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肉类产量位列全国前100名的县(市)（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姜珊珊[3]（2020）在《东北亚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今经济全球化进入低速发展阶段,新冠病毒疫情也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许多国家通过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应对“反全球化”的威胁,而亚太地区近年来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的出色表现,成为国际经贸领域新的关注点。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蒙古五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也做出重要贡献。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形势,寻找激发经济活力的新增长点是维持经济增长的路径之一,而2017年2月22日《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正式生效为全球贸易增长注入新的动能。本文从贸易便利化的角度出发,通过文献梳理分析得出东北亚贸易便利化的研究进展。基于贸易便利化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首先,对东北亚国家的经贸发展情况以及东北亚五国经贸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并结合中日韩蒙俄五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双边贸易结合度、双边贸易互补性3个指数测算5国间的经贸合作潜力,结果表明,东北亚国家总体贸易依存度较强,五国之间贸易具有互补性并存在一定的贸易潜力。进一步对东北亚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现状进行阐述,分析五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条件,发现东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参差不齐,贸易便利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不均衡,经济水平差异大:二是贸易政策不一致,通关存在障碍;三是贸易保护主义呈发展态势。其次,利用GTAP模型模拟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东北亚五国彼此间以及区域外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贸易及不同产业产生的影响,由模拟结果可知,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东北亚区域各国之间经贸合作的深化、贸易结构的调整以及居民福利的提升。最后,根据实证模拟结果,结合目前东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现状,提出东北亚国家可以从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两条线入手,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培育东北亚区域的市场提供者,提高整个区域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加快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调整贸易结构,促进多元化贸易的开展。对于整个东北亚区域来说,在两条线建设的基础上全面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依托各国的要素禀赋和政策特点深化贸易合作。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希望能够为不断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及经济一体化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思路。
徐婷婷[4]（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指出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5]（2019）在《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知识高度分化与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的整体背景下,我国教育管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与专业化。基于四十余年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对学科已有研究开展系统性、理论性的回顾与反思,既有助于厘清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又有助于准确掌握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是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然而,现有对学科整体审视的研究,多为学者凭借自身知识积累所作的阶段性的回顾与展望,又或是囿于某一分支学科、具体研究领域当中。既有研究在视角上缺少全景维度与长时间段的系统检视,难以从海量繁杂信息中洞悉学科发展的真实样貌和客观动态规律,系统性的学科审思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加以完善。知识图谱作为反映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以及结构关系的一种知识管理工具,能有效克服以上不足。通过对海量复杂信息开展缜密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可动态展现学科的演进特征,探究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现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缺失与薄弱环节,对拓宽学科研究广度与挖掘研究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知识图谱方法运用于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当中,以学科归宗、学科渗透、学科价值为研究基点,以正视学科发展的复杂本质、顺应跨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研究原则,通过构建三维矩阵（以学科给养、主题演化、知识流动、学术群体为目的维,以各类知识单元为对象维,以统计分析、引文分析、共引分析、聚类分析等科学计量分析为方法维）,将CNKI中1979-2018年我国教育管理学38162篇文献信息转化成一系列的知识图谱,以期更深层次地揭示学科结构的相似性与承接性,具体的研究过程及研究发现如下:（1）“学科给养”视角。分别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层面呈现学科演进与发展的动力来源与基础条件。总体来说,学科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学科发展的内部与外在条件整体较好,高等院校引领拉动学科发展,但机构之间“贫富”差距较大。此外,研究成果分布在829种不同的期刊上,涉及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14个学科,呈现学科交叉性强,领域广泛等特性。（2）“发展轨迹”视角。前述文献样本涉及到的50351个关键词之间存在强弱关系,通过对这些关键词开展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挖掘出学科知识结构之间的亲疏关联。整体来看,学科经4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明确的范畴体系,整体呈现“核心—衍生—边缘”的主题格局。阶段性分析表明,学科演进过程中新老话题的更替,存在明显的“政策依赖”特性,与繁荣的应用研究相比,基础性研究量少质低,纵向连贯性研究不足。（3）“知识关联”视角。通过探测突现词把握学科研究前沿。学科研究中具有时代特征“变”的研究域,是学科发展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综合“主题演化”的分析结果可知,关注度高的热点领域,容易聚集集体智慧创造新知识,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对前述38162篇文献样本涉及到的144618篇参考文献开展引文分析,结果显示,滋养学科发展的奠基性文献在学科发展初期较为欠缺,这与学科发展初期学术研究规范性存在欠缺有关,因学科研究更注重现实性与实用性,学术积累在延续性和体系上较为薄弱。