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原苏东国家经济转轨进程中若干问题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进程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苏东国家的转轨是20世纪末人类社会中一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运动（注：冯舜华等：《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这一转轨“不仅事关这些国家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前途。”（注：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因此，自转轨进程起步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国学者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同时也在一些问题上保留着不同的观点。本文力图对最近几年比较受人关注的若干问题略陈己见。
一 转轨的理论基础
理论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认识后的归纳。它既是实践的总结，又是实践的向导。
过去十多年原苏东国家实施的各项改革政策表明，它们的转轨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思潮。它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主张最大限度地限制国家干预的范围，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由私人资本协调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它反对公有制，推崇私有制，认为私有制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注：顾钰明、伍山林：《保守的理念：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9页。）。
20世纪7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学说因无法解释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滞胀”现象而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攻击，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便应运而生。这些学派是对凯恩斯革命的一次“反革命”，试图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
不容否认，原苏东国家的领导人从不在公开场合赞同新自由主义，甚至在竞选时还高举反新自由主义的大旗。但是，我们很难说这些领导人的思想没有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事实表明，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信息流通不断加快，人员交流日益频繁，新自由主义思想很容易以各种方式进入原苏东地区，并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产生深刻的影响。波兰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俄罗斯财政部长盖达尔（后任代总理）和捷克总理克劳斯（后任总统）等人，都是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忠实门徒。而美国经济学家J.萨克斯则频繁出入于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华沙的上层社会，向东欧国家的政治新贵大肆推销其“休克疗法”（注：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一种独特道路的确立》，载思想评论网站，(http://www.sinoliberal.net/idea/new%201iberalism%20global.htm)）。此外，西方的新闻媒体还不遗余力地宣传“新自由主义神话”，右翼基金会则积极培训俄罗斯学者，向盖达尔等人灌输新自由主义思想（注：杨斌：《警惕美国隐蔽经济战的严重威胁》，载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站，(http://www.edu.cn/20030512/3084445-2.shtml)）。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利用原苏东国家急于得到经济援助的心理，将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附加在贷款的条件上。1991年7月，由于戈尔巴乔夫非常希望在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他终于接受了西方提出的要求。其中，包括在经济上引进市场机制和实行私有化，在政治上同意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实行分权，不对有意退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使用武力，等等。克林顿入主白宫后，进一步提出了迫使原苏东国家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的要求，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来左右其转轨的方向。据报道，1995年叶利钦在IMF贷款协议的签字仪式上说，俄罗斯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使IMF及其总裁康德苏满意，如何确立俄罗斯在西方国家心目中的形象。俄罗斯除了对IMF作出加快私有化步伐的允诺以外，还撤销了不受西方欢迎的、对私有化计划持异议的副总理兼国家财产委员会主席列瓦诺夫的职务（注：关雪凌：《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经济转轨》，载《东欧中亚研究》杂志2001年第4期。）。
当然，新自由主义对不同转轨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它对俄罗斯的影响最大。萨克斯为盖达尔政府炮制的“休克疗法”，就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是：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动贸易自由化，实施大规模的私有化（注：许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0页。）。由于这一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不符合俄罗斯的实际情况，违反经济规律，并伴随着多方面的内在矛盾，因此“休克疗法”以失败告终。应该指出的是，当年主管俄罗斯经济的盖达尔和丘拜斯后来都承认，即使没有萨克斯，俄罗斯也会采取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政策，因为他们都信奉这一理论思潮。
针对转轨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许多人指出了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不良后果。例如，乌克兰学者帕夫洛夫斯基指出，“颓废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哲学把乌克兰的改革引上了经济、社会和道德崩溃的轨道……既然乌克兰当今改革的思想是建立在以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为滥觞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的思想之上的，那么，这一思想自然与有组织犯罪和贪污受贿的意识形态并不矛盾。”他进而指出，“乌克兰由于受到国际金融组织的压力和俄罗斯的影响，由于乌克兰头几届政府不能独立决策，怀有半奴隶心态，由于‘改革者’浅薄无知，听从外国二流顾问的建议走上了自由竞争的道路，（因此乌克兰）采用了反映出新保守主义学派思想，并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奉为圭臬的古典资本主义模式。”这位乌克兰学者还认为，放弃休克疗法，放弃新自由主义，就能够消除乌克兰经济中存在的种种怪现象（注：米·安·帕夫洛夫斯基：《过渡时期的宏观经济：乌克兰的改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187页。）。
