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稳态经济思想评析
魏 建 翔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的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提出的稳态经济思想吸收了多学科的发展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两个危机”根源，对稳态经济的内涵和实现道路作了创新性的展望，但存在乌托邦化、偏离经济社会和国情实际等局限性。我国应当扬弃其稳态经济思想，探索出一条经济社会发展、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相结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道路。
[关键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稳态经济；生态文明
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历史使命的关键所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机制保障；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和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问题相互作用，更加突显。党的十九大指出近几年要重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彰显了党中央将经济文明和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有机整体来进行考量的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形态的研究，既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也不能脱离生态环境的语境。
引入损失函数L是为了降低离群点对优化算法的影响，如果不使用损失函数则L（x）=x，此时总体代价会随误差以二次幂的速度增长。为了让这些误差较大的点对总体代价有一个较好的引导作用，使用Huber函数作为损失函数来重映射加强优化算法的鲁棒性。
作为一种吸收了现代生态主义思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出发，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经济“非稳态性”的批判，并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出发，探讨了社会再生产的极限，架构了未来社会可行的生产组织形式及其政治、经济意义，形成了以威廉·莱斯、安德瑞·高兹、本·阿格尔、萨拉·萨卡等为代表人物的稳态经济理论，为谋求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提出了许多新思考，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探索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是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体现，对实现国家能源战略、维护国家权益等具有重要意义。惠州海事局秉持提供专业优质高效的海事服务理念，积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不断提高海事监管服务水平，与有关企业共同努力解决存在的安全隐患，大力助推海洋石油勘探事业的发展。
当前，国内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著述比较丰富，但对稳态经济思想进行专门性、系统性阐述的比较少，大多散见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综合研究中。赵卯生从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角度，分析了稳态经济的技术、组织特点及其“生产正义”性质[1]。高锐、赵志强在对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析中，指出其稳态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与乌托邦性质[2-3]。陈永森等对威廉·莱斯、本·阿格尔、萨拉·萨卡等人的稳态经济思想的历史沿革和联系区别作了研究，并与其他强调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观点进行了比照分析[4]。这些研究为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稳态经济思想奠定了学术基础。
一、稳态经济观的历史起源
综上所述，生态学派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稳态经济思想的对比，勾勒出了“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轮廓，深化了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在“从红到绿”“红绿交融”“绿色红化”3个阶段中，呈现出从生态民主、生态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递进。
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护理后的临床效果。常规组患者显效15例,有效7例,无效14例,护理总有效率为61.11%,,干预组患者显效23例,有效11例,无效2例,护理总有效率为94.44%,明显高于常规组(p<0.05)。
经济理性批判的重要贡献在于，它阐明了人们对物质生产消费效用最大化的无节制追求是“非稳态”现象的根源，揭示了人与自然紧张关系背后的物质利益动因，从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现代社会中“多即是好”“消费即幸福”等病态意识发出了严厉叩问，进而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发作了铺垫。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奠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稳态经济观的理论奠基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1)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阐述了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生产实践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时批判了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认为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实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此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2)对资本主义经济“非稳态”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有计划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展望。在《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造成土壤肥力浪费、森林消失、泰晤士河污染等恶果，劳动者“不仅浪费血和肉，也浪费神经和大脑”，甚至悲惨地丧失劳动力的再生产条件[8]，他们设想自由人联合体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8]。(3)指出自然规律对维持稳态的重要意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了“垦荒—毁林—枯竭—洪水”等循环，证实了自然界的系统性及对人类社会产生制约的规律。这论述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稳态经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及其矛盾理论“是一种革命性的见解”和“马克思主义不朽的贡献”[9]。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贡献