（4）“学术群体”视角,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对作者合作与作者共被引形成的“显性网络”与“隐性网络”进行考察。整体而言,作者合作构成的“显性网络”密度低,“权威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不紧密,“师生型”、“同事型”是合作的主要方式,网络中派系林立的程度值不高,整体科研合作网络仍处于待优化的初级阶段。基于核心作者共被引构成的“隐性网络”按照研究领域可分为10个学术群体,研究跨领域特性明显,但不具备明显的学派效应。整体上来看网络连通性好,信息传递快,具有典型的“小世界”效应,存在“学术明星”现象。（5）综合上述分析,研究基于知识图谱视角,总结出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范式特征,并对学科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从建构均衡化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打造本土化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等层面提出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一系列建议。研究借由宏观概括、中观分析、微观扫描对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四十年进行回溯与总结,结合学科发展范式特征提出展望,客观呈现学科总体图景、发展态势与结构特征,为后续研究把握研究重点、捕捉研究前沿、规范学科布局奠定了研究基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充基础数据,扩大文献样本的来源范围,将学术着作、学位论文吸纳进来,同时增加中外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横向对比,以客观评价我国教育管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优势与差距。此外,还需丰富研究内容,将学科研究成员的知识结构与研究取向纳入学科建设的重点考察范围,进一步完善本研究。
袁锦贵[6]（2019）在《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 ——以文化、教育、医疗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公共服务研究的重要主题。国内外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横向区域之间的均等化和城乡均等化,在纵向均等化方面主要关注点在于各层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的合理划分,现有成果对于各层级行政区的公共服务资源纵向配置差距研究相对不足。事实上,行政区层级是国家权力空间配置结构的直接体现,很多看似横向区域之间的非均等化问题背后是纵向层级关系上的资源配置失衡在发挥作用,比如普通地级城市与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背后的隐秘逻辑就与各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深刻相关,而资源配置能力又与城市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密切关联。不仅如此,各行政区层级之间的纵向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非均等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横向的区域之间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比如很多省份渐次展开的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战略将省级公共服务资源优先配置和集聚在省会城市就对省内其他城市形成较强的挤压效应和虹吸效应,从而严重干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家战略的实施。如此,有关行政区层级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系统性研究急需展开,以便为下一步的行政区划调适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基于以上认识并借鉴中心地理论、新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和团队前期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设,然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数据统计分析、计量分析（含因子分析、相关分析、综合指标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等）、POI热点分析和空间可视化等方法,从公共服务资源的纵向层级空间配置差异角度切入公共服务均等化主题,紧紧围绕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和行政区层级对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展开实证研究。具体而言,论文主要分为八章。其中,1-2章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的提出、研究思路与总体框架、研究方法与可能创新之处、核心概念界定、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等内容;3-7章为主体部分,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历史演变方面分时期梳理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体系的制度变迁（第3章）;二是,从不同尺度探析我国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的空间格局,在研究尺度上,分别是省级尺度（第4章）、地级尺度（第5章）和县级尺度（第6章）;三是,以两个维度从不同尺度模型检验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第7章）;第8章为研究总结,主要包括研究结论、研究不足及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等内容。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假设认为,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整体上呈现“行政区层级越高,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越优”和“作为区域公共服务的中心地,行政中心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更优”的双重逻辑,行政区层级和是否行政中心对于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具有显着影响1。实证研究发现,这一假设整体上成立,但具体在不同尺度、不同领域上,这种影响效应具有一定差异。首先,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层级配置特征确实明显。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大多数指标具有因果影响效应,就影响机制而言,主要是直接因果效应叠加中介影响效应两种路径在发挥作用;二是,在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上,行政区层级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目前,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和文物机构均呈现“行政区层级越高,空间覆盖率越高”的典型特征;三是,行政中心在获取上一级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确实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四是,不同建制等级地级市之间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呈现非常明显的“城市行政等级越高,资源配置越优”特点。其次,从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来看,呈现十分明显的“观测空间尺度越大,行政区层级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越大”规律: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尺度上,城市行政等级对大部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具有显着因果效应,但在地级市（设区市）和县级市尺度上,行政区层级只对其小学资源配置和公共医疗资源配置的影响产生显着因果效应。