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世界与人的自由创造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本质论文,自由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人如何看待自己？人如何看待世界？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怎样？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使命又如何？这些问题历来是古往今来哲人们冥思沉想的重大问题。如此，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以及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使命问题，构成了任何哲学都无法回避的具有恒久魅力的问题，构成了哲学的深层本质和内在灵魂，所谓“形而上学”、“终极关怀”也正是对这些问题作出的最高回答。
人有别于动物。动物只依赖本能生活，从而与现实的自然界融为一体。动物不会也不可能干涉自然世界演变发展的固有进程。人则不然，他只能依靠自己的理性智慧，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劳动实践去改变自然物的存在形态，获取生活资源。劳动实践使人与世界构成了二重化的关系，一方面自然世界仍然是人生存所必须依赖的对象，人的生活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另方面，自然世界也是人改造、索取的对象，人在自然面前具有巨大的主动性。同时，从深层的意义上看，人的实践行为已经对固有延续几十亿年之久的自然演进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对自然特别是人类的家园——地球，不仅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它的存在状态，而且以不断增长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改变它的发展趋向，纯粹的自在意义上的地球已经不复存在，而却越来越具有人为的痕迹和意义。从哲学上说，人越来越要求以自己实践创造活动所产生的“可能世界”或“人化世界”去替代现存的固有的自然世界。基督教声称上帝创造了世界，而实质上是人代替了上帝的职能，是人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从而，人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全新的意义：人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是上升，人的责任和使命也就越显得沉重和巨大。
由此看来，传统的旧哲学将人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平面的、静止的、单向的关系，其缺陷是不言而喻的。传统旧哲学只是从人与世界的同时性并存去解释世界，而严重忽视了世界由于人的创造性活动带来的变化性、发展性、人为性，世界成了一种可能性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的实践活动的视角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动态发展的、立体交叉的关系，人不仅需要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也要实际地改变世界创造世界。人周围的感性现实世界是客体化了的主体化存在，而人自身的自我世界则是外部感性世界的主体化了的客体性存在，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分别从自身和各自的对方获得生命、本质和意义。人的生存发展以及对世界的参与，使世界再也不是受单纯必然性和物质规律性支配的自在存在，而是由客观规律性和主体目的性共同支配的为我的人化的存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是外部存在世界发展的根本趋势。由于世界获得了人的意义性、价值性，从而成为具有或然性，不断膨胀并拓展其可能性的世界，世界不仅具有实存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同时，人也正是在这个不断拓展其可能性空间的世界中实现自己的全部生存目的和意义，展示自己的自由创造本质。
由于人既解释世界，亦改造世界，因而人与世界的整体性关系可以合乎逻辑地分析为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三大层面；人与存在世界的关系，人与意义世界的关系，人与可能世界的关系，下面分别予以阐说分析。
二
从人与存在世界的关系看，人是从自己与世界共时性并存分立的视角，将感性外部世界作为独立于人的客观性的认知对象。人通过各种各样的认识中介工具系统，用意识具有的符号化、逻辑化、概念化作用，并以规定性的方式实现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把握和超越。客观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四维时空的永恒运动变化之中，过程的历时性和不可逆性是物质世界运动的基本特征。然而，人的意识却可以通过感性—知性—理性的反映抽象、思维综合活动，将进入人认识领域的事物对象从周围世界的无限关联中剥离、独立出来，从而以特定的符号、名称、概念去规范描述它的存在、本质和结构。客观存在事物的现象相似性、重复性，以及时序上的先后关系则构成了意识关于事物发展和联系的普遍性、必然性、规律性的观念。如此，凡进入人的认知领域的一切事物的历时性存在，都为意识的共时性符号、概念、范畴、逻辑所代替，并在意识中形成关于客观世界的整体图景，从而浑沌一团、永恒流动发展的客观存在世界可以为人认识、理解和把握了。人的意识对于外界事物的符号化、概念化、逻辑化作用，以及语言文字的使用，不仅使人类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视野，而且由于概念、符号、逻辑的共时性、工具性特质，使得人类文化可以不分中外古今而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共享性整体，从而大大增强了人的自由想象能力和实践创造能力。
