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轨型通货紧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与西方国家当年的通货紧缩相比，我国当前转轨时期的通货紧缩在形成机理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西方国家的通货紧缩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而我国的通货紧缩则是出现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西方国家的通货紧缩是经济周期膨胀与衰退相交替的短期波动，是需求约束下的通货紧缩；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则有着更深一层的体制转轨方面的原因，是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共同作用下的通货紧缩，体现了渐进式改革的成本。我国转轨型通货紧缩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转轨体制中，计划机制的作用尚未清除，供给约束依然存在
经过20年的渐进式改革，我国原有的计划体制的条条框框已被打破，但计划因素尚未根除，在社会资源的配置方面依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计划体制下的供给约束仍然存在。
1、政企不分，降低了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形成供给约束。首先，由于政企不分，权力介入市场会破坏价格信号，资本、劳动力等资源不是根据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信号来配置到不同的部门，而是根据政府的目标来配置；政府的目标确定过程和更改过程都很复杂，不能灵活适应变化和及时纠错，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就很难保证。其次，政企不分，会使国有企业缺乏风险约束，容易造成投资膨胀，乱上项目。再次，政企不分，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与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并存，企业便会缺乏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的市场动力，便不能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自动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导致在经济发展中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日益脱节。复次，政企不分使得在同一竞争领域中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由于体制差异而引起的效率差异。而这种由于体制原因产生的效益差异并不能代表行业利润的高低，即使平均利润低也并不一定表明进入这一行业的利润就低。这就使得平均利润已经很低的行业仍然会有许多非国有企业“进入”。这就是重复建设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最后，由于政企不分，还容易导致优不胜劣不汰。因为政企不分使国有企业的破产制度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使得按市场规则该“淘汰出局”的企业却长期滞留于“局内”，这必然造成生产能力的过剩、资源利用的分散和不经济性，从而严重破坏市场机制对资源合理配置的功能。
2、供给约束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存在，是导致转轨型通货紧缩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首先，由于供给约束的存在，极易导致供求失衡，造成市场紧缺与市场囤积并存，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过剩并存，从而促使通货紧缩提前到来。目前，种种情况表明我国市场表面上已呈现过剩状态，我国似乎也已步入过剩经济。但我们又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过剩经济有所不同，同国际上许多国家相比，其他国家一般都在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后才步入过剩经济，我国却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700美元的水准上便出现了过剩经济。因此说，这实质上是一种结构扭曲的过剩经济，是低层次的过剩经济，它必然促使通货紧缩提前到来。其次，由于供给约束体制的存在，使我国企业丧失了在萧条时期通过市场机制自动调整供给结构的机会。在经济繁荣时期，一些技术落后的产品、过时的企业和重复建设的产业尚有生存的机会。而到了经济衰退时期，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一大批落后的小企业将倒闭，经济资源重组、产业结构调整、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等都将在这一时期展开，这将为经济的复苏打下基础。然而在转轨体制国家，由于计划体制对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约束依然存在，落后企业的破产机制无法保证，企业因此缺乏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的市场动力，经济复苏的调整期无疑会延长。最后，供给约束体制还会大大局限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存在供给约束，所以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拉动投资需求，从而重新启动经济。美国20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就是主要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复苏经济的。而在转轨型通货紧缩中，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供给约束体制的存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会造成新一轮的供求失衡。重复建设、优不胜劣不汰将使相当多的新资源流向效率不高的企业，“帮助”这些企业继续生产可能永远都卖不出去的产品，从而大大降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最终使得扩张性财政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的效应。
（二）转轨体制中，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已经确立，需求约束开始发生作用
1、消费需求约束。经济体制中的消费需求约束是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但问题是，我国近几年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过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近几年国家对原有福利制度进行了初步的市场化改革，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大部分开始由个人承担，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又尚未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恶化，有钱不敢花。另一个原因是，居民收入差距的非合理性扩大，导致边际消费倾向的迅速下降。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很低，因此，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越大，边际消费倾向则越低。
2、投资需求约束。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投资需求约束是指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但问题是，我国投资需求近年来下降得也过快。引起投资需求下降过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由于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经营者追求短期利益而缺乏应有的投资约束，盲目投资，投资膨胀，造成无效供给过剩。这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本，而且产品积压导致新一轮的投资也无法形成。第二，1993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持续下滑，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不断上升。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恶化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需求。第三，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动作不到位，产生“惜贷”，引起投资需求的下降。