除新自由主义之外，“华盛顿共识”也对原苏东国家的转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科勒德克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最初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与转轨国家毫无关系，然而，这一‘共识’对东欧、原苏联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思维及行动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注：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逊提出来的改革计划。它包括以下内容：(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以及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威廉姆逊认为，上述政策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而且还适用于其他有意开展经济改革的国家。在他看来，“华盛顿共识”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注：《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对话》(http://www.cass.net.cn/webnew/file/2003111310029.html)）。
“华盛顿共识”的“试验地”有两块：一块是原苏东国家，另一块是发展中国家。在原苏东国家这块“试验地”上，播下的是“华盛顿共识”的种子，长出的是“休克疗法”的苗子，收获的却是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崩溃的果子（注：《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载环球视野网站，(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24)）。
原苏东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例如，科勒德克认为，“华盛顿共识”仅仅是对拉美经验的总结，因此“处于不同困难状况的其他国家”很难从“华盛顿共识”中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他还指出，“华盛顿共识”的炮制者认为，“对于后社会主义转轨经济，只要它们能够充分地修复财政基础，将大量国有资产私有化，随后即可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惜这一允诺的前景从未实现过。因此，有必要对‘华盛顿共识’重新检讨。”在科勒德克眼中，“华盛顿共识”从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的定义，不同的实践者对它总是断章取义，任意发挥（注：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毋庸置疑，“华盛顿共识”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轻视国家干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照搬这一改革方案的转轨国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华盛顿共识”中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例如，对于那些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转轨国家来说，加强财政纪律或许是当务之急；对于那些国内资本积累能力较弱的国家来说，放松对外资的限制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而对于所有转轨国家来说，通过减少国家干预等手段来强化市场机制，则更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二 十多年转轨的成效
国内外学术界对原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目标的看法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10多年转轨成效的评价，则有很大的差异。这既与研究人员掌握的资料多寡有关，也与研究方法及视角不同密切相连。无论如何，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被打破，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初步确立。国有企业和国有财产的私有化打破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垄断，也使所有制结构改变了国家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形成了私营、个体、集体、合资和股份制与国有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格局。除此之外，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市场已经形成，以市场经济理念为基础的国家宏观调控体制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转轨之前，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影响下，原苏东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主要局限在经互会内。诚然，在冷战环境中，经互会内部的经济交往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克服帝国主义的封锁。然而，它与目前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实际上并没有使其成员国获得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庞大的市场份额以及丰富的国际资本。在转轨的10多年中，原苏东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外资的作用也日益突出。一些国家开始成为跨国公司“青睐”的投资场所。
第三，国民经济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标志是第二产业在缩小，第三产业得到扩大。转轨之初，所有转轨国家基本上都具有第二产业庞大而第三产业不发达的特点。经过10多年的转轨，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缩小到1/3，第三产业则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其比重已上升到约1/2。世界银行的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在中欧、东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41%上升到90年代末的53%，独联体国家的这一比重从同期的33%提高到50%（注：世界银行：《转轨的最初十年：对东欧和前苏联的分析及其教训》，2002年版，第6页。）。