尽管稳态经济论提出了一种看似永久、可持续的经济模式，但这种“恒稳”主张背离了基本的经济社会运动规律，因而最终只能沦为一种空中阁楼式的理论假设。(1)“恒稳”观违背了事物运动与静止的关系。经济的内在矛盾因素推动经济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即使实现了生态社会主义，它也必然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因此，绝对的“恒稳”是不存在的，所谓的“恒稳”，只能通过“恒不稳”的动态平衡来实现。(2)忽视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在物质生产尚未达到“极大丰富”的水平时，将稳态经济希冀于“社会文化革命”和道德水平，要求人们舍弃眼前利益，用“生产性闲暇”来取代异化消费，违背了物质利益是各阶级行为的真正动因的原理。(3)偏离了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方面，认为生态危机作为“第二矛盾”已经取代了“第一矛盾”，忽视了经济所有制，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在人类“稳态—持续”的努力与“危机—灭亡”风险的矛盾关系上，认为后者占据主要方面，经济走向资源枯竭的进程是不可逆的，社会终将进入能量殆尽的“热寂”状态。这为稳态经济思想贴上了“奥德赛式”的悲观标签。(4)对稳态发展的实现道路和主体的空想。把稳态经济的实现寄托于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利用民间反官僚主义、反技术垄断、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进行非暴力的革命。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革命新理论”，受“非既得利益”革命主体、“非暴力”革命方式、“大拒绝”革命策略的影响[22]。在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现实下，这种寄托忽视了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地位及其政党的能动作用，具有列宁所批判的“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因此只能是一种空想。
(三)稳态经济学的直接来源
生态经济学的里程碑人物戴利，以及21世纪生态经济学的提出者柯布、达利等人，从资源绝对稀缺的角度论证增长的极限，提出用“超越增长”的稳态经济发展来延缓“末日”的到来[13]。“熵增定律”预示了增长的终点。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系统的能量传递过程不可逆，“熵”也就是能量的不可获得性从低到高，最终进入不再发生能量转化的“热寂”状态。“熵增定律”为稳态经济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假说”开始，就陷入了数学化、抽象化、学科化的桎梏，呈现出忽视历史与现实的“错置具体性谬误”，丧失了解释力。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吸收了稳态经济学说关于“不增长的发展”和自给自足的共同体的思想，从具体现实出发，摒弃唯GDP论，调节人口和消费，维护生物圈的和谐，追求共同体的福祉，从而形成了从物质能量观、生态观到生产方式观的逻辑体系。
(四)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危机”的激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张国家调节的凯恩斯主义失灵，西方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并存，饱受石油短缺、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等问题的困扰。以“罗马俱乐部”报告，即《增长的极限》为代表，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觉醒，环保组织以及劳工组织的力量不断壮大，要求对既不稳定又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的呼声深入人心。对此，舒马赫等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效率、非人性，以及对环境的污染，提出了“小既美好”的可持续发展观，指出人的无尽需要“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可能实现”。在经历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经济社会的危机后，本·阿格尔、安德瑞·高兹等欧美马克思主义者最终走上了生态学道路，开始了对“稳态经济”的探索。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稳态经济思想的内涵与理论贡献
20世纪70年代，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首创性地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标志着生态学派登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坛，并开启了对未来“恒稳”经济模式研究的先河。威廉·莱斯、安德瑞·高兹、萨拉·萨卡等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先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非稳态经济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革的动因，构想了未来社会稳态经济的组织形式，指出了稳态经济的实现道路。虽然不同学者的观点略有不同，但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不同于西方“生态经济学”的稳态经济思想。
(一)对非稳态经济的批判：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经济理性批判
正说着，一个小媳妇袅袅娜娜地走过来，她端着盆，是来河边淘米的。老砍头见她来了，低下头，四处望。小媳妇笑着问：“一大早的在找什么呢？”
陈旧性结核脊柱后凸畸形，常合并广泛前、后柱结构异常以及严重矢状面失平衡，后凸顶椎区骨质破坏融合，使椎体解剖结构在术中难以辨认，且顶椎区椎管狭窄明显，后凸畸形使脊髓腹侧受压、背侧拉伸，导致脊髓活动性差、血供薄弱、耐受性差，若术中一次性快速矫正畸形，脊髓神经损伤风险及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将增高。钟沃权等［18］报道采用VCR治疗56例陈旧性结核脊柱后凸畸形患者，Cobb角矫正率为68.5%，17例（30.4%）发生并发症。曲小辰等［19］报道后路VCR、双轴旋转矫形固定融合术治疗33例重度陈旧性结核脊柱后凸畸形患者，Cobb角矫正率为69.1%，18例次（54.5%）发生并发症。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1974年和1992年的公约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如何携手共同对抗波罗的海海洋污染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做出了细致、清晰、周全的规定和安排，加上公约设立赫尔辛基委员会、重视科学技术成果的引入、灵活利用区域和国际组织、不断自我更新的特色，开启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正式合作，为持续数十年并取得积极进展的波罗的海环保实践，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框架性法律保障。