但无论尺度大小,均呈现“行政区层级对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的影响要显着高于资源配置数量的影响”规律。再次,从是否行政中心对于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来看,在地级城市尺度上,“是否省会城市”对地级市公共教育（中学生师比指标除外）、公共医疗资源的数量配置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因果影响效应,对地级市上等级公共文化、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因果影响效应;在县级城市尺度上,“是否地级行政中心”对大多数公共服务资源数量配置具有显着影响但并无因果效应并只对上等级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具有显着正向因果影响效应;在乡镇尺度上,“是否县级行政中心”只对“人均床位数”、“人均医生数”和“上等级公共文化资源得分”具有因果影响效应而且拟合优度很低。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显性的行政区层级而言,隐性的行政等级对于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不明显或者影响非常微弱,单纯的行政管理层级提升并不一定能够提升县级及以下区划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相对于地级市代管县级市等其他类型的县级市而言,省直辖县级市、省直管县级市、省直管县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不一定具有明显优势。2.假设认为,随着2003年以来我国公共服务重心逐渐下沉和财政支出责任逐渐上移以及各行政区层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新机制的逐渐完善,行政区层级对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渐趋弱化。但实证研究却发现,无论是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尺度上还是在地级市（设区市）和县级市的比较尺度上,行政区层级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数量配置的因果影响效应均呈现逐年强化趋势。3.假设认为,县域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差距更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假设基本成立。因为,从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的区域分异来看,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地级城市之间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层级差距相对更小、地级市与县级市之间的公共服务资源数量的层级配置也更为均衡。此外,本文还发现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的三个规律:一是,从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体系的制度变迁来看,公共教育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体系较早清晰,其次是公共医疗,最后成型的是公共文化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体系。相应地,实证研究发现,行政区层级对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资源配置的影响更为显着,对于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影响相对较弱。而且,从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数量配置的影响来看,行政区层级对学校资源数量配置和医疗资源数量配置的影响更为显着。更进一步观测,在学校资源配置领域,行政区层级对小学资源配置的影响整体上大于对中学和高校资源配置的影响、对学校地理密度的影响整体上大于对学校生师比的影响。二是,相较于普通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而言,普通地级城市内部的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差距最小。一方面,在地级尺度下,地级城市之间呈现“行政等级越高,内部资源配置差距越大”的格局;另一方面,县级尺度下,不同等级地级市内部上等级公共服务资源拥有量的层级差距同样呈现“普通地级城市内部的层级差距最小”规律。三是,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大多数指标具有空间影响效应。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大部分指标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效应明显,而且考虑空间因素后,城市行政等级越高、行政区层级对其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越显着。
刘森挥[7]（2019）在《我国肉牛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提升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牛肉需求增长对牛肉供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居民牛肉需求不断增加,牛肉价格的持续上升反映了牛肉供需矛盾的严重性。缓解牛肉供需矛盾是主要通过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扩大肉牛养殖数量实现产量增长,还是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实现牛肉产量增长?国家已经明确了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显然,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肉牛产业未来发展模式。肉牛养殖是肉牛整个产业的重要阶段,较长的养殖时间容易使技术进步和管理实践发生改变,因此是肉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重要突破口。我国肉牛养殖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如何?肉牛养殖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源泉在哪?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提升我国肉牛养殖全要素生产率?这些问题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是肉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必须回答的问题。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利用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关于肉牛成本收益的统计,分析我国肉牛养殖的投入产出构成以及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利用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积累的、全国肉牛养殖调查面板数据（2014-2018）,运用随机前沿函数分析方法测算了每个肉牛养殖主体肉牛产量增长的源泉,进而测算评估了我国肉牛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其次,对比不同肉牛养殖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肉牛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再次,根据养殖主体全要素生产率状况和每个主体的内外部条件,研究了我国肉牛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最后,提出了改善我国肉牛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2015年-2018年肉牛养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别为-0.28%、0.92%、-1.88%、3.41%,平均为0.54%,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不同主体之间差异较大,最小值为-154.35%,最大值为91.18%。