第四，私人经济部门的作用在上升。作为经济转轨的主要组成部分，私有化有力地降低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而使私人经济部门得以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私人经济部门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10%左右上升到10年后的60%～80%（注：世界银行：《转轨的最初十年：对东欧和前苏联的分析及其教训》，2002年版，第6页。）。
总之，10多年转轨的积极成效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必须指出，原苏东国家的转轨进程也伴随着生产的大幅度下降，降幅甚至可与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相比。作为一个整体，独联体连续6年面临生产下降的局面。即便在转轨进程走过10年以后，独联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仅仅恢复到转轨之初的63%，中东欧国家则超过了转轨之初的水平。
就国别而言，相比之下，波兰的业绩比较引人注目，其经济仅在连续2年的时间内出现了6%的下降。而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下降幅度最大，分别高达78%和63%。至2000年，波兰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指数已大大高于1990年，而格鲁吉亚的这一指数则仅相当于1990年的29%。乌克兰经济连续10年下降，直到2000年才走上复苏之路。
转轨进程起步后，伴随着大幅度的经济衰退和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人民生活水平出现了下降趋势，贫困问题越来越普遍。1998年，在所有转轨国家，每20个人中有一人的人均收入在1美元以下。而在1988年，每60个人中不足一人处于这一贫困线以下。根据世界银行在2000年公布的数据，即便在转轨成功的波兰，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贫困人口在减少，但其绝对数仍然多于1991年（注：世界银行：《转轨的最初十年：对东欧及原苏联的分析及其教训》，2002年版，第8页。）。
三 转轨成效不同的原因
原苏东国家的转轨进程基本上是同时开始的。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国较为成功地克服了转轨的“阵痛”，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等国则长期遭受转轨的“煎熬”，长期不能摆脱转轨进程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什么转轨国家的成效各不相同？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德梅洛等人在分析世界上所有转轨国家的业绩时指出，初始条件的不同，会对经济转轨的成效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将初始条件分成三大类：(1)结构性因素，如工业占GDP的比重、城市化水平、贸易依存度、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居民的收入水平。(2)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扭曲，如通货膨胀长期被压制，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的差幅很大，以及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与世界市场脱节，等等。此外，德梅洛还考虑到了转轨之前的经济增长率以及一些国家（如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过去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改革对目前转轨产生的影响。(3)制度性因素。这一类因素包括：第一，有些国家过去曾试图建立一些法律框架或完善制度建设。第二，有些国家的地理位置临近西欧，因而与西方的接触比较多。第三，有些国家独立后在确立独立国家所需的政治体制方面缺乏经验（注：M.德梅洛、C.丹尼泽、A.盖尔伯：《从计划到市场：转轨的模式》，世界银行1996年版。）。
毫无疑问，影响转轨成效的因素很多，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从前苏东国家10多年的转轨进程可以看出，除初始条件以外，以下几个因素也影响了转轨的成效：
第一，能否使制度建设到位。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除了私有制以外，还有一种适应其需求的制度。换言之，在转轨的过程中，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科勒德克所说的那样，“转轨过程中发生如此大范围的经济衰退，只能用既无计划也无市场的制度真空来解释。这种制度真空状况持续时间之久，大大超出了当初‘休克疗法’的利益团体的设想（注：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这种制度真空在乌克兰表现得尤为显著。乌克兰经济连续8年下降，而正是在这8年时间内，这个“第二大后社会主义国家”连一部合适的民法都没有及时制定出来。直到1997年，与政府经常对抗的议会才通过了民法草案。相比之下，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在推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制度建设，从而减少了转轨的成本。
第二，能否吸引大量外资。原苏东国家在实施转轨之初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国内资本积累能力弱，投资率得不到大幅度的提高。此外，它们还面临着债务负担沉重或外汇储备减少等对外失衡问题。这些问题因经互会解体后传统的贸易联系中断而变得更为严重。因此，能否获得足够的外部资金（包括国际私人资本、发达国家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援助），便成为转轨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同国家在减少对外失衡方面取得的成效是不同的。根据其成效的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8年将转轨国家分为两组。第一组国家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些国家已大幅度地降低了它们的对外失衡，充实了国际外币储备，并且不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官方机构借债，因为它们能获得国际私人资本，如国际债券、银团贷款、外国直接投资以及采用购买国内债券和股权等形式的境外投资。大多数国家已获得了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等国际评级机构的“投资等级”，因此，它们能吸引较多的外资。第二组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国家以及大多数原苏联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有些得到了国际信用评估机构“无投资级别”的评级，有些国家则没有获得评级。因此，这些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途径非常有限或根本没有，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微乎其微。
第三，能否在较短时间内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在实行转轨以前，商品供给长期不敷需求，消费者只能不自愿地积聚货币持有量，从而使“货币过剩”的现象非常突出，通货膨胀被长期压抑。转轨进程起步后，政府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实行价格自由化。然而，一方面，价格放开后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收入急剧下降，巨大的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印刷钞票来弥补，从而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
