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市场经济运行初期的破坏性失范行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破坏性论文,经济运行论文,初期论文,我国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市场经济运行初期破坏性失范行为增多，从文化与心理的角度分析，其原因在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传统文化发生急剧变迁，现代文化又尚未完全建立，出现主流文化断层，这种情况一经投射到社会心理层面上，就引起社会心理失调，在各种越轨诱因驱使下，便导致形形色色的破坏性失范行为出现。为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当前应抓好加速文化整合、重建价值体系、优化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工作。
关键词 市场经济 社会心理 失范行为 社会文化
所谓失范行为，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根据社会规范对当时社会进步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可以把失范行为分为创造性失范行为和破坏性失范行为，后者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越轨行为。本文所讨论的是破坏性失范行为。
一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实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终于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实质上将导致一场全面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包含着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根本性转变，如在资源配置方式上、资源占有关系上、社会分配关系上、社会阶层结构上、社会功能结构上、城乡结构上、社会政治与公共生活上、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上都将有巨大变化，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实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转型、从伦理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转型。这些转型决定了中国社会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新旧两种因素的对立、冲突、摩擦将产生各种社会失序、混乱和动荡。因此，越轨行为在这一时期也显得尤为突出。如吸毒、卖淫、赌博、诈骗、抢劫、凶杀等越轨行为都大幅度上升。据统计，1995年，全国法院全年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496082件，比上年上升3.15%，其中，贪污受贿案32934件，比上年上升6.59%； 一审经济纠纷案1278806件， 相对1991年的566592件， 平均每年上升22.57%， 其中， 购销合同纠纷案383366件，占29.99%，知识产权案1648件，比上年上升30.48%；一审民事案件2718533件，比上年上升14.04%，其中， 婚姻家庭案1313910件， 占民事案件总数的48.33%， 民间借贷案400890件， 比上年上升24.46%， 劳动争议案28072件， 比上年上升18.79%。 一审行政案件51370件，比上年上升48.61%。〔1〕 我国在解放初期的1952年，按当时全国总人口计算，刑事犯罪案件立案率为4.2%。1952 年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立案率年均增长速度为1.113%， 立案率及其增长速度都是很低的。然而，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刑事犯罪案件立案率上升，其增长速度很快。 1978年至1989年，年均增长速度达11.142%， 尤其自1984年以来，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9.056%。这就具体表明了当今我国社会犯罪现象严重存在及其继续发展的趋势，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急剧变动、经济高速发展，具有密切的相关性。〔2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深刻指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高度文明社会其社会运行应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过程之中的社会则必将萌发种种不稳定因素。〔3 〕当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处于社会转轨时期，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二
市场经济运行初期越轨行为的剧增成为伴随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过程的突出现象。这样，人们就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为什么越轨犯罪率会如此大幅度上升？越轨犯罪现象固然受经济、社会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制约，但文化因素往往因其特有的滞后性而作用于人的内在心理机制和外部文化氛围，对犯罪具有连续性影响。内在心理机制和外部文化氛围的巨大震荡，对犯罪指数，即社会中犯罪率的高低，具有直接的重要影响。我们认为，我国近年来越轨行为剧增的基本社会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主流文化断层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心理失调。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世界文明史增添了不朽的光彩。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繁荣和发展，是同封建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相一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繁荣，反之，传统文化的繁荣维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从另一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血缘文化。家国同构、宗法一体、神权王权父权合一，形成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石和主要特色。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以人生为基本主题。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注重向内求谐于人格的完美而轻视求知于外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人生的主要目标，也是传统文化的宗旨所在。