西南产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值在所有产区中最高,达到4.51%。年均出栏量在20-99头的养殖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最高,达到1.25%,出栏规模在1-19头的养殖主体TFP增长率最低,仅为-0.76%。（2）技术效率的提高是养殖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技术进步对养殖主体样本期内TFP的提升作用微弱,但其有逐步上升的趋势。由于存在剧烈的震荡,规模效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TFP的增长。（3）我国肉牛养殖目前仍处于高度粗放式的养殖方式,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4.99%,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在样本期内均值仅为15.01%。在产区差异方面,所有产区中东北产区与中原产区的TFP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较高,分别为26.40%、21.78%,而西北产区与非优势产区较低,仅为11.64%、8.87%。这与不同产区肉牛主要采取集中育肥或是放牧型饲养方式有关。在规模差异方面,样本期内年均出栏量在1-19头、20-99头的养殖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明显低于100-299头以及300头以上养殖主体的TFP贡献率。（4）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因素主要涵盖技术推广、金融支持、组织化经营以及养殖主体的个人素质等方面,其中,养殖主体参与技术培训、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加入合作社、与现代企业签订契约以及养殖主体受教育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养殖主体老龄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抑制作用。（5）基于技术培训、获取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组织化经营能够促进养殖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文进一步分析养殖主体参与技术培训、贷款可获性、组织化经营的影响因素,从而识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实施路径。研究发现:（1）技术培训内容与养殖主体需求是否匹配、养牛收入、风险偏好、所养殖肉牛每百头的成活率对养殖主体参与技术培训行为有正向影响,而养殖主体年龄、是否村干部等因素对其参与技术培训行为影响不大。（2）养殖主体家庭禀赋特征及生产经营能力对其信贷可获性存在显着影响。其中,家庭劳动力人数与贷款可获性呈正相关;主要收入来源于务工性收入或养牛收入的养殖主体更容易获得贷款;享受信贷补贴政策与购买了养牛保险的养殖主体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3）养殖主体是否为村干部、受教育年限、生产规模、肉牛市场价格、合作组织能够提供的技术服务、能否提供销售服务与养殖主体是否参与组织化经营呈正相关。而养殖主体年龄、养殖经验与养殖主体是否参与组织化经营呈负相关性。（4）对上述三方面结论进行总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非可完全依赖养殖主体的自身努力来实现,政府在服务配给、补贴政策支持及产业组织在技术指导及产后销售上所提供的帮助,对养殖主体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得出以下几点提升肉牛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1）引导肉牛养殖的适度规模化,提高肉牛产业化水平;（2）进一步加强先进技术的普及,投入更多的资金对农业生产者进行技术培训;优化肉牛养殖技术推广方法,重视养殖主体对新技术的修正过程;征求养殖主体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技术困难,有针对性的提供技术培训服务。（3）鼓励金融机构改革农牧业贷款抵押和企业资信评价体系,加大对农牧业生产者的贷款支持;建立金融联结配套的制度,有效解决养殖主体借贷信息不对称问题。（4）提高养殖主体组织化程度,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引导养殖主体自发组成合作社,激发养殖主体内在的积极性;鼓励养殖主体与现代企业建立深入的合作关系,强调对肉牛养殖主体提供技术、收购销售等服务的重要性。（5）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肉牛养殖主体受教育水平;加大肉牛养殖补贴力度,建立疫病风险补偿机制,推广肉牛养殖保险,保证养殖主体收入。
陈亮[8]（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永厅[9]（2018）在《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治理问题研究 ——以Y县贫困治理实践为例》文中指出“贫困是最大的暴力”,对于很多学者和专家来说,研究贫困主要是基于学术兴趣和济世情怀。而作为一名来自西南喀斯特深度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贫困更像“瘟疫”一样肆虐着我和我周围的人,贫困不是冰冷的、毫无生气的各项经济指标,而是饥饿、病痛、无奈、忍受、眼泪、死亡。以“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治理问题研究”作为毕业论文选题,与其说是研究一个现实问题,不如说是回顾一种人生经历以及为这种人生寻找出路,因此在论文论述中,总是伴随一种期盼、展望和朴素的激情。无论是全中国的贫困问题,还是西南喀斯特地区的贫困问题都是中华民族前行道路上的“暗礁”。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为分析视角,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暗礁”、破除“暗礁”时的政治智慧、政治勇气和时代担当。为了完成该任务,本研究共分为六个部分,从国际国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现状开始,到最后探讨人类社会如何终结贫困结束,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在对已有研究成果回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已有的贫困概念和定义已经不能完全解释我们面临的贫困状况;已有的关于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缺乏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已有的关于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视野不够开放。多数学者在研究中,主要以一种相对悲观或者悲悯的态度探讨西南喀斯特地区如何追赶中东部地区,如何实现贫富差距的缩小等问题。很少有研究是从引领和超越的角度出发,以一种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胸怀探讨西南喀斯特地区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如何为全国创造和供给一种健康、生态、绿色的美好的生活方式。第二章,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的梳理,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回答和解决中国的贫困治理问题,革命和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两个阶段,革命即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从制度上终结贫困的根源;发展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前提和条件。第三章,从喀斯特地质作用的角度梳理了西南喀斯特地区的自然资源概况,并以国土总面积与西南喀斯特地区国土总面积相近的中东部连片地区河南、安徽、湖北、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六省区为参照对象,从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围绕收入情况、温饱水平、住房情况、预期寿命、文化程度和交通出行等方面进行对比,全面展示西南喀斯特地区的贫困程度和贫困深度;由于西南喀斯特地区地理位置偏远,加之特殊地质地貌特点,在全国经济和科技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成为全国后发地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处于边缘化状态,从而加剧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贫富差距。