显然，人对于存在世界的认识把握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本质是人类认识过程中必须永远面对和解决的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也随之产生了，人类认识正是在这种二极对立的矛盾发展和解决过程中不断前进的，人类认识真理的过程永远不可能完结。
三
从人与意义世界的关系看，人的意识不仅具有对外部现实世界存在事物的符号化、概念化、逻辑化作用，而且具有对于外部存在对象的意义化、价值化作用。如此，人的意识是以价值和意义的“确定性”方式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把握和超越。因为，人不仅是一种有理性有智慧的存在物，并且也是不断探求寻找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物。人决不会满足于存在世界的自在性，而是力图赋予一切进入人类既有视域的对象以意义性、价值性。外界存在的对象事物原本都是天然的、自在的，亦即无意义的。然而，人为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却赋予对象某种特别的意义，确立某种特殊的价值。这样，外在对象的存在再不是自在的东西，而是处于“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普照之光下的具有意义性、价值性的存在，成了为我（为人）的存在了。这种自在存在向为我存在的转化，正是人对于外在对象意义化、价值化的结果。
因此，人的需要、欲望、追求，人的本质力量构成了人的价值的内在尺度，人的实践活动一方面要以外物存在为创造制作的对象，人必须依赖于外物；另方面人是根据自己的要求和本性去塑造自然事物，去发现对象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的认识和理性所面对的是一个实在世界，而人的价值需求面对的是一个意义世界。动物只有一个感觉世界，尽管也要趋利避害，人则在此基础上构建比感性存在世界更丰富更充实的意义世界，以至超越功利和个体生存的要求。在人与生存世界的关系中，人要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它主要围绕着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假等矛盾关系而展开；在人与意义世界的关系中，人要解决的是“应如何”的问题，人要面对的是对象与意义、事实与价值、文本与阐释、善良与邪恶等等的永恒矛盾。人类的需要和价值也正是在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意义的理解，以及对意义理解产生的矛盾冲突的解决过程中不断实现和完成的。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战争走向和平，往往是与人对自身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沟通密不可分的。人类共同的普遍的价值——即以道德良知为中心的“价值理性”，以及表征人类理想的博爱、和平、真诚、仁慈、善良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终将随着历史的演进，越来越被人们广泛地认可，因为只有如此，人才成其为“人”。
四
从人与可能世界的关系看，人不仅是具有意识和理性，追求价值意义的存在物，而且也是一种自己不断设定目标，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存在物，也即是说，人是自己设计自己，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实现自己的存在物。动物的一切活动为固有本能所局限，因此，动物虽然也会趋利避害，存活求生，但动物的生存却无所谓“目的”；动物的生存也需要客观条件，却不会主动地改变既存的条件。而人却通过设定特殊的目的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人不满足于一个既定的实在世界，而是要不断地设定目的——实现目的进程中创造自己存在发展的人化世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改变了既存的客观条件，而且也参与了自然固有的演进过程。可以说，人已将动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天然之物与人为之物在实践活动中融为一体了。人对世界的这种参与加入和造成的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看，正在或者已经改变着达尔文发现的自然世界的进化论原则，这种改变是祸是福，人类前景是光明甚或暗淡，今天业已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
因此，人与可能世界的关系实质上也是人与自由创造的关系，人改造或创造客观世界，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中不断塑造人自身，不断证明人所具有的自由创造的本质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1 〕而这种自由自觉的类特性的最为本质的表现就是人能够设计创造一种可能世界。
所谓“可能”，也即是“可以有能”，或曰“能进入式”。“可以”，是说逻辑上不矛盾，“式”能够成立〔2〕。因此， 凡是不包含逻辑矛盾的词句（符号、形象）所指称的状态都是可能的，各种可能的事物，可能的状态和可能事件之总和组成可能世界。显然，规范“能”的“式”主要指的是人创造的语言符号，每一特定的语言符号都可以看作是特定的逻辑的“格”。逻辑的格都是人类共同的长期实践的结果，“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3〕诚然， 人们运用语言符号有时候远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然而当“能”（人所运用的一切思维材料）为语言符号所规定时，实际上也就选择或设计了一种“可能”，亦即从事了将“能”纳入于“式”的活动。同时，人设计的可能性越是合乎逻辑的规范，也就越具有合理性和实践可行性，可能性也更具有现实性。可见，人们所说的理想世界不过是“可能世界”更合乎理性规则的一种具体形态。由此，人就他的自觉意识及其运用语言符号的能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可能”。而人的“能动性”或“能力”的本义，也是在人设计可能性、可能世界的意义上确定的，无论是人运用自身的感官和思维去认识客观外部世界的“认识能力”，还是将既定的目标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实践能力”，本质上都是将“能”纳入“式”，以“式”规范“能”的过程。所以，人是能够运用语言符号进行精神的思考和目标的设计，以式规范能，从而实现自己的生存目标的存在物。
