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股份制思想及其启示_股份制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的股份制思想及其启示_股份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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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股份制思想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三卷及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中。

若从1600—1602年英国和荷兰分别成立的东印度公司算起,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已经历了二个半世纪之久的发展时期。股份公司制作为一种近代企业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型组织形式,已经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日益增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地考察了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形成与发展,科学地阐明了股份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条件、性质和作用,并揭示出股份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股份制的基本论述

(一)“现代股份公司”既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

马克思指出:“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的形成,这些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3页。 以下凡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文字,均只注卷数和页码)此后,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它要求有巨额经营资本与之相适应。解决矛盾的方式是各个分散的资本为了“共同的利益”通过发行股票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大型股份资本。这样,股份公司就克服了生产的社会化与小资本积累缓慢与数量有限的矛盾,并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所以,马克思说:“积累……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23卷,第688页)

(二)“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与资本积累和集中有关,而且还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有关。如果没有在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信用制度和货币市场,股票的发行和推销是不可能的。因此,离开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和信用集中的银行,私人企业就不可能大规模地转变为股份企业,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也就不可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所以马克思说,“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25卷,第498 页)对于信用制度在股份公司形成过程中作用的逐渐增强,马克思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指出:“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了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23卷,第687页)

(三)股份制是“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是一伙“联合的资本家”

马克思认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25卷,第493页)并且, 这“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20卷,第496页)这种扬弃的性质, 仍属于资本主义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变动条件下的自我调整。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的揭示。他指出:“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富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25卷,第497 页)存在于这种条件下的股份公司,实质上是一伙“联合的资本家”。

(四)股份制中“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

股份公司中的这种分离,使过去的生产资本职能由专业的管理阶层来执行,同时,使过去的生产资本所有者转化为纯粹的资本家。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这一重要变化,并在《资本论》中对此作出了精辟透彻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这完全像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同土地所有权相分离一样……但是一方面,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同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即货币资本家相对立,并且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并且由银行贷出而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贷出;另一方面,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即不能用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25卷,第436页)马克思认为, 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行扬弃的矛盾”,它将成为与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的职能转化为联合劳动者的社会职能的“通向一种新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

(五)“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马克思认为,在信用制度上发展起来的股份制,“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但是,这种向股份制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25卷,第497页)所以, 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25卷,第498 页)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积极扬弃资本和劳动对立的合作工厂很难得到发展,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消极扬弃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的股份制则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六)股份公司的股票“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股票的发行和交易,“再生产出了一套投机和欺诈活动”

股份公司采取发行股票的形式实现资本的集中,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本身对资金集中形式的有效选择,表明了股票是股份制不可缺少的要素。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他又指出:“如果这是股票,那它就只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25卷,第519页)可见, 股票在本质上是资本,是取得相应剩余价值的凭证。马克思把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并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称为虚拟资本。股票就是一种典型的虚拟资本。“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25卷, 第532页)马克思指出,这种权利是可以在流通中交易的,比如,它“每天都可以易手,它们的所有者甚至可以在国外出售这种证书而获得利润,因此,铁路本身虽然不能输出,所有权证书却是可以输出的”。(24卷,第235页)股票在市场上交易,会形成其市场价格, 这种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有着相当大的风险性和投机性。这样,它就“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25卷,第496页)

(七)交易所“成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它“导致了工业的振兴”,瓦解和使资本主义“转变为自己的反面”,因此,它“是像蒸汽机那样的革命因素”

恩格斯指出,自1867年《资本论》写成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时,“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要素”,“当时,‘老板的监督’还是一种不可克服的迷信”。但是,现在不同了,“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最突出的代表”。(25卷,第1028页)对这种代表作用,恩格斯给予了重要的评价:(1 )虽然交易所只改变着从工人中已经窃得的剩余价值的分配,“但交易所朝着集中的方向分配,大大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因此,这是像蒸汽机那样的革命因素”;(《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07页)(2)德国的“交易所正在把所有完全闲置或半闲置的资本动员起来,把它们吸引过去,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通过这种办法提供给工业支配的这些资本,导致了工业的振兴……市侩的德国终于开始变为一个现代国家,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迅速获得成就是完全必要的”;(同上,第409—410页)(3 )交易所是“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他指出,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相互剥削的机构。因而,它只是间接地与工人有关,但是,“作为积聚资本,瓦解和摧毁资本主义社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以及同时消灭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使之转变为自己反面的……破坏因素,作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在这种历史的意义上,交易所对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39卷,第13—14页)

二、马克思恩格斯股份制理论的几点启示

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股份制的论述,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股份制试验,无疑有着重大的启示作用。

(一)股份制作为社会化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对于社会生产力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规模效益,靠计划经济时期的“一平二调”和无偿分配是不行了。因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资金不足、产业布局合理化,可以借鉴和采用虽然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但却是体现商品经济条件下有效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制度。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对于“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同上,第373页)“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上,第372 页)我们应该坚定地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积极、合理、有效地推广股份制的试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股份化之路。

(二)股份制度是实现较少资本支配大量社会资本的有效形式。马克思指出了股份制同时又有着使资本的支配权集中化、社会化的作用。他认为,信用和股份制“为个别资本家提供了不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劳动的绝对权力”。但是,由于这种支配权仍是由所占份额较大的资本决定的,从而也就决定了这种形式的股份制“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25卷, 第497页)马克思这一分析中暗含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股份公司的性质取决于公司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个资本的性质。这就从另一面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资本或者公有制资本也可以利用同样手法来聚集和支配社会上分散的众多个人资本和其他资本,并使之保持在社会主义的“安全界限”之内。应该说,这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优选策略。

(三)两权分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股份制中的两权分离,虽然并非从产权效率的角度分析的,并指出这种分离是一种“新的欺诈勾当”和“借口”。但这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特征而言的。实际上,这种所有权和实际占有支配权的分离,也正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本集中的客观要求与产权效率矛盾关系的产物。他启迪于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是:资本产权关系的明晰化,正是现代化商品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和保障。

(四)交易所。经过恩格斯补充阐述的关于证券交易所的分析,虽不是直接地,但却是间接地指出了证券交易所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要相应建立作为现代化经济“最突出代表”的交易所,为实现要素资源的流动与重组服务,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深入研究恩格斯对马克思交易所思想的修正和补充,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方面,必须正视交易所本身因其运作的特殊性而易引发的过渡投机和欺诈现象,通过严肃法纪,加强管理,以确保我国证券市场的相对稳定发展与有效运作;另一方面,又应该看到交易所作为股份经济运作的必然产物,对于引导、调节现代市场经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在规范化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和完善现有的证券交易系统,达到活而不乱,运作有序,示范引导,发挥作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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