新中国的建立为彻底肃清封建文化打下了政治基础。但是，新中国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的，难以在较短的时期内创造出可使社会主义文化充分发展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同时，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对肃清封建意识形态残余影响的斗争有所忽视，致使封建文化的遗毒经久不散，继续污染人间。这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中国文化更为深刻的变迁是自改革开放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且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本身就具有文化意义，属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领域的革命。因此，改革开放实质上是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推进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潮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逐步得到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文化日益昌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开始以价值和利益、平等和自由为基点，形成开放性、横向性、平等性的社会联系与社会交往，排斥传统的权力本位和义务本位而力倡权利本位；人们的自我价值意识也随之加强，逐渐走出田园世界而寻求自我尊重和自我实现，传统的价值观、道德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受到很大冲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现代文化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生活科学化、职业方式多样化、阶层定位流动化，这必然严重冲击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小农社会所孕育的传统社会心理，从而产生出种种文化不协调现象。当现代文化来得过于迅猛而超过传统文化的承载力时，就会引起主流文化的巨大断层。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机制尚未充分建构起来，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文化整合力量，这种主流文化断层现象就一时难以消除。主流文化断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规范缺乏 在主流文化断层的状态下，传统因素（旧范式）的瓦解、破坏与现代因素（新范式）的重建是不可能同步的，破坏的速度比建设的速度要快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立法的滞后而出现的法律盲区由点到面地在扩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量经济行为既不受旧法的约束，又无新法可以规范，处于法律真空之中，其法律性质难以界定。例如，我国已经建立并且还在继续建立着一系列的生产要素市场，诸如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有关的市场交易活动已经开展，然而调整这些活动的法律却很不完备，造成“游戏已经开始，规则尚未制定”的状态，致使上述市场的运行与操作缺乏法律依据，某些经济行为不受法律约束，其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界定。在一些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确认为非法、甚至是犯罪的经济行为，在当前我国却由于无法可依而逃避了法律制裁，而一些正当经济行为，则由于无法可依而难以合法化。这样，就难免出现一个青黄不接的规范“饥荒”时期，即改革中的失范状况。此时，人的行为、思想、道德、情感选择的无序性有所增强，使各种越轨行为的滋生有了可乘之机。同时，在失范状况下，我国社会控制的威慑力亦出现减弱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一部分社会规范混乱不清，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分辨越轨和正常行为的界限，对某些真正的越轨行为不敢打击或打击不力、不及时。第二，在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之后，许多人不懂得，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结果放松了对越轨犯罪行为的监督、打击和舆论压力。第三，由于失范效应，一些人觉得社会控制的主要机构已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和效率，即使犯了法，也不至于遭到惩罚。此种心态极易导致越轨犯罪，而且一旦有些干部也持有这种心态，目无法纪，热衷于谋求私利，便会在社会上产生上行下效的连锁反应，使一部分本来可以自我约束的人也卷入越轨的漩涡，从而导致道德秩序崩溃，造成社会风气迅速恶化和犯罪率的大幅度上升。