(二)非稳态经济变革的动因：从经济危机到生态危机
生态学派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导致经济危机的理论，赞同这种病态经济将通过培养“掘墓人”得到根除。但他们认为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因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生态危机。(1)资本主义经济将自然界作为资源的“水龙头”和排泄的“污水池”，隐含了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在“熵增定律”下，这种能量转换终将达到极限，必须尽早转向“零增长”的稳态经济。(2)“新陈代谢断裂”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向经济社会的重构。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造成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对立，使土壤中的化学成分随着作物而被长距离运输，而城市和工业却不能等量地补偿有用的排泄物，造成物质代谢的断裂[16]。生态学派继承发展了这一理论，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具有全球性、不可逆性,呼吁经济向“生态可持续性”变革。(3)“资本主义更年期”到来，生态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促成制度变革[17]。世界经济正在越过环境安全的边界，生态危机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生态危机将导致资本积累或经济增长停滞，这种由自然环境发出的“生态命令”将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
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犀利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非稳态”实质，对稳态经济的实现提出了许多新构想，但由于相关学者生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体和缓发展的上升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体会不够深刻，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脱离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因而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理论局限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多数学者倾向于稳态经济。随着时代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佩珀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总体上不再坚持“稳态”，而是转向适度、理性增长。与此相对照的是，21世纪以来，萨拉·萨卡等个别生态学派的代表人物仍坚持稳态经济思想。
(三)稳态经济的组织方式：从社会化大生产到中间技术
与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趋势不同，生态学派反对大规模生产技术，倡导以“中间技术”为特征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中间技术就是民主的技术或是具有人性的技术，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小规模。积极发展由家庭和街道开办的，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型企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小规模企业是与反对“控制自然”，实现“恒稳”的、“零增长的发展”相一致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小规模企业不会形成高度的劳动分工，从而造成劳动碎片化和异化，也不会凭借密集的资本使工人处于劣势[9]。(2)绿色技术。小规模企业的资源消耗少，能够更加便捷地采用资源再生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清洁能源。(3)易获得技术。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大规模、高科技的“硬技术”导致少数富人及大公司的技术垄断和技术独裁，并抹杀劳动者的创造性，成为“技术法西斯主义”。如安德瑞·高兹发现，资产阶级推崇实际上并不环保的核技术，目的是以“维护核电安全”的借口，给等级森严的科层组织、中央集权和政府监控披上“技术合理性”的外衣[18]。为了打破这种逻辑，就要采用简单、易学、生态的“软技术”，通过半自动、半手工的操作技术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4)生产组织扁平化、非官僚化和马克思主义化。推崇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委员会”模式，在工作场所、行业企业工会、政府管理机构等层面，实行分散化的管理，把权力交给基层自治组织，吸收工人参与生产管理，消除劳动的“碎片化”问题。
稳态经济论者倡导的这种中间技术生产方式具有生态和社会两方面的理论意义。从生态角度看，中间技术代表了对自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控制自然”企图的反思，希望破除高科技、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环境的“高效率”伤害，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从社会角度看，中间技术有利于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回归，体现了对技术理性压制人性的批判，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解。因此，中间技术不仅是借以实现稳态经济的手段，也体现了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重构。
(2)对煤泥水桶物料进行预先分级处理，杜绝未经处理的煤泥水从煤泥水桶溢流管进入浓缩池，降低进入一段浓缩池的煤泥量。
(四)稳态经济的实现道路：从绿色道路到红色道路