第四章,在案例分析中,论文依据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将Y县的贫困治理实践分为五个阶段,并分别梳理了每个阶段Y县的贫困治理取得的成效以及基本特色。2013年来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理论指导下,Y县的贫困治理成效较为显着,在农业方面,基本摆脱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全县喀斯特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无论在理论创新方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已经成为全国先进典型,成为全国其它地区参观学习的典范;在教育方面,Y县从90年代的文盲大县,到现在正冲刺全国教育百强县;在交通方面,Y的交通已经从生产型交通和资源型交通转向当下的民生交通、旅游交通、舒适交通;在经济发展方面,Y县正从煤炭经济向旅游经济、绿色经济过度;在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方面,Y县预计将提前完成国家制定的“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任务。第五章,依据Y县贫困治理经验,笔者认为,破解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问题要走一条“不同于东部地区,有别于西部地区”的崛起之路。西南喀斯特地区的发展既不能依赖传统的农业生产,也不能再走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资源型工业化之路,要发挥矿产资源优势和工业后发优势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实现工业化、发挥旅游资源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相适应,中国的贫困治理也将由当前的主要以终结绝对贫困的阶段迈向更加长期的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贫困治理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人的温饱问题和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问题,而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后,人的食物需求、住房需求、教育需求和医疗需求已经有了基本保障,贫困治理的主要内容也将由怎么样让人活下来变为怎么样让人活得更好以及如何过上美好生活的问题。
石晓艳[10]（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宏观基础、改革探索、综合试验和经济支撑的重要作用,对繁荣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了述评,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历程、经验和成就,为新时代山东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改进作用。
二、2002年肉类产量位列全国前100名的县(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肉类产量位列全国前100名的县(市)（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 一、工类 |
| 二、矿业类 |
| 三、商业类 |
| 第二节 军事类 |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 一、农林类 |
| 二、水利类 |
| 第四节 畜牧类 |
| 第五节 仓储类 |
| 下编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 引用谱录简称 |
| 参考文献 |
| 职官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东北亚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贸易便利化的研究 |
| 1.2.2 东北亚区域经济的研究 |
| 1.2.3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3.1 研究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指数分析法 |
| 1.4.3 实证研究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东北亚地区 |
| 2.1.2 贸易便利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要素禀赋理论 |
| 2.2.2 技术差距理论 |
| 2.2.3 偏好相似理论 |
| 2.2.4 交易成本理论 |
| 2.2.5 区域经济合作理论 |
| 2.3 贸易便利化对东北亚区域经济的作用路径 |
| 2.3.1 物流质量 |
| 2.3.2 海关环境 |
| 2.3.3 规制环境 |
| 2.3.4 电子商务 |
| 2.3.5 金融服务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东北亚区域经贸发展现状及合作潜力 |
| 3.1 东北亚区域经贸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 |
| 3.1.1 东北亚区域双边经贸发展现状 |
| 3.1.2 东北亚区域经贸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2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潜力分析 |
| 3.2.1 各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
| 3.2.2 各国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 |
| 3.2.3 各国双边贸易互补性指数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东北亚区域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及测算 |
| 4.1 东北亚区域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 |
| 4.1.1 东北亚区域贸易便利化发展现状 |
| 4.1.2 东北亚区域贸易便利化的制约因素 |
| 4.2 东北亚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 |
| 4.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指标选取和数据处理 |
| 4.2.3 东北亚区域内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计算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东北亚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模型与数据来源 |
| 5.2 模型设计 |
| 5.3 基于GTAP模型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5.3.1 贸易便利化水平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5.3.2 贸易便利化水平变化对贸易规模和贸易条件的影响 |
| 5.4 基于GTAP模型的产业经济效应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促进东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2.2 促进中日韩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2.3 促进中蒙俄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东北亚五国TCI指数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5）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及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可能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基础 |
| 一、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知识图谱绘制流程 |
| 四、辅助软件 |
| 第二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给养”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时序分布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论文时序分布 |