（二）社会整合不够 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平衡的产物。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存在着某些社会离心力，但从总体上说，由于社会整合力占优势，因而，社会处于静态的平衡状况。但是，社会平衡不是永恒，各种社会因素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打破旧的平衡，在从旧的平衡到新的平衡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处于暂时的失衡期。在这一时期，社会整合力大为减弱。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E ·Dur-kheim）所指出：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 这段时期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谈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由此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分之想。由此人们的欲望便失去了约束。〔4〕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完全建立时期， 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空白点，其根本表现是缺乏经济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是不规范的，人们感到自己在一个极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对预期的利益没有保障，势必会出现行为的短期化，这不仅是指企业行为的短期化，而且包括个人行为的短期化、政府行为的短期化、社会行为的短期化。在缺乏经济秩序的情况下，经济混乱，以至社会的动荡不安，都难以避免。〔5〕这时，各种利益矛盾、观念冲突导致社会整合力的减弱， 致使越轨行为大量产生。
（三）恶性亚文化的蔓延 由于主流文化的断层，各种亚文化异常活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起了重要影响。其中，恶性亚文化孕育了不少越轨行为。恶性亚文化构成了非正式世界，它吸引、凝聚着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各种非主流文化，形成了一套独特文化结构，补充着正式社会结构的不足，创造了秘而不宣的道德新角色，为部分社会成员提供另一套价值系统和规范系统。如在政治领域，恶性亚文化反对任何约束，追求个人绝对自由，认为权力是个人利用的工具，有权不用则过期作废；在经济领域，主张一切向钱看，认为金钱高于一切，手段为金钱服务，竞争可以不择手段，不顾道德、法律，不计后果；在文化领域，主张什么有利可图，就生产什么作品，不必计较社会效果；在道德领域，主张个人至上，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生活方式领域，主张享受人生，认为醉生梦死、吸毒、嫖娼、赌博是个人生活方式，不容他人干预；在人际关系领域，认为没有关系办不成事，主张广结关系网，相互利用，把请客、送礼、行贿作为有效的交换手段，等等。这些恶性亚文化具有解释越轨行为的机制和化解主流文化对某些越轨成员心理压力的功能。它的初始文化形态，为越轨者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越轨者在其中如鱼得水，学习恶性亚文化的价值观、道德观、特殊规范，对越轨行为作出中性化或合理化解释，相互模仿越轨的技巧、行为模式，交流越轨经验，提供新的游戏规则。恶性亚文化为越轨者提供了精神支柱，化解其心理不安全感，支持了越轨行为。接受恶性亚文化的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其越轨行为往往由无意识变为有意识，由不自觉变为自觉。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亚文化群体，有暴力的，有逃避现实的，也有偏激的等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潜在地存在某种危险因素，一旦有所跨越，就会滑向犯罪。
（四）功利主义泛滥 在主流文化断层的幽谷中，当代中国价值观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功利主义的勃兴与泛滥。不管是商品交换领域还是非商品交换领域，功利成为目的而道德沦为婢女，这种价值取向的大逆转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鲜明的文化变迁。就社会转型而言，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国十分深厚的“伦理型”价值体系来说，功利主义的勃兴具有巨大作用。但是，当合理功利主义又被演变为功利至上的谬误时，功利主义内在的道义原则被抛弃了，个人利益至上便窃取了主导地位。当功利至上这一久沉海底的魔瓶被骤然开启时，便会释放出非理性、非道德的魔鬼，从而走向更加偏远的一隅。在一些人眼里，财富成了衡量功利的重要尺度，能否带来金钱，不仅是衡量物和行为的有用性标准，也成为衡量人的有用性标准。在人际交往中，情感友谊的因素在弱化，经济、功利的因素在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较为经常地、普遍地表现为一种经济交往。人际关系的经济化，使人们近利远义，重钱轻德，失去情感和爱心，变得冷酷和麻木。为了谋取私利，人们甚至不惜用一切手段去损害他人的利益，以至触犯国家制度和法律。一些重大的恶性犯罪和集团犯罪现象，如杀人、诈骗、盗窃、抢劫便由此而生。商品经济使人产生强烈的谋利动机，这种利益驱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因，但它的过分膨胀却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效应，导致失范行为的产生。正如杜尔凯姆指出：“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也自然而然地使欲望迅速增长。繁荣愈盛，欲望愈烈。就在传统约束失去权威的同时，可望得到的报酬越厚，刺激就越大……脱缰野马般的激情就更加剧了这种无规则的混乱状态。〔6 〕失范行为正是这种混乱状态的必然产物。
三
如果说变革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世界是一个万花筒，瞬息万变，那么作为其睛雨表的心理世界也会随之变幻无穷。主流文化的断层、社会解组的震荡，在社会心理层面上投下了阴影，引起社会心理的失调。社会心理是一个比江湖、海洋和天空更加宽广的世界。因而，在这里只能就那些最容易被人感知的社会心理失调现象作一些粗浅的描述。
（一）社会心理冲突加剧 在变革的时代，特别是在社会行为失范的状态下，整个社会的心态文化，每时每刻都处于种种矛盾冲突之中。1.理性与情感的冲突。众所周知，在整个心态文化即社会意识中，社会心理是一种尚未被文化专家加工制作的初级形态，它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直觉认识、情感动机和朦胧的价值意识等，因而，可以被称作是一种“生活意识”。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等社会意识形态，是经过从事精神生产的专家加工制作的，具有完美的形式和严格的体系，被称作“科学意识”。高层次的社会意识，一般具有活跃的变异性，在社会变革时期其重要部分往往成为改革的先导。相比之下，作为生活意识的社会心理的变异性不及科学意识，跟不上科学意识变革的步伐，往往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变革和整个大系统变革的障碍，其滞后性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理性上尊重知识、直觉上追求金钱；理论上弘扬科学，情感上神往空门；理性上崇尚开拓精神，心灵上难以摆脱对国家、对单位的依赖；在显意识里，对机会均等、平等竞争之类原则说得头头是道，在潜意识里，则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等。