不是以前概念的科学技术,它“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6]。认为“今天离马克思时代又有一百多年,世界发展了,科学技术大大发展了。我们还要展望即将来临的21世纪。这样,我们的科学技术体系就不能像老一套那样,只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是一个大体系”。人们也常称此为“大科学”,之所以用“大”字相称,就是说它已远远大于原有“科学”概念的外延,以此来表征当代科学体系已不只是那些数理化、天地生自然科学门类或知识的集合了。这当然不同于本文主题所指的“大科学”,这里是指为解决复杂的大科技问题所组织的大规模的科技活动,因此人们也称此为“大科研”。然而两者关系紧密,“大体系”为“大科研”提供基本要素,而钱学森所开拓的大科学技术体系,却正是为他要扩展的更大规模的科学技术活动,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全国亿万人民参加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国家规模”的科学技术活动提供必要条件的。正如他说的,如果把这个科技体系建立起来了,就完全可以用来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

4 钱学森“大科学”思想的开拓

为要把本世纪中叶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中蓬勃发展起来的“大科学”思想,扩展到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就科学技术本身要素来说,除了建立一个大科技体系外,重要的还必须开拓发展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的方法。

钱学森在发展系统工程理论和实践方面,是我国科技界公认的倡导人。他在50年代后期从事我国开始发展原子弹、导弹的科学技术研制计划的大规模组织管理,并成功的实践于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航天事业的大科学技术活动。他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人类智慧的结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整体联系的思想,将他潜心研究的工程控制论,结合这一成功的经验,提炼成系统工程理论。尔后将它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系统科学,几乎横贯一切领域,使其同时具有三个层次、一架桥梁构成的十大门类科学之一。

特别是他出于对祖国建设事业的关切,为将这一成功的组织管理技术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他结合发展系统科学,努力使社会科学走向社会技术,创建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系统工程,以及相继为其提供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7,8];还深入研究了社会系统结构[8],认为大体上有四个领域及九个方面,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主建设、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经济建设与人民体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地理建设,包括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开放巨系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使各个方面协调发展,才能取得预想的成就。而整体协调,实现系统工程的实体机构,就是系统总体设计部,也正为此,钱学森曾先后提出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的建议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体系的建议,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的科学民主决策的咨询部[9]。

尤其是钱学森还为此发展了系统学,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这是他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社会主义建设系统总体设计部面临的社会和地理系统,就是这样复杂的开放巨系统。他认为这不是过去处理简单系统或简单巨系统的方法所能解决的,而唯一有效的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这种方法的实质是将专家群体、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整体的优势和综合的优势。专家们的意见,也可包括“人大”、“政协”提出的意见,甚至人民提出的意见。所以它又是真正的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的方法。而这个方法的应用,又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计算机为核心的、能进行信息综合集成的软硬件系统支持,要用知识工程、人工智能等,光依靠手工无能处理。所以它无疑又是一项现代化的更高层次的“高科技”。鉴于以上等等,钱学森认为近几年来,国外提出的一些综合分析方法,都太简单,不成熟,而这个方法却是真正的综合分析方法。也正是在上述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最近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大成智慧学”[10],即集古今中外各种知识之大成而得智慧。这里的集成就是用这个综合集成法。也就是综合大体系里的各种科学技术知识,甚至包括前科学里经验知识之大成而得智慧,以用来成功地建设我国社会主义。

5 总结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看到钱学森“大科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他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基石上,把20世纪中叶蓬勃发展起来的,从整体上研究并解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中复杂大问题的成功经验,提炼成具有普通意义的科学技术方法,并力图应用到组织管理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此他发展了系统科学,创建组织管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系统工程;分析综合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尤其是提出了处理这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并提出设置实现这种科学技术方法的总体设计部。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发展了科学技术体系学,精心地构思了现代科学技术大体系,目的就是为了从发挥这个系统的整体功能出发,全面协调而卓有成效地发展我国大科学技术,特别是运用上述系统科学方法,综合这个体系里的各种知识之大成而得智慧,以用来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此外,这一“大科学”思想还表现在他认为在我国必胜的信念,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根本矛盾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可克服的”,“是他们科学技术进展中的死症”。并认为系统科学方法在真正的“国家规模”里应用,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中国是得天独厚的。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坚强的信念,也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是“大科学”开拓扩展在外部社会方面的前提要素。

至此,我们则完全可以把钱学森这个宏伟大业的“大科学”思想,称为社会主义的“大科学”观,从本质上以区别二次大战以来人们所产生的“大科学”概念。体现了他近年来关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研究的基本思想,也是他对我国科学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并将两者融为一体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痛心的失误,但都莫过整体上的失误给民族带来的灾难最深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师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结合探讨钱学森的这一“大科学”思想,则能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给人以启迪,开阔其思路,有利于加强、深化、拓展邓小平同志这一重大理论的研究。特别是能为我们探索“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的科学技术方法上提供思考,以便我们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进行综合研究、系统分析、总体设计、整体协调、宏观控制等方面更具有科学技术性。还是钱学森说的,我们不只是要重视自然科学技术,那是一本十利或数十利的事,而搞好了社会科学技术,调动了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是一本万利[11]。

收稿日期:199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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