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安德瑞·高兹等进一步对稳态经济可能实现的道路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稳态经济。(1)对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经济”和“绿色经济”的批判。一方面，资本主义具有反生态本质的原罪，其经济成就建立在对自然掠夺的基础上。利润驱动下的不断扩张导致“增长或者毁灭，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19]，稳态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当代西方的自然资本化、资源税、排污权交易等环保政策存在悖论。这种思路仍把生态问题纳于经济范畴之下，还造成“资源提价—改进技术、提高利用率—促进相关商品普及—增加资源使用”的杰文斯悖论。(2)稳态经济以满足人的真正需求为目标。从威廉·莱斯提出“在数量上和总类上大幅度减少人造物”，到本·阿格尔主张为每一项物质需求只提供若干种绿色、实用的耐用品，以及安德瑞·高兹主张“更少地生产和更好地生活”，都将增长限制在最低限度。他们认为，这条道路的实现需要依靠具有反官僚传统的北美民粹主义[20]，通过对人民的“精神扶贫”，实现民主化、分散化和生态化。“缺乏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绿色革命不可能成功”[19]。(3)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非稳态发展模式的批判。违反“绿色”命令的“红色”道路是难以延续的。如苏联“粗放式、赶超式”的工业战略，对不适合耕种的西伯利亚土地的农业大开发；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扩张，等等，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21]。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态危害性事实上要比资本主义相互间的对抗以及它们的反革命行为的生态危害性小得多”[15]。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主义作为实现稳态经济的最终归属，试图寻找一条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共存的实践道路，避免陷入“技术悲观主义”的悲鸣。同时，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为了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而造成的环境损失与社会主义解放人、解放生产力、解放自然的本质属性作了辩证分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启示。
稳态经济观包含“稳定”和“可持续”2个基本内涵，强调人口和财富的恒定，以最小的消耗谋求与生态相容的经济发展，寻求“没有增长的发展”[5]。但稳态不代表绝对静止，而是处于动态平衡之中。这种思想萌发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17世纪，英国保守派代表人物伊夫琳以伊碧鸠鲁哲学为基础，从朴素唯物主义出发，强调物质的有限性、暂时性和相互依存关系，指明“有限而短暂的自然本身内部所存在的永不停息的变化排列”[6]，为“稳态”提供了哲学基础，并且痛批了工业造成的森林破坏和空气污染，推崇如禁伐令等一些“为了未来而修复严重的破坏”的手段[6]。在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中，马尔萨斯从人口与财富增长速度的矛盾出发，提出了以农业增长为界限的人口论；约翰·穆勒认为随着利润率的降低，财富增长最终将达到稳定状态，技术进步只是延缓了稳定状态的到来；威廉·莱斯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上述理论中借鉴了控制人口、大幅度减少人造物等主张[7]。但作为一种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其思想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稳态经济思想的时代局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危机理论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它从人类与自然这两大系统之间不可中断的物质交换关系入手，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延续性，提出了实行稳态经济的新思维。由于其生态危机理论与“二战”后西方社会能源危机、滞涨等时代症结相呼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说服力。该流派提出的“热寂”预言和“零增长”主张虽然未必科学可行，但振聋发聩，引起了人们对生态危机的警醒，指出了以社会革命改变生态危机、挽救人类自身命运的迫切性。
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非稳态”的批判往往以科学抽象法为工具，从经济内部的细胞，即商品入手，严密地推导出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揭示了平均利润率下降、生产过剩、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必然趋势。而生态学派则跳出经济学框架，对“经济理性”本身进行批判：“经济理性把利润最大化建立在生产效率、消费和需求最大化的基础上”，追求资本增值，“导致整个经济领域浪费日益严重”。生态学派推崇“生态理性”，提倡节约资源并尽可能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14]，还提出以下2个方面的理论创新：(1)从“异化劳动”到“异化消费”。马克思早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异化劳动，但“生态理性”则批判异化消费，指出“不消费就不幸福”“不消费就衰退”等怪象导致经济增长突破了环境的承载限度。(2)从“分配正义”到“生产正义”。资产阶级倡导的“分配正义”代表私有财产的要求，是不正义的，难以化解生态危机。如发达国家对外欠下的生态债务在分配正义下得不到偿还。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导致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无法得到幸福，只能慰藉于闲暇时的过度消费。产品分配不能根除异化消费。只有在生产中实现人的解放，才能根除异化消费，实现自然的解放。“因此，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社会主义”[15]。
(一)稳态经济具有乌托邦性质
法兰克福学派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其自然观、生产观、消费观都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1)“启蒙辩证法”的反思。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运动建立起来的工业反过来压迫自然和工人阶级，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使统治者“以更加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最后导致的是对人的总体把握”[10]。(2)“异化消费”理论。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转向“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指为了资本价值的增值而盲目追崇消费，消费的目的是占有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人的本质被消费掩盖，最后导致人的毁灭[11]。(3)“技术拜物教”批判。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为了缓解过度生产，于是制造“虚假需求”，在“技术万能”的假象下掠夺自然资源并进行浪费性生产，从而造成社会畸形的商业化[12]。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合理性”外衣下的反自然性的批判，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稳态经济思想的重要借鉴。
(二)中间技术理论不符合经济和环境事实