3、转轨型需求约束的产生和成熟市场经济的需求约束有所不同，它是导致转轨型通货紧缩产生的又一根本原因。第一，转轨体制中供给约束的存在导致有效供给的不足，从而抑制了有效需求的成长，这是转轨体制中需求约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中所没有的问题。第二，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需求约束主要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造成的，而转轨体制中的需求约束的产生主要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是体制转轨引发的。比如，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滞后而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体制改革滞后造成不规范的市场交易，形成不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而造成的；投资需求不足是因为体制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无效供给过剩、效益下滑而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运作不到位而造成的。另外，由于供给约束而形成的需求约束则更是直接与体制转轨相联系。因此，转轨体制中的需求约束，也即我们所称转轨型需求约束，是转轨型通货紧缩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4、转轨型需求约束降低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应。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中央银行采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基础货币投放，以防止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但由于转轨型需求约束的特殊性，这种针对成熟市场经济需求约束的一般性的需求拉动的政策措施，不可能消除转轨型需求约束的深层次的体制根源，因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应极不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相当一部分新增货币供应量并未形成新的需求，未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比如，1999年5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7.2%，超过了1998年同期的水平。与此同时，零售物价和居民消费物价水平却下跌3.5%和2.2%。这种现象似乎有悖于货币供应与价格水平正相关的常规，但深入分析一下目前货币结构的变化以及存贷款增长的情况，对此就不难理解。近几年来，我国货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M[,2]中准货币的比例在不断提高，1994年末为56.20%，1998年末为62.72%，1999年5月末已达到65.47%，而流动性强、直接影响购买力并影响物价的狭义货币M[,1]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这种情况，源于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1999年5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8968亿元，增长18.6%。储蓄存款的大幅增长，使准货币在广义货币M[,2]中的比重日益提高，这部分货币需要通过银行的资产运用，才能转化为即期购买力。目前银行主要通过发放贷款运用其资产，由于商业银行“惜贷”以及贷款有效需求不足，银行贷款的增长相对缓慢。因此，相当一部分新增货币供应量未形成新需求，使货币政策传导受到严重阻塞。
第二，连续降息未产生需求效应。自1996年至今已连续7次降低存贷款利息率，但并未因此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首先，降息没有产生应有的投资需求效应。因为私营企业难以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其他直接融资渠道也没有为之开通。而国有企业大都负债累累也难以从银行再获得资金。从而使利率下降对社会投资需求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其次，降息没有产生应有的消费需求效应。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居民的未来期消费和现期消费可以比较容易地相互替代，不存在消费刚性。在这种情况下，降息可使一部分储蓄转化成为消费，政府能够实现预期的政策意图。而在转轨体制中，由于传统体制中的各项福利逐步市场化，内化为居民的私人成本，加之社会保障尚未完善，使得居民的预期恶化。厌恶风险的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常常超过实际的未来支出水平。而且未来支出成为一种刚性支出，即只属于未来消费，而不能提前进行，未来期消费和即期消费完全不可能相互替代。这种未来期刚性消费需求的存在将极大地扭曲降息的政策效应。
（三）转轨时期市场环境不完善，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被进一步强化
1、市场无序。一是市场缺乏信用，使供给和需求都受到阻碍。在生产领域，由于市场信用差，经常会遇到不能按期交货，尤其是收了货不付款，或者付了款收不来货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结果是缩小了市场，减少了供给，也减少了需求。在消费领域，买卖中的欺诈行为及假冒伪劣产品阻碍了消费者的购买。信用不佳对投资的影响体现在，银行不敢把钱贷给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往往会无视银行债权“逃债”；银行也不敢把钱借给小企业或个人，因为整个市场的信用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样，最终使得极高的储蓄率不能转化为投资，造成总需求的不足。二是市场存在不公平竞争。如行政性垄断的严重存在；地方保护，优不胜劣不汰——好企业和差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国家对国有企业扶持，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非国有企业仍受歧视，并难以从国有银行贷款——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破坏了市场机制，必然造成供给约束。三是我国政府的各项收费过多，据计算1995年我国政府的收费高达8706亿元，占GDP的14.9%。如不制止乱收费，将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投资需求，压抑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农民的消费需求。
2、市场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同其他领域的市场化推进程度相比较，商品价格市场化程度较高，已达85%，而劳动力市场才有65%，金融市场最低，只有10%。
劳动工资的市场化程度是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劳动工资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只有78.8%，因而限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原有的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各种福利均已市场化，转化为个人的成本支出，而这些却尚未从工资结构中得到体现，因而限制了工资的市场化水平，也因此限制了职工工资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没有健全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使得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缺乏市场化的传导机制，因而制约了政策效应的发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除了表现在对利率的计划管制和信贷规模的计划控制以外，还表现在资本市场的开放水平低，企业融资仍然是以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方式为主，而以通过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直接融资的方式为辅。目前，我国间接融资的额度大体在90%左右，直接融资大约在10%，其水平仅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15%。因此，我国消费者和投资者之所以对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变化反映如此迟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健全的金融市场，即没有健全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及其传导机制。致使居民储蓄只能主要选择银行储蓄一种金融资产，因而就很难及时、有效而安全地向消费和投资分流，所以，货币政策的效应无从发挥。