| 二、基于学科成长规律的基本判断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空间分布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机构分析 |
| 二、我国教育管理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 |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基金项目分析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项目资助年度分布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类别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典型基金项目分析 |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学科知识生产仍处于成长阶段 |
| 二、学科发展呈现交叉性强领域广的特点 |
| 三、学科发展存在分化不均的现象 |
| 第三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轨迹”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展现 |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性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时间演化 |
| 一、1979-198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二、1990-199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三、2000-200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四、2010-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特点总结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演进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关联”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 |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整体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阶段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基础 |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文献共被引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共被引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于研究前沿的分析 |
| 二、基于研究基础的分析 |
| 第五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科学者分布状态 |
| 一、高产作者界定标准 |
| 二、高产作者产出与分布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合作网络解析 |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状况整体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 一、数据来源和分析架构 |
| 二、作者共被引网络分析 |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于学者合作状况的分析 |
| 二、基于学术群体构成的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工作及发现 |
| 一、基于“学科给养”视角的研究发现 |
| 二、基于“发展轨迹”视角的研究发现 |
| 三、基于“知识关联”视角的研究发现 |
| 四、基于“学术群体”视角的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知识网络视角下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特点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 |
| 二、学科交叉与互涉促进分支学科不断生成 |
| 三、以混合团体为基础聚合的学术共同体 |
| 第三节 学科视角下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展望 |
| 一、建构均衡化的教育管理学科体系 |
| 二、打造本土化的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 |
| 三、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 |
| 第四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术语缩写列表 |
| 附录二 数据索引 |
| 附录三 本研究涉及的部分法律与政策文件 |
| 附录四 1979-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部分着作统计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 ——以文化、教育、医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与总体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可能创新之处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服务 |
| 2.1.2 行政区层级 |
| 2.2 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献综述 |
| 2.2.1 相关理论综述 |
| 2.2.2 文献调研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体系的制度变迁 |
| 3.1 晚清时期 |
| 3.2 民国时期 |
| 3.3 新中国成立以来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省级尺度的我国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 |
| 4.1 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的省际空间格局——以公共文化为例的探析 |
| 4.1.1 公共文化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的省际空间分异 |
| 4.1.2 公共文化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的省际空间自相关性 |
| 4.2 行政中心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具有优势吗？——以公共教育、公共医疗为例的探析 |
| 4.2.1 基于国家级资源配置之省际空间格局的探析 |
| 4.2.2 基于省级资源配置之省域空间格局的探析 |
| 4.2.3 基于副省级城市中省会城市与计划单列市的对比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地级尺度的我国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 |
| 5.1 新中国以来地级区划和城市建制的层级调适 |
| 5.2 地级区划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层级空间格局 |
| 5.2.1 公共服务资源在地级区划之间的层级配置格局 |
| 5.2.2 公共服务资源在地级区划内部的层级配置格局 |
| 5.3 地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差距的空间效应 |
| 5.3.1 不同行政等级地市级之间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的空间效应 |
| 5.3.2 地级市内部设区市与县级市之间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的空间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县级尺度的我国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 |
| 6.1 地级市内部县级区划上等级公共服务资源的层级配置格局 |
| 6.1.1 基于有代管县(市)的地级市探析 |
| 6.1.2 基于县级区划数量的地级市探析 |