这说明，在社会变革中，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许多新思想和新观念在理性上被人们接受与认同，但在心理上和情感上，人们仍然为历史与传统的惯性所左右。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人们的行为选择进退维谷，出现许多有意或无意的越轨行为。2.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冲突。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之间的矛盾冲突，有着复杂多样的流变与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从一种只强调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而讳言物质享受和物质利益的心态中解脱出来，逐步认识到物质利益和物质追求的合理性，进而把“求实”和“求富”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与此同时，人们比任何时期都痛感“文革”十年的空前浩劫及其导致的科学文化教育荒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于是心理的天平向求知求学方向倾斜。“文革”中流毒全国的“读书无用论”遭到举国一致的唾弃，教育立国、科技兴邦的呼声响彻祖国大地，希望工程蓬勃兴起。然而，由于伴随而起的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金钱开始以其诱人的光环占据人们的心灵，许多农村学生辍学外出打工，一些高校很难留住青年教师从事教学科研，人们追求豪华享受，以挥霍浪费为荣，而一些学术著作则因经费不足而难以出版。此时，人们似乎已完全坠入物质追求的陷井。这种矛盾现象，正是人们在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这两者关系上的心理冲突的反映。当片面追求物质利益走向极端时，越轨犯罪行为极易产生。3.传统与新潮的冲突。在人们的心理世界，始终存在着传统与革新的冲突，进入社会变革时代，这种冲突尤为激烈。如在变革的时代，特别需要的是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传统心理中那种抱残守缺、一味求稳、怕担风险、因循守旧的心态，必然成为变革的对象。在社会心理世界，传统与新潮的冲突，往往以曲折复杂的形式出现，体现风俗与时尚的心态，就充分反映出传统与新潮这种复杂性。风俗是传统的表现，具有稳定的延续性，表现历史生活的惰性与惯力。时尚则是一种趋时的风气，具有追逐新奇的倾向，富于变异性。然而，风俗，有逆时之风也有应时之风；时尚，有推进改革的新潮也有追求复现旧物的趋尚。它们相互交织，纷繁复杂，在人们的心灵世界发生猛烈的碰撞，如果不能有效地调节，理顺关系，对于心理素质较差者，很易导致越轨行为。
（二）心理失衡感严重 由于改革措施的不配套、不完善，在破除旧的社会不公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人们关注的社会不公现象。如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忽视了对勤劳致富、合法经营的引导与监督，忽视了对社会财富分配中两极分化的调节；当着手打破铁饭碗，将职工推向市场时，未能及时建立起必要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当社会在强调按劳分配时，事实上往往存在着由于行业不同而造成个人受益的差别，一些以往为社会默默做贡献的人，在最需要得到社会支援时，却得不到必要的关心和帮助，生活困窘；在国有资产产权关系问题上，一方面存在着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社会成员中又存在着因原先拥有国有资产的多寡不同而造成的受益差别。如此等等不公平现象，加上腐败的泛滥、社会的无序、严重的通货膨胀，遂使心理不平衡现象极度蔓延，各种畸形的心理动机随之应运而生。畸形的心理动机扭曲着人们的社会行为，扭曲的社会行为一经形成一种思潮性的社会意识，则又与从众心理结合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合力，毒化着社会风气，强化着人们的变态心理。这就是一幅现实社会诸多越轨、违法、犯罪现象滋生、传染、蔓延的众生态景观。
（三）人际关系冷漠化 价值取向的偏差使市场经济初期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逐步拉大，感情在逐渐冷淡，人际信任程度降低，这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来认识：1.人际交住中真诚情感的失落。“诚信好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很多相关的美德：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等等。可近年来商业盈利原则的泛化，一些人将“个人实惠”的获取作为唯一的目标指向，价值天平上所有的砝码均为功利。为此，道德原则可以当成“广告词汇”，真诚的友情可以冷却成虚情假意，甚至在人命攸关之时，照样可以讨价还价，有人称此为“道德冷漠综合症”。这一病态的出现是由于急剧的社会变革，使人们精神价值的创造和调整落后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社会“利益大舞台”中的演员，产生了强烈的“功利型角色意识”。如此，当然就不在乎自我的“本真”状态、道德价值的神圣性和对职责承担的义务了。因此，许多人在现实生活中只喜欢做实惠的选择，而忽视甚至冷淡道德价值的选择，只考虑如何得到实惠，而不管是否应该得到。于是，在社会生活的许多场合，真诚的情感悄然退去，而代之以形同路人般的冷漠。2.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偏见丛生。偏见乃指缺乏充分事实根据的消极否定态度。社会变革既是社会体制的除旧布新，社会集团、社会阶层的重新组合，也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它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同时也给许多人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反差，使一些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心理抵制。在一个社会之内，一旦对另外群体的偏见根深蒂固，与之相伴随的认知与行为方式就形成一种社会习惯。虽然这当中包含了很大的盲目性，但很少有人对此进行认真的辨析。现实生活中那些不满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又无力改变者，把无奈和怨气化为一种偏见，进行盲目性地发泄，人为地制造了一道道人际沟通的障碍。3.人际交往中的“孤独”情绪蔓延。“孤独”一词近年来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虽然很难说每个人在使用它的时候均能准确地把握其意义，但在心理感觉上是大致相同的，那就是个体的社交期望和自我表现得不到满足时的一种内心体验。孤独情绪蔓延使得个人失去社交情绪，与人际关系冷漠化形成恶性循环，因人际关系冷漠而走向越轨犯罪者屡屡可见，特别是青少年和女性，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四