作为人的意识能动创造的产物——可能世界具有二方面的特性：一方面，人的意识作为存在的抽象，必须以外部存在为依托，意识始终只是意识到了的存在，为外部存在所决定；另方面，意识对于外部存在的抽象反映和思维，以及对于存在对象的意义化价值化作用，都是为人设计创造可能世界作准备，如此，意识创造的可能世界又必然高于外部存在。因为，在这里人的意识把外部存在对象已经看作是必须加以改变和否定的东西，存在对象被意识虚无化了。“存在”成了思维的散件、碎片，只是为建造“可能世界”大厦提供梁、檩、砖瓦。而且，意识把自己设定的可能性对象看成自我肯定性的对象，其作为人创造的对象物已经先在性地在观念中替代了既有的外部存在对象，并且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达到向现实转化。归纳起来，人与可能世界的关系在这里表现为先后相继的二大关系：一是存在与虚无的关系，人在意识的领域中将既存对象虚无化，将其看成思维材料；同时，又将“能”（材料）组合到“式”之中，构成了一种可能性对象，并以此种可能性对象替代外部实在的对象，使实然的东西转变为应然的东西；二是理想（目标）与现实的关系，人设计的可能性目标——理想，总是要尽力使之转变为现实，并以实践活动的结果显示出来。这里，“可能世界”与人们所说的“实践理念”有相通之处，但我们仍然认为这二者仍具有重要区别，因为“可能世界”是具有更多独立性的概念，而“实践理念”只是人将既有意图付诸于行动的中介概念；“可能世界”作为独立范畴可以转变为见诸具体实存的事物，也可以始终只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和内在境界，即它不必一定要转变为现实的、感性的存在物，这样，在外延上“可能世界”必然大于“实践理念”。
由此可见，可能世界实质上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不同于动物的特殊把握方式，这种把握方式是人内在的自由创造能力的表征，是人为了打破客观必然性的限制而通过人的精神——意识的中介对外部世界的超越，进而证实了人是这样一种具有主动性、创造性的存在物，即人是通过不断选择设计未来世界来体现自身的活泼生机，来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每个民族、每个阶级、每个个体都是设计自身存在可能性和外部存在可能性的主体，而每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设计本质上即是人（民族、阶级等）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文化、一种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可能世界作为人类自由创造的产物说明人试图以旺盛、丰富、多彩的动态发展和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去代替旧有的、现实的、贫乏枯燥的、干瘪可憎的实在世界，标志着人类从过去走向未来，从现实走向理想，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进程。
显然，人设计可能世界，必须从对存在世界、意义世界的认知、理解、阐释中汲取一切有用的材料。同时，这也是主体自身意识——精神的综合过程，是思维的“具体的整体性”。这种主体意识——精神的整体系统必然包涵下列各个分属系统：第一，由欲望、愿望、需要、价值、信仰等组成的价值和信念系统；第二，由直觉、灵感、悟性、知性、理性、文化知识水平等组成的解释和智能系统；第三，由情感、想象、联想、幻想等组成的情感和审美系统；第四，由自发性、自立性、主动性、坚韧性及其表现程度所体现的意志——行为系统。此外，还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理遗传、文化传统等造成的对主体的影响。这一切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各个层次构成了主体赖以组合、建构、规范可能世界的基本内容和材料，而这些成分、材料的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构成了主体内涵丰富、复杂多变的内在世界，即人的心理——意识的整体水平，或心理——意识的状态空间。这也就是所谓“能进入式”的动态发展过程，从而形成特定主体的“可能世界”。
人创造的可能世界在形式上包括自然世界的改造、自然界从未存在的新物质形态的设计创造；社会形态，包括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政治形态、社会文化形态的革新、更替；人作为主体自身存在的改变和塑造——主要是人的主观精神境界的升华和提高。此外，人创造的可能世界还包括神话的瑰丽谲奇的想象世界、宗教的天国地狱世界、艺术意境及情感世界、以无意识表象组合为表现的梦幻世界等等。总之，人创造的可能世界实质上也是以人化为形式的文化世界。
五