| 6.2 不同隐性等级县级区划之间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格局 |
| 6.2.1 省直辖(管)县市与地级市代管县市等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差异 |
| 6.2.2 公共服务资源在不同市辖区之间的空间配置格局 |
| 6.2.3 公共服务资源在自治州内不同县市的空间配置格局 |
| 6.3 县级区划内部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空间格局 |
| 6.3.1 基于是否县级行政中心的探析 |
| 6.3.2 基于是否重点镇的探析 |
| 6.3.3 基于是否强镇扩权试点镇的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影响机制的模型检验 |
| 7.1 理论假设 |
| 7.2 模型建构、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1 模型建构 |
| 7.2.2 变量选取 |
| 7.2.3 数据来源 |
| 7.3 分析过程与实证结果 |
| 7.3.1 基于行政区层级差异的检验 |
| 7.3.2 基于是否行政中心的检验 |
| 7.3.3 行政区层级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影响的空间效应——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及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及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浙江省县级政府驻地与其他乡镇街道的公共服务资源对比 |
| 附录2：浙江省重点镇与非重点镇的公共服务资源对比 |
| 附录3：行政区层级对地级及以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4：行政区层级对地级市(设区市)和县级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5：隐性行政层级对省(自治区)直辖县级市和地级市(地区)代管县级市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6：“是否省会城市”对地级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7：“是否自治州政府驻地”对自治州内县级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8：“是否县级政府驻地”对乡镇级区划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我国肉牛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2 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我国肉牛养殖业发展与投入产出变动 |
| 3.1 我国肉牛养殖业历史变迁与区域布局 |
| 3.2 我国肉牛养殖业投入产出变动与区域差异比较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肉牛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 4.1 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与测度原理 |
| 4.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4.3 我国肉牛养殖主体技术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
| 4.4 我国肉牛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 4.5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的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我国肉牛养殖生产方式评价 |
| 5.1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生产方式评价的理论分析 |
| 5.2 我国肉牛养殖业生产方式评价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肉牛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肉牛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
| 6.2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
| 6.3 被解释变量与关注解释变量的交叉统计分析 |
| 6.4 实证结果分析及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肉牛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研究 |
| 7.1 养殖主体参与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 |
| 7.2 养殖主体信贷可获性的影响因素 |
| 7.3 养殖主体组织化经营的影响因素 |
| 7.4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8）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研究资料和研究现况 |
| 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人口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人口的变化 |
| 一、明初大规模移民推动人口增长 |
| 二、明中后期人口呈下降趋势 |
| 第二节 清代的人口起伏 |
| 一、清前期人口的恢复性发展 |
| 二、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三年间人口的滞胀 |
| 三、同治兵燹后的人口骤减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 |
| 一、明代的“西番”人口 |
| 二、清代的少数民族人口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农牧业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
| 一、明代农业的西向拓展 |
| 二、清代农业一体化的完成 |
| 三、传统农作物结构的变化 |
| 四、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与水利设施的兴修 |
| 一、农业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进步 |
| 二、明代水利工程的创修 |
| 三、清代水利渠网的完善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畜牧业的发展 |
| 一、明代官营养马业的勃兴 |
| 二、清代官营养马(驼)业的延续 |
| 三、明、清民营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
| 二、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 |
| 三、少数民族手工业的延续 |
| 第二节 近代工业的萌芽 |
| 一、洋务运动背景下的近代工业 |
| 二、清末的“新政实业”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 |
| 一、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色彩 |
| 二、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发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商业进展 |
| 第一节 明代链条式的经贸模式 |
| 一、国家掌控下的茶马贸易 |
| 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朝贡贸易 |
| 第二节 清代区域贸易的繁荣发展 |
| 一、流通商品种类的多元化 |
| 二、民族贸易推动商业市场形成 |
| 三、商人群体对商贸交流的促进 |
| 四、商路的开辟与贸易圈的建立 |
| 第三节 明清两代商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从“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的转变 |
| 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对民族贸易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
| 第一节 地域社会的变化 |
| 一、行政区域的扩张与编户齐民 |
| 二、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商人及手工业阶层的壮大 |