中间技术理论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反对大生产和高科技，主张“小即是好”“少优于多”，片面突出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忽略了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人的发展和集约资源的作用。(1)小规模经济不等于生态经济。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小规模生产对资源、能源的边际消耗可能比大规模生产更高。小规模企业也不利于某些环保设备的利用。如大型联合化工企业可以对废热、废水、废料进行集约式利用和处理，而小煤窑、小水电、小锅炉则更容易对环境造成破坏；另一方面，以社区、家庭为单位建立的小企业与社会化大生产趋势相背离，不利于未来“自由人联合体”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以及最大限度地节约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2)简单技术并非破除异化劳动的出路。对简单技术、半手工技术的崇尚，以及对马克思“普罗米修斯式”技术崇拜的诘难，忽视了人类正是通过劳动工具的使用和改良来扩展活动范围，从而促进自身的自由和完美的事实。虽然生产技术的复杂性不利于劳动者掌握整个生产过程，容易导致劳动的碎片化，但技术程度与劳动异化不能划等号。在剥削制度下，简单技术，如搬砖，也可能构成异化劳动。消除劳动的碎片化，应该通过科学技术的正确使用，提升劳动的内涵和劳动者素质，使更多的劳动者加入现代科学劳动、管理劳动等创造性劳动队伍，而非倒退到手工劳动[23]。(3)忽视了不同国别的经济和生态差异。生态学派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提出了对高科技、大规模生产的反思。但从全世界的角度看，还有广大的南方国家受制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其经济系统在自然环境面前还比较脆弱，稳态的主要风险并非“对自然的控制”，而是“靠天吃饭”，即对“自在自然”的依赖。对这些国家而言，稳态发展的出路应该是尽快实现工业化、技术化，以科技成果反哺生态环境。
(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不完全吻合
在我国的现实国情下，经济不可能实现生态学派意义上的那种“稳态”。(1)经济建设仍是中心工作，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一方面，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尚未改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满足人民需求，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部分领域加大自然资源消耗，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内涵式增长，是十分必要的。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保持一定的增长，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化解经济风险。不能为了追求“零增长”的“恒稳”状态，人为地将生产和消费限制在最低程度。(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西方生态学派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比较完善、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欧美，其将稳态经济的实现道路寄予民粹主义的觉醒、基层民主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自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先进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能力协调好经济和生态的辩证关系，也比较早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的稳态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不是盲目、被动地屈从于“生态命令”，而是能动地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经济规律，从而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飞跃。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实践的生态经济道路：(1)将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践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方针，有力地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3)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将保持经济“稳中向好”和“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目标；(4)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强调对资源、能源消耗型和污染型等不可持续生产方式的替代路径[24]。这些内容是对生态学派稳态经济思想的合理扬弃。
四、超越稳态经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道路
鉴于稳态经济思想的上述局限性，应当在批判其悲观主义和“生态乌托邦”的基础上，从当代国情出发，借鉴其重视自然规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稳定可持续发展等合理内核，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同步发展。
(一)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走“亦红亦绿”的发展道路
正如生态学派所指出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非稳态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开展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红绿结合”“亦红亦绿”的发展道路，我国才能实现经济的长远、稳健发展。(1)克服当前发展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共产党人为“最近的目的和利益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5]。党担负着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不能违背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必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2)克服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悖论。在私有制下，个体和社会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个别经营者的“节约”可能恰是对生态的滥用。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维护好人类共有的“地球村”和“生命圈”。(3)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和教条式极端。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环保旗帜下的“资源市场化”“排污权交易”“小政府、大市场”等主张不但不能根除“非稳态”问题，还可能强化短期经济利益的导向，强化大公司对资源、技术的垄断[26]；另一方面，以苏东模式为代表，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也存在“控制自然”和“人的异化”的倾向，也是非稳态的。因此，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新时代的中国生态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高校建设服务型机关党组织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通过构建以常态化的学习教育机制为基础、以多渠道联系服务机制为依托、以多样化服务工作机制为核心，以科学化考评奖惩机制为动力、以多元化监督约束机制为制约、以强有力领导机制与投入机制为保障、以多元化社会参与机制为补充的长效机制，必能有效确保高校服务型机关党组织建设的长效化，从而有效发挥机关党组织和党员的重要作用，有力推动高校各项事业科学、健康、快速的发展。