由于公众对本国银行体系缺乏信心和宁愿持有现金，货币的乘数作用极低。由于没有存款，银行不能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因此也无法有效地通过动员储蓄来为新投资融资。此外，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扰乱了价格信号，削弱了消费者的储蓄能力，也打击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因此，能否成功地控制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转轨的成效。
不同转轨国家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方式是各不相同的。一些中东欧国家通过把本国货币钉住一种外国基准货币或采用货币局制度来控制通货膨胀，因而避免了货币的快速贬值；有些国家则为了提高公众对本国货币的信心而实施货币改革。例如，乌克兰发行了格里夫纳，俄罗斯发行了新的卢布。但发行新货币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的成效似乎并不显著。
第四，能否为转轨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美国的“自由之家”（注：“自由之家”自称是一个非营利的无党派组织，成立于60年以前，其成员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工商界人士和学者。）负责人卡拉特涅基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经济转轨与政治改革似乎是相互促进的。他认为，政治改革力度大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往往也是那些经济改革力度大的国家。而政治改革不彻底的国家，也正是那些经济转轨成效较差的国家。此外，政治、经济改革的程度与人均收入也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已经建立稳固的民主制度的国家的人均收入为4121美元，是那些中间类型的转轨国家的3倍，是权威主义国家的5倍（注：A.卡拉特涅基：《转轨国家1999～2000：从后革命的停滞到发展》，载思想评论网站，(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note/nations%20in%20transit.htm)）。
在西方国家的鼓动下，许多转轨国家在实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推动政治民主化，并建立了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诚然，在一些国家，政党政治的框架初步形成，民众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选举制度不断完善。但是，也有不少国家的所谓政治多元化并没有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例如，激烈而无序的党派之争使经济转轨陷入了一种“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不良局面。在许多情况下，三权分立演变为“三权分裂”。此外，金钱与政治家权力的结合，使民众对西方式的民主和政治制度越看越失望。
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尤为典型的例子。乌克兰独立后，围绕总统、议会和政府之间权限的划分，一直是政治舞台上各方斗争的焦点。由于乌克兰独立后直至1996年才制定出一部适应新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宪法，国家曾长期处于制宪危机之中，政治生活很不正常，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始终相当激烈，总统、议会、政府之间矛盾重重，难以就经济改革和恢复经济等问题达成共识。即便在议会通过新宪法后，乌克兰政局也并没有像人们所希冀的那样迅速得以稳定。总统、议会和总理之间依然纷争不休，龃龉不断。在俄罗斯，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一度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直到“炮打白宫”以后，转轨进程的方向才得以确定，但政党之间的斗争以及频繁的政府更迭却又成了政治斗争的主旋律，许多改革措施很难在比较稳定的政治氛围中进行（注：曲文轶：《从私有化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转轨危机》，载《东欧中亚研究》杂志2001年第3期。）。
第五，能否选择正确的政策顺序。无论转轨国家采取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步伐，决策者难以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设计转轨方案时不是使各项政策措施前后矛盾或相互冲突，而是充分考虑到不同政策的顺序以及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使各项改革政策统筹兼顾，相互协调，相得益彰。事实表明，“错误运用不合适的原则或听从错误的政策建议，会对政策形成及其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相应地，不合适的政策和缺乏良好的转轨及发展战略已使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走入死胡同。”（注：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第416页。）俄罗斯在推行价格自由化后不久就实施私有化，不仅放大了价格自由化本身带来的副作用，而且还加剧了私有化进程的难度。可见，价格自由化与私有化这两个政策之间应该有一时间间隔段。在乌克兰，克拉夫丘克政府在国内市场竞争体系缺位和生产萎缩的条件下，盲目地在俄罗斯放开价格后立即步其后尘，使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5位数，严重扰乱了市场信号。
第六，能否应对对外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后遇到的消极影响。苏联的解体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使转轨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诚然，这一变化在转轨初期有利于这些国家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它们与西方世界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但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在更大程度上是消极的。因此，如何应对这样一种不确定性，遂成为其能否成功地推动经济转轨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在独立后积极发展与西方国家（主要是欧盟）的多元化关系，因而有效地克服了苏联解体后对外经济关系突然中断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确实，西方国家不仅成了这些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还是它们获得外资的主要来源。换言之，它们较为成功地以西方国家来替代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白俄罗斯虽然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非常有限，但它在实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仍然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95年1月6日，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签订了关税同盟条约，其内容包括彻底消除相互间各种贸易限制，实行统一的贸易制度和关税税率，等等。同年5月该条约生效，两国间商品开始在统一的关税下自由流通。1997年4月2日，两国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条约》，将1996年4月2日成立的俄白共同体改建为俄白联盟，两国经济关系从此得到了进一步提升。2002年，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分别占其外贸总额的65.1%和50.1%。