|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变革 |
| 一、军民共处与新村寨聚落的形成 |
| 二、由俭入奢的消费观念 |
| 三、丰裕多元的衣食品类 |
| 四、日益丰富的城乡生活 |
| 第三节 族际间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熏染 |
| 一、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 |
| 二、土官的“向化”现象 |
| 第四节 文化教育与风气开通 |
| 一、明代文教的兴起 |
| 二、清代文教的继续推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治理问题研究 ——以Y县贫困治理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一、时代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贫困概念及贫困线的研究 |
| 二、贫困原因的研究 |
| 三、消除贫困的理论研究 |
| 四、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 |
| 五、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研究法 |
| 二、案例分析法 |
| 第四节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及其中国化 |
| 第一节 马克思消灭贫困的理论 |
| 一、工人贫困的原因 |
| 二、消灭贫困的路径构想 |
| 三、消灭贫困的阶段划分 |
| 第二节 1949-2012年间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 |
| 一、毛泽东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思想 |
| 二、邓小平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思想 |
| 三、江泽民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思想 |
| 四、胡锦涛贫困治理思想 |
| 第三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思想 |
| 一、消灭绝对贫困 |
| 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三章 西南喀斯特地区及其贫困的基本状况 |
| 第一节 喀斯特概念的缘起及其分布 |
| 一、喀斯特概念的缘起及内涵 |
| 二、世界及中国喀斯特分布 |
| 三、西南喀斯特分布 |
| 四、本研究中的西南喀斯特地区范围及划分依据 |
| 第二节 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状况 |
| 一、西南喀斯特地区自然资源 |
| 二、20世纪末西南喀斯特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
| 三、新时代西南喀斯特地区的贫困状况 |
| 第三节 西南喀斯特地区的贫困成因 |
| 一、常规农业生产存在地质地貌障碍 |
| 二、农民财产遭受频繁的自然灾害侵袭 |
| 三、经济发展遭遇基础设施“瓶颈” |
| 四、工业发展“输”在“起跑线” |
| 五、历史上特定阶段国家政策的地区倾斜 |
| 第四章 Y县的贫困治理实践 |
| 第一节 Y县县情 |
| 一、Y县的资源特点 |
| 二、Y县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
| 第二节 Y县贫困的特殊性 |
| 一、喀斯特地貌更加陡峭 |
| 二、农民遭受自然灾害的侵扰更加严重 |
| 三、扶贫开发难度更大 |
| 四、地理区位更加偏远和封闭 |
| 第三节 Y县的贫困治理实践及经验 |
| 一、改革开放以前Y县的反贫困实践 |
| 二、1978-2012年间Y县的贫困治理 |
| 三、新时代以来Y县的贫困治理 |
| 第五章 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治理的路径 |
| 第一节 破解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问题的制度“红利” |
|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其储备了实力 |
| 二、“共同富裕”为其提供了动力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其创造了能力 |
| 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其提供了根本保障 |
| 第二节 破解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问题的产业选择 |
| 一、发展喀斯特特色农业 |
| 二、发展生态旅游业 |
| 三、发展生态产业 |
| 第三节 破解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问题的后发优势 |
| 一、西南喀斯特地区发展工业的后发优势 |
| 二、西南喀斯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后发优势 |
| 结语 |
| 一、绿色发展是西南喀斯特地区相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出路 |
| 二、相对贫困的治理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和持续努力 |
| 三、关于终结相对贫困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 积极探索阶段 (1978.12~1984.10) |
| 1.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2. 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
| 3. 个体、私营经济开始出现 |
| (二) 加快推进阶段 (1984.10~1992.10) |
| 1. 确立一批改革试点县 |
| 2.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
| 3. 实行以城带乡, 以乡促城, 城乡一体化 |
| 4. 开展县域改革问题研究 |
| (三) 全面展开阶段 (1992.10~2002.11) |
| 1. 创造性提出并推行农业产业化 |
| 2. 民营企业风起云涌 |
| 3. 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
| 4. 积极开展县级综合改革 |
| (四) 科学发展阶段 (2002.11~2012.11) |
| 1. 不断深化县域经济体制改革 |
| 2. 高效农业及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在全国前列[10] |
| 3. 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 集聚效应凸显 |
| 4. 民营经济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具生机与活力的力量 |
| (五) 创新驱动发展阶段 (2012.11至今) |
| (六) 深化县级综合改革, 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
四、2002年肉类产量位列全国前100名的县(市)（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东北亚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D]. 姜珊珊.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5]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D].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6]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 ——以文化、教育、医疗为中心[D]. 袁锦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我国肉牛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提升路径研究[D]. 刘森挥.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8]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9]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贫困治理问题研究 ——以Y县贫困治理实践为例[D]. 王永厅.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10]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述评[J]. 石晓艳. 经济动态与评论, 2017(02)