(二)坚持经济文明与生态文明并重，解放自然与解放人相结合
要正确认识“增长的极限”，把经济可持续发展纳入生态可承载的限度，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优化的双重作用下，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特别是要处理好以下3个方面的关系：(1)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社会再生产应该是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的有机统一。既要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反对粗放式增长，又要在不同部类、不同区域的动态平衡中实现平稳增长，反对不切实际的“零增长的发展”和“恒稳经济”，避免国民经济“大起大落”。(2)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绿色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减少资源消耗，减少排污，缓解“熵增效应”，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者统一。(3)处理好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的辩证关系。在生产领域推广生态技术、人文技术，减轻自然界和劳动者的负荷。促进生产、管理、创新活动相结合，壮大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知识分子队伍，以及新社会阶层。发挥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体性，从单纯的“待遇—消费”激励向“创造性劳动—生产性闲暇”激励转变[9]，提高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的获得感。通过实现“生产正义”来消除异化劳动、摆脱异化消费，“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内需扩大和生态环境改善的良性循环”[27]。在解放自然的同时，解放人自身。
(三)坚持生态惠民，在稳态发展中落实普惠的福祉
“马克思的生态学”不是机械地要求将生态维持在原始状态的“自在自然”，而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依托的“人化自然”。因此，要辩证看待作为工具理性的经济理性与作为价值理性的生态理性的关系，关怀人的福祉。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7]。一方面，要均衡发展，使人民共享“生态红利”。对畸形发展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要妥善调结构，转移劳动力；在自然条件有限及不适合发展现代工业的地方，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整治人居环境；在生态系统脆弱和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实施生态移民，使生态保护和扶贫攻坚相结合。另一方面，要充分发展，惠及民生。摒弃西方生态学派“维持最低水平经济”“少即是好”和“只提供若干种耐用的消费品”等理念[28]。在环境能够承载的限度内，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使满足当前需要和子孙后代的需要相统一，为生态文明建设赢得民心、民智、民力。
(四)坚守生态红线，维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底线
生态学派在自然环境告急条件下的稳态发展思路启发了人们的“生态红线”意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也到了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29]。生态失衡一旦突破临界点，就可能跃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只有以最严格的措施坚守生态红线，才能为稳定发展提供环境支撑。在环保理念上，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防治措施上，针对主要污染源开展防治攻坚战，实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在综合治理方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河湖长制、排污许可制、环保税制，对自然资源实行离任审计和资产负债表等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规，形成不可触碰的高压线，给自然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
(五)坚持全球生态文明共建，反对生态帝国主义
要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升期表面“稳态”发展的背后是对他国剩余价值与自然资源的双重掠夺及污染的强制输出，导致了资源、能源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向心运动”，以及污染物、废弃物作反向的“离心运动”。这两类物质的远距离转移无一例外地增添了人类生产的共同成本，加剧了“物质代谢断裂”。这种非正义、非稳态的发展，使得发达国家也难逃厄运。我国既要抵制生态帝国主义的潜在威胁，警惕西方国家以环保为名义的贸易壁垒，追偿“生态债”，抵制洋垃圾，又不能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掠夺”和“转嫁危机”的老路。要关注国家生态安全，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密切关注对外开放的环境影响，限制资源廉价出口。应承担社会主义大国的生态责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构建双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共同协商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在人与自然的解放视野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赵卯生.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可能与现实——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3)：19-26.