在目前社会文化高度分化而整合不足的情势下，为优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减少越轨行为的发生，我们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速文化整合 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一种万众一心、共同趋赴的内在凝聚力，一种蓬勃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一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要求的整合型文化体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可以认为是治理中国的一项根本战略方针，也是我们加速文化整合的依据。我们在深刻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不能忘了继承，应细心检索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基因，认真探寻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的生长点，并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另外，对目前处于某种无序状态中的多元文化应认真进行清理和规范，重新占领恶性文化所侵占的领域。我们应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导向，实现多元文化之间的整合，谋求文化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的统一和集中，其目标指向是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二）重建价值体系 所谓重建，首先意味着必须对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重新估价和阐释，以期在丰厚的文化积累中发掘出古为今用的源头活水。更为重要的是，认真辨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努力把握充分反映时代精神的价值特征，科学地建立起新的文化内核——价值评判、价值取向体系。价值重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使当代人从传统跨向现代的过程中，获得塑造健康人格的内在力量。在此基础上，不断塑造起中华民族现代国民精神，振兴中华，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建价值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大力倡导集体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初期，我们在指出应当尊重个人利益时曾一度冷落了集体主义、共同利益，从而助长了重个人轻集体的倾向，诱发了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至上的恶劣社会心理，导致拜金主义，严重影响了整个民族的道德价值取向。因此，在重构新的文化格局和价值体系的工作中，必须在全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道德取向，引导民族道德水准在超越旧传统的基础上得到现代的提升。
（三）优化心理素质 人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素质、文化知识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它们对人的经济行为都有深刻的影响作用。心理素质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特殊，它对于人的其它诸种素质的发展具有驱动和制约作用，并会直接影响人的行为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某种否定，也是对人们原有心理素质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几乎每天都要面对新的情况，接触新的事物。这就需要人们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不断适应外界变化，也是成年人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当前不少人对社会现状难以适应，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心理素质不合于现实的要求。因此，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需要营造一种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通过各种手段去帮助人们提高心理素质，克服心理方面的不适应。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高度重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将得到迅速发展与繁荣，而目前的这种越轨率增高的社会状态也一定会消退。
* 本文系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前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部分成果。注释：
〔1〕任建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96年3月22日第3版。
〔2〕袁方、陈显容：《当今中国社会犯罪问题》，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5年第1期。
〔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7页。
〔4〕〔法〕杜尔凯姆：《自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第212页。
〔5〕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年版，第186页。
〔6〕〔法〕杜尔凯姆：《自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