作为人的自由创造本质的体现和表征，人设计的可能世界内在地包涵三大要素：一是人对客观存在世界的符号化、概念化、逻辑化的认识及其成果，以“客观性”为旨归，以理论为形式，可称之为“理论理性”或“工具理性”，它在设计可能世界中充任工具、手段之作用。二是人对于意义世界的阐说、解释、评价，以“主体化”为目的，以伦理、道德为内容，可称之为“价值取向”或“价值理性”，它在设计可能世界中作为价值目标。三是人用以组织、建构未来可能世界的主体精神创造活动的模式，即规范“能”之“式”——人化或文化的形式。如此，人设计可能世界的创造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毫无制约的，而是必然受到人对存在世界的认识，人对意义世界的评价的限定和影响。虽然，工具理性和价值认定总是要统一于人化的形式，并由此构成一种特殊的可能世界。然而，这三大因素之间，三大因素内部各成分之间，更重要的是人要求生存发展的总体目标与其所设定的可能世界之间并不总是协调统一的，而是经常充满对立和矛盾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矛盾斗争，最突出的表现是由于它们之间的主体需求、价值取向和设定的可能世界的不同。工具理性作为人对存在世界的认识的成果，是为人们不断提供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手段，从现象上看它与人类的需求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工具理性作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其背后隐藏的价值内涵却是不言而喻的，实质上，工具理性已经前设性地确定了人的需求和欲望是无止境的，并且为这种无止境的欲望提供满足的手段途径。在西方文化中，工具理性的这种内在性质与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精神完全融为一体，它要求人类向自然界无穷尽地索取，从而构成了现代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全面紧张，以及环境的严重恶化。对于人本身来说，工具理性虽然为满足人类生存需要提供了物质手段，但它们与实利主义的价值观结合起来，却造成了一种物化的人格，与人类全面发展的要求相去甚远。
从人与意义世界的关系看，同样也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人类文明史不仅到处充斥着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的冲突斗争，而且，工具理性的不断发展及为人们所运用，人与人的争斗也逾是激烈和惨酷。在西方近代文化中，个人的自由幸福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个人的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以个人本位为内核的人文精神，一方面将人们从中世纪宗教的严酷统制下解放出来，具有无可置疑的历史进步作用；另方面，又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财富的占有欲，而将人类长期积淀的精神价值荡涤无存。这种浮士德式的逐物无归的个人扩张主义是现代二次世界大战的精神动因。尽管西方文明以先进的物质力量和制度文化冲毁了一切古老民族的万里长城，其影响几乎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但是，无论是工具理性的无尽索取，还是个人至上的价值认定，西方文化并没有给人类设计创造出来的可能世界提供现成的完美无缺的答案。因此，东方人有理由对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兜售的全盘西化的现代化方案表示疑虑和抵制。
显然，人们如何正确地发挥自己的自由创造能力，选择设计一个更加美好、富裕、文明、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真诚与和谐的未来可能世界，有赖于各个民族的人们充分发扬自己的主体性，正确合理地对待自己和认识自己，正确合理地看待世界和一切外来文化的成功经验，正确合理地处置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主体性”是一切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灵魂，没有一种文化的发展创造是以否定既有文明的优秀传统为前提的。同样，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自由创造的生机与活力，前途也是堪虞的。我们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会有一个进步美好的未来，但是这种对未来美好的预计决不是承认历史是一种铁律和宿命，而是必须依赖于主体的能动创造和自觉正确的选择。历史决不会宽容错误的选择，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惩罚明确的合理的选择。世界历史的进程表明，某一种文明的自我毁灭并不是天方夜谭式的危言耸听，开除“球籍”对于一个特定民族来说，也是一种“可能性”。例如古代的巴比伦，由于人们的腐化堕落、耽于物欲，以及惰性的滋长，使曾经那样辉煌的文化毁于一旦，徒留下一片后人凭吊的废墟。中华民族虽然历经劫难曲折，但却能衰而复兴，延绵发展而不绝于缕，正是由于华夏民族始终包含着自强自励、厚德载物、贵和持中、通权达变等弥可珍贵的内在精神。而我们文明血液中那种夜郎自大、崇古非今、等级特权、封建专制等严重缺陷又使得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步履维难，在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更显得力不从心，受尽屈辱和磨难。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作为可能世界的设计者，其创作选择的结果，直接决定着自己存在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笔者以为，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理想的旨归，汲取西方文明包涵的科学民主精神和个人奋发进取向上的品格，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人文思想，从而规范我们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发展道路，才能创造设计合理的、符合我们民族长远需要的“可能世界”，也才有华夏民族的光辉的未来。
注释：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0页
〔2〕参见金岳霖《论道》
〔3〕列宁：《哲学笔记》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