[2]高锐.论本·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4-18.
[3]赵志强.资本主义批判与绿色乌托邦: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25-28.
[4]陈永森，蔡华杰.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297.
[5]袁茵.稳态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新范式[J].人民论坛，2017(11):74-77.
[6]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7，49.
[7]WILLAM L. The limit to satisfaction： an essay to the problem of needs and commodities[M]. Kingson 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8:91.
[8]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3,928-929.
[9]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6,98,494-499,506-507.
[10]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2-33.
[11]陈永森.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及其启示[J].兰州学刊，2008(3):77-80.
[12]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0.
[13]田晴.对稳态经济的思考[J].财政研究，2012(7):16-19.
[14]ANDRE G.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M]. London: Pluto，1994:32-33.
[15]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408-418,538.
[16]舒心心，刘晓燕.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启示[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08-112.
[17]董玉宽，张思皎，赵云煜.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发展——“资本主义更年期”思想评析[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598-603.
[18]解保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名著导读[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39-44.
[19]ANDRE G. Ecology as Politics [M]. Boston: South end Press，1980：22,66.
[20]赵卯生.生态危机下人的解放——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J].国外社会科学，2011(1):21-30.
[21]张慧，林美卿.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究[J].社科纵横，2017(10):106-111.
[22]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78,604.
[23]陈征.论现代科学劳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16-21.
[24]黄雯.人和自然关系的探讨——从马克思到当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62.
[25]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5.
[26]贾学军，彭纪生.西方环境经济学语境下的生态解救之路——福斯特的批判与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16(6):26-33.
[27]赵超,董峻.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8-05-19)[2019-05-05]. 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9/content_5292116.htm.
[28]乔舒亚·法利，王俊.生态文明和稳态经济[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5):624-629.
[29]顾仲阳.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8-05-20(1).
Enlightenment on the steady state economy ideology of ecological Marxism
WEI Jian-xiang
(Collage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China )
Abstract ： Steady state economy ideology proposed by the ecological Marxism absorb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of many subjects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Marxism philosophy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kind and the nature. It criticizes the root of capitalist dual crises and makes innovative prospect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steady state economy. However,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such as utopianization, deviation from the reality of economic, social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China should abandon its steady state economy and explore a new socialist ecological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hich combine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uman liberation and natural liberation.
Key words ： ecological Marxism; steady state econom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收稿日期] 2019-05-24
[作者简介] 魏建翔(1985-)，男，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22( 2019) 05-0034-09
[DOI] 10.13322/ j.cnki.fjsk.2019.05.005
(责任编辑： 何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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