相比之下，我们很难说乌克兰成功地应对了对外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后带来的消极影响。在苏联时代，乌克兰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由于旧的贸易关系和支付协定不复存在，乌克兰与原苏联各国的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虽然乌克兰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取得了进展，但它始终未能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乌克兰在原苏联劳动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大力发展耗能量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其能源由联盟中央按生产专业化的要求从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调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供求关系成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由于能源价格大幅度上升，乌克兰拖欠的能源费用不断扩大，两国关系因这一问题而多次出现不和谐的音符。
四 正确把握转轨进程的速度
在讨论原苏东国家的转轨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有没有最佳的转轨速度。应该说，转轨进程起步伊始，经济学家们就对转轨的目标和内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降低通货膨胀率、控制预算赤字、放开价格、采用单一汇率制、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开放贸易、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建立和完善金融体系、确立财产权、终止预算的软约束以及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福利制度，等等。但是，采用什么步骤来达到上述目标，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赞赏渐进式转轨的人认为，“要生小孩，你必须经过十月怀胎”，而拥护激进式转轨的人则说：“你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大鸿沟”。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认为，转轨的最佳途径是迅速地进行大规模改革，不要等到确定了改革的“正确”顺序之后才行动，因为迅速的变革能够使转轨受到市场力量的引导，不是受政府计划者或经济学家人为的指导。贝克还认为，迅速进行重大的改革，能够防止那些“从共产主义体制中获益的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有效地组织起来，因为在转轨之初，这些集团还处于守势，没有政治实力来反对“激进的和不可逆转”的转轨（注：G.贝克《转轨的经验》，1996年，载思想评论网站，(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transits/transforming%20communist%20economies.htm)）。
总之，倾向于激进式转轨的人认为，快速转轨具有以下优势：(1)有利于消除不确定性。由于转轨涉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缓慢的步伐和举棋不定的决策会导致不确定性，进而制约转轨进程的推进。(2)有利于发挥政治机遇的优势。一方面，政治制度变革后上台的国家领导人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本，甚至还有政治家特有的个人魅力。他们能利用这一优势来实施那些在其他时间很难实施的政策。另一方面，新的政治制度确立后，民众对未来好生活的预期很高，愿意在短时间内忍受转轨带来的阵痛。因此领导人应该在民众的预期消失以前就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3)不同的改革措施具有相互补偿和相互作用的功能，因此这些措施应该在短时间内同时出台，从而达到降低转轨成本的目的。
毫无疑问，激进式转轨的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激进式转轨具有以下缺陷：(1)不符合经济规律。有些措施（如宏观经济稳定和价格自由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其他一些措施（如金融体系和税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则难以在短时间内一步到位。(2)激进式改革会加大转轨的成本，甚至可能会破坏整个转轨进程。不分轻重、不分先后地齐头并进，很容易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3)不利于协调各方利益，从而加大转轨的政治成本。转轨进程中会出现“输家”和“赢家”。“输家”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组织起来，抵制转轨的推进。而渐进的转轨则有利于政府及时发现“输家”的存在，并为最大限度地弥补其损失而采取必要的措施。(4)不利于保护本国利益。例如，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开放市场，容易使本国企业措手不及，在外来竞争中面临灭顶之灾。
“休克疗法”被认为是典型的激进式转轨模式。中国奉行的渐进式改革使俄罗斯实施的“休克疗法”相形见绌。许多人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转轨的失败归咎于“休克疗法”实施。然而，且不说“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了成功，即便在波兰和捷克等转轨国家，“休克疗法”的成功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而没有搞“休克疗法”的转轨国家，其经济形势却并不比俄罗斯好。例如，实行渐进式转轨的匈牙利遭遇的经济下降幅度不小于实行“休克疗法”的波兰，罗马尼亚的经历也表明，渐进式改革同样具有潜在的风险（注：孔田平：《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79页。）。
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有人对波兰的转轨是否因实施了“休克疗法”而取得成功提出了异议。例如，科勒德克认为，波兰的成功主要来自从只有“休克”而无“疗法”的所谓“休克疗法”转向一种没有“休克”的政策。换言之，波兰的成功在于它抛弃了“休克疗法”。从1993年开始就恢复了经济增长。至2000年，波兰的GDP比转轨前高出50%。他希望“其他正在歧途中的国家必须及时转向，以避免长期陷入死路的风险。它们不仅不应该听从错误的建议，而且也不应该遵从外人提出的不合其自身利益目标的条件。1989-1992年的波兰曾这样做，如果这个国家继续走当时的路线，也会陷入死胡同。”（注：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416～417页。）