二
正是由于转轨时期，计划体制因素和市场体制因素同时发生作用，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并存，才促使通货紧缩提前到来。这同西方国家单纯需求约束下的通货紧缩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需求政策来治理我国的通货紧缩，而是要针对我国转轨型通货紧缩的特点，加速改革步伐，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消除供给约束和转轨型需求约束；同时，还应借鉴西方国家长期的历史经验，结合凯恩斯需求理论及供给学派供给理论二者之长，明确以供给带动需求的思路，既要实现拉动需求的短期目标，又要兼顾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
（一）加速改革步伐，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消除供给约束和转轨型的需求约束，为结束转轨型通货紧缩创造必要条件。当前，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深化国企体制改革，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党的十五大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议中要求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表明国家加速国企改革的决心。这一措施的真正到位，将极有助于解决政企不分等一系列的体制难题，从而建立起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结构调整的市场机制将真正发挥作用，市场体系将完整地建立起来，供给约束和转轨型需求约束将会彻底根除，转轨型通货紧缩也就有可能得到根治。
也有人说，我国的经济过冷及其难以启动状态的突然出现，正是因为多项改革的同时出台，因此认为，应坚持渐进式改革路线，谨防急躁冒进，并建议延缓改革的步骤。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是表面化的、极其有害的。改革力度的加大的确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直接影响因素，但并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体制的转轨，转轨体制是转轨型通货紧缩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我们不仅不能延缓改革，相反要加速改革，尽快结束转轨期。渐进式改革的意义就在于，在改革初期，能够使我国经济相对平稳地发展，避免体制急剧转轨可能带来的社会动乱和经济破坏，使体制转轨有个逐渐的量的积累过程。而在经历20年的渐进式改革之后，量的积累已达到一定程度，我国经济体制应进入质的变革阶段，“质变”较“量变”量一个迅速变化的过程。因为，这一阶段量的积累已使人们对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认可并接受，而旧的计划体制的根本弊端还没有真正消除，新体制在旧体制的约束下发生扭曲，新旧矛盾错综复杂。此时，改革的继续拖延将使其走向死胡同。唯有加速推进改革，改革的最终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也有不少学者从供给的角度来阐释当前的通货紧缩，提出制止重复建设、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增加有效供给等观点，但多是停留在供给管理的表层次上，而忽视了找寻造成无效供给过剩、有效供给不足的更深层次的体制方面的根源。因此，仅寄望于通过表层次的供给管理是无法解除深层次的供给约束的。只有加速体制转轨，加速改革，完善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消除供给约束，从而最终结束转轨型通货紧缩的历史命运。
（二）明确以供给拉动需求的思路。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无效供给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西方国家的通货紧缩则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所以西方国家主要是靠增加有效需求拉动供给，而我国则应通过改善供给，增加有效需求，供给的改善有赖于通过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来实现。如果我们一味地依赖于扩张需求的政策措施，那么，体制的弊端会再度加剧结构的失衡，虚假的经济升温会再次掩盖深层的体制矛盾，市场压力暂时的缓解会使得改革推进的动力不足。
更何况，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当年扩张需求的政策措施，对日后的经济增长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需求的扩张力度过大，市场压力明显缓解，使企业在萧条期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的动机逐渐淡化，导致七十年代美国的生产技术落后于日本，工业生产成本上升，缺乏国际竞争力；由于需求过度膨胀，引起通货膨胀，同时，由于刺激消费，使得储蓄率和投资率降低，引起投资不足，造成技术设备差、生产下降，供给萎缩，失业增加，最终导致经济陷入“滞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美国经济的真正问题已不在需求方面，而是在供给方面。供给学派认为，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有效作用，促进供给的有效增长，以适应需求的不断变化，反对政府过度的需求扩张政策，认为它会破坏市场机制。还强调，在市场压力的推动下，通过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使萧条后的经济重新达到高位的均衡的一个必要条件。里根总统上台后就是以供给学派思想为其政策理论基础，从而为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的长期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显然，当前我们不应简单重走凯恩斯主义的道路，只谋求经济的短期升温，而应结合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思想二者之长，确立以供给带动需求的思路，力争经济的长期增长。
（三）正确看待和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首先，应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暂时性的权宜之策。因为存在着需求约束，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有存在的必要，其目的是避免各方面矛盾的激化，缓和居民的预期。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作为短期的权宜之策，而不能长期使用。一是因为转轨时期供给约束的存在，使得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受到局限，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体制改革才是根本，需求拉动只能作为暂时的缓冲剂。二是因为长期的需求拉动，必会弱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带来不良后果。其次，应将投资需求扩张的着力点放在科技开发与创新项目、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和高技术产业项目上。经济萧条时期，加大了企业实施技术改造的动力，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通常就发生在这一时期里。因此，投资需求的政策性扩张应顺应萧条时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将着力点放在科技开发与产业创新方面，为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般来讲，在萧条时期投资需求的政策性扩张适用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而在我国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我国转轨时期供给约束机制的存在，投资需求的扩张必然会造成新一轮的重复建设，从而降低乘数效应，尤其对于公共基础设施这类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项目重复建设现象将更为突出，加上这类产业的产业链较短，乘数效应本身就不明显。相反，高科技产业及各类创新项目由于科技水平要求高，又有专利法的保护，因而能够避免大规模地重复建设，加上高科技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大，因此，从这个角度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扩张的政策效应将可能在转轨体制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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