作为“休克疗法”的炮制者，萨克斯当然拥护激进式转轨。他在评价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时说，“问题并不是冲击太大，而是冲击太小了，以致于改革措施还不够激进。”在萨克斯看来，“药是对的，只是病人没有按医嘱进行治疗！”（注：斯蒂格勒兹：《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http://ufca61.chinaw3.com/tg6.htm)）换言之，“休克疗法”的失败不在于这一激进式转轨模式本身，而是在于实施这一模式时出现了偏差。
萨克斯在日本《东洋经济》杂志（1995年3月4日）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俄罗斯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年均10%负增长，应归咎于“俄罗斯没有做本该做的许多事情”，“采用了缺乏连贯性的‘休克疗法’”。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于1987～1991年采取的“渐进主义”改革陷入困境后，俄罗斯才采用“休克疗法”；而“休克疗法”又没有贯彻到底，结果导致经济出现负增长。因此，“休克疗法”的失败是俄罗斯实施该计划不力，不是这种“疗法”本身有问题（注：张康琴：《“休克疗法”与俄罗斯经济改革》，载《东欧中亚研究》杂志1995年第5期。）。萨克斯还认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地理上说，俄罗斯远离欧洲发达国家，这与波兰、捷克等国不同。”第二，俄罗斯有95%的工人在国有企业工作。第三，“苏联解体时，欠了大量债务，我曾建议先不还。但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一定要还；再一个是无可救药的腐败：石油、天然气资源至少价值1000亿美元，但政府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格给了自己的朋友。这是灾难性的一步。我不认为他们走在正路上，因此从1993年起我就不再担任顾问了。”（注：转引自《萨克斯北京纵论全球化、俄罗斯改革、休克疗法》，载《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5月30日。）
波兰固然是激进改革成功的转轨国家之一。但在讨论转轨的速度与转轨成效的关系时，还应该提到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引人注目的案例。
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白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进程比较缓慢。虽然政府也曾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它似乎并未真正实施市场经济转轨。例如，它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私有化，而且经济开放度相对较低。此外，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比较缓慢。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基本上沿袭了旧的管理体制，经济改革并未触及体制结构。在许多经济领域，政府仍然进行较为有力的干预。
尽管白俄罗斯在转轨初期也曾出现过严重的危机，但自1996年起，它的经济开始出现积极的发展势头。总的说来，白俄罗斯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比较稳定，生产下降的幅度在原苏联地区中也比较小。
乌兹别克斯坦同样采取了渐进改革之路。伊·卡里莫夫总统曾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应该“坚定不移地以渐进的方式走向市场经济”，“分阶段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尤其在价格自由化这个问题上，乌兹别克斯坦更是持谨慎、稳健的立场。卡里莫夫总统多次说过，“放开物价是改革经济的关键问题，改革将朝什么方向发展，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后果，都完全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注：伊·卡里莫夫：《乌兹别克斯坦沿着深化经济改革的道路前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中文版。转引自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214～216页。）
乌兹别克斯坦的渐进式转轨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一些俄罗斯学者指出，乌兹别克斯坦在独联体中最早摆脱了危机。1996年，它的国民经济就已经恢复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水平。这与它坚持走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有关。俄罗斯学者米·格拉西莫夫甚至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如能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它有望成为亚洲的一条“龙”（注：米·格拉西莫夫：《乌兹别克斯坦将成为亚洲另一条“小龙”》，〔俄〕《独立报》1999年12月23日。转引自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243页。）。甚至美国《时代》周刊也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经济能够保持稳定的原因是没有在短时间内全面放开物价，坚持“分阶段地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注：约翰·科恩：《帝国统治结束后的新生》，《时代》1993年11月15日。转引自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244页。）。
诚然，在某些情况下转轨和改革需要采取有力而迅速的行动，以便为进行重大变革打开这扇狭小的希望之窗（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此外，延误改革（尤其是价格领域和贸易领域中的改革）有时也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缓慢的经济复苏。但是，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难以一概而论。一般说来，采取何种方式，既要考虑到政府在同反对改革的势力进行较量时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和决心，也要看政府在公众心目中是否具有较高的威望，甚至还要估计到转轨会带来多大代价和产生何种不良影响，其中包括公众的承受力和国民经济的适应性等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激进式转轨与渐进式转轨各有利弊。前者引起的阵痛大而短，见效快而风险高；后者引起的阵痛比较小，但延续的时间可能比较长。(2)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本身是艰巨而困难的，因此它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决不能急于求成。(3)在选择转轨的速度时，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民众的承受能力以及抵制改革的反对派的阻力是大是小。(4)俄罗斯之所以选择“休克疗法”，不仅是因为它受到了外部势力的影响，而且还因为当时的国内形势迫使当局进行快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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